第三节 服务业的增长：印度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生动注脚

在过去30多年里，印度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服务业年均增速超过6%，是印度经济增长的引领者。不但如此，从长期来看，印度服务业的增长，其稳定性好过农业和工业。多数分析家认为，未来数年印度服务业的增长，即使不是更快，也将保持类似的速度。

一、印度服务业增长的特点

印度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服务业包括贸易、酒店和餐饮业；交通、仓储和通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而世贸组织和印度储备银行的分类则把建筑业也纳入服务业的范围。印度服务业快速增长，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服务业增长速度快，超过整体经济增长率。过去的30多年里，印度服务业持续增长，其年均增长率，1951年至1980年为4.5%,1981年至1990年为6.6%,1991年至2000年为7.5%,2001年至2008年为9.5%,2009年至2012为8.8%（见图2-17）。

第二，印度服务业的增长基础十分广泛，除了广受瞩目的商业服务（其中就包括IT业）之外，通讯、银行及社会服务（主要是教育和医疗）等增长速度也很快。以商业服务为例，商业服务包括计算机相关服务、研发、会计服务、法律服务、机器租赁等（见表2-16）。近年来，商业服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是最有活力的部门。商业服务的增长率在2005年、2006年、2008年，均为20%左右。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和2010年有所下降，2011年为13.5%。

印度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服务以指数级增长，传奇般的经历赢得世界瞩目，许多发展中国家试图模仿。2011年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业就直接提供约280万人就业，间接提供约890万人就业。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服务，除了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经济增长之外，也为印度国内外提供了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信息技术及信息技术服务产业主要有信息技术、商业流程外包，工程服务和研发，软件产品4个部门。

近年来，全球经济放缓影响到IT商业流程管理（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BPM），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估计，其增长率从2011年至2012年的15%下降到2012年至2013年的8.4%，总值为952亿美元。出口增长率从2011年至2012年的16.5%下降到2012年至2013年的10.2%，而由于汇率原因，同期国内收入增长率则从9.7%下降到1.9%。以印度卢比计算，国内收入2011年至2012年的增长率为16.6%,2012年至2013年的增长率为14.1%。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估计，2013年至2014年，“IT-BPM”总收入增长率为13%～15%，出口增长率为12%～14%，国内收入增长13%～15%。“IT-BPM”总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97—1998年的1.2%增加到2012—2013年的8%左右（见表2-17）。

研发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各类商业服务中居第二位，近年来其年度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0%左右，2011年为20.5%。以前，在研发服务方面享有竞争优势的基本都是发达经济体。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积极参与研发和创新。低成本，接近新市场，以知识为导向的劳动力的可获得性，有利的监管环境，会计收益等因素，都促使研发投资转向新兴经济。这些新兴经济体也通过法律、监管和政策等手段激励创新。

据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ute）和《研究与开发》杂志（R&D Magazine）预计，2013年，全球研发总支出达1.5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500亿美元。印度的研发支出是452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大约为全球总支出的3%，比中国的研发支出低5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0.9%。其中，基础研究占26%，应用研究占36%，发展研究占32%，其他研究占6%。研究经费来源中，源于政府的资金占2/3。源于企业的资金一直在增加，但是依然不到1/3。政府资金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项目如核能、国防、空间技术、健康和农业。在2013年创新政策中，印度宣布研发费用（GERD）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现在的不足1%增加到2%。

根据201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印度排名第64位。印度在市场复杂性、知识和技术产出、创意产出等方面排名较好。而在制度支持、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和商业复杂性等方面得分较低。根据2012年至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金砖国家中，印度的创新能力仅好于俄罗斯。尽管印度在科学研究机构的质量方面胜过中国、巴西和俄罗斯，但是这些机构的研究并未很好地实现商业化用途。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方面，印度得分高于其他金砖国家（除了俄罗斯）。但是，相对庞大的人口规模，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比例，印度是金砖国家中最低的。这部分归因于缺乏高质量的教育机构。该报告估计，到2025年，印度工程师缺口将达到25%（见表2-18）。

从2005—2006年到2011—2012年，印度法律服务年度增长率为8.2%。法律服务业由差不多有120万名注册律师，约有950所法律学校和大约四五十万法律专业学生。每年大约有六七万名法学毕业生加入法律服务业。依据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印度的司法独立得分4.5，排名第45位，而2011—2012年排名第51位。印度法律体系解决争端的效率，得分3.8，排名第59位，而2011年至2012年排名第64位。印度法律体系的监管效率（efficiency of the legal framework in challenging regulations），得分3.9,2011年至2012年和2012年至2013年的排名分别是第51位和第52位。尽管印度的排名好于多数南亚国家，也好于一些东南亚国家，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尤其是应该加快案件的审理。伴随印度经济增长，法律法规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复杂，全印度的律师都应该拥有必要的途径和手段，以便跟上形势的变化。

