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和历史

克里米亚战争中，列夫·托尔斯泰被调派到塞瓦斯托波尔，那段经历对这位年轻的俄国贵族军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托尔斯泰向往优裕的生活，却又受到宗教信仰的牵绊。他从前线不断发回记事性文字，并因此成为知名作家。这些文字中充满了他对战争肆意妄为和个人身不由己的敏锐观察。托尔斯泰亲眼看到了俄国士兵倒在敌人枪炮之下、尸体在部队撤退时惨遭遗弃的景象。他对俄国精英阶层的麻木和无能感到越来越厌恶，开始探索通过文学来表达农民和贵族各自的经历和感受。他从1863年开始，历经6年，完成了名作《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托尔斯泰为此进行了刻苦的调研，包括遍查史料、采访幸存者以及亲自察看1812年的战场故地，他的创作手法与专业历史学家格格不入，而且在情节设置上也完全打破了小说的传统套路。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此书是“作者以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想要并能够表达的东西”。作为这部混合体裁作品的一部分，后期修订本中加入了一些短评文章，对有关克劳塞维茨战略思想的传统史观提出了质疑。

托尔斯泰对克劳塞维茨的大部分观点持反对态度。克劳塞维茨甚至还在《战争与和平》中小小地露了一面。书中，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被认为代表了托尔斯泰的观点）无意中听到了陆军副官长沃尔佐根和克劳塞维茨这两个德国人之间的谈话。其中一个说，“战争应当移到广阔的地带”，另一个表示赞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敌人，所以当然不应计较个人的得失”。这番话令安德烈十分生气，因为“广阔地带”将包括他的父亲、儿子和妹妹生活的地方。他对此给予轻蔑的评价，普鲁士“把整个欧洲都奉送给他（拿破仑）了，现在却来教训我们。真是好老师啊！”他们的理论“连一个空蛋壳都不值”。

托尔斯泰对于那些狂妄自大的政治领导者和所谓的历史学家素来心存敌意，前者错误地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后者则自信能洞察一切。托尔斯泰对政治、军事、知识精英从来都不可能有什么好感，所以哪怕是与他产生共鸣的读者也难以苟同其观点，因此，他的思想对当时的战略实践几乎毫无影响。但是，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纪的剩余时间里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并且推动了非暴力战略的发展。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之后的世纪里仍然能够找到共鸣。

要弄懂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并非易事。即便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研究此问题时所运用的学识，也被视为雕虫小技。托尔斯泰强烈反对“伟人史观”。这种观点认为，历史进程主要取决于某些杰出人物的意愿和决定，这些人能够借助自己的地位和特殊才能推动历史朝一个特定方向发展。托尔斯泰的反对并不限于简单指责这种理论贬低了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潮流的重要性。对于任何想通过强设抽象范畴并假定其内在合理性，将对人类事务的研究置于一个准科学基础之上的理论，托尔斯泰似乎都不相信。书中的普弗尔将军把成功归因于“他从腓特烈大帝战争史中学到的间接行动”理论，而把失败归咎于没有完全运用这一理论。

托尔斯泰更看重“个人意志的总和”，而不是那些自以为一言九鼎、地位显赫却昏聩十足的大人物的意志。他看到了人的二元性：既过着随心所欲的个人生活，又过着“必须遵守为他们设立的各种法规”的“群体生活”；一边为了自己而有意识地活着，另一边却又充当着“实现人类历史性和普遍性目标的无意识工具”。在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相同。这些人寻求将个人独立选择和行动的能力整合在一起，使之协调地发挥作用。他们确信，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会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前进，不管设定这条道路的是一只神圣之手、历史性力量、集体的情感，还是市场的逻辑。托尔斯泰认为，在这个整合过程中的某一时刻，个人价值将被群体价值所淹没。对这一哲学见解构成挑战的不是社会底层民众，而是那些自认为能创造历史的上层精英。

