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化论的进化

在遗传奥秘的发现过程中，最根本性的突破来自进化思想。只有认识到了进化的存在，人们才有了用遗传信息去解释物种演化规律的可能。进化论是人类最不可思议的思想创造，它用如此质朴的原理却能回答最为深刻的命题。然而就像其他的人类智慧成果一样，进化论并非凭空而来，达尔文的脚下同样是巨人的肩膀。

实际上，我们已无法追溯达尔文当年的思考历程，或精准地还原出所有影响过他的学说或理论。但是，仍有一个源头是较为可信的，同时也是鲜为人知的，即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带来的启发。

英国在整个人类文明向现代化跃迁的过程中，做出过奠基性的贡献，其杰出人物灿若群星，查尔斯·达尔文和亚当·斯密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开创的不仅仅是一门新学科，更是一种伟大的世界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看似分属于生物学和经济学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但二者之间其实也有着进化传承的关系。

进化论的起源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小城什罗普郡。1825年10月，16岁的达尔文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然而，他对医学丝毫不感兴趣，但在概论课上，却接触和学习到了当时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包括怀疑主义大师大卫·休谟、人口理论创始者托马斯·马尔萨斯、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及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等大师的著作。自此，达尔文开始对自然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十多年后，他结束了在“小猎犬”号上为期5年的环球航行，回到英国。他重读了上述著作，并依据自己在旅途中的观察和见闻，构建出了震撼世界的进化思想，最终于1859年撰写出《物种起源》这部不朽的作品。

《物种起源》也是有起源的，进化论同样是进化出来的。被称为“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的卡尔·弗腊斯在植物研究中已经提出“物种永恒不变的信念”可能是错误的；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帮助人们认识到“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规律而非神的干涉所发生的”……在上述众多的奠基性工作中，最应强调亚当·斯密的贡献。尽管达尔文并没有直接引用亚当·斯密的任何观点或论述，但从思想来源上分析，自然选择理论最初的观点应该就是从亚当·斯密的观点中获得的。在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里，一种生发于无形却能自发至有序的经济力量叫作“看不见的手”，而当达尔文把这只“手”的概念类推到生物世界时，就幻化成了同样无形的自然选择机制。

1861年9月18日，达尔文在给亨利·福赛特的信中写道：“30多年前，很多人都在谈论着地质学家只应该观察而无须做理论……很奇怪的是，人们竟没有看到，所有的观测结果，只有在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时才有意义！”这段话，后来被达尔文总结成为一条格言：所有的科学论述，在反对或支持某种观点时才有意义。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便是如此，其反对的观点来自1802年威廉·佩里的名著《自然神学或大自然表现出的神性存在的证据》。这是一部当时流行的神创世界论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此类思想的巅峰之作。它详尽细致地描述了种种奇妙的自然现象，显示出自然界的复杂，并由此得出似乎无可置疑的结论：如此精致的世界，除非是由一个人创造和设计的，否则根本无法呈现在我们面前。简言之，自然现象的复杂性正是神性存在的证明。这本书的文笔是如此之好，以至于达尔文浏览了多遍并称赞道：“我想我很难再如此地仰慕一本书了。以前的我一定会由衷地这么说。”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定语“以前的”，它指的当然是《物种起源》的思想萌生之前，而在那之后，达尔文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再复杂的现象也完全可以从简单的起源进化而来。

如果说达尔文是在和威廉·佩里争论，那威廉·佩里又在反对谁呢？他反对的对象当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亚当·斯密。威廉·佩里在描述物种生殖时，以家雀为例，写下了这段话：

“雄雀和雌雀共处时并不是为了物种繁衍，而仅仅是遵从自己身体感觉的指引。可结果却完全符合一个智者的考虑。这样的安排既满足了未来世界的需要，又让家雀得以享受。这些结果是如何出现的呢？动物会这么做，我们称之为本能。本能不是动物对行为结果有什么主观设想，它们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这一切难道不能证明，真正的未来不在动物手里，而是在造物主的手里吗？”

威廉·佩里希望通过这段话向读者证明，自然界的确有幕后操纵的“手”，那就是“神的手”。尽管可以肯定，威廉·佩里写下这些内容时，并非针对亚当·斯密。但有趣的是，当把这段话和亚当·斯密的另一段话并列一处时，我们越看就越会觉得，它是针对“看不见的手”的反驳。亚当·斯密这样说：

“每个人都力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最大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追求增进公共福利，更不知道具体能够增进多少。他追求的仅仅是一己之安全或私利。但是当他这样做时，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人们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其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不知不觉地提高了社会效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这么做时来得更好。”

上述这段话和前面家雀的例子在说同一个现象，但两种解释却完全不同。亚当·斯密坚定地认为，这只“手”不属于任何人，它就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也可以被说为自然选择在经济活动中的版本。

