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经济增长的现实语境：资源环境危机与气候变化风险

近代以来，伴随“科学万能”的思想和“人定胜天”的激情，无节制耗费自然资源并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源自西方，逐渐风行全球。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源消耗和需求拉动为支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带来严重的环境后果。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12年的《地球生命力报告》中指出，自1966年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翻了一番，人类正在使用相当于1.5个地球的资源来维持生活。照此下去，到2030年和2050年，人类将分别需要2个和2.9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生存需求。

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困，同时也增加了对国内外自然资源的需求。中国消耗的矿物、化石燃料和其他原材料，从1970年的17亿吨增加到2008年的226亿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资源消耗国，是全球第二大资源消耗国美国的4倍。同时，中国人均物质消费量也从1970年全球平均消耗量的约三成增加到2008年全球平均消耗量的约1.5倍。

上个10年里，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几乎翻了一番，天然气消耗量增长了5倍，发电量则增长了9倍。在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能源总需求增长了60%。如果从1990年算起，总需求则增长了3倍。目前中国的能源日消耗量占全球的22%，而这还只是开始。在今后20年，预计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将再次翻番，天然气消耗量将增加不止一倍。能源消耗总量也将增长70%。

虽然中国一直在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并不足以弥补开采、加工和消耗自然资源带来的环境破坏。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2年年底，中国约六成的地下水和三成的主要河流遭到污染，大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不足1/4。

在资源和环境危机之外，还面临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增加了大气里温室气体的浓度，导致了日益紧迫的气候变化风险。各国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普遍认同一点：全球气温上升，应以高出前工业时代的气温2摄氏度为限，而要将气温保持在这一限度内，就必须大幅度降低全球碳排放量。

中国只占全球历史总排放量的11%，而印度的这一比例则更低。但是，考虑到中国和印度庞大的人口，以及正在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这两个国家将成为未来全球气温和气候的主要决定因素。实际上，若不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中国已是全球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而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6年超过美国，自那时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2013年，中国向大气中排放了100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8%，超过美国（14%）和欧盟（10%）的总和。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19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欧洲和印度的总和。而印度的碳排放总量将在4年后超过欧盟。如今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5倍，已超过欧洲。

总之，气候变化风险与资源环境危机相叠加，这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面临的现实语境，这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历程，不可能沿袭欧美国家的老路，而必须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新路。这就需要实现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从倚重增加要素投入转向倚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经济转型：从增加要素投入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增长会计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供给层面可以解构为三个部分：劳动力的增加、资本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较这三个部分的贡献可以了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除了要素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自1979年经济起飞以来，无论是同时期，还是经济增长的类似阶段，中国的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显著高于其他亚洲先进经济体。樊纲指出，1987年至2005年，在中国经济年均9.5%的增长中，5%～5.5%来自资本和劳动力投入，3.8%～4.2%的增长来自全要素生产率。中金公司在帕克（Park）的研究结果基础上，分析了世界各国从1992年到2007年的增长。其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50%左右（劳动力贡献了6%，资本贡献了43%），其占比明显超过同时期的发达经济体和亚洲新兴经济体。

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中金公司利用“HP”滤波测算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结果显示，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增长期（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90年代初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在时间段上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一致，体现了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而三个快速增长期后，随着红利释放完毕，潜在增长率也随之下降。

当前，伴随前几轮改革带来的红利逐渐释放殆尽，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呈下降趋势。经济合作可发展组织（OECD）估计，1978年至2003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度增长率为3.7%, 2003年以后下降为2.8%。纳兹鲁·伊斯拉姆（Nazrul Islam）和尔比奥·代（Erbiao Dai）的研究也显示，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减缓。亚洲生产率组织（APO）有类似的研究结论，其2010报告指出，1970年至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43.3%。其中1985年至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1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3.7%，而最近1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2.96%和33.8%。

与此相应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由“十一五”期间的超过10%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既有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追赶效应的递减。当前，要避免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滑，必须深化改革，提高效率。但是，如何进一步改革与调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将眼光投向印度，以之为借鉴。

从经济增长与转型的角度看，印度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在前现代社会的1000多年里，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和最强盛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1500年之前曾一度分别高达33%和27%,1500年前后均为25%左右，到1820年，分别为33%和16%。其后迅速下降，1870年分别为24%和12%,1913年为9%和8%，到1950年年均仅为4%。第二，20世纪50年代起，印度和中国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缺乏活力，增长缓慢。第三，从20世纪80年代起，印度和中国都开始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增加市场力量，经济增长大为加快，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明星。第四，从国际视野看，在全球资源、能源和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和碳约束，都需要探索不同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增长之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更多地倚重提高要素生产率而不是增加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五，当前，印度和中国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转型，从增加要素投入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印度的公共治理与社会结构显然不同于中国，其经济增长业绩也不如中国，但多数研究表明，印度近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显著释放了制度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显示出较好的增长潜力。斯瓦萨伯拉蒙尼亚（Sivasubramonian）、多拉克亚（Dholakia）、古哈和巴里（Guha and Bari）、维尔马尼（Virmani）、博斯沃斯·柯林斯和维曼尼（Bosworth Collins and Virmani）的研究均显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印度经济增长。阿布哈·古普塔（Abhay Gupta）估算出1960年至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在35%～70%之间（具体数值取决于人力资本的估算）。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60年代是中等，70年代是负数，而80年代之后加速，2000年以来达到3%～4.5%，这表明，印度最近30多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与斯瑞尼瓦萨和腾达卡尔（Srinivasan and Tendulkar）、罗德瑞克和萨伯拉曼尼姆（Rodrik and Subramaniam）、科里（Kohli）、帕纳格瑞亚（Panagariya）的研究结果一致。高盛（Goldman Sachs）的研究显示，1960年至1980年，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25%,80年代实施经济改革以来，这一数字增加到1.6%。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正在赶超中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在经济起飞后的三个十年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态势，而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前两个十年里只有中国的一半，但在第三个十年里突飞猛进，基本与中国持平。博斯沃思（Bosworth）和柯林斯（Collins）运用增长会计法，估算了1978年至2004年，资本、劳动力、教育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及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深化，而与东亚及中国相比，印度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显著。张勇等运用改进的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分析了储蓄、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等要素对中印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其结论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连续数年的负增长。而自1991年以来，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稳步增长，其增长速度在1995年左右超过了中国。这与前述纳兹鲁·伊斯拉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结论一致。