但即便是托尔斯泰本人，在著书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个和上述论点相冲突的问题，那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确实发挥了个人影响力，而且他们的决策取得了效果。有人断言如果没有拿破仑，欧洲历史肯定不会改变。这种想法很奇怪。承认历史并非伪科学并不需要否定系统性思想和概念化理论的潜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拿破仑在博罗季诺战役中的表现来证明伟人史观的谬误同样很奇怪。正如加利所说，这是“史上最奇怪、最不典型的著名战役之一”，而托尔斯泰却把它套用在远没有那么奇怪和非典型的事物上，来强调其普遍正确性。按照托尔斯泰的描述，这位皇帝总是装出一副主宰万事的模样，但在实践中却什么也控制不了。他陶醉于一种“人造的生活幻想”之中，终日忙碌操劳，下达着各种极为具体的命令，但这些命令却因为过于脱离战场实际而无法真正发挥作用：“他的命令没有一项得到执行，而且他在整个战役中对战况发展一无所知。”自始至终，他只是充当了一个“权威的代表”。用托尔斯泰的话说，他这件事倒是做得相当不错。“他没有做任何不利于战役进程的事，他总是采纳最合理的意见，从不扰乱军心，从不自相矛盾，也没有产生畏惧心理或从战场上逃跑，而是以他的机智老练和军事经验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冷静而有尊严地指挥作战。”他发出的命令很少能让部下完全领会，而他得到的战场反馈又常常迟于各种突发事件。但是，这并非拿破仑个人的问题：战役当天，他身体不适，而且一反常态地在重大决策上优柔寡断。之后，在有机会分割敌军时，他又缺少后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总之，托尔斯泰很难认同这位处于权力巅峰的特殊伟人的历史作用。在论述奥斯特利茨战役时，托尔斯泰虽不情愿，但也认可与他同时代的人对这位皇帝所怀有的敬畏和赞美之心。

相反，托尔斯泰对库图佐夫的态度则相当友善。虽然库图佐夫的愚蠢是显而易见的，却被描写成极具内在智慧，理由是他把握住了局势的发展。说到对所谓军事科学的理解，拿破仑要胜过库图佐夫，但是这个俄国人懂得一些更为深刻复杂的东西，能够看到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库图佐夫告诉安德烈公爵，“时间和耐心是最强大的战士”。这个年轻人断定这位老人能够把握“事情发展的必然方向”，并具有避免瞎指挥的智慧。靠着这些，库图佐夫在战役中的不抵抗态度更多地表现出明智而不是惰性，更多地依赖军队士气而不是指挥官的命令。他唯一一次下达命令是在快要失败的时候，他想要在不利形势下准备反攻。命令的目的是振奋军心，而不是传达什么真正的作战意图。按照托尔斯泰的解释，法国人的进攻之所以手忙脚乱，是因为他们缺乏向前推进的道德力量，而俄国人则具备顽强抵抗的道德力量。

托尔斯泰对战略“新科学”的蔑视，是为提醒人们警惕那种“将事件的发生归因于在事件发生之前所下的命令的错误观念”。虽然发出的命令成千上万，但历史学家只关注少数几条得到执行的、与事件有联系的命令，而忘记了“由于不能执行而未被执行的其他命令”。这对于一个制订计划并下达行动命令的战略方案来说是个挑战，这样的方案忽视了真实情况，只能影响到诸多起作用因素中的极少数。托尔斯泰在书中描写了1812年7月的混乱辩论场景，当时俄国的指挥官们正不知如何对付拿破仑大军的进攻。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当放弃德里萨营地。其中一位将军认为，营地后面有条河对俄军不利；另一位将军则认为，这条河正是营地的价值所在。听着这些刺耳的声音、意见，以及所有“设想、计划、辩驳和叫喊”，安德烈公爵做出一个推断，那就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军事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所谓的军事天才”。在这些问题上，所有条件和环境都不清楚也不可能弄清楚，更没有人对俄军或法军的实力有充分的了解。一切都“取决于数不清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会在一个谁也不知道何时到来的特殊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军人的天才品质所反映出的不过是浮华的举止和赋予他们的权力，还有那些讨好奉承他们的马屁精。非但不存在造就一个杰出指挥官的特殊品质，而且如果没有了“人类最崇高和最优秀的品质——仁爱、诗意、温情，以及哲学探索的怀疑精神”，一名指挥官反而可能会更有效地履行职责。军事行动的成功依靠的并不是这种所谓的天才，而是“在队伍中高喊‘我们完了！’或者高喊‘乌拉！’的人”。

