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近景

第1章 记忆与自我观察——19世纪的媒介式永恒

19世纪对今天意味着什么？对那些并非像历史学家一样从职业角度去研究历史的人来说，19世纪到底是怎样一副面目？走近这段历史，是从这个时代呈现给后世的种种表象开始的。这些表象所涉及的不仅是19世纪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或是我们希望看到和构想它的形式或方式。因为这种构想不全是随意的，并不单纯是当代人兴趣和偏好的直接产物。今天人类对19世纪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那个时代自我观察的影响。19世纪的自省（Reflexivität），特别是诞生于其间的新媒介，对于我们观察它的方式始终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其程度之深远非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所能比。

直到不久前，最迟在2006年6月，当哈丽雅特（Harriet）——1835年与年轻科学家达尔文初次相会于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的一只海龟——在澳大利亚一家动物园寿终正寝时，19世纪这个与今世相隔已整整百年的世纪，才彻底消逝于个人记忆的地平线之后。在活着的人当中，再没有人亲历过1900年夏天的中国义和团起义，再没有人能记起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布尔战争），以及1901年1月相继辞世的威尔第和维多利亚女王的隆重葬礼。同样也再没有人对1912年9月日本明治天皇的盛大出殡仪式和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硝烟，拥有最直接的记忆。2007年11月，“泰坦尼克号”灾难的最后一位英国幸存者离开了人世，当这艘巨轮于1912年4月14日倾覆时，他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2008年5月，德国最后一位一战老兵也终于撒手人寰。从此，对19世纪的回忆不再是个人的记忆，而是媒体传递的信息之一，是阅读痕迹之一种。这些痕迹存在于学术与民间的历史书页里，存在于博物馆的藏品中，存在于小说、油画、老照片和音乐旋律里，以及城市景观与自然万象之中。19世纪不再被主动回忆，而只是被表述。这一点与以往的时代并没有差别。但是在文化生活的表述历史上，19世纪的意义却是超乎寻常的，甚至与18世纪相比也迥然两样。其表述的形式与机制大多源自19世纪自身的发明：博物馆，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摄影，社会统计学，电影，等等。19世纪是一个系统化记忆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自我观察升华的时代。

19世纪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人类意识中占有重要一席，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是就美学规范而言，在政治传统确立的问题上也同样适用。中国则是一个反例。对中国来说，19世纪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意义上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在中国人的普遍意识里，这种印象是难以磨灭的。人们不愿回忆这段与衰落和屈辱相关的历史，而官方历史宣传也从未试图对其加以美化。如今，甚至连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谴责和声讨也渐渐平息，因为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国与当年的受害者角色是不相吻合的。从文化角度看，19世纪在中国人眼中也同样是颓废和没落的代名词。在当代人看来，没有任何一件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或哲学篇章能够与古代经典之作相媲美。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19世纪甚至比某些古老的历史朝代更遥远，其中也包括18世纪几位伟大的帝王。在各种历史演义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这些皇帝一次次被赋予“新生”。

在这一问题上，日本与中国的差别几如天壤。在日本，19世纪享有无与伦比的盛名。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亦称明治革新）不仅成为日本创立民族国家的开端，同时也是独特的日本现代社会形成的时期。直到今天，明治维新在日本人的意识里仍然拥有崇高的地位，其意义堪与1789年大革命对法国的影响相匹敌。19世纪的美学地位同样与中国截然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萌芽，而以“1868一代”为代表的日本新文学早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达到鼎盛。

在美国的历史记忆中，19世纪拥有与日本相类似的魅力。在这里，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被视为民族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不亚于18世纪末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所向披靡的北方白人、节节败退的南方白人以及战争结束后被解放的奴隶，这三大群体的后裔分别赋予这一事件不同的意义，并各自编撰出一段于己“有利的历史”。其共同点在于：各方都认为，内战正如诗人罗伯特·P.沃伦（Robert Penn Warren）所言，是一段共同的“被感知的历史”。长期以来，内战作为一个集体性心灵创伤一直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在美国南部，这种创伤迄今仍没有愈合。与回忆历史时常见的情况一样，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原始的身份认知，同时也涉及以满足实际利益为目的的工具化问题。南方的宣传者千方百计想掩盖内战核心是奴隶制与废奴这一事实，而将捍卫“国家权利”推到首位。而北方的对手则竭尽一切对1865年死于谋杀的“内战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加以神化。没有任何一位德国国家元首（包括在人们心目中敬大于爱的俾斯麦），也没有任何一位英国或法国领导人（连备受争议的拿破仑一世也不例外），能够赢得后世如此的尊崇。甚至到1938年，罗斯福总统仍然在向公众发问：“What would Lincoln do？”（林肯会怎么做？）这位民族英雄俨然变成了为后世解难排忧的救星。

