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复旦到北影
一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两三点钟，哈尔滨至上海的一趟火车进站。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被人流裹着，步子虚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热，三十四度左右。这年轻人穿件咔叽布的、旧的、在洗染店染过的、黑色而又变灰了的学生制服。一条崭新的、裤线笔直的“的卡”裤子，蓝色的，太长，折起一寸有余。脚穿一双半新的网球鞋。头戴一顶崭新的单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网兜，里面兜着一个新脸盆、牙具什么的。
他避开人流，有些发蒙，不知该往哪儿去。
他像东北农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书一样，更具体地说，像《艳阳天》中的“马立本”。连“马立本”那点土潇洒也没有，模样迟钝。
虽然处于“文革”时期，但讲究穿着的上海人还是比全国其他大城市的人们明显穿得雅致。他有些自惭其“土”。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满大街的女人尽数裸胳膊裸腿的情形。他感到有些害羞，竟不知目光应朝什么地方看才算个正经的年轻人。
从他面前走过的女人们，却并不注意他。偶有一两个女人看他一眼，完全是觉得他有些“憨大”。他便更自惭、更害羞。没有一个男人像他似的头上戴着顶崭新的单帽。撑帽纸板还保留在帽子里，未丢掉是为了让帽脸儿显得更陡，给自己增添点精神。
他不由得将帽子摘了下来，塞进手提兜里。可是想到自己一个多月前剃过秃头，现在头发生出还不足半寸，一定更傻里傻气，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撑帽纸板折坏了，只好扔了。单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么像样。
他有几分沮丧。他是我。如果上海的年轻人们知道我随身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他们肯定会非常羡慕甚至可能嫉妒我这个“东北土老帽”的。那年头“工农兵学员”正吃香，复旦又是国内名牌大学。我家祖坟大冒红烟紫气！
我向一个清扫工问去复旦怎样乘车。
他上下打量我一阵，反问：“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
我不无自豪地点头。
又问：“从哪儿来？”
我回答：“北大荒。”
再问：“北大荒当地人？”
答：“哈尔滨知青。”
他说：“我女儿也在北大荒，一师三团。”
我说：“我在二团。”
他询问兵团知青的近况。我很乐意地回答了他提出的种种问题。我的上海知青朋友很多，上海话早已听惯。他对我颇产生了一点好感，末了说：“复旦大学的接站车停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带你去。”……
我能进入复旦，自己完全没想到。
一九七三年初，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回到我们一师二团。我是到兵团总部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我是团宣传股报道员，兵团业余文学创作员。
回到团部刚几天，政治部主任带我到木材加工厂“蹲点”，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木材加工厂是团后勤处直属连队，在团部附近，离团机关区只五六分钟的路。木材加工厂有一个鹤岗知识青年，抬大木时摔断了腿，被送到师部医院住院。腿好后，他从医院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回鹤岗市探一次家。连队领导没批准。他私自回到了鹤岗。他的母亲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句质问的话：“我的儿子千里迢迢去到边疆，在劳动中摔断了腿，我自己也在生病，难道你们当连队领导的，竟没有批准我儿子探一次家的善心吗？”可想而知，这封信使连队领导恼怒到什么程度。他一个星期后回到连队的当天，团支部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讨论对他的处分。“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处分已在他回到连队之前就确定了——开除团籍。
我以团政治部工作组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基层连队的团组织特殊会议。会前我了解到，连队领导已找过一些团员骨干个别谈话，“指示”他们在讨论处分时起到“应起的作用”。团支部书记、一位哈尔滨姑娘，对连长和指导员的“指示”当然心领神会，毫无异议，“坚决照办”了。这种做法，本应被列为破坏团组织原则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小动作”，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对每个团员意志施加的压力，更不利于一个基层连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在那个鹤岗知青痛哭流涕地反复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之后，在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在由团支部书记宣布给予他开除团籍的组织处分之后，在那几个连长、指导员找他们个别谈过话的团员骨干同时举起手之后，在其他团员们十分犹豫的时候，我忍耐不住了，开口发言了。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在那一时刻保持沉默。而当我对什么事情不赞同的时候，我的言词往往是尖酸刻薄的。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无须赘述。总之，团支部书记兼副指导员显得非常尴尬和难堪，几乎是愤愤然地吩咐一个团员：“去把连长和指导员找来！”
连长来了。指导员也来了。两位连队领导的“坐镇”局面，使气氛格外严峻。这种严峻的气氛，将我推到了被迫“迎战”的地位。而人一旦被推到这种地位，哪怕是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有时也会变得一反常态，激昂慷慨起来的。我天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我的气质中有种易于冲动、易于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而我一旦冲动起来，岂止“激昂慷慨”而已，简直可以说“目中无人”“气冲霄汉”！尤其当我深信正义是在我一方时，我是颇有点不怕天不怕地的。
我当时又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如今也记不清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连长没坐多一会儿，就一言未发、面色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导员比连长涵养好，默默地吸了两支烟，也站起身走了。他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离开前狠狠踩灭烟蒂的动作，也够令人“触目惊心”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他当时绝不会表现得那么有涵养。团支部书记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对她说：“团组织会还没开完呢，你不能走！”她只好留下，眼泪汪汪的，几乎快哭了。
多数团员知青，对于出现了这样一种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剑拔弩张”的局面，既感到震惊，也暗暗感到钦佩。我无形中成了代表他们被压制的意见的人。他们主张继续表决。表决的结果——给那个鹤岗知青警告处分。这等于是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剖析起来，我的“仗义执言”，倒并非主要是受所谓“正义感”的驱使。还有更为主要的，当时连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的心理因素起重要作用。这种心理，就是身为一个知识青年，经常受到种种抑制性的不正当的“管束”，人格被“领导意志”随心所欲地扭曲，情绪被外界力量无端地粗暴地施加骚扰，寻找机会想得以发泄、表示反抗的心理。不过在什么机会下，以什么事件为导火索，以什么方式发泄和反抗，因人而异罢了。这件事，我在我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为“情节”移植到女主人公李晓燕身上了。
我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发泄了。我的心里感到了一种发泄后的满足，感到了一种类乎“大获全胜”的痛快，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然而，“大获全胜”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过扮演了一次“堂·吉诃德”式的惨败者的角色而已。我已说过，从木材加工厂到团部只需五六分钟。刚表决完，还没散会，我就被叫去接电话。是政治部主任从团部打来的。
“放下电话，立刻跑步到我的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在电话中用异常严厉的语调命令。
我没跑步，但走得很快。走进政治部主任办公室，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坐在办公室里，都幸灾乐祸地瞧着我，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气。
“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工作组成员了！你必须在木材加工厂团支部会议上作深刻检查！”主任对我拍桌子瞪眼睛。
“没什么可检查的！”我恼火透了。
“你太放肆了！”主任气得脸色紫红。
我顶撞道：“作为一个人，我有权放肆一次！”
主任腮帮子抽搐，说不出话。
“小梁，你何必发这么大火呢！有话好好讲嘛！”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虚伪地劝说我。
我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走出了主任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对我没有半点好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更不怎么样。我从连队调到宣传股两个多月后，我们连的文书、一位小巧玲珑的“安琪儿”般的牡丹江姑娘，也调到了团部组织股。她报到的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她肩并肩向机关食堂走。政治部主任吃罢了晚饭，迎着我们俩往回走。相距三十步远，我就发现他的五官往一块儿挤，在脸上挤出了一堆笑。尽管我不爱看他那种笑，但却认为他是在对我笑。自从我调到宣传股后，他只对我简短地说过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还从没对我笑过。主任对我笑，而且是第一次，仅仅出于礼貌，我想我也应对主任笑。我心里那么想，表情上也就相应地做出了一种笑模笑样。笑得不怎么自然，也不怎么由衷。相距二十步远，主任脸上那堆笑更加可掬了。相距十步远，我才看出，主任脸上那堆笑，并非为我，而是呈献给我身旁那位“安琪儿”般的她的。目光，是聚焦的，整整齐齐的两束，投射向一个焦点——她的脸，连点儿余光也没赏赐给我。我那笑模笑样，算是白做出了，像一个蹩脚的“二传手”，移传不到位。
我撇下她，识趣地独自走了。从那一天起，我就认定政治部主任不是个好东西。事实证明，我对人的看法还是有准头的。他终于因为道德败坏，被开除了军籍、党籍，撤销了一切干部职务，“发配”到我的老连队，成了名副其实的“二劳改”。
这个“不是好东西”的人，在当时，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被公认为“坏东西”，因此也就还完全操纵着我这个小小报道员的命运。不久，团机关开始“精简机构”。政治部所属干部、组织、宣传三个股要精简掉二十二分之一。我就是那个一。宣传股长觉得有些对不住我，安慰我：“你到机械连吧，能学点技术。以后，找个机会，我再把你抽上来。”
我没到机械连去。我那时年少气盛。一种对政治部主任、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的挑战情绪，促使我要求到木材加工厂去。这样的要求当然不会遭到拒绝。
在木材加工厂的连部里，连长坐在椅子上，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你自愿来到木材加工厂，我当然很欢迎。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嘛！可我们这儿没轻活啊！”
他分明对我落到这种地步很高兴。
我问：“什么活最累？”
他说：“抬大木。”
我说：“我抬大木。”
他说：“好啊！”
他站起来，从办公柜里取出一双帆布手套、一副垫肩，放在桌子上，悠悠然走出去了……
我永远感激当年木材加工厂抬木班的知青伙伴们，他们对我的爱护之情，胜似兄弟。他们认为我是被“贬”到木材加工厂的。他们觉得有义务爱护我。最初三个月内，我的肩膀几乎没挨过“蘑菇头”——抬大木的杠棒，只是用卡钩搬搬木头。三个月后，在我的要求下，他们才开始轮流与我搭对抬木头。我的脚步起初总是踏不上号子，大原木前扭后晃，左右摇摆，“耍龙”不止。好几个人由于和我搭对子扭伤了腰，却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我永远感激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姓名和绰号。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在北京的几个，虽然都已成了家，各自被家庭和工作所累，来往不多了，但每到春节，总是要互相看望看望的。
他们性格各异，都很豪爽，很正直。也许这一点与特殊的体力劳动分不开。八个人，哼起号子，抬千斤重木，是不可能不齐心的。一声“弟兄们，起呀……”将人和人拉近了。
四个月后，招生名额下到连里了。
我成为三名被推荐者之一，名列第二。
但那一年出了个张铁生，我没走成。政治部主任也不甘心让我去上大学。他亲自将我的名字划掉了。
第二年，木材加工厂只分到两个名额：一个大学名额，一个中专名额。大学名额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专名额是鹤岗市邮电学校。
那时我已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为期一年。对上大学不感什么兴趣了。唯希望一年后兴许会被留在出版社，做一名编辑。因为他们对我好，有这个意思。
但连队的知青伙伴们替我报了名。推荐的结果，我名列第三。伙伴们还颇为我遗憾。我从哈尔滨回木材加工厂“探家”，推荐工作刚刚结束。
被推荐到鹤岗市邮电学校的，是一名鹤岗知青，木材加工厂的卫生员。他处了个女朋友，是我们哈尔滨姑娘，菜班班长。
推荐结束的当天晚上，菜班班长约卫生员“会晤”。她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去上什么邮电学校吧！鹤岗不过是个小小煤城，回去当邮递员图什么呢？卫生员在我们这里很吃香，人人求得着，难道你舍得丢掉听诊器吗？”卫生员犹豫起来。
菜班班长进而含情脉脉地说：“反正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让你走的！你一走，我们的爱情就完结了！我怕你回到鹤岗，会爱上别的姑娘！”
卫生员信誓旦旦，言道人虽离开，心是永远不变的。菜班班长哭了，又说：“就算你不会变心，将来两地生活，多么不幸福啊！”
卫生员终于被说服，为了爱情，作出“牺牲”，放弃名额。
菜班班长却瞒着卫生员，去找后勤处长，说她的男朋友希望能由她顶替这个名额，恳求后勤处长成全他们的愿望。
木材加工厂归后勤处领导。后勤处长经常到木材加工厂走走，对菜班班长这个哈尔滨姑娘印象不错，爽快答应。
一个鹤岗市邮电学校的名额，谁顶替谁都不至于引起什么风波。何况又是女朋友顶替男朋友。更何况后勤处长亲自出面说情。招生办认为反正不算原则问题，同意了。这岂能瞒得过卫生员？
卫生员知道后，未免生气，质问女朋友，怎么可以“偷梁换柱”呢？
菜班班长说：“我是太想上学，太想离开兵团了。只要能离开兵团，到任何一个小城市去都行！为了我们的爱情，你就彻底作出牺牲吧！我决不会对你变心的！其实呢，两地生活，也有两地生活的好处。不经常在一起，思念会加深爱情的……”
卫生员对这样的话颇不受用。他真爱她，上了一次当，就不怎么肯轻信她，于是找到招生办吵闹。
招生办觉得他们无事生非，很恼火，对他们说：“拉倒吧！你们都扎根边疆吧！”
结果，他们两个上鹤岗市邮电学校的资格都被取消。感情却未破裂，似乎断了想法反而更相爱了。
连里呢，认为别白瞎一个名额啊！指导员就去招生办交涉，又将这个名额要回来了。要回来，是为了让另一个女知青走。指导员和那个女知青的关系有点非正常。
连里的知青们不同意，说应该让我走。因为我是经过推荐的，而且名列第三。名列第二的没资格了，当然该名列第三的走。
我呢，其实又不想去上什么邮电学校。分配去向是预先明告的——鹤岗市邮电部门。我一想到以后将穿着一身绿衣服，在小小的煤城鹤岗的某一邮电所里整天拿着一颗邮章不停地盖东盖西，或者骑辆自行车丁零零地驶街穿巷，觉得并不美好。
伙伴们说服我。他们讲人挪活树挪死。他们讲你想留在黑龙江出版社没那么容易。从兵团调走一个知青关卡多着呢！你身体这么不好，再回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非把你累垮了不可！他们讲团里的干部们不喜欢你，连里的干部们也不待见你，不走，留恋的又是什么呢？
那个当初因为我替他说了一句公道话才保留了团籍的鹤岗知青对我说：“我爸爸是《鹤岗日报》的副主编，你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将来我让我爸爸想办法将你调到《鹤岗日报》当记者！”
我不忍辜负他们的好心。而且对能否留在黑龙江出版社当一名编辑，毫无把握，就作出了我一生中很重大的一次决定——去当一名鹤岗市公民。我对抬大木这重体力活也确实有些怵了。那一时期我吃不下饭，浑身无力，走路双腿发软，不要说抬大木上高跳板了。有一次险些在三节跳板上被压趴下。果真如此，我的小命也早就报销在大木之下了。我自己不知道，那时我已患了急性无黄疸型肝炎。肝功能损伤严重。
我的名字报到团招生办的第二天，我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连长走来了，对我说复旦的一名老师要见见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
“负担？什么负担？”我有些疑惑。惭愧得很，直到那一天，我还不知道中国有所著名的大学是复旦大学，只知道清华、北大、哈工大、哈军工。如果我“大串联”时到过上海，肯定会知道的。但我没到过。平素也未从上海知青口中听过“复旦”二字。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怎么会知道全国的每一所名牌大学呢？
连长显然也糊里糊涂，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就去到了招待所，见到的是复旦的一位四十余岁的男老师。如果我没记错，他姓陈，政治经济系的。
他对我很热情，问我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我就回答他读过了什么什么。
他又问我最喜欢哪些著作。
我说：“《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红字》……”
“在这几本书中，最感动你的是哪本书？”
我想了想，说：“《红与黑》。”
“为什么？”
我语塞了。我看《红与黑》，是在初中一年级。记得读完这本书，我痛哭了一场。我最同情的倒不是于连，而是德·瑞那夫人。她对于连的爱，在我看来太令人伤心太不幸了。我想我要是于连，可能会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决不忍去伤害那么热烈那么痴情地爱过自己的女人。而且看过《红与黑》后，我常常设想另一种结局——于连越狱逃走，带着德·瑞那夫人双双逃到一个孤岛或大森林里去，有情人终成眷属，生下一个女儿，白头到老……我就把这些想法讲了。
他很认真地听。
最后我说：“第一次被深深地感动和第一次恋爱一样，是难忘的。”
他看我一眼，忽然想到了什么，问：“你有女朋友？”
我摇头说：“没有。”
他还问：“真的？”
我说：“为什么要骗你呢？”
他说：“好，很好。”
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为什么认为我没有女朋友“好”，而且“很好”。
但能有这么一位大学老师很认真地听一个知青谈文学，我觉得格外高兴，不再感到拘束，又谈起了别的作品。记得我还谈到了《纳赛·吉约》。这是一个短篇，小学五年级看的。篇名中肯定有两个字我记错了或颠倒了。而且是不是梅里美的作品，也搞不太清楚了。内容是：一个富家子弟与一个孤儿院长大的美丽女工相爱，但又没有娶她为妻的意思。她无法摆脱对他的爱情，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一条腿，被一个专做慈善事情的年轻的伯爵夫人所怜悯，送到医院里，天天给她读《圣经》，教导她为自己“罪恶”的爱情忏悔。富家子弟深感内疚，决心娶女工为妻。但他的监护人，也是他的小姨反对这种爱情，认为一个富家子弟爱一个女工是有失贵族体面的爱情。那小姨就是那伯爵夫人，她亦爱上了自己的侄子。结局是：那女工凄凉地死在医院里，伯爵夫人阻挡了她的情人与她的每一次见面。伯爵夫人要女工临死前向上帝忏悔。
她说：“我爱过。”
她说：“是我，我爱过。”
她就死了。
一年后，年轻的寡居的伯爵夫人与自己的侄子结成夫妻。小说的名字我虽然记错了，但是那女工临死前说的话，铭刻在我记忆中。
我还记得对这篇小说的介绍中这样写道：“作品一发表，贵族阶层大哗，对作家进行愤怒的围剿。贵妇淑女们，谩骂作家是一只可憎的忘恩负义的猴子，‘一旦攀上高枝，便向人间作态’……”
陈老师自始至终听得很认真。他又问我看过哪些中国文学作品。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都看过了什么什么。他沉思了一会儿，忽然问：“看过《牛田洋》么？”我说：“看过。语录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说。”他不再问什么。我便告辞了。抬大木的伙伴们围住我，问我复旦的老师找我什么事儿，问了些什么，我怎样回答的。我复述了一遍，他们就一个个直拍大腿，说我是个大傻蛋，不该对复旦的老师卖弄，大谈什么西方文学。尤其不该贬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样板文学”。他们认为我如果回答得高明，兴许能入复旦。
我想哪有这等好事落在我头上，我上鹤岗市邮电学校，已是板上钉钉了，报以一笑而已。第二天，那复旦的老师到师里去了。隔了三天，他从师里回到了我们团，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见面就对我说：“你的档案，我从团里带到师里了，如今已从师里寄往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讲不出话。他又说：“关于《牛田洋》的那些话，你如果真入了复旦，是不能再说的。复旦很复杂，言行要谨慎。不要希望目前情况之下能在大学学到很多，自己多看些书吧！多看书，对一个人今后总是有益处的。”
