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战略

有一种重要的复杂情况是，动物们需要对付与自己没有社会联系的其他群体，并同它们展开较量，查尔斯·达尔文称之为“生存竞争”。潜在的合作与限制冲突意识或许塑造了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可一旦和外来群体发生对峙，这些意识就会被其他指令替代。个体攻击行为是动物们的家常便饭，但群体之间的搏杀概率就低多了。蚂蚁是最好战的动物之一。有人说，它们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永无休止地侵犯，武力争夺地盘，尽其所能地消灭邻近群体。如果蚂蚁掌控了核武器，它们很可能不出一个星期就毁灭整个世界”。蚂蚁群体中有专门负责打仗的兵蚁，它们没有生育能力，因此即便在战斗中阵亡也不会威胁部落的数量规模。蚂蚁的作战目标很明确：抢夺食物，占领地盘。一群蚂蚁战胜其他群体后，胜利者会把败军的粮食储备转运到自己的巢穴中，败者不是被杀死，就是遭驱逐。蚂蚁打仗毫无战略可言。它们凭借的是残忍无情的蛮力消耗。蚂蚁们紧紧贴在一起，形成一大团，肆无忌惮地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完全没有谈判和协商的余地。

相比之下，研究发现黑猩猩身上表现出了战略智慧。其他物种的雄性之间可能会为了争取和雌性交配的机会而展开一对一厮杀。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两个邻近的黑猩猩群体之间会发生冲突，并导致一些黑猩猩死亡。这种情况不符合黑猩猩生活的常规特性，它更可能发生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这也再次表明，黑猩猩之间的战斗是策略性行为，而不仅仅是出于攻击本能。

在有关黑猩猩交战的观察记录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的研究成果，她是研究黑猩猩社会生活的开拓型学者。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她在坦桑尼亚冈贝河国家公园观察研究黑猩猩。她多次发现，单独活动的猩猩会被附近其他部落的雄性黑猩猩杀死。一次，两只掌权的雄性黑猩猩吵翻了，导致部落分裂成卡塞卡拉（Kasekala）和卡哈马（Kahama）两部分，敌对双方由此在冈贝河国家公园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从1973年延续至1974年，最终以卡哈马部落不复存在而告终。卡塞卡拉部落抢占了卡哈马部落的地盘，并掠走了雌性猩猩。古道尔发现，采取防守行动的时候，黑猩猩们会呼朋唤友地去打仗，很快赶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为了实地察看存有潜在争议的地区，黑猩猩们还要在部落边界附近巡逻。由于存在被强势部落抓获的风险，巡逻的黑猩猩表现得异常谨慎，尽量避免发出一切不必要的声响，还要不时察看有没有敌对部落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它们收起了平日的喧闹，直到返回自己熟悉的领地才恢复常态。这些巡逻行动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黑猩猩们跨过边界深入敌人领地时，它们会一下子变得比平时更具掠夺性。黑猩猩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一声不响地等待机会攻击弱小的受害对象。一旦它们出其不意地抓到猎物，就不会轻易放手，对手即便不死也是奄奄一息。

有人认为，从上述研究中得出结论过于草率，因为黑猩猩的栖息地已经被人为缩小，而且古道尔对它们的食物供应施加了一定的外力影响。她用设置投食站的方式把黑猩猩从密林深处引诱出来，这种做法加剧了黑猩猩部落之间的竞争。与她相反，德瓦尔观察黑猩猩的手段则是操控、干预黑猩猩的食物分配，降低冲突水平。古道尔曾经不无遗憾地承认，她的干预确实怂恿了黑猩猩采取更多的攻击行为，但同时也指出这并不妨碍她得出结论，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黑猩猩的行为举止会变得很独特。况且，古道尔的发现并非一家之言。研究人员对其他地方的黑猩猩群落进行密切观察后也发现，虽然打仗的事情只是偶尔发生，但这显示出它们的确有战争能力。