一 视与听

19世纪的艺术形式：歌剧

一个过去的时代依然是鲜活的——在重演时，在档案里，在传说中。今天，在19世纪文化被演绎、被消费的每一处地方，这个世纪仍旧栩栩如生。19世纪欧洲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歌剧，即是这一时代“重演”的一个绝佳范例。欧洲歌剧于1600年前后在意大利诞生，其时在中国南方，城市戏曲经历第一波繁荣仅有几十年。中国戏曲开创了一个未受欧洲影响的独特艺术流派，并在1790年之后随着京剧的诞生达到巅峰。尽管这一时期有诸多优秀的歌剧作品陆续问世，但在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歌剧的文化地位远未达到不可撼动的程度。直到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和莫扎特的出现，歌剧才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最高雅的舞台艺术门类。到19世纪30年代，歌剧作为艺术金字塔塔尖的地位，已成为世人的普遍共识。与歌剧发展几乎同步的京剧，其经历的情形与此相仿。19世纪中叶，京剧无论在艺术还是演出组织方面，都已进入成熟期。此后，欧洲歌剧的发展一路凯歌，而其远方的姊妹剧种——京剧却遭遇与传统的彻底断裂，并随着带有西方色彩的传媒文化的侵入，最终沦为民间剧种而在夹缝中求生。

如今，从里斯本到莫斯科，那些19世纪修建的歌剧院仍然观众盈门，其上演的大部分作品也同样来自19世纪。歌剧的全球化很早便拉开了序幕。19世纪中叶，歌剧在璀璨的世界之都巴黎“登陆”。1830年前后的巴黎音乐史就是世界音乐史。巴黎歌剧院不仅是法国最早的歌剧院，而且巴黎付给作曲家们的报酬也最为丰厚。在高报酬的诱惑下，各路竞争者拼力展开竞争，力图在这座音乐“磁石之城”（Magnetstadt）一举扬名。享誉巴黎便是享誉天下；在巴黎的失败，则无异于一种铭心刻骨的耻辱。1861年，其时已然成名的瓦格纳和他的作品《汤豪舍》（Tannhäuser）就曾在巴黎有过这样的遭遇。

早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歌剧便已在奥斯曼帝国上演。1828年，朱塞佩·多尼采蒂（Giuseppe Donizetti），著名作曲家葛塔诺·多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的兄长，出任伊斯坦布尔苏丹王的宫廷乐队指挥，并在当地组建了一支欧洲风格的乐团。在独立王国巴西，特别是1840年之后的佩德罗二世（Pedro II）统治时期，歌剧成为该国的官方艺术形式。温琴佐·贝利尼（Vincenzo Bellini）的《诺尔玛》（Norma）曾多次在这里上演，罗西尼和威尔第的代表性剧目也在这里被搬上舞台。巴西成立共和国之后，1891～1896年，一些富可敌国的橡胶大亨在当时地处亚马孙原始森林深处的马瑙斯（Manaus）建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歌剧院。这座建筑汇聚了来自全世界的精华：细木良材取自邻国，大理石来自卡拉拉（Carrara），吊灯来自穆拉诺（Murano），钢材产自格拉斯哥（Glasgow），铸铁则为巴黎制造。歌剧还借由殖民统治漂洋过海，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广为流传。法国文明的优越性，正期待着通过殖民地那些富丽堂皇的剧院建筑得以佐证。其中最为宏伟的建筑，当属1911年在法属印度支那首都河内落成的歌剧院。与许多其他歌剧院一样，该剧院也是模仿1875年竣工的巴黎加尼叶（Garnier）歌剧院建造而成。后者拥有2200个座位，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舞台建筑。河内歌剧院共有870个座位，对于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不到4000名法国人来说，其规模足以令法国本土的某些地方剧院黯然失色。

歌剧扎根于北美的时间比上述地区更早。1859年，位于新奥尔良的法国歌剧院（French Opera House）正式落成。在很长时间里，该剧院都是新大陆最豪华的歌剧院之一。在当时拥有6万人口的城市旧金山，也出现了类似的歌剧热，早在1860年，该市便售出了21.7万张歌剧门票。1883年建成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成为世界顶级剧院之一，同时也成为美国上流社会（high society）展示自我的舞台，其场面与当时的欧洲几无分别。大都会歌剧院的建造者在建筑艺术和舞台技术上，融合了伦敦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米兰斯卡拉歌剧院（La Scala）以及巴黎歌剧院的各种元素。其保留剧目几乎全部来自欧洲，因为在格什温（Geroge Gershwin）创作《波吉与贝丝》（Porgy and Bess，1935年）之前，美国作曲家对音乐剧的贡献可谓乏善可陈。在一些意料之外的地方，同样也掀起了歌剧热潮。19世纪30年代，智利出现了罗西尼热。在日本，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便对西方音乐的传播予以大力支持。1894年，欧洲歌剧在日本首次上演，剧目系选自夏尔·古诺（Charles Gounod）《浮士德》中的片段。1875年，当一位意大利女歌手在东京登台演出时，剧院上座率依然十分惨淡，以至于在演出中，连老鼠的吱吱叫声也清晰可闻。在世纪之交过后，一个稳定的歌剧观众群体在日本逐渐形成，1911年建成的第一座西方风格的大剧院则成为歌剧演出的固定场所。