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都分在了黑龙江省。黑龙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团。其中一个名额又分在了我们二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里，偶读《兵团战士报》，发现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传股，将我几年来发表的小散文、小诗、小小说一类，统统找到，认真读了。还给黑龙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里的表现。然后亲自与团招生办交涉，将我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联系在了一起。
是机遇吗？不是机遇又是什么呢？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对我不好，不连续两年推荐我，我便没有这机遇。如果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那些老编辑们给我写封很坏的而不是很好的鉴定，便也没这机遇。如果陈老师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团战士报》，我仍没这机遇。如果不是陈老师是另外一位老师来招生呢？我更没这机遇。
我的机遇是许许多多人给予我的。我甚至认为包括木材加工厂的卫生员和菜班班长。这次机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没有机遇，便默默无闻。而一旦有了机遇，谁又能断定走在大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不会在一番什么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功呢？当时我们兵团创作员中，不少人在写作上都比我强得多。那次机遇却偏偏落在我头上。对他们真是不公正，对我真是太幸运。我是兵团创作员中最早离开北大荒去上大学的一个。让我在这篇记叙性文字中，对当年木材加工厂的我的知青伙伴们，对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在文学上给予我许多指引的老编辑们，对复旦大学的陈老师，再次表达我永远的感激吧！也让我感激机遇吧，这冥冥之中的仿佛法力无边的主宰！而且让我说，人啊，都为别人更多地创造机遇吧！如果人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业而不成功，有时实在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机遇。进而言之，是缺少为他或她创造机遇的一些人们。我们为他人创造机遇，更多的时候并不损失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仅仅因为“我不能，你便也别想”这样一种心理，断送了别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遇，那是多么该诅咒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多了。少一点，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才华。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
在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前的半个月，我每天仍抬木头，身体愈加不行，撑着，以此感谢心中要感激的一切。一天，我竟晕倒了……
二
我到复旦那天，两腿肿胀，鞋袜难脱。我以为是在火车上坐的，然而并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症状。
当天晚上，专业已报到的同学们聚在一起开“认识会”。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几个小苹果，不好意思拿出来，也不好意思光吃别人的，就吸烟。
我的东北老乡，C，女性，放在桌上的是两个哈尔滨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脸盆那么大。我只在很小时吃过几次。当时哈尔滨难以买到。大家觉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说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乡的，太客气反而显得疏远。我在一师，C来自五师，原先互不认识。我心中暗想，同学中有一个老乡兼兵团战友，真不错。
有一同学问：“听说你们哈尔滨人天天吃这种‘大列巴’？”
C回答：“当然。哈尔滨人个个都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
我觉得很有纠正一下的必要，便说：“只有百分之五，也许还更少的哈尔滨人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从小吃大饼子长大的。”
我说的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时哈尔滨人的粮食定量是——面粉二斤，大米一斤，其余全是粗粮。米面在一般家庭中，除了过年过节，都是给上班的人带的。
C当即反驳我：“你一个人是吃大饼子长大的，也代表不了哈尔滨人。我就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
我据理力争，说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个，当然代表大多数哈尔滨人。她不过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代表不了哈尔滨人。
她生气了，说：“你说谁是‘一小撮’？告诉你，我的家庭是‘革干家庭’！你侮辱革命干部！”
我说：“我不知道啊！可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欺骗这么多初识的同学们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吃的是粗粮！哈尔滨人如果都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哈尔滨人早算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这是非辩论清楚不可的。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一向特别敏感，容不得别人当我面说一句假话。
她说：“你的话里明明有对现实不满的意思！”
我火了，说：“咱俩都是工农兵学员，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就算我对现实不满，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我就有权批判你！”
我说：“你不过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共产党员，统计一下，你在共产党员中也不过是百分之五！”
其他的同学就劝解。他们越劝解，我越来气。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相信我的真话，而不要相信C的假话。但他们似乎对我与C争论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对“大列巴”感兴趣，这比他们相信了C的话还令我气愤。若在兵团，如果C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说哈尔滨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还坚持，非被吃大饼子长大的哈尔滨青年们合伙揍一顿不可！
怎么能瞪着眼睛认真严肃地说假话呢？
C拍了一下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是在分化我们党员队伍！”
我腾地立了起来，说：“滚！”将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转身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从不骂人，是到木材加工厂后学会的。学会了，就觉得在必要时来一句“滚”，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还气得不行，还想再去找C展开一场大辩论。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种过于认真而又过于激烈的劣根性。在连队，跟几任连干部大吵过；在团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大吵过；到木材加工厂，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团，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团，劳动很能干，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为这种性格，重新入团竟入不了。四年后，调到团宣传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请求恢复团籍，补了十二元多的团费。教训可谓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呢？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也有之，干吗脸红脖子粗地争谁代表百分之九十五的哈尔滨人呢？
听隔壁宿舍阵阵说笑声，我忽然意识到，我是换到了另一种环境里。复旦与北大荒太不一样了。我将与之共处的同学也与木材加工厂抬木头的伙伴们太不一样了。我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想起陈老师在我们团招待所里对我说过的那番告诫的话，倏然地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隔壁宿舍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C的说笑声尤为响亮。同学们吃着她的“大列巴”，当然不会表示怀疑她的话而相信我的话了。
可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刻一样，希望自己的话被相信。每月二斤面粉的哈尔滨人——我心里真是有些难过。
隔了两天，我到医务室去看身体复检结果。医生问过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验单，只看了一眼，就低声叫道：“乖乖，好家伙！”接着说，“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不用手扯我，用夹化验单的夹板从背后顶着我往前走。我就这么被顶上了医务室的二楼，顶进了一扇三夹板临时做成的门内。
我糊里糊涂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医生说：“肝炎隔离室。”
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带病毒者——转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请求道：“那也得让我回宿舍一次呀！”
医生说：“不行。你的一切东西都得经过严格消毒。消毒后日常用的我们会替你送来。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这里！”
共有二十几名各系各专业的新生被关闭在“肝炎隔离室”。我是其中肝指数最高的。大家的活动区仅限各房间，每房间四五人，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阳台下是篮球场。可谁也不愿出现在阳台上，那好像等于自我展览。
我苦闷起来，唯恐被退回兵团。未入复旦，不知复旦名气。入了复旦，方知复旦果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地方。有一个上海“老高三”的新生，与我对面床，每天向我讲复旦的历史。我才知道复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从此对这所大学肃然起敬。
有一天，学校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异常。那“老高三”经常偷偷溜出隔离室，带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们，是某国元首到学校参观，还说翻译就是复旦上一届分配到外交部的学生。“肝友”中一个外语系的，不知为什么就哭了。大家问他哭什么，他说：“我的名额将来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现在却被关在这儿！”大家寂然。
大学既是往人头脑里灌输学问的地方，也是在人头脑里编织梦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一”，学问贬值。“戴帽分配”——即入学前便已预知分配去向，尤使梦幻迷人。想想看，昨天还在握锄把或抡大锤，明天突然进了某某名牌大学，三年后将要被分配到什么外交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等好去处，怎地不使人天天做梦呢？
“肝友”中还有一个国际政治系的，是广西农村学员。“老高三”半真半假地对他说，他们这一届国际政治系中，有分配到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去的。他便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每天不断地冲葡萄糖水喝，以为转氨酶会早降下来，还买了一本《肝脏病知识》，手不释卷。一会儿用小镜照舌苔，一会儿看手，害怕发现“肝掌”。
我也借来那本《肝脏病知识》读，也学会了长长地伸出舌头照着小镜自己观察自己的舌苔，也学会了观察身上有没有“蜘蛛痣”，手上出没出现肝掌，也梦想，梦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做一名编辑。为这个梦想我也暗暗祈祷过，不是祈祷上帝，而是祈祷“复方”什么“草冲剂”——医生每天给我喝三次的草药汤。
一天，刚刚吃过晚饭，正躺在床上忧愁，忽听外面有人喊我。走到阳台上，朝下一望，是陈老师。见了他，就如同见了一位久别的亲人，不禁泪潸潸无语。他仰视，我俯视，我俩好像戏台上《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他见我那可怜样子，安慰道：“别想得太多，安心养病。思想负担太重，对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说：“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说：“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肝炎没那么可怕，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陈老师走后，我便回到隔离病房，重新躺在床上，感到内心的忧郁稍释。
同学小莫给我送来十几封信。除一封家信外，其余全是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的伙伴和宣传股的朋友们写来的。信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传股的姑娘们分别写来的。我们宣传股只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广播员，天津姑娘小张和鹤岗姑娘小张都是放映员。我总是叫她们“张天”“张鹤”。我们宣传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报道员、三名干事、两名男放映员，可谓是一个大家庭。股长当年也才三十六七岁，现役军人，是我们的“家长”，令我们感到很可亲的一位“家长”，在我们面前，半点也没有股长的架子，对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远之”。
我们宣传股的知青之间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们的三位妹妹一样。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似乎谁也没有谈情说爱的念头，关系都很单纯。起码我自己那时没有产生过与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个谈情说爱的念头，也从未看出其他几个小伙子对三位姑娘有过这种表示。
我上大学两年之后，我在宣传股时那种互相之间友好的关系就分崩离析了。都是爱情把这种关系搞坏了。毕竟不是亲兄妹们，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我们宣传股的三位姑娘，是三位非常可爱的姑娘，都很懂事，很温柔，很善良，也都各有其美，各有动人之处。小徐的身体最弱，我们视她为最小的妹妹。说句实在话，我们是把她宠得有点任性了。但她的任性，也不过是闹点女孩家的小脾气而已。逗她几句，就又笑了。她对我最好，比我小三岁，倒像我一位姐姐，经常善意地取笑我。不知为什么，我很认真地说的话，很认真地做的事，在她看来，似也有几分可笑。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边刷棉袄（我的棉袄脏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游泳，将棉袄用一块大石头压在河中，脱了衣服跃入河里游够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却哪里也找不见棉袄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泡在河里了。到河边去找，仍被大石压着，冻在一层薄薄的冰下面。破冰捞出，已被小鱼小虫之类钻了许许多多的蜂窝洞。拿回来晒，瞧着发愁。那时知青们普遍都很节俭，轻易不扔一双鞋一件衣服，何况是棉衣。
小徐听说了这件事儿，好一顿笑，她非要亲眼看看那棉袄成了什么样子不可。看到了，更笑得不行。笑了好几气儿，指点着我说：“你呀，你呀，你呀，你真应该带个阿姨一块儿下乡！看来今后我有义务当你阿姨了，谁叫我们在一个股呢？你真叫姑娘们觉着可怜！”
我被她的玩笑话说得脸红红的，认为自己整个儿是个“傻青”。
她又说：“棉袄都这样了，晒干了又怎么穿？还不成铠甲啦？”要拿去替我拆了重做。
我怕她费事，不肯。她竟自作主张，将湿淋淋、沉甸甸的棉袄拿了去。
几天后，她将棉袄替我做好了，送来时，要我叫她一声“阿姨”。我说：“叫姐吧！”她让步了，说：“也行啊！”我就叫了她一声“姐”。我一看棉袄，认不出是自己的了。里儿也换了，面儿也换了，棉花分明也换了，厚厚的、新新的。她给我重做了一件袄……
“张天”呢，一口娇小姐似的懒洋洋慢吞吞的天津话，人却一点也不娇气，常像小伙子们似的，戴一顶单军帽，将辫子掖在帽檐儿里。乍看，像个俊俊秀秀、腼腼腆腆的小伙子。
我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常回股里去玩玩，像回家一样。
她见了我，总是首先笑盈盈地说一句：“你来了呀？”而后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我与股里的小伙子们聊天，偶尔插嘴说一句：“你瘦多了呢！”或者问：“劳动很累吧？”“我家里寄来一听麦乳精，你拿去吧？”她好像任何脾气都没有，从未和什么人翻过脸。谁对她发脾气，她也依然笑盈盈地瞧着人家，使对方的脾气不发自消。
有一次，大礼堂放电影《杜鹃山》，我坐在放映机旁。断了几次片，机械连的几个坏小子就往她身上扔鞭炮。鞭炮接二连三在她身上爆炸，她只是一声不响地接片子。我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不愿看的，滚出去！”那几个坏小子也一齐站了起来，朝我跨过来，想揍我。
“你们别欺负人！”她停了放映机，将我掩护在身后。
我喊：“木材加工厂的哥儿们，有人想跟我动武！”
我们抬木班的伙伴们，还有其他许多木材加工厂的小伙子，呼啦啦站起来一片。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打架是出了名的，没有哪一个连队的知青敢惹。那几个机械连的坏小子见势不妙，慌慌张张地逃出去了。
事后，她对我说：“你还有那么多肯帮你打架的朋友啊？”
我骄傲地说：“那是当然！”又问，“那几个坏小子往你身上扔鞭炮，你怎么一点儿都不生气？”
她一笑，说：“跟他们生什么气呀？犯不着嘛！我不理他们，他们自己就会感到没趣儿的！”说罢，塞到我手中两块糖……
“张鹤”是矿工的女儿，白白净净的，短发齐耳，眼睛挺大，挺妩媚，略胖，是三个姑娘中看起来发育最成熟的一个，也是三个姑娘中顶厉害的一个。有一次在连队放电影，因为断片次数多了，知青们起哄。她便停了放映机，不肯再放，直至那个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向她说许多好话……
我读着她们各自寄给我的信，感到极大的快乐，回忆着我们相处时的种种趣事，借以排遣心中的忧郁。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给她们之中的某一个写一封求爱信。那时我非常强烈地渴望获得爱情。可是她们之中我最爱谁呢？觉得她们都曾非常友好地对待我，认为她们之中无论谁将来成为我的妻子，我都会很幸福。的的确确，她们是三位非常好的姑娘，以后我在生活中再也没有碰到过像她们那么好的姑娘。一个人二十多岁时认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岁回忆起来还认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在二十多岁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岁乃至更大年龄的男人眼中，姑娘是女人。这就很要命。但男人们都如此。所以大抵只有青年或年轻人，才能真正看出一个“姑娘”的美点。到了“男人”这个年龄，觉得一个姑娘很美，实在是觉得一个“女人”很美。这之间的意念上的区别，有如看话剧与看电影的区别。也许我是个坏男人，才生出这么不地道的体会。
于今我认识的姑娘中，漂亮的颇有几个。八十年代的姑娘有八十年代姑娘的特点。有的毫无思想，毫无思想而又“彻底解放”，也便谈不上有多少实在的感情。有的仿佛是女哲人，或者自以为是女哲人。女人到了哲人的地步，不复再是女人，而是怪物。即令美到如花似玉，也不过就是如花似玉的怪物。这两类，都叫我受不了。又有八十年代的流行病传染着她们——玩世不恭。真真地玩世不恭，那是一种境界。装模作样地玩世不恭，那是一种病态。是达到了某种境界还是染了某种病态，带她们到自由市场上走一遭就分辨出来了。企图少花元儿八角钱从小贩手中买一件便宜衣服时，你就可以对她们直言：“你有病。”八十年代的姑娘装模作样地玩世不恭，和封建社会的公主小姐们装模作样地弱不禁风，是一码事。话题扯开去了，还谈我们宣传股的三个姑娘吧！
她们都没有装模作样的毛病。她们也没有那么多深刻的思想，但都非常珍重感情。她们写给我的信，都流露出对我的真挚的关心。