伴随过去数十年来自由化改革和经济增长，印度的法律实践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伴随工业化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公司法务和法律流程外包（corporate legal sector&legal process outsourcing, LPO）迅猛增长。在印度，法律事务由《1961年代讼人法案》（Advocates Act of 1961）管理和调整。在此法案下，禁止外国法律公司在印度从事法律业务。鉴于印度已经从其他领域的开放中获益，且印度律师可以为全世界提供法律服务，印度应该逐步探索允许外国法律公司进入印度市场。

全球金融危机，不但增加了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而产生的诉讼，而且促使法律业务外包以便降低成本。印度的法律专业人才成本比英国和美国低大约50%～80%，因此成为法律业务外包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印度的地理位置也很有利，印度与英国和美国的时差，使其能提供24小时法律服务。加上熟练的英语和相似的法律体系以及先进的通信技术手段，这些都使得印度的法律外包业务迅猛增长。印度法律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包括文件审查，文件起草，申请专利和律师助理及行政管理工作。

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属于商业服务。自2005年至2006年以来，会计服务年度增长率在6%～7%,2011年至2012年度为7.1%。印度的会计服务十分优良，发展潜力巨大。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10年，印度的“其他商业出口”额为445亿美元。其中，法律、会计、管理和公共关系服务出口额为86亿美元，约占19.3%。而美国的此类服务出口为391亿美元，中国为228亿美元。到2012年年底，印度有53197家活跃的会计师事务所。印度的会计师事务所越来越综合化，除了会计、审计和税务等核心服务之外，还提供管理咨询、公司金融和咨询等服务。

尽管潜力巨大，但是印度还是需要改善其专业服务，如扩大人才库，深化专业知识，增加高质量会计专业人才的流入等。应该培养和拥有更多精通美国及其他国家税收、保险和退休金等法律的专家，鼓励在印度设立外国公司的后台办公室，以开拓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保险精算和会计业务等细分市场。国内公司与外国公司的合作，有助于其获得专业知识和市场。这需要放宽某些国内监管规定。就像法律服务一样，外国资本直接投资进入会计服务，将有助于提高印度市场的竞争，使其更好地与全球市场相联系。

2005年以来，会计服务年度增长率在6%～7%,2011年度为7.1%。印度的会计服务十分优良，发展潜力巨大。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10年，印度的“其他商业出口”额为445亿美元。其中，法律、会计、管理和公共关系服务出口额为86亿美元，约占19.3%。而美国的此类服务出口为391亿美元，中国为228亿美元。到2012年年底，印度有53197家活跃的会计师事务所。印度的会计师事务所越来越综合化，除了会计、审计和税务等核心服务之外，还提供管理咨询、公司金融和咨询等服务。

第三，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高。以要素成本价格（市场价格）计算，服务业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33.3%增加到2012年的56.5%。如果加上建筑业，则该比例将增加到64.8%。从服务业内部来看，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高到低依次为贸易、酒店和餐饮（18%），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16.6%），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14%），建筑业（8.2%）（见图2-18）。

第四，服务业是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增长，其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进步减少了跨国交易的成本，并且使一些从前不能进行贸易的服务变为可以贸易的服务。世界范围内服务贸易的增长超过商品贸易（见图2-19）。

最近20年，许多经济体的服务出口都在加速增长，而印度服务出口在最近十年里的增长是最快的（见图2-20）。2010年，服务业占印度出口比重为35%。印度在世界服务出口中的比重20世纪90年代是0.5%，到2010年增加到3.3%。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印度在世界商品出口中的比重则由1990年的0.5%，增加到2010年的1.5%，不到服务出口占比的一半（见图2-21）。

印度储备银行统计服务出口额时，把服务出口分为传统服务（如旅游、交通、保险）和其他服务。在1999年以前，现代服务出口（如软件、其他商业服务、金融服务和通信）与其他服务一并统计。1999年之后，印度储备银行对软件出口单独统计。从2004年之后，印度储备银行对不同的现代服务都有单独统计。

印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现代服务业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量中的比重，从1991年的44%增加到2000年的63%,2010年增加到74%。现代服务（软件、其他商业服务、通信和金融服务）出口在印度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从1991年的8.7%增加到2000年的20%，到2012年增加到26%。其中，信息技术/商业产品出口增长尤为迅速。软件服务出口在印度总出口中的比重从2001年的10%增加到2011年的15%（见表2-19，图2-22）。