博斯沃思、柯林斯和维尔马尼（Virmani）依据增长会计法，计算出1960年至2004年印度经济增长的来源。印证了广泛流传的观点，即1980年之后，印度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0年以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明显加快，其年均增长率从1960年至1980年的3.4%增加到1980年至2004年的5.8%。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年至1980年期间，几乎全部的产出增长都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1980年以后的增长，则更多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得益于1980年之后实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1960年至1980年，从总产出和单位产出来看，印度的增长不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也不及中国。尽管印度单位资本增加的贡献可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相比，但源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却比较低。与此相对照的是，1980年之后，印度的增长超过除东亚之外的地区，年均增长率比工业化国家高出2%。当印度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加速提高时，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都陷入低迷。尽管印度资本积累的贡献比中国及东亚低很多，但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

三、公共制度与经济转型

公共制度的质量是一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关键基础。印度的市场化改革是有限和渐进的，但成效却很显著。同期实施经济改革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改革更为深入和广泛，但绩效却不如印度。从倚重增加要素投入到倚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印度的经济转型及长期增长与其公共制度密切相关。印度在独立之初构建的三项公共制度：即政治上的议会民主体制，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保留政策”（reservation），深刻地影响到印度的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运用制度经济学和新比较经济学方法，围绕印度的公共制度与经济转型，系统深入地研究以下问题：印度的公共制度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公共制度对印度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有何影响？市场化改革及其他制度演进释放出怎样的制度红利？是什么促进了印度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制度缺陷对于印度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又构成什么样的挑战？印度的公共制度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印度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和长期经济增长有何启示？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先简略勾勒印度千年以来的兴衰，凸显其经济改革以来的转型与快速增长，并特别分析了印度服务业的超常增长。接下来依次从要素投入与生产率的提高，人口红利等方面，详细分析印度经济的增长来源；然后从民主体制、法治、公共治理、“保留政策”与社会碎片化等方面，深入探寻印度的公共制度对其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影响，最后是结论与启示。（见图1-1）。

具体而言，本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阐述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文献综述、基本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可能的贡献与不足。第二章是《印度的千年兴衰》，介绍印度自前现代时期到21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服务业的增长）。第三章是《经济增长的来源：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提高》，分析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提高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对比了印度和中国及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情况。第四章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对比分析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趋势，以及印度收获人口红利面临的制约。第五章是《民主体制的经济绩效与社会影响》，分析了印度民主体制的建立、演变、特点及对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的促进与阻碍。第六章是《公共治理、法治与腐败》，分析印度的公共治理、法治及其对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的影响，以及印度饱受诟病的腐败及其治理。第七章是《“保留政策”与社会碎片化》，分析了种姓制度在现代印度的延续、独立以来的“保留政策”、社会碎片化及其对公共治理的挑战。第八章是《结论与启示》。

本书主要采取新比较经济学方法，对制度的演进、变化、多样性以及制度演变与经济转型及增长的互动，进行详细的描述与分析。

本书的基本观点：

面临日益严重的全球资源、能源和环境危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人口大国，必须实现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从倚重增加要素投入转为倚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需要汲取制度红利。通过制度变革与创新，为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印度在独立之初构建的三项公共制度，深刻地影响到其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民主体制及其框架下的法治，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也保证了改革虽然渐进却不会倒退，为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心理预期和制度支持；市场化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及快速增长；而“保留政策”则加深了社会的碎片化，对公共治理和长期经济增长构成巨大的挑战。

中国社会的高度同质性、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认同感以及富有效率的政府，这是印度无法比拟的中国优势，如果能在此之上不断完善法治和公共治理，推进市场化改革、珍视和维系社会同质性与民族凝聚力，避免印度式的社会碎片化，则制度红利将更有力地支撑中国经济的转型与长期增长。

本书可能的贡献：

既有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较多地关注印度经济增长中的要素积累，而对制度红利缺乏深入探讨。本书则详细研究印度在民主、法治、市场化改革和公共治理等方面的制度变迁，制度红利对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贡献，以及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

既有的相关研究，对印度公共制度的缺陷关注不多，而本书深入研究印度公共制度的缺陷，其历史、文化和社会成因，其对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形成的挑战及未来的变革趋势。

既有研究对中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中制度变革和制度红利的分析，较少以印度为参照系，而本书关注印度经验与教训对中国的启示。并指出，中国在社会同质性、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等方面拥有印度无法比拟的优势，只要善加珍视，则在制度红利对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贡献这方面，中国或能超过印度。

本书的不足：

由于作者计量经济学功底不厚，水平有限，加上印度公共制度的复杂性，难以找到恰当的变量，定量分析公共制度对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影响。所以，本书定性分析较多，而定量分析不足。期待以后有高明者，运用计量方法，对本书的结论进行验证。

本书各个章节既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因此，少数议题如法治与服务业，“保留政策”、社会碎片化等，在不同的章节均有涉及。虽然各处侧重点不同，文字表述也尽量不同，但读来难免有少许重复之感。还请读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