黑猩猩为什么打仗呢？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它们“希望改善获取食物、雌性猩猩或者安全感的途径”。黑猩猩以成熟果实为食，而果实的数量和分布反过来也是它们自身消化系统的产物，因此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相邻部落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很重要。当果实数量不足的时候，黑猩猩会独自上路，或者三五成群组成小队去寻找食物。食物分布地点很不均衡，某个部落的领地上可能食物非常充足，而有些部落则没果子吃。这就是造成冲突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强大的部落总想寻找机会欺负弱者。兰厄姆认为，成年雄性黑猩猩会“评估暴力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当“可能净收益足够高时”就会出手进攻。杀戮行动的后果之一是，某个部落的相对地位会大大提高（这些部落一般规模都不大，任何一名部落成员死亡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兰厄姆把这种现象称作“权力不平衡假说，它说明造成黑猩猩之间相互攻击和杀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部落之间的敌意，二是竞争对手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这就是产生杀戮的原因，但并非潜在冲突的根源，真正的冲突根源是争抢某种稀缺的和攸关生死的资源。

比极端暴力行为更突出的是黑猩猩对待冲突的审慎态度。古道尔在观察中发现，“当一小支巡逻队遇到规模稍大或者雄性成员较多的队伍时，即便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它们也会转向逃跑；反之，一大群黑猩猩即使走出自己的领地，只要来者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它们十有八九要追打对方”。有时候两群黑猩猩不期而遇，双方无论在成员数量还是成年雄性的力量方面都旗鼓相当，那么典型的结局是双方“互相打量，发出各种声音进行展示交流，不会发生冲突”。因此，重点在于，黑猩猩在实现权力平衡的过程中表现得精明、狡猾。当遭遇强大对手而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它们会设法避免争斗，随时准备撤退；而当自己的实力强于对手时，它们则长驱直入。因此，研究者从来都没有记录过进攻方的黑猩猩遭对手杀死的案例，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输赢双方的差别不在于绝对战斗力量的强弱，而在于“双方队伍的相对规模及其组成结构”。这种对待暴力的务实态度凸显了黑猩猩的手段。

因此，进化论者认为，战略是关键资源稀缺和生存竞争二者造成的自然结果。但它涉及的不只是就天生力量、进攻本能而言的适者生存问题。在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动物比对手更善于思考，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关系并懂得如何去操控它们。成功既来自智慧，也离不开强壮的体魄，从竞争一开始两者的重要性就不相上下，而通过外力协助来战胜对手的做法尤其聪明。

虽然现在只能从“行为和战争效果”两方面进行推断，但人们认识到，在通常所说的人类原始战争中也存在相似的行为方式，只不过这些“战略”一直被当成“习惯性的默契”。它们看上去大多属于消耗型战略，靠经常性战斗和突袭来拖垮敌人，造成的伤亡不大，但也不排除偶尔发动一场出其不意的大屠杀。这样的胜利往往是绝对而彻底的：掠夺财产和食物，破坏房舍和田地，杀死或掳走女人和孩子。由于缺乏后勤支援，食物和弹药很快会消耗殆尽，因此这样的战斗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也不可能拉开战线。突然袭击具备诸多优势。由于原始人部落一般安全防卫措施薄弱，而且在夜色下难以觉察小部队的活动，因此突然袭击往往令人防不胜防。况且，一旦发现时机不利，袭击者还可以选择撤退。阿扎尔·盖特（Azar Gat）指出，人们有充分的动机来避免公开战斗。在谋划杀戮之前，人们巴不得受害者“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最重要的是，他们最好无法对攻击者形成有效伤害”。这些因素促成了一种“高度统一”的战争方式，它在“任何采猎和原始农业社会中”均有体现。

通过对早期人类社会和黑猩猩群体的研究，我们发现了战略性行为所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源于引发冲突的社会结构。它要求实施战略性行为的人能够辨别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征，判断对方是潜在的对手还是盟友；能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以便通过传递印象或误导等手段来影响他们的行为。暴力行为虽然通过展现优势、表达敌意，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最有效的战略不能仅靠暴力，还需凭借结盟的能力。本书余下章节所论及的各种战略行为，其基本特征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战略性行为的基本特征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改变的只是其所应对的局势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