第五，以国际视野比较，印度服务业的增长也很突出。2011年，全球生产总值为70.2万亿美元，其中服务业的比重约为67.5%。而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15位的国家同时也是服务业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15位的国家。其中包括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其中，2011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9位，服务业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10位。2001年至2011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最快的是印度（8.1个百分点），其次是西班牙。中国的服务业年复合增长率最高（11.1%），但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变化不大。而印度服务业的年复合增长率仅次于中国（9.2%），但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变化较大。而且服务业是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见表2-20）。

第六，印度服务业的增长来源不是资本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加大投入，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自1980年以来，服务业产出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6%，比1980年之前增加2.7%。服务业的就业年均增长3.8%，基本与工业持平。但单位资本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小于工业，服务业单位产出的增长主要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年均增长率为2.7%。服务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也是三次产业中提升最快的。1983—1987年期间，服务业的单位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加速增长，随后减缓，到1993年之后再度加速增长（见表2-21）。

二、印度服务业的增长是否符合多数国家的普遍经验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钱纳里（Chenery）提出，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部门的份额会大幅度下降，由此让出的份额，将由工业的显著增长和服务业的温和增长所弥补。而各部门在就业中的份额，也会有类似的变化。

随着经验数据的增多，近年来的研究强调服务业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学者孔萨穆特（Kongsamut）等分析了123个国家1970年至1989年的数据，指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农业份额的下降，更多地将由服务业而不是工业来填补。实际上，伴随经济增长和农业份额的下降，工业的份额起初会增加，然后趋于稳定或下降。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工业和服务业的份额都在增加；第二个阶段，从中高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工业份额下降而服务业份额增加（见表2-22）。

那么，印度服务业的增长与多个国家的普遍经验是否一致呢？从1950年至1990年，印度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下降了25个百分点，农业让出的份额由工业和服务业大致均等地填补了，两者的份额分别增加了12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自1990年以来，工业的份额只增加了2个百分点，而服务业的份额增加了13个百分点（见表2-23）。

印度尽管是中低收入国家（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34美元），但2008年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54%），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6%），而接近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0%）。而2000年至2008年，印度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5%，如果保持这个增长势头，印度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几年之内可能会接近60%（实际上这一数字在2013年已经达到59%）。所以，就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变化而言，印度服务业的增长与多个国家的普遍经验是一致的。

但是，印度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虽然节节攀升，但在就业中的份额，却没有出现类似的变化。到2002年，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达到51%，但服务业的就业只占整个就业的22%。而农业的这两个份额分别是22%和60%。这与国际经验不一致。在过去20年里，印度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93年至2009年，农业在就业中的比重从64.75%下降到53.2%，工业（不含建筑业）在就业中的比重从12.43%下降到11.9%。而服务业和建筑业在就业中的比重分别从19.7%和3.12%增加到25.2%和9.6%。根据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India National Sample Survey Office, NSSO）2009年的就业调查报告，在农村，每1000个就业人口中，679人就业于农业，241人就业于服务业（含建筑业），80人就业于工业部门。而在城市，每1000个就业人口中，75人就业于农业，683人就业于服务业（包括建筑业），242人就业于工业。吸纳就业最多的三个服务业部门是建筑业，贸易、酒店及餐饮业，公共行政、教育和社区服务。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按收入五分位法划分的全部收入阶层，都是收入越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越大。可见，第三产业的就业正在从吸纳低收入劳动者稳定地走向提供高收入就业机会。

印度服务业在投资和就业都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不断上升，这表明，印度服务业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人力和资本投入的增加。

另外，经验表明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会在两个阶段上升。第一次是在收入步入中等水平时，但是随着经济继续增长，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势头会减缓，直到人均收入达到18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美元），该比重趋向稳定。当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美元），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再次上升，直至最后趋向稳定。与此相对照，1990年印度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开始向国际标准收敛时，其人均收入只有13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美元）。到2012年，印度的人均收入为382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与国际经验相比，印度服务业在1950年至1990年期间，增长迟缓。这可能与尼赫鲁时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有关。进口替代战略限制了服务业投入品的进口，基础设施不足，对制造业持续的严格管制（这限制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这些都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

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向国际经验收敛。到2005年，该比重已上升到略微超过依据国际经验所预测的水平。到2013年，该比重已达到59%，显著超过国际经验。

对此的第一个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工业自由化尤其是贸易改革，使服务业可以更便宜、更容易地获得制造业的投入品。比如，通信和计算机设备更易购买。