我没给她们中的哪一个写求爱信。虽然有这念头，却提不起这精神。在“肝炎隔离病房”内写求爱信，命运未卜，我只怕自己会写得太不像样子，但从此，就觉得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位，已经便是我的恋人了似的，心中明朗了许多，几乎每天都拿出她们的信读。
到了冬天，多数“肝友”都已“获释”，只剩下了我和另外三个。形影相吊，冷冷清清好不凄凉！情绪都坏到了极点。又过了半个多月，一天下午，一辆小卡车将我们拉到了虹桥医院。
我整个第一学期没上一天课。
出院后，心情渐渐开朗，积压了许多信件，就在一个星期天集中回复。于是我又重读了三位姑娘各自写给我的几封信，竟不知如何回复才妥当了。
人啊，人啊，有时真是令自己都鄙视自己。在学校“肝炎隔离病房”，在虹桥医院，我天天都盼着三位姑娘给我来信，希望她们经常给我来信，多多益善。每收到她们的来信，便如获至宝，仿佛收到包治肝炎的灵丹妙药。从字里行间，我寻找着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反复咀嚼，细细体味，获得着某种精神上的怜恤和安抚。而一旦离开了那种特殊的令人沮丧的环境，肝指数正常了，心术则变得有些诡诈起来。
眼前摆着她们的几封来信，头脑中忽然闪过一种想法：我若回信，她们必再来信，导致书信往来不断。继而将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什么呢？——导致爱情。
毫无疑问。
曾认为被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所爱，将是莫大幸福的我，肝病初愈，便觉得未见其然了。是啊，我已经是复旦——全国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她们呢，还在北大荒。这爱的后果，又有何幸福可言呢？最不理想，我也会被分配到黑龙江出版社吧？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在哈尔滨市什么样的姑娘物色不到呢？何必操之过急呢？凡事还是现实些的好啊！人是不是都在生病的时候才更需要获得爱情呢？生病时所需要获得的爱情，病好了是否便都觉得不那么太急于获得了呢？我当时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了，好像心里生出了一个鬼，在教我一点诡诈。
我重读那几封信，便认为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分明都包含着不直白、待我回信中主动表露的一个“爱”字。
我可不能。我想。我千万别头脑发昏，今朝一主动，则将永远被动了。
信总是要回的。不回，太没人味了。
究竟怎么回呢？想啊想啊，受心中那个鬼的启发，想出了一个可谓“上策”。
于是我动笔在一张信纸上这样写——小徐、张天、张鹤：你们的来信收到了……
每一句都经过反复推敲，既要表达出感激，又要在关系上拉开远远的距离。写完之后，涂涂改改，句句换字，最后定稿一封给“知青姐妹”的致敬电一般的短信。抄了一遍，再读一遍，觉得挺满意。料想她们收到这样一封写给她们的公开信，大约是不会再来信了。来信，也可能是联名信了。联名信就没什么需设防的后果了。我觉得自己挺聪明的。
信寄出后，过了一个多月，果然未收到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回信。心中有鬼，必然有愧，终于按捺不住内疚心理，就给股里的一个朋友写了封信。末尾似乎随便地带了一句——我给三位姑娘的回信她们收到否？何以竟不复信？
三
不久，收到了朋友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里开会。她们互相传阅了我的信，谁也没有说什么，谁也没有表示什么。散会后，我的信就遗留在桌子上，没人收，一连在桌子上放了几天，后来就不知哪去了，大概当废纸被烧了。还告诉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爱情都很美满。她们是真心实意地都关心着我，像过去我曾是宣传股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一样关心着我。她们还向股长建议，动员我寒假或暑假回团里探一次“家”，往返路费由她们“报销”……
我怔呆了许久许久。
又读她们的来信，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仿佛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她们站在我面前婉婉地对我说的，都是我从前与她们相处时听惯了的话语。如果离开她们上大学的并非我，而是我们宣传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个人，她们依然会写这样的信，信中依然会写那些话语。她们如此珍视友情，如同养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为她们的天性本如此，她们的品德本如此，她们为人的原则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怀鬼胎的是我自己，亵渎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没那样做之前，我不知自己的灵魂内还蛰伏着一个鬼。在我那样做时，那鬼就变成了我自己。因而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么丑恶。在这件事已无可挽回之后，我自己开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也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并无鬼胎的情况下做了的。也自责过，但从没有鄙视过自己，从没有憎恨过自己。而这件事则不同，它的本质证明着为人的诡诈、狡猾和虚伪，动用了心术，而且是对三位真挚地关心着我的姑娘。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谁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梁晓声，梁晓声，你这个狗崽子，你真不是东西，你真没人味啊！……”
我只有在心中暗暗诅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没说一句话……新学期第三天，全系在一起开大会。什么内容我已记不起，只记得许多平常见不到的老教授们全到会了。
首先照例是系工宣队队长、总支书记讲话。他讲了些什么，我也不能全记起了，只记得这样一句话：“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工农兵学员不要只带着红口袋来到大学装知识，还要积极参与复旦的斗、批、改，彻底占领上层建筑……”这番话是针对新生说的，也分明是针对那些老教授们说的。他们当时那种普遍的无动于衷的默然表情告诉了我这一点。接着是评论、创作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代表发言。
我是创作专业新生的发言代表。我成为发言代表，是“毛遂自荐”的结果。同学们互相推诿，有的是真推诿，有的是假推诿。C其实很想受命当之，大家也都认为应该。因为她是支部副书记，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态，希望造成一种大家逼迫她成为发言代表的局面。我看不顺眼，就说：“她如果真不愿意，我可以代表大家发言。”我主动请缨，谁也不好说不同意。于是发言代表就是我了。C老大不悦，一张宽脸拉长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与C过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淀着一种强烈的、长期被压抑的、爱出风头的愿望。活了二十五岁了，社会还没为我提供过一次像样的机会，让我像样地满足地出一次风头。按说“文革”总该算一次机会，出身干净，红五类。大风头出不了，小风头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个什么红卫兵组织，并非干不成。我们中学里，最初起码有三十几个红卫兵组织。最小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七八人。我又觉得那种风头太丢脸面。黑龙江省“炮轰派”的一个头头，哈军工的学生，与“捍联总”的头头们从北京谈判后回到哈尔滨，站在飞机舷梯上，答各派战报记者问，那潇洒风度，那演讲才能，令我羡慕极了。当时我十九岁，那个头头二十四五岁，正是我到复旦的年龄。十九岁的我到机场看热闹，目睹仿佛电影里的情形，那时便暗暗想，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死也甘心了！
全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代表大会召开，我也去看热闹。一位中学女红卫兵领袖，站在台上，面对数千人，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安娜一样，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数千人顿时鸦雀无声，而后以铿锵的语调大声演讲：“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们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踏平巴黎！占领伦敦……”于是台下掀起一阵阵口号的狂涛：“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为那中学女红卫兵领袖摆弄扩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啊！
下乡后，渐渐地对一切轰轰烈烈都厌倦了，但是更爱出风头。开个什么庆祝会，总要胡写几行歪诗当众朗诵朗诵。若有人奉承：“诗写得不错呀！”便足可得意几天。后来也终于觉得不过瘾，也厌倦，期待着我人生路上有更辉煌的机会到来，出更辉煌的风头。
二十五岁，这真是年轻人最最渴望出风头的年龄！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未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开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将代表创作专业新生发言，看成是在全系师生面前的一次公开“亮相”。在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中，在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面前进行一次精彩的发言，我以为这风头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够辉煌的机会。
预先写好了发言稿，但对同学和老师说尚未写好。发言稿揣在兜里，走出学校，在校园后围墙下来回徜徉，将发言稿背了下来。我要达到在发言时出口成章的效果。我要在发言后引起掌声和窃窃私议。我要在散会时听到学生、教授和讲师们互相询问：“他叫什么名字？”“哪个专业的？几年级？”还要听到这样的称赞：“发言太有水平了！”“简直出口成章！”“从容不迫！”“有演说家气质！”还要引起男学生们的嫉妒。还要从此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吸引女学生们的目光。还要从此为自己在专业、在系里奠定一种优上的地位……在学校“肝炎隔离室”和传染病医院里孤孤寂寂地度过了整整一学期，想出一次风头的愿望几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开会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铁灰色的咔叽中山装，出院后买的。上海那时流行衬领，便新买了一条洁白的衬领，使铁灰色内露出一圈洁白。单帽早已不戴。头发早已长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个斯文了点的“马立本”，觉得自己还颇有发言代表的风度，挺自信的。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长的讲话，扰乱了我背熟的发言。我觉得他说得太荒唐。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我来。他的话刚结束，我便站了起来。我说：“我不同意您的话！复旦大学谁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给我们看！当然不会是我们工农兵学员吧？那么难道是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们不成？我看他们没那么可怕！在上、管、改中，工农兵学员不是与革命的教师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吗？虎豹豺狼一词，不是明明在分裂我们吗？……”
工人若在工厂里做工，我是很尊敬他们的。若在大学里颐指气使，那再令人讨厌不过了。我是有意当众表示出我对这位工宣队队长的蔑视。下乡前，军宣队也当众顶撞过，顶撞也就顶撞了。在兵团，一般连队的知青，几年后已普遍形成了对权力的蔑视。有一次，一位兵团总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厂视察，进入我们男知青宿舍，大家躺着的照样躺着，歪着的照样歪着，光着脊梁洗脸的照样水花四溅地大洗特洗，没一个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说“同志们好”，也没人应声。
我初入复旦，不知深浅，不知工宣队在复旦的一统天下的权力，更不知“藏龙卧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这句话是张春桥说的。
所以我的话，使全体师生鸦雀无声。许多老师和许多学生是都知道张春桥说过那句话的。如果我也知道，绝不会当众反驳工宣队长的。我以为反驳他一下，不过就像在兵团时反驳团长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其实大不一样。
我的话所造成的静场效果，使我爱出风头的心理受到了怂恿和鼓励。于是我借题发挥，侃侃而谈。好像还说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从书架上走下来，与老教授们坐在一起，同样引起我的敬意一类的话。总之，接下来我说的尽是一些花哨浮丽、卖弄唇舌的话，大大地哗众取宠了一番。工宣队队长脸色阴沉严峻。
“住口！”有人打断我的话，是评论专业三年级一名上海男同学，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刚坐下，第二个立刻站起，一场批判会自发开始。我是那么不堪一击，没有机会站起来反驳，有机会站起来也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扫而光，坐在那里无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学。这应该被解释为复旦的一种政治现象。同全国所有文理科大学一样，中文系也是复旦的“神经”，是工宣队控制最严的系。如果说其他理科各系的学生还可以也能够将政治视为“副科”，中文系的学生则不得不将政治当成本科。在那个历史时期，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复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戏与中国大舞台上的政治戏，是按照同一脚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队，导演也是他们。在一切运动中，中文系带动哲学系、新闻系、历史系，然后带动起全校。
徐景贤曾对复旦工宣队指示：“北有北大，南有复旦。这是我们的两座桥头堡。复旦应该成为斯莫尔尼那样的大学。”斯莫尔尼，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苏维埃夺取政权培训武装力量的革命大学。“四人帮”希望将复旦的学生培训成既能为他们夺取政权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卫冬宫一样有朝一日保卫他们的“中国士官学生”。
工宣队在中文系培训的骨干，以上海学生为主。指出这一点，也许会伤某些上海“工农兵学员”的自尊心，但这是事实。有许多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张春桥曾对复旦作过指示：“要多输送上海学生进京。”
但另一个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上海学生都愿意成为“骨干”。像C那样的外地学生而积极靠拢工宣队的，有之，不多。每一个怀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图在告别复旦时，得到复旦慷慨的政治馈赠。失掉了些什么，他们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对钱的观念很实在一样，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对政治的观念也是很实在的。这也就是“四人帮”粉碎以后，许多应该“说清楚”的人，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谈灵魂，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清楚的缘故。
我的风头出得很划不来，但因此出了点名。许多学生从此都知道中文系有个梁晓声。在女学生们眼中，我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而已。但我并不认为这不公正。很公正。与其说那是对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观点的“围剿”，不如说是对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的公开声讨。
在五角场买香烟，碰到了专业的一位老师。
他问：“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病了？”
我说：“没病。”
他说：“你刚出院不久，肝病容易复发，要注意身体啊！”
我说：“谢谢。”
他说：“感到压力了？”
我说：“有点。”
他说：“工宣队是很恼火，还要继续动员学生对你进行推判。我替你多次辩解过了。你是新生，刚入校，对复旦的情况缺乏了解，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也情有可原。”我默不作声。
他又说：“其实我和你的观点一样，工农兵学员应该同革命教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大学又不是动物园，哪有什么虎豹豺狼？耸人听闻嘛！即令有，也不是我们。你的观点并不错，只是太哗众取宠了。如果不是这样，肯定会有不少同学支持你的观点。哗众取宠，你就使自己正确的观点也变成孤立的观点了。在个性、气质、风度和其他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质朴无华。你要记住这一点。今后要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复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
老师的话使我非常受感动。
因为那次发言，以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刚刚传到复旦，我第一个闯入校党委抗议不许我们走出校园游行庆祝，我的毕业鉴定上多了对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条——“与‘四人帮’进行过斗争”。
十六名同学中，只有我的鉴定中有这样一条评语。被粉碎了的“四人帮”是死老虎。
踢死老虎一脚也算勇气么？
细想想，真惭愧！政治对人的嘉奖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从此对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是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做人的原则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复旦见识到了不少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见识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总支副书记中，有一个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余岁，不知是留校生还是工宣队，样子很猥琐。我从未见其笑过，他永远那么猥琐地严肃着，仿佛权力又极大，与系工宣队队长平起平坐，背景莫测。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一篇所谓杂文《赞“山羊角”精神》，据说很得张春桥好评。自那以后，似乎更身价百倍，使人觉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时刻想猝然顶你一头。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在系里拍着桌子训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而且他还没有脖子。在校园里看见他，矮矮地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移动过来，猥琐而严肃地瞪着你，够令人不舒服的。我经常是退避三舍，绕条路走。无路可绕，便低下头去。倒不是怕他到这般地步，是看见他也会破坏你一时的好心境。按说他应到某电影制片厂去做特型演员，却狂傲之极地在堂堂复旦大学内招摇过往。“四人帮”纳“贤”到了宠丑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国替复旦深感羞耻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队员，某天中午还在复旦食堂用钢精勺敲着铁饭碗，一边哼唱样板戏一边排队买饭，第二天便在《人民日报》上扬名显姓，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他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将报纸拿给他看，指着他的名字问：“是你吧？”他回答：“我哪有当中央候补委员的造化！”后来证明果真是他，喜滋滋乐悠悠地又对人说：“洪文对我真够意思！”原来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时的小兄弟。王氏还真够讲交情的。鸡犬升天寻常事。难怪那年头许多人都认为政治是个一本万利的赌盘，抹下脸皮往上抛赌注。
“四人帮”粉碎以后，有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一个不寻常人——上海曾红极一时的一位小说作者。他到我们专业去座谈过，故而认得。我问他日子好过否。他倒对我说了几句实话：“日子不好过哇。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我们是要通过文学走向政治。我们崇拜的是张姚道路。唉，前途如烟了呀！……”