《国富论》的诞生

达尔文反对威廉·佩里，威廉·佩里反对亚当·斯密，那么亚当·斯密又在反对谁？他反对的其实是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在19世纪之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核心内涵体现为两点：其一，财富就是国家储备的金银；其二，国家间的竞争是零和博弈。所以必须严格管理经济系统，增加本国金银收入，抑制财富向他国流动。

这样的经济认识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随着大航海运动的兴起和海外殖民活动的开展，重商主义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发展为国家重商主义，但其实质并未改变。为了应对竞争，各国政府都在自上而下地对经济进行管制，严格限制贸易，提高关税，强行垄断，增加出口，抑制进口，控制行会，夺取殖民地，抢夺金银和贵金属。所有强而有力的干涉措施，最终的目的都是实现所谓的“有利于本国的贸易平衡”。

从本质上来说，国家重商主义就是把经济系统当作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可设计的结构，所以对其管理也须自上而下地推进。但颠覆这一认识的，正是亚当·斯密。准确地说，亚当·斯密其实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至少一开始不是，他主要是一位哲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主要教授伦理和雄辩。1759年，他的第一部轰动性著作《道德情操论》问世，这部著作主要研究人们的道德和伦理行为，而不是经济学问题。或许正因为这样，亚当·斯密才得以跳脱当时经济学主流思想的束缚，从而提出全新的理论。有趣的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讨论的是人的利他性，而在《国富论》中研究的却是人的利己性，这构成了一体的两面，因为其本人就是一个有着两面性的人。近代经济学界不少人曾经高呼“回到斯密”的口号。如果要想“回到斯密”，人们不仅应该回顾《国富论》，更应该重新阅读《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发表之后，亚当·斯密在欧洲大陆游历三年多，增长了更多知识和见闻，对经济运行的规律也有了更加深刻认识。再经过六年写作，三年修改，1776年伟大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终于问世。在书中，亚当·斯密从道德和实践两个方面彻底驳斥了重商主义的观点，认为重商主义既无用也无德。从道德而言，“禁止人民去生产他们所能够制造的全部物品，禁止人民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产和劳动投入自己愿意的最有价值的用途上，显然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在国家管理制度下，“凡是法律试图控制工人工资的时候，工资总是宁低勿高”。

亚当·斯密指出，国家的财富并不是国库中躺着的金子和银子，而是全体国民所拥有的各种形式的物品总和，土地、房屋、各式消费品，都是它的组成部分。重商主义看似在保护自己的国家，实际上只是在照顾那些生产者，而完全牺牲了作为消费者的大部分国民的权益。明明从法国可以买到价格低、品种好的葡萄酒，英国政府却弃之不用，非要在严寒的苏格兰自己种植葡萄，导致酒价翻了30倍，又强迫消费者接受，这等于削减了国家总财富。

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推论。对一个家庭来说，如果他们买东西时善于比较和挑选，总能买到那些物美价廉的商品，人们就会说这个家庭很精明。而相似的情况推而广之到了国家层面，怎么就变成了蠢行呢？这显然是一种谬误。家庭怎么做，国家就应该怎么做。如果国外的商品更加便宜，就应该去购买，而不是加以限制后自行生产。

《国富论》的观点与重商主义的观点截然相反。财富不是你有我无、相互夺取的，只要不去限制，财富是可以依托于个人意愿充分增长的。国家间不应该设立任何的管制措施，而应该让每个人自由地根据特长和意愿从事自己希望做的事情，那么国家和国民的财富就都可以最大化。从深刻的层面来讲，亚当·斯密颠覆的，其实是前面提及的经济系统，即人设计出来的一个基本系统观。经济不是自上而下设计出的一个系统，而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一个天然体系。生产者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消费者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这种以自发演化理念建立的非设计观念，真正切中了经济系统的本质，所以它一经提出就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经典经济学主张自由个体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通过竞争与淘汰，实现着体系扩张与演变。经过如此一番解释，进化论难道不正是《国富论》在自然界中的等价形式吗？

相似的成功

除了思想上的连接，达尔文和亚当·斯密还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经过数年的艰苦游历，才获得了洞察世界的本领；都因拥有了挚爱的支持，才得以取得辉煌的成就。

对于达尔文来说，这位挚爱是自己的妻子。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不希望达尔文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妻子，她又希望自己的丈夫是对的。她无法开口劝说丈夫，只好写信，哪怕他就在自己的身边。最后，看到意志坚定的达尔文不改初衷，这位温柔而智慧的女性对女儿说出了一句让人感动莫名的话：“你的爸爸不相信上帝，但是上帝相信他。”

对于亚当·斯密来说，这位挚爱是好友大卫·休谟。两人不管相隔多远，都会保持通信。亚当·斯密曾因为身体越来越差，指定大卫·休谟为自己遗稿的管理人。可没有想到的是，大卫·休谟却走在了他的前面。大卫·休谟在遗嘱中，又反过来指定亚当·斯密为他的遗稿管理人。相互托付是他们深切友谊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