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投入品，经济改革刺激了制造业的增长，也间接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印度学者达斯和萨哈（Das & Saha）的模型阐释了这种产业间的联系。在他们的模型中，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投入品，并假定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小于服务业，因此服务业的增长快于制造业。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出口需求，进而刺激了服务业的发展。印度学者艾肯格林和古普塔（Eichengreen and Gupta）把服务业分为传统服务业（国内消费）和现代服务业（可贸易的），他们的研究显示，可贸易的现代服务业增长最迅速。这种现象在国际上较为普遍，而在印度尤其突出。

三、法治、市场化改革促进服务业增长

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实现迅猛增长的是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而最常见的回答是服务业面临的约束比工业要少。劳动力市场管制严格，基础设施落后，这是阻碍印度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这些障碍对服务业影响较小。比如，《工业争议法案》要求，雇佣员工超过100人的公司需获得邦政府的批准才能解雇员工。《工厂法案》则规定了工业部门员工的工作条件。而服务业由《商店与建筑法案》加以规范，该法案的规定要宽松一些。服务业（除了银行业和政府运营的航空业）的产业协会要少一些。另外，软件业和商业流程对能源的需求相对有限，而且能利用卫星电话，所以能克服基础设施的不足。而交通和旅游业对基础设施较为依赖，所以增长受到限制。印度的互联网普及率不高，但这并未阻碍软件服务业的出口。

然而，笔者认为，印度服务业得以迅猛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以法治为特征的现代治理结构和最近30多年以来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

（一）以法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治理结构

现代经济的本质是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较为完善的法治，有助于参与者和监管者降低不确定性并形成稳定的预期。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而在经济各部门中，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对制度环境要求更高。如果没有较为完善的法治保证合同的执行，没有独立媒体提供真实和充分的信息，就很难建立诚信的商业环境，服务业尤其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就很难发展起来。

“法治”一词并没有出现在印度的宪法之中，但是印度普遍被视为法治国家。法治作为基本的原则渗透于整个宪法之中。尽管法治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阐释。但在印度的语境下，法治至少有四个核心的理念：权利，发展、治理和公正。这四个理念与法治的三个方面相联系。第一，用法治监督政府，这就包括法律是普遍的、清晰的、可预测的（predictable）和可预期的（prospective）。第二，法治意味着国家平等对待人民，保障他们的权利。第三，有独立的司法对立法和行政进行司法审查。

2013年，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WJP）在全球各个区域选取了97个国家和地区评价其法治指数。从印度的法治指数来看，印度拥有强大的检查和平衡体系（全球排名37，在下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第2），独立的司法，言论自由，相对开放的政府（全球排名50，下中等收入中排名第4）。行政机构表现欠佳（全球排名79）。民事法庭体系效率低下，排名落后（全球排名78）。腐败严重（全球排名83），秩序和安全问题——包括犯罪、民事冲突和政治暴力——堪忧（全球排名倒数第2）。

印度的法治远远算不上完善，但是它为服务业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架构。法治加大了违法的成本，而独立媒体则保障了信息披露的及时和真实，这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进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使之不断扩展和深化。

（二）最近30多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

以IT业而论，1950年以来推行的自足封闭型发展战略，使得印度服务业发展曾一度遭遇阻碍。高关税和外汇配额，限制了计算机硬件的出口。1984年和1986年的两次公告是软件和IT业的政策环境的转折点。1984年11月的《计算机政策公告》（“The Computer Policy Announcement”）确认软件是一个行业，适用于制造业享有的投资刺激。该公告降低了软件和个人电脑的关税，也允准使用出口软件所获得的外汇中更大的份额来购买进口投入品（imputs）。公告还允许私人公司和外资公司生产高性能计算机，在此之前，只有国有公司才能生产。1986年的《计算机软件、发展与培训政策》深化了上述改革，使软件进口进一步自由化，并允许外资全资拥有软件公司。1988年至1989年的预算允许软件出口政策下进口的投入品支付较低的关税。1988年，出口额超过1亿卢比（约710万美元）的软件公司获准以他们自行选择的任一方式清偿出口债务。1993年，这一政策扩展至小公司。1991年以来的改革，旨在降低门槛，简化规则，加强竞争，滋养了服务业。比如，外商投资印度软件业和电子业进一步放宽，资本占比51%以下的均自动获准。1992年的五年出口-进口政策允许自由进出口负面清单之外的所有产品。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就有IT公司获准进入出口加工区运营，但直到1986年才设立第一个软件技术园。在软件技术园运营的公司获准免关税进口计算机硬件，获得税收减免，享受高速卫星链路以及可靠的电力。第一个软件技术园建立在班加罗尔，接下来是普纳和布巴内斯瓦尔。1992年，政府允许在全国任何地方建立私人软件技术园。到1995年，大约有400家公司入驻软件技术园，到2009年，有8455家企业在软件技术园运营，其中7214家有出口业务。