心灰意懒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系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册子，“文革”前出的，便拿着向他请教某一文艺理论问题。
不料他连连摆手，有些惊惶地说：“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
我说：“别人告诉我就是您写的呀！”
他更加惊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说罢匆匆而去。
同学小莫恰巧看见了这情形，对我说：“你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他找麻烦！”
我说：“我又怎么了呀？不过就是向他请教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嘛！”
小莫说：“文艺理论在中国只有一个——‘三突出’创作原则，请教我吧！”
我问：“他不愿回答也罢了，干吗那么惊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着他走远的背影，说：“因为他是个‘坏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诉我：据说他原是徐氏的同学。徐氏还没在政治上成气候时，两人碰在一起开过一次什么会。徐氏爱听鬼故事。他也善讲鬼故事。讲罢回自己房间睡觉，半夜徐氏敲门，只穿着裤衩跨进他的房间，言道怕鬼，不敢独眠。房间里正好空一张床，徐氏便天天与他睡在同一房间。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纠缠他讲鬼。后来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反对徐的一派组织就派人到复旦来找这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讲师，想从他口中获得“炮轰”材料。讲师本是书呆子，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被纠缠烦了，无法摆脱，便拍拍衣兜说：“材料都在这里。时候不到。时候一到，材料抛出，十个徐景贤也打倒了。”说的实在是气话。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稳了，就下令将他抓了起来，隔离审查半年有余，逼他老实交代，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审来讯去，他也只能交代出一条——徐景贤怕鬼。终于定不成什么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对他耿耿于怀。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总归是有点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产生疑问：真唯物主义者还是假唯物主义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谕”：“这个人是个坏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带学生。”
于是未盖棺而定论，这讲师便成了复旦园内罪名抽象的“坏人”。以后我每次再见到他，心中尤为充满同情。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释冤的。述说一次自己成为“坏人”的经过，便等于又散布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的言论，岂非坏上加坏、罪上加罪么？别人也是无法替他释冤的，就只有那样令人莫测地和一个“坏”字连着了。在我看来，他那半秃的头顶，那列宁式的智慧型的前额，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完完全全是个只会做学问的人。可能做学问做得还有点“迂”。呜呼！悲夫！至今想来，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么？
讲师成了坏人，学生原来是“试验品”。
同学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县人，农村姑娘。矮，胖，圆脸。像目前电视中正在播放的儿童动画片中的“小咪”。挺厉害，谁说她一句不的话也不行。开玩笑她会当真，动不动就这样抢白你：“咋啦，瞧不起阿拉贫下中农女儿哇？”心眼却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学中，三年没说一句违心话，没做一件违心事的，我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批邓”时，每个同学都至少贴过一张表态性质的大字报。唯独她例外，不写，很干脆地说：“阿拉写不来嘛！”若是别的同学，起码属于路线斗争的立场问题。对她，没人敢这么上纲上线。谁也奈何不得她。
她确是“写不来”。
老师将我和她编在一组，交给我帮助她提高“写作水平”的任务。
我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是学期个人总结，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一“逗”到底，最后一个实心大句号。而那字，像稻田里插的秧苗，一律倾斜地“长”在格子里，仿佛字字是从下往上挑着写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语法就更谈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标一下标点，力不从心。一“逗”到底，还看得明白。若重新断句，则没有一句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答曰：“初一。”
又问：“为什么初中都没念完？”
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被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五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她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义务的，不乏耐心。毕业时，除了逗号和句号，她还会运用冒号、引号、感叹号了，字写得依然如故，不见进步。残字在她的文化废墟上，依然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王国”。
有年端午节她从川沙返校，给我带回十几个肉粽子。我说：“别都给我，也分给其他同学呀。”她说：“哼，给他们个屁！”她觉得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她这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其实更多的同学并非瞧不起她，是可怜她。她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的，三年来与同学们“划清界限”。
作集体毕业鉴定时，十六个同学中，对十五个同学她一言不发。只对我一个人发了言，提了三条优点。过后，她单独找到我，说：“我算报答你了吧？”一句话，竟感动得我几乎落泪。
三年，三条优点，还有那些肉粽子……她是个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强。
三年来我对她的一些所谓帮助，实在不值一报。对于提高她的“写作水平”，也并不起什么作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诉她，她为什么会被招入复旦，却终于没有告诉她。我想她知道了，准会大哭一场。何必要让她三年后怀着一颗深深受伤害的心灵离开复旦呢？
她离校时，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同学去送她。因为她不向同学们告别。
我一直将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她对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忽然她哭了，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复旦是怎么回事了，把我当成‘试验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学，让他们扫兴……”“他们”——当然不是指的老师们。老师们对她都很关心，她对此也不无感激。张春桥的任何一条“指示”都是复旦的法令。老师们没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来不过是以一种消极的心理，嘲弄政治对她的命运的摆布。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她还不是“工农兵学员”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个。最值得同情的是评论专业的一个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入校后有压力，也想孩子，对文学评论不感兴趣，如同盲人对看电影不感兴趣，数次要求退学，工宣队不同意，党委不批。她是农奴的女儿，认为退了她，是“阶级感情”问题。
有天我端着脸盆到水房洗衣服，见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楼走廊的一个窗口出神。一件衣服还未洗完，就听“刷啦”一响，是什么从楼上掉下去砸到树的声音。我觉着那声音不祥，满手肥皂沫冲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见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楼底下卧着她的躯体。
她摔死了……
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用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给了工宣队一个不良的最初印象后，对我来说，换取到那些东西，得“摇身一变”，往自己脸上多涂几道反差油彩。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我唯愿自己能无风无波地在复旦度过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点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为一个人的愿望和原则时，还需获得客观的恩典。客观不发“允许证”，主观就像一个被无赖纠缠的姑娘……
四
一天，吃午饭时，中文系留学生窗口贴了一张大白纸，上面工工整整的毛笔字写的是：我们不要留学生特殊化，我们要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署名——申·沃克。
也许是这个名字在留学生中具有某种潜在的号召力，也许是他提出的要求符合留学生们的普遍愿望，留学生窗口一个留学生也没有，他们皆分散地和我们中国学生排在一起了。
我平素对留学生都没太注意过，更没接触过，问同学小莫：“哪一个是申·沃克？”小莫朝前撅撅下巴：“喏，瑞典王子。”
站在三四个人前边的一名留学生转过身来，对我们点头微笑，态度友好。他身材很高，一米八以上，却并不魁梧。因为身材高，还显得有些瘦，但举止矜持，风度优雅。我们也友好地对他点头微笑，仅仅是出于礼貌。中文系新闻系的同学合住四号楼。一幢楼一分为二，一半三楼划给了留学生。走廊被门隔开。门上挂着一把拳大的锁，镶的是乌玻璃。某个中国学生若与留生们接触过多，准会被“留学生办”找去谈话。接触过多是与无来无往相对而言。谈话的实质却意味着提醒、批评、警告。我当时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时时处于某些同学的监视之下，稍有不慎，便有“小报告”打将上去。所以我避免与留学生们发生接触，讨厌给自己找来什么麻烦。
逢年过节，什么纪念日，欢迎新同学或欢送毕业生，系里照例是要举行联欢会的，留学生们照例是要被组织起来参加的，他们有时也准备个小节目，一般照例是唱诗词歌。《沁园春·雪》《咏梅》《蝶恋花》是留学生们很喜欢唱的。只有在这些联欢会上，中外学生之间才显示出一点交往气氛来。也只限于气氛而已，并不能深入到感情层去。像我和小莫回报沃克的微笑，谈不上友好，只能算礼貌。《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词公开发表并被谱曲后，我却没听到任何一位留学生唱过。我们中国学生是很快就会唱了的。广播室天天以最高音量反复播放。“不须放屁”之词，早、午、晚响彻校园，听也听会了，何况每人还发了油印的铅印的歌篇，学生会还集体教唱了好几次。也巧，那天食堂还就是做了“土豆烧牛肉”。许多中国学生和留学生都买了。不知是哪位大师傅烧的，土豆成了羹，牛肉却不烂。食堂里一片抱怨之声。食堂外响而亮之地播放着《鸟儿问答》。
我和小莫买好饭后，端着碗四处寻找座位。沃克刚刚在一条长凳上坐定。他看到我俩，又朝我俩点头微笑。所有的桌子凳子全被占据了，我俩找不到个可以坐下的地方。沃克欠身往他坐的那条长凳的一端挪了挪，只坐了个角，招之以手，示意我们和他坐在一起。
不过去坐下连礼貌也失掉了。我和小莫对视一眼，走了过去，与他“三位一体”。条凳只有二尺长，三个人坐上，两边两个人的屁股就缺少支点。这么坐着吃饭并不比站着吃饭强多少。我和小莫实实在在是出于礼貌。
其实饭厅里有五张桌子没人就座，都是“留学生专桌”。留学生们响应了沃克，谁也不去坐“专桌”，端着碗往中国学生的饭桌上挤。没座位的中国学生们端碗站着吃，或端回宿舍去吃，也不愿坐到“留学生专桌”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特殊化”，在留学生们提出来，是增进友好的愿望。由中国学生去坐，就未免有“不自觉”之嫌了。
沃克见他提出的要求得到留学生们的响应，心中分明暗暗高兴，一脸得意之色。
他将一块嚼不烂的牛肉吐在桌子上，侧脸瞅着我和小莫说：“朋友才坐在一条板凳上。你们俩是我的支持者吗？”他中国话说得相当流利，吐字很清楚，而且是标准的普通话语音。
小莫没吭声。
我自然也不愿有所表示，满怀信心地嚼着一块牛肉。沃克又说：“你们中国学生也应该支持我。”
小莫低声问：“你要我们用什么样的行动支持你？”沃克又朝桌上吐出一块嚼不烂的牛肉，盯着它恨恨地说：“简直像从轮胎上切下来的！”随后索性放下筷子不吃了，两肘支在桌上，双手托下巴颏，微笑着说：“从今天晚饭起，我希望你们带头坐到‘留学生专桌’去，那么这个饭厅里就再也不存在什么‘留学生专桌’了，嗯？”那一时刻，他脸上有种孩子般天真的神气。他的微笑也显得那么幼稚。他使我怀疑，他对他的做法并不是很认真的，甚至可能掺杂着无恶意的玩笑的成分。校方是绝不会喜欢一位留学生开这种玩笑的。我想。
“这就是你要达到的目的？”小莫又低声问。
我暗中踩了小莫的脚一下，希望他别愚蠢地提什么问题，快吃饭，吃完快跟我一道走。因为我发现已经有人在注意我们。
沃克的目光在整个饭厅巡视了一遍，望着所有仍在饭厅里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们，用缓慢的语调说：“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了解。”他收回目光，又目不转睛地瞧着我和小莫，情绪变得有些激烈地说：“我们留学生从各国来到中国，绝不仅仅是为了学到中国文化！我们还非常想要接近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对于我们，这是同了解和学到中国文化一样重要的！哪怕让我们真实地了解一个中国人也行啊！可是你们中国学生见了我们留学生，无非就是点头、微笑、‘您好’、‘请’，仿佛你们都是机器人，就会说这么几个简单的词汇！难道我们是到一个机器人国家来留学的吗？有时我真想把你们的思想从你们头脑中挖出来！难道你们中国人的头脑里当真什么都没有吗？”
他的语调很高。这时的他，脸上那种纯稚的微笑不见了，那种孩子般天真的神气也没有了。他那样子好像要立刻同谁展开一场大辩论。
饭厅里一时变得寂静无声。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们都停止了吃饭，从各个角度愕然地朝我们这边望。
我和小莫一时怔住了。我当时绝没有想到，这位瑞典留学生，竟会当着我和小莫——两个中国学生的面，坦率地说出那么一大番不够友好的话。我以为他想了解中国人的愿望是表达得过于强烈了！而经验，别人的经验，更准确说是别人的教训警告我，与这么一位不安分的留学生接触，对自己是很危险的。
我当机立断地站了起来。小莫却仍愚不可及地怔怔坐着。外面，大喇叭还在播放《鸟儿问答》，不知已是第几遍了。沃克也突然站了起来，环视着所有的人，大声说：“安静，请聆听最高指示……”
他的话声刚落，紧接着大喇叭里传出一句歌声：“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再接着是，“不须放屁！不须放屁！……”
留学生们哄笑起来。中国学生们，则一个比一个神态严肃。不难看出，有人的严肃是佯装出来的。
一位老师傅在机械地抹桌子，仿佛身旁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毫不相干。
沃克离开桌子，走到那位老师傅跟前，极其认真地说：“老师傅，如果先烧牛肉，牛肉烧得半熟，再放土豆，今天就没有这么多人抱怨您了。”
那老师傅木讷地瞧了他一会儿，竟驴唇不对马嘴地张口来了一段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沃克无可奈何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趁此时机，扯起小莫，赶快离开了饭厅。
“这个申·沃克！……”我边走边嘟哝。
“复旦园有了这么一位留学生，够工宣队操心的喽！”小莫幸灾乐祸地说。
我说：“有什么操心的？工宣队实在看着他不顺眼的时候，也许会将他开除！你以为工宣队做不出来？”
小莫说：“只怕没那么便当！沃克在留学生中很有威信，开除了他，也许会引起留学生们的普遍抗议，造成国际影响呢！”
我问：“他真是瑞典王子？”
小莫回答：“留学生们送给他的绰号罢了。”
“他像吗？”
“我哪儿知道像不像！真正的瑞典王子，我也不曾见过。”
“真正的瑞典王子要比我温文尔雅得多！”没想到沃克又跟了上来，和我们并肩走，边走边说，“用你们中国话形容，儒者风度。”
我和小莫不禁都有几分尴尬，猜想我们议论他的话一定全被他听到了。
“你们对我的议论很有意思。”
果然如此！
我和小莫更加发窘。
他却粲然一笑，避而不提了，问：“你们一定读过新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同那种用阶级斗争观点阐述的文学史观吗？”
此著是很有威望的复旦F教授对其原著的“崭新”的“修正”。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红线贯穿了中国的文学史，完全符合“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老人家亲笔写给F教授的信，复印件敬存在复旦校中展览馆，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几乎都“瞻仰”过。此著在复旦园内被称为“新文学史”，规定中文系学生人必购之，购必读之。“四人帮”对它也极为欣赏，在史学界大大鼓噪了一番，制造了一阵别有用心的热闹。
沃克提出了一个我和小莫不愿回答的问题。关于“新文学史”，即使在我们中国学生之间谈起，若非彼此绝对信任，也是讳莫如深，谨而慎之的。但如果我们根本不回答，又未免显得我们心有所忌到了胆小如鼠的地步。这又会使我们感到，在一位留学生面前，人格贬低，自尊难保。而且，说到底，他向我们提出的毕竟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起码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纯学术问题。
于是我用外交辞令回答：“那是一部很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我因头脑中能想出这样一句圆滑的话作为回答，对自己感到很满意，同时极欲尽快摆脱掉这位“瑞典王子”的“纠缠”。是的，我已经觉得他是在“纠缠”我们了。小莫却自作聪明地反问：“您呢？您是否能够接受那种文学史观？”
“我当然反对了！如果我们留学生在中国都接受了这样一种文学史观，那就太可悲了！那我们就白到中国来留学了，那我们回国后的个人前途就毫无希望了！一个尊重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国家，是不会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篡改自己的文学史的，这难道不是极其愚蠢的事情吗？……”沃克激动起来，站在我们面前，看样子要对我们发表“激烈反对派”的演说。
当时我心中真是对他充满了羡慕。因为他有坦率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力，而我没有，小莫也没有，复旦园内哪一位教师、哪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有。他说了，最严重的后果，也无非是可能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他说的那番话如果出自我们口中，轻则受批判，被记过；重则可能被开除，甚至打成“反革命”。世界那么大，中国不欢迎他，他还可以到许多国家去。中国若对我和小莫过不去，我们就彻底完了。
有几个新闻系的女同学从我们身旁走过，频频回头。显然，她们听到了沃克的话。
高音喇叭里，《鸟儿问答》诗词歌仍在播放。广播员仿佛不但要使这歌声响彻复旦园，而且要传遍神州大地。我和小莫对此已司空“听”惯，并未作出什么表情反应。
麦克却皱起了眉头，长长的手臂在空中一挥，大声说：“真讨厌！”
我和小莫这一惊非同小可！
可是我们无法摆脱他。我们加快脚步朝前走，他却倒退着走，继续面对面地和我们说：“这不能算诗！也不能算歌曲！你们中国古代的美学家不是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吗？可这两首诗词难道能算好诗词吗？‘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莺歌燕舞，潺潺流水，难道这样的词句还不够平庸吗？你们却说这是中国现实的伟大浪漫主义的写照！这真实吗？这使我联想到了你们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大张旗鼓地对安东尼奥尼进行的批判，就因为他用摄影机向全世界展现了你们国家许多贫穷和落后的情形吗？可那毕竟有较真实的一面啊！你们两报一刊今年的元旦社论中不是也承认自己的国家‘目前还很落后，还很贫穷’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就容忍不了一个外国人拍的一部影片呢？……”
我和小莫装聋充哑，只有低头走路而已。
沃克继续倒退着走在我们前边。
“不须放屁……不须放屁……不须放屁……”
男高音、女高音、男女齐唱、男女合唱，极有层次地反复唱着这四个字。仿佛谱曲者认定了这四个字代表诗词的最高美学境界，体现了歌曲思想内涵的最高潮似的，却半点也不能使人感受到音乐的美好。不要说留学生们不喜欢，连我们中国学生学唱到这句时，也个个都觉得口舌笨拙，如骨鲠在喉，别别扭扭的。
我和小莫唯有装聋作哑而已，唯有低头走路而已。
但愿别人看来，沃克是在对“牛”弹琴。我当时真愿变成一头牛。我想小莫大概也恨不得坐地变成一头牛或者别的什么牲口。
“你们听，这算音乐，这算歌曲吗？你们的鲁迅先生不是就曾经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的话吗？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这算音乐，这算歌曲！这样的东西在复旦这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校园里天天广播，真是滑稽可笑，无法理解，不成体统！……”
