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揭示了战略理论和战略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由北方两倍于南方的人口数量和占有绝对优势的工业实力决定的。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南部邦联拥有更具创造力的军事将领。作为弱势一方，南部邦联本应该更依赖防御战术，但相反，它经常主动发起军事行动，其目的也许是希望和北方军打一场真刀真枪的决定性战役。林肯总统很清楚，联邦军应该采取进攻战略，但令他恼怒的是，他的将领们似乎无力发起哪怕一次成功的攻势，直到战争后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从这些事件中看不出任何克劳塞维茨式战略的影子，但能看到约米尼思想的影响。西点军校的教授丹尼斯·哈特·马汉（Dennis Hart Mahan）曾在法国研习拿破仑战争并公开宣称自己是约米尼的信徒，而他的得意门生、林肯总统的总司令、人称“老智囊”的亨利·哈勒克（Henry Halleck）更是将约米尼的《拿破仑传》（Life of Napoleon）译成了英文。马汉对拿破仑的军事艺术大加赞美，

靠着它，敌人被一拳击碎，彻底瓦解。战前准备毫无多余之举，确保关键位置具备绝对把握，决定性时刻没有半点犹豫，一眼扫去便通览战场全局，不可直观之事凭借准确的军事本能去领悟；轻装部队被投入前方以迷惑敌人，接着密集的炮火猛烈轰击，勇往直前的纵队在炮火撕开的缺口中冲锋陷阵，锐不可当的铠甲骑兵也全力猛攻，随后长矛骑兵和轻骑兵清扫被击溃了的零散残部：这些就是这个伟大的军事时期里差不多每场战役所留下的战术经验。

哈勒克在战争之初已是高级将领，不久后又成为总司令。但作为一名工程专家，他更擅长构筑防御工事，因而格外重视军事防御。这与马汉有关“应有战场上的勃勃生机和追击败军的迅猛快速”的教导完全不符。他对挖战壕等防御手段很在行，忌惮线膛步枪的致命杀伤力，这必然会抑制其发动正面进攻的勇气。这种谨慎态度在联邦军首任总司令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Lellan）的身上表现得同样明显。

约米尼的思想在这些将领中很有影响力，他们重视交通线的安全，反对林肯的建议，拒绝向南军同时发起系列攻击，包括在沿海地区采取行动。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分散了部队的力量，违背了战争原理。这不过是山野村夫才会想出来的主意。林肯从不怀疑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他不想强迫军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于是他考虑换将，以期找到愿意和敌人作战的人选。将领们深知敌人防御工事的威力，总想通过一场决定性战役置敌于死地，除此之外，他们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冒任何风险。正如麦克莱伦将军所言：“我不希望在一堆没用的小仗中浪费生命，更愿意直接打击敌人心脏。”林肯对这种宁可演习、不想进攻的态度感到越来越失望。他轻蔑地将其称为“战略”。“这就是——战略！”他在1862年大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麦克莱伦将军认为他能靠战略打败叛军。”这里的“战略”指的是一种让军队干这干那，唯独不打仗的作战方式。声东击西、机动迂回和其他妙招或许能偶尔得手，但真正赢得战争还要靠残酷无情的勇武之力。当南军最终被打开缺口、暴露出防御弱点后，林肯准备收下这份礼物：“现在，先生们，真正运用战略的时候到了，因为敌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目标。”

南部邦联军的罗伯特·E.李（Robert E.Lee）对拿破仑有着自己的研究心得，他笃信的战争之道就是发动进攻、歼灭敌人。他深知自己无法实施积极有效的防御，因此必须采取主动，利用迂回战术占据最佳位置，然后与敌人会战。但是此举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而且联邦军至少懂得如何防御。李确立了一个无法实现的胜利目标，因而招致了失败。对手的军队“过于庞大，过于顽强，过于受到民主政府意志的鼓舞”，不可能被“一场拿破仑式会战”所击垮。尤里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非常清楚，而且明白这个道理。他注意到，双方军队的惨重伤亡所获甚微，但他也知道北军比南军更能承受这样的损失，所以他决定进行“世上从未有过的殊死战斗”，以持续不停地交火牢牢困住李的军队，直到他拼光所有人马为止。与此同时，格兰特派威廉·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将军到南方进行大扫荡，使当地民不聊生，从而难以为前线部队提供支持。

林肯的贡献是在1863年1月正式实施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这让反叛地区的黑奴获得了自由。此举被形容为“必要的战时反叛乱措施”，它不仅进一步动摇了南军的斗志，而且加强了联邦军的力量。到1865年，之前的黑奴已占到联邦军数量的10%。战争最终成了一场消耗战。对于南部邦联领导人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来说，战争的“量级”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敌人展示出了比我预料的更多的力量、干劲和资源。他们的财政能力也远比我想象的要强……这样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战士们肯定很快会被拖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