以金融业而论，银行和金融服务放松管制，也促进了其产出和就业的增长。自1947年独立以后，银行业主要由政府所有，公有银行的增长最终使最大的银行完全国有化。到1982年私人银行和外资银行在银行资产中的占比不足10%。直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之前，印度银行业管制严格。另外，准入门槛高，利率管制，资产配置管制（经由最低现金储备要求，即要求银行持有现金和其他流动资产），法定流动性要求（要求银行持有安全、流动性好的资产，多数是政府债券）。1991年开始自由化改革。改革包括解除利率控制，降低储备金率和流动性比例，撤销准入管制，放松信贷控制，引进银行间货币市场和以拍卖为基础的回购债券协议及反回购债券协议。学者阿贝德、德瑞吉克和瑞塞尔（Abiad, Detragiache and Tressel）于2008年利用全球91个国家1973年至2005年的相关数据设计了一套指数，以评价全球金融改革状况。他们的指数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之前，印度的金融业抑制十分严重。在随后的管制措施中，迅速收敛。到90年代，印度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大幅度收窄（见图2-23）。伴随自由化改革，私人银行和外资银行可以更自由地进入银行业。私人银行在银行业资产中的比重从1991年的3.5%增加到2010年的20%，同时，集中度下降。基于各类银行所占总资产比例的赫芬达指数（Herfindhal Index），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集中度急剧下降，而第二波下降则始自21世纪初（见图2-24）。竞争加剧，加上其他的自由化措施，提高了银行业的效率，所有的银行包括公有银行的收益率进步显著。

以电信业而论，电信业也经历了类似的彻底的市场自由化。在独立后数十年，只有电信部提供电信服务，包括国内本地及长途电话和国际电话。1986年，德里和孟买的电信业务独立出来成为印度国营电话公司（Mahanagar Telephone Nigan Limited, MTNL），国际电话业务则独立成为印度国营电讯公司（Videsh Sanchar Nigam Limited, VSNL）。1992年，私人公司获准进入电信市场，先是工业区，后来扩展到全部区域。2002年，政府减少了在印度国营电讯公司的股份。竞争加剧，使电话服务更容易获得，服务质量也得以大幅度的提高，并最终使固定电话费降为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进移动电话服务，最初是在较大城市，后来逐步扩展。1997年，印度电信管理局（TRAI）成立，这是一个更强有力的监管者。它有效地促进竞争并降低话费。比如，从1999年至2010年，以名义价格计算，长途电话费下降了80%。国际长途话费也有类似的下降。市话费以秒而不是以分钟计算（这是一家新开张的运营商的创新，很快就被其他运营商采用）。电话用户特别是移动电话用户呈指数式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乎为零，增加到2010年的超过8亿，2005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率为58%（见图2-25，见图2-26）。

另外，印度服务业的税负一直很轻。1994年，开始征收服务税，最早征收的是三项服务费用（电话账单，非人寿保险的保险费，证券市场经纪人的交易佣金），税率是5%。后来，课税的服务业逐渐增加，到现在大约有120项被征税。征税清单逐渐由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列明免税的服务项目）。预计将会有更多的服务项目将纳入课税范围。近年来，尽管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接近60%，服务税收（service taxes）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而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在总税收收入中占比6%。（见图2-27）

回归分析表明，除了政策因素，整体经济增长，通信设施，获得外国技术以及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溢出效应，对于服务业的增长也很重要。

近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服务出口尤其是印度服务出口减少，显示服务出口受全球需求波动的影响，有一定的脆弱性。而印度的服务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美国和英国这两个英语国家，这使印度的服务出口不但受制于这两个国家的需求，而且受制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印度软件服务出口商还未能渗透到非英语国家，这进一步限制了市场潜力。

另外，在贸易、工业领域及服务业领域实施的自由化改革，促进了服务业增加值和出口的增长。因此，未来印度要保持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必须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印度服务业的超常发展，得益于以法治为特征的现代治理结构，也得益于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中国要促进服务业的增长，提高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当前约为47%），就必须完善法治，改善公共治理，并推进市场化改革，在行政权力制约，合同执行和信息透明等方面为服务业尤其是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支持，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