小莫这时变得聪明了，脖子似乎从后面被人砍了一刀，低垂着的头始终不再抬起。
你说得很有道理！你说得都对！你说得对极了！但你这个外国小子干吗非纠缠住我们俩不放？！干吗非对我们俩说这些？！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太缺德了啊！我心中恨恨地想。
我猛地抬起头，差点要将饭盒砍到沃克脸上。
大概我当时的模样太可怕，沃克顿时缄口了。他惊诧地瞧着我。
我却发现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队长站在楼口台阶上，像一只袋鼠，正聚精会神地望着我们。
一个声音命令我：赶快脱身！傻小子，赶快脱身！
那是我自己的理智的声音，也仿佛是一个陌生的令我讨厌也使我惧怕的什么人的声音。这种人当时复旦园里可真不少，防不胜防。在我们中文系上两届的毕业生中，就有一个学生被自己最要好的同学出卖了——毕业前夕，系里贴出了他的“反动言行百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我灵机一动，突然说：“哎呀！我的饭票夹丢在饭厅了……”说罢转身就往回走。
“我跟你一块儿去找！”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小莫的聪明倒来得真快，往回走得比我更快。
我们一路无话，匆匆走回饭厅。饭厅里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们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相互望着，各自心里都有种摆脱了一个什么魔鬼逃入安全之门的获救感。
“太可怕了！……”小莫心有余悸地嘟哝。
我说：“但愿他别认为我们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那对我们俩可不美妙啊！”
小莫沉思了半晌，自言自语：“如果他认为我们和他的观点完全不一致，那我们在一位留学生眼里可就分文不值了。”
我问：“难道你觉得他的话颇有道理不成？”
小莫生气了，虎虎地说：“你别问这种话好不好？”
“我可丝毫没有不良居心。”我立刻向小莫解释，又说，“在一位留学生面前，我们都太虚伪是不是？”
小莫摇了摇头：“不，是太可悲。”
“比我们更可悲者大有人在，比如F教授，嗯。”
“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啊！”
“你说在我们复旦大学三千多工农兵学员中，会有多少人异常清醒地在装糊涂？”
“起码两千五百人吧。”
“剩下的那五百多怎么回事呢？”
“比我们还清醒的野心家，小小的政治投机者，被既得利益收买者，时代制造的半颅人。”
“半颅人？……”
“只有左半边大脑。”
“你以为你挺深刻是不是？”
“反正我不是半颅人。”
我忽然觉得，我们相处两年来，那天才彼此了解，往后可以成为最知己的朋友。我不禁隔着桌子向他伸过一只手去，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小莫领会了我这一动作的表示，苦笑了一下，说：“不谈这些，我们走吧！”
我也说：“走吧。”望着小莫，却未站起。
小莫也未站起，又自言自语：“这个申·沃克好像认定了我们俩就应该是他主动了解的中国人似的！”
我问：“晚饭我们俩带头坐‘留学生专桌’么？”
小莫反问：“我们当时应诺他了么？”
我说：“也不算应诺。”
小莫说：“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带这个头。”
“是完全没有必要。”我表示同意。
可小莫紧接着又说：“其实带了这个头也无所谓，不过就是坐在哪儿吃饭的问题。”
我想了想，又表示同意：“是无所谓。”
我们刚才紧张的神情渐渐松弛，对望着，忽然都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既认真又可笑，因为非常认真而显得非常可笑。我们都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
然而我们并没有获得带头坐“留学生专桌”就餐者的“荣幸”。当我和小莫一块儿来到饭厅，“留学生专桌”早已不成其为“专桌”了。围坐着它们吃饭的更多是中国学生。“留学生窗口”也名存实亡。有几个中国学生想为所有的中国学生作表率，假装大大咧咧的样子，将饭碗从窗口递了进去，却又被粗鲁地推了出来。卖饭的姑娘一本正经地说：“没接到取消‘留学生窗口’的通知，我可无权擅自破例！”那几个中国学生只好悻悻离开。
但是所有的留学生们，毕竟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愿望实际上已获得了所有中国学生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一个个因此而格外高兴，分散地与中国学生们坐在一起，又说又笑。大多数中国学生在这种不常见的友好气氛中，却还是习惯地，不，是本能地表现出矜持和拘谨。
小莫说：“还真造成了一种水乳相融的局面呢！”
我纠正他道：“实际上还是水乳不相融，不过混兑在一起罢了。好比鸡尾酒。”
小莫说：“比喻得不错。”
两天后，“留学生办”通知我，说要找我谈话。我马上联想到了申·沃克三天前从饭厅到四号楼的路上对我和小莫发表的那些言论，忐忑不安。但又一想自己毕竟没说过一句附和沃克的话，心里踏实了些。隔墙有耳。路上也有耳。大学没教给我什么正经知识，但教给了我不少“防人”的经验，或曰“常识”。那便是——尽量将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包裹得愈严密愈安全。
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教训是太值得记取了。
入学数月后，我便观察出同学中有几位善于“打小报告者”，殊恶之。曾以言语相讽。
一日，晚饭后，同学H邀我出去散步。他与我同寝室，而且上下铺。我下他上。我当时有些不舒服，但其邀甚殷，难以坚拒，强颜随行。
走出校园，跨过马路，漫步一条僻静小街。其实那算不得一条街，也算不得一条巷，一侧是大片菜地，另一侧有零散民宅。我只是相与走着，并无话说。H偶尔说一句淡话。实实在在是“散步”。
H突然发问：“你猜，这是谁住的地方？”
我看时，见高墙内树冠探出，洋楼露顶。院内寂寂然如无人所居。走至门前，门半掩，得窥院内孵石铺路，冬青成篱，月季盛开。有葡萄架，串串葡萄挂缀架下，待人剪摘。我不知这是什么人住的地方，摇头。
H告诉我：“这是陈望道先生的住所。”言罢，脸上闪耀出神秘之色。
我顿时肃然起敬，倒退着离开院门前。直至那时我还是一句话都没有与他说，不知为什么，那个傍晚我就是不想说话。也许仅仅是由于身体不舒服。
我们从其他路回返，H突然又问：“哎，你觉得那院子怎么样？”
我不甚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迷惑地瞧着他。
他一笑，进一步问：“要是让你在那么一座院子里生活，你会感到满意吗？”
我随口回答：“当然满意。”我觉得他问得有点莫名其妙，回答前并未作任何严肃的思考。他问了我好几次话，一次也不回答，未免有故意冷淡之嫌。我本无此意的。
那样回答了，认为他就不会再问什么了。而且我回答得也很实在。他果然不再问什么。我却看出他内心里暗暗高兴，竟吹起口哨来。“当然满意”——这四个字，是我与他散步时说过的唯一一句话。
五
两天之后，星期六的晚上，系里召开全系师生大会。工宣队副队长发表讲话，表情严肃得义愤于色：“我们有的同学，资产阶级占有思想极为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中的地步！我倒要问问这个同学，你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那么让陈望道先生搬到什么地方去住？大概你还梦想着住进中南海去吧？这叫野心啊！……”
我回头看了H一眼，他明知我在看他，却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一副认真聆听的样子。
我明白了，他那一天是存心“邀”我去“散步”。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智慧的圈套诓我上钩——因为入学后我和他同时交的“入党申请书”。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退出了这场两个人的“战争”。我实在不想卷入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认识到，我一旦卷入，他我之间，便无所谓“正义与邪恶”了。况且我也绝不是他的对手。从此我再也没有交过一份“思想汇报”。
还有一次，一位党员同学虔诚之至地对我说：“大梁，你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了，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啊！”
我慌忙回答：“你可别说这样的话！我发表过的那哪叫小说，不过是在《兵团战士报》上以故事形式发表过一两篇好人好事，咱们都一样，要搞创作，都得从头学起……”
我最怕别人提我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提的人越多，提的次数越多，使我感到的压力就越大。入学的第二天，十六名同学聚在一起，与老师们一块开“漫谈会”。一位老师问谁入学前发表过作品，皆默默然。我以为大家是因为彼此陌生而拘束，为了打破僵局，便首先说：“我入学前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小诗、小散文。”老师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其他同学呢？”默默然者们仍默默然。可怜，名曰“创作专业”，十几个学生，半数以上党员，发表过什么的，除我和一位女生外，竟没有第三个。也就是从入学的第二天，老师们总是不断受到“推行智育第一”的种种指责。而我也就理所当然地废了所谓走“白专道路”典型。那位和我一样入学前发表点小文字的女同学，因为是女同学，幸免之。
一位党员同学要求我在写作上帮助他，并未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反而使我感到意外。不料那位党员同学一本正经地说：“你别假装谦虚好不好？谦虚过分就是虚伪。”我见他这么说，又确很虔诚，便回答：“你是党员，你思想觉悟比我高，请你在思想上今后多帮助我。”
不料以后小莫暗暗告诉我，我又被“出卖”了一次，那位党员同学竟向工宣队汇报，说我要与他达成一笔“交易”——我请他帮我解决组织问题，以帮他修改文章为报答。他们不向老师汇报我什么，因为老师们都挺爱护我。我虽愤怒，但只想再多铭记一次教育，并不愿与之吵翻。随他们去好了。
又过了几天，那党员同学竟果然拿了一篇什么文章请我帮忙润色文字。其话，其态度，其表情依然那么虔诚之至，那么令人难以拒之。我的回答颇不文明——“去你的！”
“你……”他目瞪口呆。
我说：“老子早就不交思想汇报了！你是党员，你会不知道吗？”
他心中有鬼（是否有愧不得而知），退回铺位，钻进蚊帐去了……
自从我打消了争取入党的念头，觉得自己变得无所畏惧了，而且某些人也确实反过来开始怕我了。我尝到了做人的某种“甜头”。但戒备之心，已成本能。除了小莫，不与任何人过从。暗暗立下与某些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誓言。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字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所以我本能地认为申·沃克对我是个“危险”的人物。小莫也接到了“留学生办”的“传讯”。
他将我扯到校园内一个僻静的地方，很有些紧张地问：“前天我没对沃克说什么‘过杠’的话吧？”
我肯定地回答：“没有。”
他又问：“也没对你说什么‘过杠’的话吧？”
我摇摇头，用同样肯定的语气回答：“没有！”他顿时长出了一口气。
我问：“就是你说了什么‘过杠’的话，难道还怀疑我出卖你不成？”
他脸红了，说：“你可千万别那么以为啊！我不过是有点神经过敏罢了。申·沃克这个外国佬，今后咱俩都得躲避着点。否则咱俩不定哪天准倒霉！”
我比小莫更明白这一点。
但是沃克自己肯定不明白。
他不过就是想主动与两个中国学生建立友谊，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已。在那一历史时期，一位外国人想要真实地了解一个中国人，那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哪个中国人如果向一位外国人真实地坦露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不是想入狱，就准是个疯子！我和小莫都不愿一脚就从大学校门跨进监狱大门去。我们的神经也没什么毛病。
我们按时来到“留学生办”，“召见”我们的是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工宣队员。看样子不过是个小角色，却偏要故做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从校党委到各系总支，逐级都有工宣队员担任要职，所谓掺入高教战线的“沙子”，领导“教育革命”。此公即是一粒“革命”的“沙子”。而当时复旦的党委书记，竟是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现役军人。就差一位贫下中农了。若齐了，真可谓之曰“复旦工农兵政权”。
我和小莫落座后，那工宣队员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吐出一缕，先瞅瞅我，后瞅瞅小莫，语调缓慢地说：“情况嘛，是这样的，我们经过研究以后，接受留学生们要求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的愿望。当然，这无疑会使我们今后面临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复杂化。可我们既是来领导上层建筑的，就不怕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每说到“我们”两个字，便带有格外强调的意味。
“我们”两个字，暗示出工宣队在复旦园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我和小莫都不作声。我们预先商量过“对策”，要装成两个头脑简单的大傻瓜。“情况嘛，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决定，你们俩以后同瑞典留学生申·沃克住在一起。”他话题一转，眈眈地盯着我们。太出乎意料了！我和小莫对视一眼，真都有点发傻了。“据说，你们与申·沃克接触频繁？”对方挪动了一下工人阶级强壮的身躯，往沙发靠背挺舒服地一靠，脸上呈现出令人怀疑的和气表情。
“这是胡说！我们与申·沃克只接触过一次！”小莫当即反驳。
“别发火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那表情，那口吻，依然怪和气的。
我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指一个人对待错误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与留学生接触过一次，也算什么错误吗？何况是申·沃克主动与我们接触……”
“这个申·沃克都与你们谈了些什么？”对方打断我的话，猝然发问，同时将身体迅速地俯向我们，仿佛一只会相面的大猩猩似的瞪着我们的脸。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谈气候！”小莫随口回答。
“谈气候？谈什么气候？”
“谈国内气候呗！”
“说，说！……”
“申·沃克认为北京气候好，我们认为还是上海气候好。上海气候多好哇，一年四季湿湿润润的，所以上海人的皮肤才比北方人的皮肤细嫩是不是？他说上海的黄梅雨季挺讨厌，我们说北京风沙太大，他就同我们争论不休……”小莫信口开河，胡诌八扯，煞有介事。
“当然还是上海好，当然还是上海好……”对方搭讪道，大脸盘上均匀地布满了失望，又往后一靠，烟灰落了自己一身。小莫暗暗朝我挤了一下眼睛。
我又说：“让我们俩和留学生同住，我觉得不妥。因为我们生活作风挺散漫的，政治思想也不够成熟，只怕会在留学生面前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请工宣队慎重考虑，是否重新选择两位政治思想上比我们更成熟的同学？”
小莫连连道：“就是，就是，就是。”
对方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看着我说：“我们还是充分信任你们的嘛！不过，申·沃克这个留学生，不是我们的朋友。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是散布许多与我们不友好的言论的。你们要及时向我们汇报他的情况，要同他展开必要的斗争。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嘛……”说着，站了起来，表示这次“召见”已经结束。
我和小莫巴不得早结束这场谈话，马上站起退出。退出之前，我真想问一句：“要是申·沃克成了你们的朋友，你们大概会封他为什么‘荣誉工宣队员’吧？”
我们走到校园里时，小莫低声说：“这太卑鄙了！和让我们当‘告密者’有什么两样？”
我说：“反正我们又没有接受他们的经费，完全可以不必向他们汇报什么。”
“那我也觉得这场谈话够令人恶心的！”小莫愤愤地啐了一口……
我们中文系学生，一般七人住一房间。和留学生同住，四人一房间。除了我、小莫、申·沃克以外，还有一位黑人留学生。不过那黑人留学生不久便因为什么事回国了，H搬了进来。傻瓜也会明白，他是工宣队掺入到我们这个宿舍的一位“沙子”。我和小莫虽然与沃克同住了，但更加避免与他交谈什么。我们不愿被工宣队第二次“召见”。H却时常提出各种话题，企图在我们这个中外学生同住的宿舍里引起讨论和争论。比如：评《水浒》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是什么？……我和小莫知其居心不良，任其独自高谈阔论，姑妄听之而已。
申·沃克曾经对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发表过一通“独辟蹊径”的见解。
他说：“《水浒》是你们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反人性的古典名著。”
“什……么？”H当时脸上充血，不知是被一股辩论情绪所激动，还是由于另外的目的而感到兴奋。
沃克从容不迫地说：“在《水浒》这部著作中，谁杀人不眨眼，谁就是英雄。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为中国今天的缺少人性和明天的杀人寻找形象的理论根据。中国目前对那些‘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人子女不是非常没有人性的吗？……”
“你这是对中国的诽谤！”H的脸愈加充血，慷慨激昂地说，“《水浒》里的英雄杀的尽是贪官污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
“武松‘血溅鸳鸯楼’，不是就杀了好几个无辜的人吗？孙二娘不是也将许多不见得坏的人包到馒头里去了么？”
“那是武松杀得性起……”
“杀得性起就可以乱杀无辜了么？”
“这……好人杀好人是误会……”H的辩论才华，发挥到顶点也就这么高的水平。
“好人杀好人是误会？”沃克眯起眼睛，表情严肃地思考了片刻，似有所悟地点了一下头，自言自语，“难怪武松也差一点被孙二娘麻翻后剁成肉馅。”
H得意地说：“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目前重新评价《水浒》的现实意义。”
沃克不动声色地说：“也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好人杀好人是误会’这一理论。我一会就去动员我的留学生朋友们，要他们和我一块离开中国。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误会的国家里真是太不安全了。谢谢你使我明白了这一点。真是一条冷冰冰的理论。不，我得现在就去动员我的留学生朋友们，我要和他们一块去找学校的领导！要求退学！”说罢，站起来就大步往外走。
“哎，你，你别去！……”H慌了。
“你有什么权力阻止我！”沃克转身质问，依然那么不动声色。
“我求求你……”H狼狈极了，走过去拽住沃克的袖子不放。
沃克朝我和小莫挤挤眼睛。
我和小莫将脸扭向窗外，使劲咬住嘴唇才没笑出声来。我们都认为沃克是很善于辩论的。他每次总是沉着论战，一步步将H引到辩论的“边缘”。而每到这种时刻，H就一声不吭了。
“为什么毛主席要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呢？”沃克常会在辩论中故作天真地向H提出这一类问题。这一类问题，好比是被辩论气氛吹薄了的气球，谁最后轻轻触它一下，它就会爆炸。H极其害怕这类玩意儿，如同迷信的人害怕什么不祥之物。
我和小莫渐渐开始对沃克产生了某种好感。因为这瑞典留学生的思想竟和我们头脑深层的真实思想那么相通。只有关心中国命运的外国人，才会提出他所提的那些问题。沃克虽然不是复旦大学工宣队们的“朋友”，却应该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的好感，并不明显表示出来，以替他捎一瓶开水，下雨前提醒他将晒在外面的衣物收回，到市内去时，问他需不需要我们代买什么东西这类小事表达。我们相信，他是理解了这一点的。
按照“纪律”规定，与留学生同住的中国学生，是不能将《红旗》杂志、《学习与批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和各种大批判学习材料带到宿舍的。我和小莫严格遵守这一“纪律”。
一天上午，宿舍里只有我和沃克，我抱起被褥去晒，却忘了有本过期的《学习与批判》压在褥子底下。它被带到了地上，我没发现。晒好被褥回到宿舍，见沃克正拿着那本《学习与批判》在看。
“我看看行吗？”他将《学习与批判》朝我扬了一下。
“这……”我不禁面露难色。
《学习与批判》是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被工宣队们称为“小红旗”。上海市委御用写作班子的大块文章，经常以头号标题发表在上面。几乎每一篇大块文章都有政治背景，都是一种政治烟幕。
“这是不许我们留学生看到的吗？”麦克似乎敏感到了。
“不，不，没这个规定。”我说，同时暗想，我这是在替谁辩护啊？
其实，莫说《学习与批判》，就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只要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想看，搞到一份或一期看看并非难事。搞不到手的，也可以站到某些报刊栏前去看。《红旗》杂志一有“重要”文章发表，则被按页码扯下，张贴于有玻璃橱窗的某些报刊栏内。希望更多的人从中得到某些暗示，从而紧跟之。
“你骗我。你们一定有这个规定。我不看了。”沃克将《学习与批判》轻轻扔在我的床上。
那一时刻，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位瑞典留学生面前无地自容。世界上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所大学，像当时的复旦一样，连自己国家公开发行的报纸和刊物，也对外国留学生实行“封锁”。
我望着他，低声问：“你生气了？”
他耸了一下肩膀，说：“是的。但我并不生你的气。”
我走到自己的铺位前，默默坐下了。