战争天生让人迷惑，作为原因的命令和作为结果的行动之间不可能存在一个清晰的联系。但是，战略至少有一部分作用是让人了解战争能得到什么和不能得到什么。就这一点而言，战略和超出人类理解范畴的自然力量一样，决定着俄国的命运。正如利芬所说，托尔斯泰没能清楚地看到沙皇的战略，没有看到所有事情都是像沙皇所期望的那样，按计划发展。不过，比“已有的所有史书”高明的是，《战争与和平》让人们普遍认识到了拿破仑的失败。“通过否定人类参与者对1812年事件发展的任何理性推动，以及暗示军事专业主义是一种德国病，托尔斯泰很容易地为西方理论界对1812年战役的解读提供了依据，那就是将法国的失败归咎于风雪或运气。”一方面，应当承认军事机构不是总能对中央机构的要求做出积极响应。命令可能引起误读，情报可能出现错误，原定的作战计划可能需要修改，甚至有时需要推倒重来。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军事指挥的有效性及其对改变战役进程的作用，或者否定领导力的作用；情报、建议和命令之间是有关联的；专业经验、训练水平和任职能力是能够产生影响的。也许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哲学理论来说，弄清某些人是否比其他人更能影响形势发展，比弄清他们是否应该具备这种能力重要得多。他反对弄权思想和那些自称掌握生杀大权者的狂妄，力图将其影响力降到最小。

托尔斯泰面临的问题不是历史事件的发生缺少诱因，而恰恰是诱因太多。历史学家们只看到了其中最明显的，却错失掉了绝大部分。正如伯林所说的，“那些号称被历史所记录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由各式各样可能的人类行为以及种类繁多的细微、难以发觉的原因和结果共同形成的，没有什么理论能够适用于所有这些复杂因素”。有位和作家惺惺相惜的人士曾经指出，托尔斯泰有力地揭穿了某些圣贤自命不凡的假面具，这其中不仅包括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而且包括后来的社会学家，这些“事后诸葛亮”只用唯一的证据或单个的要素来佐证自己的理论，而对所有与之相矛盾的东西视而不见。而且，历史学家们只关注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但这样的时刻并不多见，因为任何事情的结果都是很多独立历史时刻的产物，而后者又都有各自的偶发概率。他们解释问题时，往往漏掉隐藏在观点背后的重要内容，而过分看重其他次要内容。这就是历史记述经常遭到质疑和修改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加里·莫森（Gary Saul Morson）赞同托尔斯泰的观点，认为真正的理解只存在于当下和被“立即”决定的事件中。这就是为什么库图佐夫在开战之前的最佳建议是睡个好觉：紧盯眼前的种种可能性会比制订远景计划更有价值。

针对集中控制或宏大理论的局限性而发出有益警告是一回事，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各种细碎、即时的决定（就好像没有哪个决定比其他决定更重要，而且已有的决定对后来的决定也没有任何影响）则是另一回事。历史学家们或许难以把握他们想要解释的全部历史进程，但重新解读历史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史学家回顾过去，而战略家着眼未来。挑战在于如何面对难以预测的形势，并做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某些因素会受影响，但该做的事情仍必须去做，所以无所作为也是个不祥的决定。事后来看，历史学家们可能会认识到所有事情会有怎样不同的结果。但是，选择必须在一切都还未知时做出。最严重的是，这类辩论中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如果总是盯着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军事将领和他们的理论便可得到解脱，这看起来也许很愚蠢，却不必再冒风险。如果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就应该为自己的愚蠢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