沃克则在他的铺位一躺，头枕在双手上，眼睛瞧着屋顶。忽然，他低声问：“你知道吗，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我说：“知道的。”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爱中国。东方文化和文明，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我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我的父亲是斯德哥尔摩研究东方文学资格最老，也最有成就、最有权威的教授。他经常对我说，中国是东方文化、文明和文学的宝库。他支持我到中国来留学。可是我的母亲坚持反对。她认为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我到中国来，她很不放心。但是我的父亲帮助我说服了母亲……”
我静静地坐着，望着他，将那册《学习与批判》卷起来拿在手中。
他问：“你在听吗？”
我回答：“是的，我在听。”
他接着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将自己封闭得那么严。中国人，作为人，一个个也将自己封闭得那么严，使我感到要在中国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与一个中国人建立诚挚的友谊，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认识那位罗马尼亚女留学生吗？”
“认识。”
“你与她很坦率地交谈过什么吗？”
“也没有。”
“真遗憾。你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难道你们中国学生对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也戒心重重吗？”
“……”
“我和她交谈过。她对我讲过一件事，真是滑稽可笑。她说一艘中国商船有次在罗马尼亚的一个港口城市停靠，三个年轻的中国船员走上码头。那一天是罗马尼亚的假日，码头上很热闹。姑娘们和年轻的妇女们穿得漂漂亮亮，惹人注目。她们都又主动又友好地向三位年轻的中国海员招手，微笑，抛送飞吻。可是他们呢，排成三人纵队，在码头上齐步走，对周围的一片热情毫无反应，个个脸上表情严肃，就像在码头上操练步伐的士兵一样，而且目不旁视，使热情的罗马尼亚姑娘和妇女们感到又古怪又迷惑。有一群罗马尼亚姑娘瞧着他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个调皮的姑娘悄悄跟在他们身后，出其不意地抱住了走在最后的那个年轻的中国海员，并在他脸上使劲亲了一下。他用中国话大声叫喊起来。你猜他叫喊了一句什么？”
“什么？”
“快救我！”
“你胡说。”
“你问济珈去，她会对你再讲一遍的。因为那个亲了中国海员一下的罗马尼亚姑娘，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
“……”
“那个被她亲了一下的中国海员，还当着她的面儿对两个伙伴声明：‘不是我抱住了她！是她……主动抱住了我！不信你们问问她！你们得给我作证！’……”
“济珈怎么说？”
“她说：‘是我主动抱住了他，还亲了他一下。’码头上的女人男人全大笑不止。三个中国海员重新列成纵队，跑步回到了船上……”
“……”
“和我们外国人接近，说出一些真实的思想，对你们中国人来说就那么可怕吗？”
六
H还没回来。
小莫恨恨地说：“这小子，都不叫醒我们，不知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想，这符合H的为人。他准希望我们都被埋在废墟之下，创作专业只活着他一个，那么他就会如愿以偿，笃定可以入党，也可以分配得无比理想了。
沃克朝窗口瞅了一眼，忽然不安地说：“他刚才会不会从窗口跳出去了？”
我和小莫不禁对视。
小莫走到窗口，探身朝下一望，立刻转过身，脸色苍白如纸，低声说：“老天爷，果然如此！……”
我和沃克一步抢到窗口。我们看到的情形使我们吃惊得呆住了——月光下，一个人仰卧在被翻松了的那片地上，双腿几乎插进了地里，而头，撞在水泥护楼围墙上……几天后，从医院里传来消息，H虽然保住了一条性命，却成了白痴。
毕竟是一个人。毕竟与我们共同生活过。我们对H都产生了一种恻隐之心。我们一块儿到医院去看望H，沃克买了许多东西。我们希望从医院传来的消息并不属实，或者夸大其词。但H的的确确变成了一个白痴，并且瘫痪，身上将永远地插着两根管子。医生说，丧失医疗价值了。
H的父亲，一位黑而瘦小的老农民，站在儿子的病床前不停流泪，兀自喃喃地说：“为什么就你要跳？为什么就你要跳？……”
H两眼大瞪着，却不认人，脸上僵固着一种苦笑般的表情。还有一位农村干部模样的人陪着他的父亲。那一天我们才知道，H入学前是某省某县某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丝毫不能从H平素的为人与他那位可怜而笃诚的老父亲之间找到什么相同之处。也觉得像他那样的一个人当上什么革委会副主任，是又在意料中又匪夷所思的事。
那陪同者说：“我们H若是党员，地革委主任也早当上了！唉，如今这……全完了！……”不胜惋惜之至地大摇其头。难怪H那么迫切地要入党！如果削尖了脑袋确能“钻”入党内，他是会舍得一颗头的。
我们对于H的种种记恨都不存在了。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怜，觉得他的老父亲更可怜。沃克给了那可怜的老父亲一百元钱。我和小莫是拿助学金的穷光蛋学生，只能表示我们的同情而已。
从医院回校的路上，沃克沉闷不语。
小莫有几分忏悔地说：“也许我不该和他换床位，可我哪能预想到这么个结果呢！”
我说：“这也不能怪你，只能怪他自己。”
沃克说：“我们三个都有责任，如果我们对他多加劝阻，他也许最终会听的。我心里真为此而难过。”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要我们对H的可怜下场负责任，我和小莫觉得太欠公道，却并没有同沃克争论。
H的老父亲委托我们帮助他收拾一下儿子的东西。我们收拾H的东西时，发现了他的一个笔记本。上面的记载有几段与我有关，摘录如下：
到北京去！一定要想方设法争取分配到北京去！只有分配到北京，才能前程似锦！
今天我已探听到底细，专业有两名分配到北京文化部的名额，据说首长指示，要善于在文化部门展开思想和路线斗争的毕业生，要能成为掺进文化部门的“沙子”的毕业生。要插队下过乡的上海知识青年。阴错阳差，竟使梁与C两个哈尔滨知青偏得机会……
原来专业里有好几个学生都暗知这两个名额的底细。他们都想进京。我们上一届分配到中央教育部的一个学生，已经当上了《教育革命》的负责人，前途无量。C的名额是别人所挤不掉的，她是专业支部副书记，系工宣队的红人。因此梁成了众矢之的，谁都想“整”垮他，取而代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其实我与梁并无积怨，也无近仇。但我不“整”他，别人也照样“整”他。我不取而代之，别人最终也要取而代之。不是我坏，是前途如此，不得不为。否则，毕业后，我则可能“社来社去”，再当那个小小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梁似乎变得处处谨慎了，但这么多人盯着他，他绝不可能从此不再说一句错话，做一件错事。他的下场注定了的，不过“鹿死谁手”罢了……
梁的一封看过的信被我发现，在我手中，是黑龙江出版社一个人写给他的，信中有“老妖婆”数句……这就足够了。天助我。现在我不忙抛出来，到毕业前来个“奇袭”……
这日记本先是小莫翻看的。他看了一会儿，递给我，恨恨地说：“你自己看吧！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不是人，可我们还傻乎乎地同情了他一番！多不多余！”
我看过之后，许久没说话，觉得自己仿佛沉入了零下二百七十度的冰窖底。
入学两年多，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人像密探似的时常监视我的言行；为什么有人连我在中文系的借书卡也要暗暗统计，阅读“封资修”作品比例多，也作为“思想意识问题”的一条向工宣队汇报；为什么我在阅览室学习《列宁选集》时，只因旁边放了一本没读完的《拿破仑传》，也会被诬为假学马列之名，行摘抄“拿破仑”言论之实；为什么我的信件时常不翼而飞……
沃克瞧着我，似乎也想看那本日记，但却不开口说。自从《学习与批判》事件之后，沃克“自觉”多了，我们不主动给他看的，即使他兴趣极大，也决不提出请求。
我将那日记本扔给沃克，说：“你愿看就看吧！这对你了解我们中国学生大有好处。”
沃克看完之后，望着我，低声问：“梁，你心里很难过是不是？”
我冷笑道：“不，我并不难过。老子这个大学不念了，让他们去为一个北京名额明争暗斗吧！”
小莫说：“别发傻，这个日记本得销毁。更重要的是，得找到你那封信！”
小莫帮我在H那些信件和书籍中翻找。翻找了半天，却未找到。小莫说：“看来找不到了。他会不会已经交给工宣队了？”
我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大概不会的。他要是交了，工宣队早拿我开刀了。再说他日记上明明写着，要等到毕业前夕再对我进行‘奇袭’……”
小莫说：“如果你的判断不错，反正他已经那样子了，再也不会威胁到你了，你也就不必再担心了。”
可我找不到那封信，还是很有些担心。因为那封信如果落入别人手中，我的下场可能同样不堪设想，黑龙江出版社的肖沉老师将头上悬刀。
我和小莫当着沃克的面将H的那本日记烧了。沃克直摇头，用谴责的语气说：“你们这样做可不好，很不好。H的父亲委托我们代他整理H的东西，未经同意，怎么能……”
小莫打断他的话说：“收起你那套西方式的道德观吧！你是在中国！让他的老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么见不得人的鬼心肠，未免太受刺激吧！”
我也生气地反问：“难道别人存心坑害你，你连点措施都没权力采取吗？”
那是我和小莫第一次与沃克正面发生矛盾。沃克受到我们的抢白，不再说什么，默默扫尽纸灰，倒进厕所里冲走了……
放暑假了。小莫不论寒暑假，必定要回贵州去的。我和沃克一同送走了小莫。我问沃克这个暑假打算怎么度过，他回答说想回国去看望他的老母亲。
“我已经一年多没见到母亲了。我从来没有离开母亲这么久过。”
他微笑着对我说，脸上又显出那种纯真的大孩子神气来。
他反问我打算怎样度过这个暑假，我回答说要留在学校里多看些书。系阅览室的李老师对我不错，某些当时还封存的书，在假期他也肯偷偷借给我。入学后，我还一直没探过家。助学金十七元五角，刚够饭费。弟弟每月从乌苏里江边寄给我十元钱。弟弟的工资也低得可怜，三十二元，一级农工。我决心三年不探家，省下几笔路费。
沃克听我说假期要留在学校里，思忖片刻，改变了想法，说：“那我也要留在学校里。”
我问：“为什么？”
他说：“和你作伴。没有人监视我们，我们之间可以交谈很多很多，对不？”
即使没有人监视了，我又能对沃克说些什么呢？我微微苦笑。
沃克果然就陪我留在学校了。
一天，我那双猪皮鞋开胶了，不能再穿了。而且，一条最像样的裤子也洗薄了，再搓洗一次就会破。我想，我得买一双鞋了，也得买一条裤子了。可弟弟尚未寄钱来。想朝沃克借，终觉羞于启齿，未借。
我决定将自己那块上海牌手表卖掉，暂解拮据。是在延安西路上一家小小的委托商店卖掉的，作价八十五元。我声明要现钱，便只得到六十五元。买了一双鞋，照例是猪皮的。买了一条裤子，照例是“三合一”的。走出商店，发现同学齐某拎着大包小包，与哲学系的一高个子女同学边走边谈，亲亲密密，兴致勃勃。我不愿被齐某看到，更不愿与他打招呼，转身朝另一方向而去。
齐某算是个“干部”子弟，其父十二级。十二级干部并不显贵，若在北京大概总要数以万计的吧！但他却常常自诩“我们高干子弟……”如何如何的。他带工资上学，这一点倒令我极羡慕。他专爱跟女同学，尤其爱跟那些年龄不大、思想单纯的女同学“建立友谊”。同学们对他颇有非议。但他根本不在乎，说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说跟男同学们在一起没什么可谈的。仿佛他认为男同学个个都是“污浊之物”，那些年龄不大、思想单纯的女同学们才是“水”化成的清癯人儿。小莫说他患的是“贾宝玉症”。
回到学校，沃克不在宿舍里，不知干什么去了。忽然间我觉得异常空虚，异常孤独，靠着窗框，像只猴子似的坐在窗台上，手中拿着一本《新华字典》百无聊赖地翻看，全然不怕掉下去，落H那么个下场。
信手翻来，却翻到“女”字旁部。在偏旁索引中占的比例竟还不少。于是想到，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专门为女人们创造了那么多文字，在形容女人方面有那么多细致的学问。就说女人的笑吧，外国文字的形容，也不过就是大笑、微笑、冷笑、美好地一笑、天真地一笑、单纯地一笑……而中国文字中，则有嫣然一笑、莞尔一笑、妩然一笑、媚然一笑……思量起来，果然各领风骚。外国人形容女性身材，也不过就高低胖瘦，充其量再加上“线条”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富有“性感”。而中国文字中，除“苗条”之外，还有“婀娜”，“婀娜”之外还有“窈窕”，“窈窕”之外还有“亭亭玉立”“风姿鉴人”一类。还有“秀色可餐”，要吞吃下去的意思。想起前些时候偷读一本《香艳诗抄》，其中更不乏什么“软玉温香”“被翻红波”“蝶浪蜂狂”一类。外国人叫“做爱”，或者直言曰——“睡觉”，就像阿Q对吴妈说的那么明白。可中国人却谓之曰“云雨”。怎么琢磨的呢！可见中国男人在女人身上动用的脑筋自古以来就很多。可是又自古以来都爱装正人君子。继而想到那位召见过我两次的工宣队员，他在欣赏“白毛女”年历片时，目光就很有几分猥亵。倘若那年历片上没有女人的大腿，印的是仿宋体或隶书体或“狂草”的“最高指示”，谁知那粒革命的“沙子”会不会伏在玻璃板底下，时不时就低下头去“欣赏”起来，没够没了的？
我进一步想到周围那么多人都在“装孙子”，包括我自己。
我又在装什么呢？装大大具有“工农兵学员”的本色的样子。尽管工宣队们已经觉得我不具有了。但我却还要硬装下去，唯恐毕业分配时被划入“另册”。
这想法使我觉得自己可怜亦复可悲。
干脆退学的念头便又产生了。
校园外，马路对面，有一个什么陶瓷厂，时值下班，一帮姑娘们刚刚在厂里洗过澡的样子，一个个披散着头发，结伴走出厂门。其中一个，抬头望见我，竟大声问：“嗨！大学生，想什么呐？”
我俯视她们一眼，高喊一句：“想你们哪！”话一出口，立刻觉得不对，怎么自己口中出了流氓语言？顿时面红耳赤，赶快溜下窗台，不敢露头，怕遭到辱驾。
窗外却一阵咯咯嘎嘎的笑声。我弯着腰离开窗口数步。直起腰，见沃克站在门口，正对我微笑。我觉得脸上是更加发烧了。
沃克走到窗口，朝下望了望，转身对我说：“她们还站在下边呢！”
我说：“我可没招惹她们！”
沃克愣愣地瞅了我一会儿，变微笑为哈哈大笑。我呆呆地坐在床上，仿佛犯了什么天条似的，没人问罪，徒自心中惶惶然。沃克也坐在床上，面对面地望着我，那目光，仿佛在鉴别一个什么中国古董。我被他望得不自在，就躺到床上，避开他那研究的目光。
他低声说：“我听到你对她们说的那句话了。”
听到了又怎么呢？我想。
他又问：“你在想什么呢？”
我回答：“想女人。”故意使他吃惊。
“哦！天啊！……”听他那语调，似乎果然大吃一惊。
我朝他扭过头去，见他的表情并非吃惊，而是快活。
他说：“你真可爱。”
我说：“就因为我这会儿想女人？”
他说：“不，因为你对我说了一句真话。是真话吧？”
我思考片刻，自认这会儿确是在想女人，便答道：“是的。”
他又问：“你想的是你的未婚妻？”
我说：“没有未婚妻。”
“那么，是在想情人？”
“中国人只许有老婆，不许有情人。有了情人就是坏分子。”
“想女朋友？”
“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你二十几岁？”
“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你打算奉行独身主义？”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在想女人！”
“你想的是性吧？”
“什么？”
“性，做爱。”
“就是云雨啰？没云雨过，想也想不快活，不想！”
“瞧，你又不说实话了！”
“在你们瑞典，女人和性是同义词吗？”我腾地坐了起来，生气地瞪着他。
他莫名其妙地说：“我并没有侮辱你的意思，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我又慢慢躺下去，自言自语地说：“我想的是女人。这会儿如果有个女人，无论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只要不很丑，只要有温情，我就真愿意将我的头靠在她怀里，睡上整整一天不醒……”
“可是她如果有丈夫呢？”沃克仿佛存心大煞风景，从道德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简直恼火透了，大声说：“她有没有丈夫关我什么事？我不过就是想将头靠在她怀里。只要她愿意。”
沃克很认真地说：“她丈夫知道了会揍你的。”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你的告诫。我现在不想女人了，现在想喝啤酒了。”
沃克说：“我陪你到五角场去。我请客。”
于是我们就到五角场去喝啤酒，啃五香鸡头。
七
沃克举杯说：“谢谢你今天跟我谈到女人。第一次一个中国人跟我谈到女人。”
我问：“你以为中国的男人们都是不谈论女人的吧？”
他点点头：“给我的印象是这样。”
我冷冷一笑，说：“我们中国是个君子国。来，为君子国干杯吧！”
……
我们都喝得醉意醺醺才回到学校里。啤酒和五香鸡头代替不了女人。喝过了啤酒我更想女人。我感到我周围布着许多陷阱，防不胜防。我的心理时常处于戒备状态，它太累了。也许是它太需要靠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太需要一种女性给予的温情了……想女人真是男人们心甘情愿的痛苦！二十七岁了，第一次明确地想女人。想得好苦哇！后悔早几年没将头往一个女人怀里靠过。想得就很朦胧。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真真实实的姑娘，我将头靠在她怀里，她用手轻轻抚摩着我的头发……第二天醒来，这个梦境仍历历在目。
多亏这个梦，使我想的女人具体了。
沃克仔细地瞅瞅我，问：“看你样子好像睡得不太好。”
我说：“睡得还好，不过做了一个梦。”
“噩梦？”
“不，美梦。”
“梦见了什么？”
“梦见我将头靠在一个姑娘怀里。”
“真够味儿。”
“我今天要去找她。我很想见到她。”
“谁？”
“我梦见的这姑娘。”
“她是干什么的？”
“她是扫马路的。”
“那，我给你点钱吧！我看你最近好像很缺钱花。”
“谢谢，我已经把手表卖了。”
“你为什么要卖掉手表呢？为什么不向我借钱呢？”
“我没有借钱的习惯。更不会向一个外国人借钱。”
沃克注视着我，直摇头……
我匆匆洗罢脸，也不去吃早饭，就跑到一楼，给那姑娘挂了一个电话。
“喂，谁呀？”她婉声婉语地问。
我低声说出了我的名字。
“你？……有事？……”
“我想……请你今天陪我玩玩。”
“这……我在上班啊！”
“也许……也许我不久就要离开上海……”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累了……”
“累了？喂，喂！你听着，我今天请假，我在四十八路车站等你！……”
我缓缓地放下了电话，心情却更加忧郁。我曾在上海杂技学馆深入生活过，每天清晨带着孩子们在新华路跑步。那姑娘每天在新华路扫马路。有一次我的手表掉了，自己却全然不知，等我带领孩子们从另一条马路绕回来，见她站在人行道上，招手叫住我，将手表还给了我……我们就那么认识了。
以后每天我让一个大孩子带领全体孩子跑步，我和她就站在人行道上交谈。
她是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教授的女儿。两个姐姐都下乡了，都在北大荒。一个姐姐我还认识，是三师师部宣传队的队员。我们之间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拘谨。除了小莫，我对她暴露的真实思想算最多了，我还经常将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书送给她看——她是一个很清秀很文静的姑娘。
我跳下四十八路公共汽车，看见她站在路旁等我。见了她的面，我竟不知第一句话应当说什么。
她问：“我们到哪儿去玩呢？”
我说：“到哪儿都行。”
她想了想，说：“那我们上西郊动物园去吧。”
我说：“那里有老虎吗？”
她说：“有的。”
我说：“好吧，我们就去看老虎。”
到了西郊动物园，老虎躲在洞里不出来。我们没看成，却也不觉得十分扫兴。我们在小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并肩坐下，看鱼。不是金鱼，是青鱼。每条都一尺多长，又肥得笨笨拙拙，纷纷游到岸边觅食吃。
她从书兜里取出两本书，递给我，低声说：“还你吧。”
我问：“看完了？”
她摇摇头。
我说：“那你留下看吧。”
她又摇了摇头，望着河面，用更低的声音说：“我母亲前几天去世了。父亲被‘扫地出门’了，过几天我就要跟我父亲回浙江农村老家了……可能我们今后再也不会见面了，谢谢你经常借书给我看……”
我怔怔地望着她，许久许久说不出话来。我忽然觉得，我心中对这姑娘充满了无边无际的爱，也可能是同情。
至今回想起来，分辨不清。爱情加同情，使男人对女人的爱成为怜爱。
她缓缓将脸转向我，凝眸睇视着我，几乎是用请求的语调说：“对我讲几句话吧。”
我说：“我想退学。”
“退学？……”她脸上显出十分意外的表情。
我又说：“我实在不想念下去了。”
她问：“为什么？”
我说：“没意思。”
她很能理解我这句话的含义，沉思了一会儿，说：“再有一年多你就毕业了，什么事儿都忍着吧。多少人都在忍着啊！”
我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她的一只手，紧紧握着。她的手那么小，那么柔软。
她愣了一下，矜持地抽回自己的手，讷讷地说：“你怎么了？……你……病了吗？”
我说：“我也想到浙江农村去。和你们父女一块儿到你们的老家去。我可以当小学教师，也可以当农民。”
她说：“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不是胡说，我爱你。如果你同意，我明天就打报告退学。”
“不，不，你千万别这样。”她慌乱地说，“你就是打了退学报告，被批准了，也只能回北大荒去……咱俩没缘分……”
我又不知说什么好了，情不自禁地第二次抓住了她的手。这一次，她没有将手抽回去，任我紧紧地握着。
河里的大青鱼纷纷聚拢到岸边，将嘴冒出水面，比赛吐水泡。
她的眼泪落在我手背上，一滴，两滴……她又抽出了她的手，从布包里取出一支笔，双手交给我，说：“我特意买了送给你的，留着作个纪念吧！”我握住了那只笔，也再次握住了她的手。
她忽然将头靠在我怀里，说：“我们没缘分……”说完，她就无声地哭了……
回到学校，沃克见我便问：“你终于将头靠在一个姑娘怀里了？”
我说：“和我梦到的相反，一个姑娘将头靠在我怀里。”
沃克说：“都一样。她很美丽吗？”
我说：“女子们的美丽是不同的，有的使男人想到性，有的使男人想到绞刑架，有的使男人想到诗，有的使男人想到画，还有的能使男人们产生忏悔的念头……”
沃克说：“这不过是男人们的想象，你那位姑娘属于哪一类呢？”
我说：“她如同一颗橄榄，我要用心永久含着她。”
沃克看了我半天，说：“你动真情了。”
我说：“是的。”
沃克问：“你果真爱上了她，为什么不跟她结婚？”
我说：“我不知我的命运会在何方。”
沃克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被H偷去那封信，是不是仍使你心中不安？”
我说：“不安极了。”
“你仍恨他？”
“我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她告诉了我离开上海的日期和车次，却不许我去送她，很坚决很断然地不许。我还是到火车站去了，怕火车站人多，寻找不到她，很早就去了。在一排长椅上，我发现了她，呆呆地坐着，脚旁放着一只帆布皮箱，身旁坐着她的父亲，一位头发苍白、气质斯文的六旬以上的老人。我隐蔽在一个角落，不想让她发现我。我望着她一手搀老父亲，一手拎那只旧的黑色的小皮箱，微微低着头，被缓缓移动的人流裹入了检票口，像一个幻影似的，从我眼前一晃，倏然消失了。
我呆呆地站在我隐蔽的那个角落，被充满心间的忧郁压迫得有些窒息。她的命运将会是什么？那一时刻，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命运中也画着一个问号……
开学后，复旦园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物理系三年级的一位女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驳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个小册子——《论资产阶级法权》和《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那是工农兵学员中反叛精神的第一次公开的大无畏的宣战。那是孤单无援的勇士舍生取义的行为。正直的师生们肃立在她那张大字报前，用他们严峻的表情，沉思的目光，互相传达着他们心中的敬佩。反叛的潜流在复旦园内暗暗地汇聚着。政治投机者们却认为这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大好机会。于是就有一些学生“自发”地前去围攻那个物理系的女学生。操纵幕后的则是工宣队。
我们专业的支部副书记C，也带着她“革命的伙伴们”参与围攻。她也叫我去，她说我善于辩论，最应该去。还应该“立功赎罪”。
我冷冷地问：“赎什么罪？”
她说：“别忘了你作为专业发言代表的那次发言。”
我回答：“你忘了我有口吃的毛病吗？我现在正要读《列宁选集》。”便打开一本《列宁选集》，伏在桌上读起来。
她悻悻地走了。我却读不下去。我终于坐不住，便独自走到大字报栏前，看那张勇士的“宣战书”。大字报写得犀利极了，使人读罢，热血沸腾。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我从衣兜取下钢笔，就想在那张大字报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然而那种强烈的冲动很快就变成了最大的怯懦，握着钢笔的手出了汗。产生得最快的勇气也消失得最快。任何冲动如果不能变成行为，不过就是一种心理本能而已。除了证明你有这种本能，再无其他意义。
我默默地转身离开了，手中仍握着钢笔，内心里对自己充满了蔑视。“梁晓声，梁晓声，在那个无畏的女同学面前，你不过是一条被政治的电棒击怕了、学乖了的狗！”我一边缓缓地走着，一边这样诅咒自己。仿佛诅咒了自己，就能驱除内心里的羞耻感似的。无畏者敢做真勇士。懦夫却只希望别人为真理拔出决斗之剑，将胜利的小旗背在身后，连一声助战的呐喊也不敢发出。倘邪恶倒下了，他们便举起小旗，分享勇士的荣耀。倘勇士倒下了，他们便悄悄丢掉小旗，退隐到什么安全的角落，固守着卑下的沉默，期待着另一位勇士挺身而出……回到宿舍里，我锁上门，为自己，也为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人，在一本日记的中页写下了这几行字，也写下了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判……
沃克回来了，一进门就气愤地大声对我说：“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怎么可以打她！”
我合上日记本，问：“都是什么人打了她？”
沃克说：“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你们专业的C带的头。他们将她拽到一张桌子上，那么多人围攻一个姑娘！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护她！他们还摔掉了她刚买回来的饭！他们还不许她穿上自己的鞋！我喊了一句‘不许打人’，就有许多人也围攻我！看，拽掉了我两颗衣扣！……”
我站了起来。我望着窗外。我流泪了。一个龟缩在安全角落的懦夫的眼泪，没有什么价值的眼泪。
小莫突然推开门闯进来，对沃克说：“沃克，你快躲避起来，有几个男学生要来揍你！”
沃克说：“他们敢！我要向‘留学生办’去汇报的！”
小莫说：“就是‘留学生办’那个姓庄的工宣队员怂恿他们来教训教训你的！”
我说：“沃克，你就先躲避一下吧！”
沃克坚决地摇头：“不！”
小莫扯着沃克想往外走，晚了。走廊里传来了来势汹汹的脚步声。小莫刚放开沃克，门就被踢开了，闯进来四个男学生，也不开口说话，揪住沃克就打。沃克没有反抗，没有还手。我和小莫阻挡，被粗暴推开。小莫的头咚的一声撞在书架上，我的暖水瓶不知被哪个家伙踢碎了。
八
沃克毕竟是留学生，他们不敢过分放肆。所谓“教训教训”，不过是推过来搡过去，一拳一脚而已。其中一个极为可恨，打了沃克一记耳光。
他们离开我们的宿舍时，小莫大声谴责：“你们怎么能殴打留学生？！”
为首的一个答道：“叫他明白他是在中国。”
我说：“你们踢碎了我的暖瓶，得赔我。”
那家伙冷笑道：“就算你为我们的革命行动贡献了吧！”他们扬长而去。
沃克捂着脸在自己床上坐下，许久才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在中国，我被中国人打了。如果我的老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不知会怎么想。”
小莫说：“沃克，你应该通过瑞典使馆向那几个家伙提出严正抗议！”
沃克摇摇头，说：“不，我不会那么做的。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我记忆中，瑞典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抗议。我不愿因为我自己，使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受到丝毫影响。”
我说：“沃克，你回国吧！目前你在中国能学到什么呢？世界这么大，你又何必到中国留学呢？”
沃克沉默许久，又摇头，低声说：“不，我不回国。也许他们以为我会害怕了，回国去。可是只要我还没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就要在中国待下去，亲眼看到你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将导致中国发生什么局面！”
小莫揉着头，无比歉疚地说：“沃克，真对不起你，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你。”
沃克望着他，苦笑了一下，说：“你们每一个中国人也没有能力保护你们自己呀，不是吗？”
小莫无言。
我说：“是的。”
沃克说：“这真可悲。”
我果然又遭到了“算计”。而事件凑成之情节，犹如小说家的巧妙构思。先是，半年前，弟弟给我汇来了二十元钱。隔日，我要到邮局取钱，却找不到汇款单了。我在宿舍楼各楼口贴了“寻物启事”，两日后也无人送回。我便到系里开了一张证明信，证明我汇单已丢，将二十元钱取了回来。
几天前，我又到杂技学馆去体验生活。一天傍晚，接到V从学校打来的电话，告知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我正缺钱花，便匆匆赶回学校，拿到了汇单。邮局已经下班，只好将汇单带回杂技学馆。
第二天，和我一同在杂技学馆体验生活的C，有事要回学校，我就将汇单交给她，委托她代取。她回到学馆，快晚上十一点了。我已躺下，在看书。她敲门，我给她开了门。她不进，站在门外对我说：“明天上午，系工宣队庄师傅叫你回校一次。”
我问：“什么事？”
她一笑：“不知道。”
我觉出她那一笑颇不善，但又想不出自己近来有什么失谨的言行足可被人“整治”，也就随她笑得不善，又问：“我的汇款单替我取出来了么？”
回答：“E老师替你取。”
E老师是我们专业上一届的留校生，我们的“教导员老师”，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
我因此而怪，不免再问：“怎么E老师替我去取？”
C又那么令人莫测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没工夫。”一双眼中，放射出两股冷气，逼得我从脸到心一阵发寒。
复躺下后，总觉C那笑，那话，那目光，包含着什么幸灾乐祸，不再能看下书去，苦思苦索，终不悟其所以然。辗转反侧，难以安睡。翌日，满腹狐疑回到学校，E老师和工宣队庄师傅在工宣队办公室联袂“召见”了我。
E老师随口问了几句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的情况后，话锋突然一转：“你最近丢什么东西了么？”
我回答：“前几天将书包在四十八路公共汽车上丢了。”
又问：“除了书包，还丢什么了？”
我一贯地丢三忘四，想不明白为什么问我这个，还以为他们要发慈悲，补助我点钱呢！便答道：“除了书包再没丢什么。书包里有十几元钱，不过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
“是这张汇款单吗？”E老师拉开抽屉，将那张汇款单取出，朝桌子上一丢。
我说：“是啊，您没替我取出来啊？”
E老师脸色顿变，厉色道：“你好好看看。”
我拿起那张汇款单“好好”看，写得一清二楚，是弟弟汇给我的没错，问：“怎么啦？”
“你看看邮戳！”
我就翻过来看邮戳，一时不免大为尴尬，讷讷地说：“这是我半年前丢的那张汇款单呀，从哪儿出来的呢？”
“这正是我们要向你提出的问题！”一直正襟危坐的庄师傅，朝我瞪起了眼睛。
我说：“这得去问V呀，是他打电话叫我回来取的，那么他一定知道这张汇单是谁从什么地方找到的。”
“V在宿舍，”E老师站起来说，“我这就去问。”
E老师走出去后，那位工宣队领导一边吸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瞧着我。许多人在讯问别人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装出捷尔任斯基的样子。这位工宣队领导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为他那双肉眼泡投射出来的目光，也必定称得上“鹰一样的目光”。
一会儿E老师回来了，身后跟着V。不待E老师开口，V便冲我大声质问：“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你怎么无中生有呢？”
“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可我明明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
“你胡说！岂有此理！”他仿佛被牵扯进了什么极不光彩的事件之中，作了“严正声明”后，愤愤离去。
见他那种仿佛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我真怀疑自己从电话里听错了声音，低声说：“让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别人给我打的电话……”
E老师说：“你不必想了。我问过咱们专业所有的同学，谁都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了——我企图用一张作废的汇单，再从邮局骗取二十元钱，且让别人代取，嫁祸于人之心，昭然若揭也。
庄师傅说：“坦白交代吧，这张汇单你为什么保留至今？”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是说——你半年前伪装丢失了汇单，从学校开出证明取了款，而将汇单保留至今——是有“蓄谋”的。
“我？！……我将汇单保留至今？！”我拍案而起。
“你坐下！难道是别人替你保留至今的吗？！”工宣队领导者也拍案而起。
E老师说：“这件事明摆着，性质是严重的，证明你的品质、手段也是恶劣的。你要抵赖是不行的。只有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否则，你是不能带着这样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毕业的！”
我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办这种蠢事吗？二十元啊！不是二百元、二千元，值得我从半年前就处心积虑、制造假象吗？难道我不知有人正希望我毕不了业吗？”
E老师说：“你不要将问题扯到别人身上去，这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
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说：“你的态度很坏，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吧！你回去想想，还是诚实点，别拖到毕业分配时处理！那样对你更不利！”
我简直发蒙了。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希望“莫须有”的事成为事实。更不明白他何以会因此而内心里产生了某种快感似的。
我说：“我什么也不会交代的，随你们的便吧！”说罢，起身便走。
回到宿舍里，小莫见我脸色不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将事情前后对小莫述说了一遍。
小莫追问：“到底是不是V给你打的电话？”
我说：“是。可他否认。”
沃克连声说：“这太无耻了！这太无耻了！……”
小莫沉思了一会儿，说：“我问你一句朋友之间的话，你可别多心。”
我说：“问吧。”
小莫说：“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吗？”
我说：“见鬼吧！我只希望能让我平平静静地度过这最后一个多学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尔滨。回不了哈尔滨，能让我回兵团也罢！”
小莫说：“那就好办了。我代你找V去谈判！告诉他，他可以想方设法进北京，但不要和你竞争，更不要陷害你达到目的！”
似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沃克却说：“这太软了，这太软弱了！我看让我找几个留学生狠狠揍他一顿才对！既然你们中国学生可以在工宣队的唆使下蛮不讲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联几个留学生揍一顿！”
我说：“沃克，你要敢这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小莫的“谈判”以失败告终。
V将此事亦向工宣队汇报了。
于是我“莫须有”的“错误”更加“属实”，情节更为“恶劣”。
小莫懊悔不已。
我婉言相劝。
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V给我打电话，还有一个人也在电话中嘻嘻哈哈了一阵。这个人是谁呢？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沃克仍想串联几个留学生揍V。我和小莫极为严厉地向他提出警告，他到底打消了念头。
好事无人知，丑事有人传，此话真不假。中文系许多学生，都渐知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出事”了。于是有人因此而莫名其妙地觉着高兴。虽然我与他们并无利害冲突，亦无什么不快的瓜葛。自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的某些人，见别人“出事”了，可不是会觉着也够高兴的么！实乃中国人的心理遗传。
我走在校园里，出现在图书馆或食堂里，便不免招致某些人看一个“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觉着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着我。我也确实觉着大不自在。C和V们，当然挺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期的“舆论效果”。
在给工宣队打的“证言”中，C写道：“某月某日，事发前，我与梁同返杂技学馆。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邮局内的‘汇款领款常识’前，看了许久——可见其犯错误前是有缜密准备的。”
确有其事。我承认了。她寄信，我没事，就看那东西。
“梁在将汇单交付我时，犹豫了一阵——这是其犯错误前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也承认了。确实犹豫一阵——因我本不愿劳她代办任何一件小事。
“当我对梁说‘E老师替你取’时，梁的脸色顿时苍白，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他预感到事情将要败露时的紧张心理的反应……”
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
但她觉着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我也无法。
V的“证言”简单些，只有两条，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没给梁打过电话，叫他回学校取汇单；二、莫替梁与我“谈判”，企图说服我承认给梁打过电话。
作废了的汇单压在工宣队那儿。人证物证俱全，只待我低头认罪了。
我离开学校，“逃亡”杂技学馆。
大学里有工宣队。杂技学馆也有工宣队，是上海某纺纱厂的几位女工。学员们尽是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整日被关在曾是汪精卫的一个小老婆的独院别墅里练功，其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与他们无关的。但几位纱厂女工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也时常造出什么“新动向”“新情况”，折磨孩子们，折磨杂技老师们，也折磨她们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显示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在她们的授意下，也常常写几张“大人腔”的思考“路线斗争”或“思想斗争”的大字报，贴在练功房里。
我是北方人，爱吃辣酱。学馆的赵老师就经常从家中带点辣酱来送给我。赵老师是学馆负责人，但受工宣队领导。被女工宣队员领导更是不幸。故而学馆内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便集中体现在她和几位女工宣队员之间。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马玉涛。她也是北方人。我们便认了“老乡”。她为人坦诚，性格耿直，我觉得她比几位严肃的女工宣队员可亲，愿意接近她。她是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而且是苏联舞蹈家西诺夫培训过的。工宣队认为她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则觉得她不唯可亲，亦复可敬。我亲她近她。女工宣队员们大不高兴。她们认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理应对工宣队员们亲而敬之，才对头；否则，就不对头。她们经常对C叨叨咕咕，说我“屁股坐歪”了。C是我在学馆体验生活时期的直接领导，非常乐于将学馆工宣队们对我的这类意见反映给学校工宣队。其实我的屁股是常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她们还是不高兴，认为我“屁股虽然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可“思想是与赵老师合拍”的——也即“与旧文艺思想合拍”。我无法讨她们欢心，只好随她们不高兴去。她们不免常以冷脸对我。
有一次我问赵老师：“她们怎么这样呐？”
赵老师说：“你别在意，只当她们是在更年期。”
我那时特傻，不知“更年期”为何意，因问：“更年期是怎么回事啊？”
赵老师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格外同情起来。中文系图书馆有“文革”前的《妇女杂志》，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阅，选出几册载有“妇女到了更年期怎么办”一类文章的，借出来带到学馆，推荐给几位女工宣队员读。不料想她们甚为恼怒，以为我当面羞辱她们。其实我一向尊重妇女，而且确确实实一片好意。我尽办傻事。
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先生的小女黄小芹，在杂技学馆做钢琴伴奏老师，与我是同龄人。我们之间亦颇有话说，心是相通的，常背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觉得彼此都一吐为快。我们唯独不避赵老师。小芹是赵老师调来的人。赵老师与我交谈时，常流露出对佐临先生的敬仰。她将小芹调到学馆，颇费了一番周折。几位“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当然自以为她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断，一个“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一个被“打翻在地”的“资产阶级戏剧艺术家”的女儿，再加上一个爱吃“文艺黑线”上的人物的辣酱，“屁股坐歪了”的工农兵学员凑在一起，所谈所论肯定都非“革命言论”无疑。
我从学校逃到学馆，连我给他们做了半年之久辅导员的孩子们也知道“大梁老师出事了”。C已将“舆论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爱的孩子们用种种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态度对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连赵老师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欲问而不便问。
我也没心思向她们解释。只好再逃。
上海郊区有个小镇叫朱家角。据说电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镜头，就是在那里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镇上。他回上海探家时，曾带我到他的外婆家住过几日。我很喜欢那小镇。那里似乎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诚地欢迎我再去做客，视我为他的亲外孙一样。
我从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着实过了几天清静日子。老阿婆说我瘦得叫人可怜，顿顿给我做好吃的。
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沃克回答：“小莫告诉我的。”
我只告诉了小莫一个人我在什么地方，而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他告诉了沃克，我有些不悦。我不愿被任何一个人扰乱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静。这小镇上最主要的一条街，又深又窄。两旁尽是歪斜的木板阁楼。对门住着的女人们，常一边坐在自家门槛上择菜，一边隔街拉话。姑娘们结伴从街上走过，木底拖鞋在石路上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其声如梆，远远地传过来，又远远地消失了，给这小镇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音韵。而老人们在敞开的窗口隔街对饮，那真是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镇外还有一条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桥。河中有木船驶来驶往。就这些，对我已足够了。我喜爱上了这小镇。而最主要的是，这小镇的政治氛围较淡薄，不那么压迫人。没有男性工宣队，也没有“不知将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也许只有镇“革命委员会”那幢不大的二层楼里的人们，才像别的地方的某些人们一样，有兴趣去玩从中央到地方的那同一局政治桥牌。总之我是那么不愿离开朱家角，不愿回到上海，不愿回到杂技学馆，更不愿回到复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待到毕业，随便他们将我分配到什么地方。还有那张汇单，也见鬼去吧！随便他们给我下个什么结论！
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兴，说：“小莫本不想告诉我你住在这里，是我逼问出来的。我不能不来见你一面。因为……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回国了。以后，也许不会再到中国来了……”
我心中倏然对这位瑞典留学生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同时也因为对他的冷淡而自责。
我问：“你为什么突然要回国呢？”
他说：“我把V揍了一顿。”
“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了？”
“没那么严重。不过我对中国感到失望了。”
九
我不知再说什么好。
老阿婆见一位外国人来找我，显出极为忐忑不安的样子。在这个小镇上，谁家里来了一位外国人，可是件不寻常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往往也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镇上的人们肯定都忌讳这一点的。我很理解老阿婆，便告诉她，沃克是我的外国同学，不会给她带来任何麻烦，见我一面就走，叫她打消疑虑。
随后，我陪沃克来到一家小饭馆。落座后，我说：“沃克，我请你吃顿便饭吧。”
沃克说：“还是我请你，我比你有钱。”
拗他不过，让步。随便点几样菜，要了三瓶啤酒。
沃克先替我的杯里倒满了酒，接着往他自己的杯里也倒满了酒，之后盯着我，问：“告诉我，我们是朋友吗？”
我也盯着他，庄重地回答：“当然是朋友。”
沃克说：“在中国，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是他的朋友，我觉得自己不算白来中国留学一次。”
我说：“不，沃克，你不只有我一个中国朋友。除了我，还有小莫呢！除了我和小莫，复旦园里一定还有许多中国学生把你当作朋友的。不过他们没有机会向你表示罢了。”
沃克说：“谢谢你的话。”
我举杯，说：“让我们像朋友那样干一杯吧！”
沃克说：“好，不但为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也让我们共同为一个中国姑娘少遭厄运而干杯！”
我问：“哪一个中国姑娘？”
沃克说：“就是你觉得你爱上了的那个中国姑娘。”
一阵忧郁笼罩在我心间。
沃克问：“你现在还想着她吗？”
我说：“几乎天天都在想着她。”
我们的塑料杯无声地碰到了一起。
沃克问：“按照你们中国的习惯，这一杯得一饮而尽是不是？”
我说：“是的。”
于是我们眼睛注视着眼睛，一口气喝光了那杯啤酒。
沃克用手背抹一下嘴，微微一笑，说：“我曾经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中国姑娘做我的妻子。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东方女性温柔多情，而且对丈夫、对孩子、对家庭比西方女性有责任感……”他遗憾地摇摇头。
我说：“中国的泼妇悍妇也是很可怕的。《聊斋》里将她们比作枕旁夜叉，将那些不幸的丈夫比作床头系羊。”
沃克说：“我当然要找一个美好的中国姑娘做妻子啦！如果我再来中国，仍抱有这种愿望，你帮我寻找好吗？”
我说：“你趁早打消这种愿望吧，难道你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与一个中国人结成夫妻是多么困难吗？”
沃克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天真得可爱。我哑然一笑。
刚吃罢饭，他就要往回赶。他说他已买妥了明天的飞机票。我一直送他到公共汽车站。他从兜里掏出一叠人民币，说：“我来不及兑换了，带回国没用，你收下吧！不多，不到一百元。”
我说：“我们中国古人有句话——不轻受一文。”
他说：“你真怪。”
我说：“我们中国古人还有句话——不敢忘一餐。沃克，你跑到郊区来向我告别，你请我吃了一顿饱饱的饭菜，我不会忘记的。如果你真还会到中国来，如果那时我的处境好些，我一定请你在最高级的饭店吃一顿中国大菜。”
沃克十分认真地说：“别忘了你还要替我寻找一位愿做我妻子的美好的中国姑娘。”
我也十分认真地说：“只要那时我们的政策允许一个中国姑娘嫁给一位外国人，而且你保证不欺负她。”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匆匆握了一下手，他便跳上了汽车。
汽车开出很远，我还看到沃克一只长长的胳膊从车窗伸出，向我不停招着。
我惆怅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我这“出事”了的工农兵学员，在朱家角生活了十来天后，心中渐感不安起来，总有种近乎“逃亡”的阴暗意识，时时地摆布着我。
我便告别了阿婆，鼓起勇气，回学校了。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E老师把我叫到一个学生宿舍里，讯问我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得怎么样了，还暗示我，工宣队认为，人证物证俱全，我拒不承认，也是可以定“案”的。那就不是我将被分配到何处的问题了，而是我有没有资格毕业的问题了。
V就住在这个宿舍里。我不知E老师为什么偏偏将我叫到这个宿舍。桌上有瓜子、果脯、软糖，毫无疑问都是V买的。他是我们专业带工资学员中工资最高的一个，每月七十多元，比我们有些老师的工资还高。除了我和E老师在宿舍里，V也在。他不离开，使我愤怒。按理说他是无权听我与E老师这番特殊内容的“谈话”的。可他却躺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书，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E老师不让他出去，也使我大为不解。
我老老实实告诉E老师，我这些天来根本没有进行过什么反省，到一个去处躲清静。
“你当真不想要毕业证书啦？”E老师一边嗑瓜子，一边瞪着我问。
我说：“随你们的便！”
V腾地坐了起来质问我：“你骂老师？”
“滚！你有什么权力质问我！”我指着他大声说，真想和他打一架。
“你……”E老师脸气白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专业的于老师。他到安徽去“开门办学”，昨天刚回来。他见我们三个虎视眈眈的样子，奇怪地问我们在争吵什么。E老师就把我“犯错误”的事对他讲了一遍，还说：“大梁的态度这么不好，是毕不了业的呀！”
于老师说：“这事啊！那张汇单是我从阅览室一本《朝霞》中无意翻到的。我当时也没想到去细看邮戳，不知那是大梁半年前丢失的……”
V这时要往外走。
于老师叫住他说：“哎，小V，我不是亲手把汇单交给你，让你打电话告诉大梁回学校取的吗？”
V不免狼狈起来，支支吾吾说不成话。
E老师不禁转脸去看V。
V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可我也没叫你拿着作废的汇单再冒领啊！”
我气恨得浑身发抖。
这件事从此就算过去，不了了之。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往后见了我，脸上也强作微笑了。
实事求是地说，V与C，在这件事上，并无“合谋”。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各干各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C代领汇款。如果换了别人，这事本不成其为事，最多埋怨我几句。C将这件事搞成一件事，当然没什么奇怪；对于某些人，能够有什么机会“整”别人一下，不“整”白不“整”。V不过是见C首先已将这事搞成了一件性质严重的事，顺水推舟，使其更为严重罢了。因为他是做梦都想进北京啊！自从我们上一届的毕业生中，就是对同学突然“袭击”，贴出“某某反动言论百例”的那个，进京后据说可能当教育部副部长，多少人都认为进京简直就等于跃龙门。
不久，复旦园内暗传，“四人帮”在北京被逮起来了。接着，马天水、王秀珍在北京交代问题一说被证实。
复旦园内人心扬沸。工宣队员们一个个如丧考妣。在发生于复旦园内的许多大大小小事件中“革命”得过分的某些人们，像偷了汉子被揭发的女人似的，都变得有了几分扭捏，有了几分羞臊，有了几分不自在，低眉顺眼起来，而做过恶的，受到的心理冲击是太突然也太大了，未免惶惶然不可终日。
复旦大学与上海交大的学生，率各大学之先，深夜冲出校园，会聚外滩。市革委楼前，万头攒动。
徐景贤肩披棉军大衣，出现在阳台上，朝下招手，高喊：“革命的同学们，感谢你们的政治热情……”
他以为两校学生，是在以游行的方式，为“四人帮”及马天水、王秀珍之流向北京施加压力呢！
一片怒吼骤起：“打倒徐景贤！”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潇洒的身姿明显地抖了一下，军大衣落在地上，像个皮影似的，晃进室内不复出现。两校学生的队伍，从市革委门前出发，几乎绕市游行十周。复旦学生归校，时间已过午夜。
我在游行队伍中发现了C，其情绪之昂奋，令我惊诧。围攻物理系女学生时的表现，大概也不过尔尔。健忘若此，真奇人也！我暗想，像她，总该转个弯子吧？却顺溜笔直地就从一条路线冲刺到另一条路线了！
中文系学生首先贴出一批揭发“四人帮”在复旦罪行与阴谋的大字报。C一手拎糨糊桶，一手持刷糨糊的笤帚，忙前忙后，颇不辞辛劳……又过不久，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了。E老师动员我留校，我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小莫暗中向我透露，动员我留校，是为了照顾V，将他分到北京去。因为他最怕被重新分回新疆去。而他留校是没指望的，老师们十之八九坚决反对。我便找E老师，告诉他，我宁肯回北大荒，也不留校。E老师问我何以变卦。我说：“你心里明白！”
那一天我卖了手表买的那件“三合一”的裤子晒在外边丢掉了。我只有两条裤子，丢的是体面的一条。V就拿着一条新裤子来送给我。
我说：“我穿着短裤毕业，也不会接受你给我的裤子。”
他说：“我女朋友在北京，求求你。”我说，“把你的裤子拿走，否则我从窗口扔出去。”他不拿走。我便当着他的面从窗口扔出去了。那条裤子悠悠地飘过了院墙，飘落在马路中间。一辆卡车驶过，车轮又将它卷入了路旁的水沟。
V尴尬地待了一会儿，又说：“我错了……”
我朝房门一指：“出去！”
V不得不离开了。
小莫走进来，问：“那小子来干什么？”
我沉思许久，低声说：“小莫，要不我就成全了他吧？他女朋友在北京……得理让三分才对是不是。”
小莫说：“狗屁！他女朋友是北大哲学系的，与我们同届，半年前就与他彻底断绝关系了！全专业哪个同学不知道？E老师也是明明知道的！……”
我说：“就算这样吧！反正我也不是北京人，北京对我并没什么吸引力。他刚才对我承认他错了……”
小莫说：“好，好，好，你是君子，你多好啊！可生活中的坏人，就是让你们这些人给惯的！你成全他吧，也成全你那颗自以为善良的心吧！老子从此和你绝交！……”小莫掼门而去。
我又想了很久，决定报复一次。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报复人。
直到如今，我仍每每回想此事，不知自己当初对抑或错，得不出个结论。其实我并不算报复了V，我只不过是不肯原谅他对我的伤害，在完全可以成全他的情况下没有使他如愿以偿而已。这么想，似乎也就宽宥了自己。但进而一想，若我当初成全了他，说不定他分到北京之后，尚可能与其女友重归于好，结成伉俪，夫敬妇爱，一生幸福。爱是一种机缘，谁错过了则可能铸成千古恨。断送了别人爱的机缘，毕竟是有几分可恶的事。而且也太小人气。这么想，又觉得自己当初很不应该。
临毕业更近了。每晚，在校园里谈心的人大大多起来。分离使人与人之间都变得友善起来。
C抓紧在校的最后时间开始谈情说爱。没什么政治的事儿可做了，对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其貌不扬的、毫无女性魅力的大姑娘来说，赶紧抓住一个可以做丈夫的男人，就“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
每晚有比我们低一届的一个部队学生陪着她，与比我们高一届的一个留校生在校园里兜圈子。据说那部队女学生是“红娘”。逢熟人“红娘”便“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我们谈工作”。
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们几次。C总是将脸扭向别处，装未见我。
我知这不是害羞。害羞的本能使女性可爱。在这一点上C挺不幸的。她避我另有缘故。她曾向我们专业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同学求爱。而对方又爱着新闻系一位女同学。她明知却又“锲而不舍”。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理说作罢算了。她不。她以创作专业支部副书记的名义，到哲学系去“调查”人家的“不正常关系”。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属于“刺探”别人的隐私，非法活动。假专业党支部名义而行之，更是做得太过分了。她还不作罢。还要在专业的各种会上大讲特讲“上大学时期谈情说爱，对不起送我们上大学的人民”一类话……那位新闻系的女同学有次当众大骂了她一通，于是她的所作所为彻底败露。女人天生是女人的对手。那一次她真是大现其眼。有这个前因，她碰到我自然要将脸扭向别处。这绝不是害羞。套用句京剧道白，是——“叫奴的脸儿往哪搁？”不过我倒因此同情她则个了。那也算正经地谈恋爱么？跟着个女“陪同”，像跟着个寸步不离的女保镖似的。碰上熟人还要来一句：“我们谈工作。”仿佛三个中央委员在一起似的，真真大煞风景！也太没诗意。没半点诗意，那爱还值得一谈么？天可怜见的！
有人也邀我谈心，是专业的一个部队学员。我对他一向极好。除了小莫，我视他为第二知己。他年龄比我小三岁，我拿他当弟弟对待。
我们从宿舍楼走至校门口，在毛主席塑像背后站住了。他忽然说：“大梁，有件事我对你挺内疚。”
“你？……什么事？……”我诧然。
他说：“你肯定已知道，装不知道。”
我说：“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他说：“V给你打电话，我在场。我还接过电话与你开了几句玩笑，你怎么能没听出？……”原来如此！我始终想不起那个“第三者”，竟是我这位“第二知己”！我又怎么能想到是他？几次电话里那声音使我想到了是他，我都将他从苦苦的追忆中排除了。我连问都不曾问过他。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作证？”我觉得他变得那样陌生。
在毛主席塑像的阴影里，他脸上浮现出一种令我感到吃惊的纯粹概念化的笑。
他说：“你了解的，我这个人，不愿与任何人发生矛盾。我的处世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愿卷到什么矛盾之中。所以……所以我要向你当面解释一下……”
我呆呆地看了他片刻，猛转身撇下他走了。直到毕业离校，我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不是可恨，而是实实在在的可怕……
毕业证书领了。火车票也订了。再过三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却总觉得有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仿佛我人离开了，心也会留下一半似的。我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失落魄魂般的情愫。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第二天，有人喊我接电话。
我抓起话筒问：“谁？”暗想没什么人会给我打电话的。
“我……”一个姑娘的声音，低低的，语调柔婉。
那一时刻我觉得自己定住了。不能动，也不能发音。我听出她是谁了。我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了。我明白我那种失魂落魄般的情愫究竟因何而产生了。我明白某种感情一旦作用于我的心灵，我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了。
“你怎么不说话？……”那低低的、柔婉的声音又问。
“你在哪儿？”我用颤抖的语调反问。
“在校门口。”
“我去接你！”我一放下电话，就飞快地朝校门口跑去。跑到校门口，并未发现她。我旋转着身子寻找她。
“往哪儿看？”她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笑吟吟地望着我。她穿一件白色短袖衫，一条浅咖啡色裙子，显得那么清秀淡雅。她心情分明很好，脸上光彩照人。难怪我看见了她，也未敢上前认她。我笑了。
她说：“我父亲病了，我陪父亲回上海来看病。”
我关心地问：“病得重吗？”
她说：“是大学里过去的一些老教授们想念他了，找借口把他接回来的。”
我说：“我见过你父亲了。”
她奇怪地眨着眼睛问：“在哪儿？”
我说：“在火车站，你们父女离开上海那一天。”
“你到底去火车站了？”她收敛了笑容。
我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露面？”
“怕你不高兴见到我。”
“你……”她注视着我，摇摇头，“真傻啊！”
有人注意我们。
我说：“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坐一会儿。”
我带着她来到宿舍，将她介绍给小莫。
小莫打量了她一番，对我说：“是像橄榄。”
沃克将我对他说过的话告诉了小莫，小莫就常拿那句话开我的玩笑。小莫借故走出。我们面对面坐在桌子两旁。
她说：“你的同学为什么说我像橄榄？”
我脸红了，说：“是么？我没听见啊！”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去，说：“知道你快离校了，来看看你。”
我说：“我分到北京了。”
她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复低下头去，又沉默起来。
我说：“我本是可以留校的。”
她渐渐抬起头，问：“你不愿留校？”
我说：“谈不上愿意或不愿意。北京上海对我反正都一样。因为我将来总归是要回到哈尔滨去的。我有一个身体很不好的老母亲，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家庭需要我。”
她轻轻叹息了一声，再次低下头去。
她的双手像幼儿园里等待阿姨给剪指甲的小女孩那么规规矩矩地平放在桌上。而她低着的头却扭向一旁，似乎永不会再抬起，永不会再看我一眼。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旁，握住了她的双手。她没有抽回她的手，有半分钟的时间，她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未动。她坐在那里仿佛是一个石头人。她的双手在颤抖。也许是我的双手在颤抖。忽然她将她的脸贴在我的手背上。
我说：“我爱你！”
她说：“不……”
我不禁放开了她的双手，走到窗前去，背对她站着。
她问：“你生气了？”声音低低的。
我转过身，盯着她的脸说：“那么请原谅。”
她说：“我有老父，你有老母。我有侍奉我父亲的义务。你有孝子之心。我们虽然是在马路上偶然相识的，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你是第一个对我说‘我爱你’这句话的人。今后南北相离，何必钟情呢？这是缘分，你我命定如此。”
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她低下了头去，沉默着。
我也沉默着。
不知过了多久，她站起来说：“我该走了。”朝我凄然一笑。见我还怔着，不说话，她转身向房门走去。
“等等！”我叫了一声。她在门前站住了。
我走到她跟前，将门锁落下了。
“你……”她吃惊地瞪着我。
我坚定地说：“我要吻你一下。”
她凝视着我，低声问：“你吻过几个姑娘了？”
我觉得，她的凝视是那么幽深。
我说：“在你之前，我没吻过任何一个姑娘。”
她说：“在你之前，我未被任何一个小伙子吻过。”
她闭上了眼睛。
我轻轻在她眉宇间吻了一下。
她睁开眼睛，问：“你吻过了？”
我说：“是的。”
她说：“我什么也没觉得。”
我说：“那我再来一遍……”
有人敲门……
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小莫去送我。还有三个同学：小杜、小刘、小周。我从车窗口探出身子，一边和他们说些告别的话，一边用目光在站台上的人群中寻找着。
小莫说：“你寻找她？”
我突然发现了她，隐蔽在一根水泥柱后，呆呆地凝视着我。我要从窗口跳出来。列车开动了。小莫、小杜、小刘、小周对我喊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到。我的目光只望着那根水泥柱子，柱子后的她。
上海，别了！别了，你这在新华路扫马路的姑娘！我们在新华路的人行道上相识。那时你手中拿着扫帚，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我们却在上海火车站相别！你隐蔽在水泥柱子后，就像我送你去浙江农村时隐蔽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一样。你有老父。我有老母。我有孝子之心。你也有孝女之心。今后南北相离，我们命定如此。我们没有缘分。你像一颗橄榄，我用我的心含着你。今后我将成为丈夫。但我不会忘记你。人人都有这点权利。
我又了解你多少呢？了解得那么少、那么少、那么少！我为什么竟爱你呢？我自己也不明白，永远也不想弄明白。列车向北、向北、向北……
我望着车窗外，思考我这三年的大学生活。学到了识别人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教训。如果这也是学问，三年还不算白过。
做过什么亏心事吗？做过的。“批邓”的时候贴过一张大字报。写过三篇“反小生产者”的短篇“小说”。没发表。写过一部“反文艺战线‘走资派’”的长篇，没写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短篇也发表了，长篇也写完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获得。为了获得什么呢？为了获得我所憎恶的那种政治势力的青睐。憎恶是真的。想讨好也是真的。产生过愤起疾呼果敢抗争的类乎勇士精神的冲动，更多的时候唯恐祸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维护着一点点可怜的人格。如果讨好成功呢？如果想获得的获得了呢？我会不会加入“另一类勇士”的行列，顺着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劲呢？
而我的毕业鉴定上却写着“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一条永恒的荣誉。
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比V、C一类人正派多少。
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和一个娼妓鬼混了三年。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亦是假，假亦是真。只有对一位姑娘的爱，是不打什么折扣的。
也算是收获——我认识了我自己。
列车向北、向北、向北……
我忽而又想到了沃克。如果他还在中国，我真愿将自己内心里最真实的一切一切都坦率地告诉他，让他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
列车向北、向北、向北……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梁晓声，梁晓声，你今后得多少变得好一些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