19世纪，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的歌剧明星作为一种特殊身份也应运而生。早在1850年，“瑞典夜莺”珍妮·林德（Jenny Lind）在踏上包括93场演出的巡演之旅时，在第一站纽约便迎来了7000名观众。女高音歌唱家海伦·P.米切尔（Helen Porter Mitchell）根据家乡墨尔本的谐音，为自己取艺名为梅尔巴（Nelie Melba）。她于1887年在欧洲举行了首场演出，之后迅速蹿红，成为第一批真正的洲际音乐明星中的一员。自1904年之后，她又通过灌录唱片的方式，对自己的声音加以复制。在有着未开化之名的祖国，梅尔巴夫人被视为树立文化自信的偶像。19世纪的欧洲歌剧曾经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如今也依然如此。19世纪的歌剧保留剧目流传至今，在舞台上常演不衰，如罗西尼、贝里尼、多尼采蒂、比才，而威尔第、瓦格纳、普契尼自然更不在话下。然而，在浩如烟海的音乐作品中能够保留下来的毕竟只是少数，包括曾经名噪一时的作品，能流传后世的同样也寥寥无几。戛斯帕列·斯蓬蒂尼（Gaspare Spontini）、贾科莫·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都是他们那个时代颇负盛名的音乐大师，如今却很少有人排演他们的作品，还有一些音乐家的作品更是尘封于档案之中，鲜有人问津。如今，谁还听说过与瓦格纳同时代及其之后那些数量可观的中世纪歌剧？19世纪的话剧或是19世纪另一个典型的艺术门类——小说，或许也能使人萌生类似的联想。德国现代现实主义作品中，还有人在读的大抵只有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威廉·拉贝（Wilhelm Raabe）、阿达尔贝尔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甚至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作品都已成为日耳曼学的“保护对象”，至于那些次量级作家的作品更是毋庸赘言。其他每个国家同样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将19世纪的优秀文化划分为两种：活着的和死去的。19世纪的文化仍然活跃于当下，但却是在经过严格的筛选之后——以艺术品位和文化产业的规则为标准。

城市面貌

19世纪的另一种独特存在是城市面貌的明显固态化。从这一意义上讲，19世纪既是当代城市生活的背景，同时也是其上演的舞台。伦敦、巴黎、维也纳、布达佩斯和慕尼黑，这些城市的外观无不带有19世纪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所遗留下的痕迹，其中一部分所采用的是古典主义、新罗曼式或新哥特式等因循古老传统的建筑语言。从华盛顿到加尔各答，政治标志性建筑一律采用了仿欧洲古典风格的旧套路。对这些地方而言，19世纪的建筑史可以说是欧洲建筑传统的跨时代大汇展。相反，在亚洲一些大城市，具有明显19世纪特征的建筑实体则很少能够保留下来。例如在作为日本首都长达数百年的东京（史称江户），由于地震、火灾、美国人的轰炸以及持续不断的新建设，几十年以前修建的建筑都已难觅踪影，甚至连许多明治时期的遗迹也被清除。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则情形各异，它们大都处于下述两种极端状况之间：一种是类似维也纳内环路的完整城市风貌，另一种是19世纪在物理意义上的彻底消亡。时间的侵蚀无疑是有选择的：19世纪工业建筑的衰落比中世纪的建筑艺术来得更快，人们甚至没能来得及对工业“革命”——山谷里一夜间冒出的大工厂，高耸入云的烟囱等——获得一种感官上的印象。而在它们出现之前，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可以高过教堂的塔尖。

二 记忆藏所、知识宝库与存储媒介

或许我们可以套用相对较为人知的概念“记忆场所”（Erinnerungsort），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所有以储存为目的的收藏，统称为“记忆藏所”（Erinnerungshort）。在作为集体想象力结晶的记忆场所之外，这些“记忆藏所”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我们不能用抽象和非历史的方法对其加以归类。在今天看来一目了然的类别划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的。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很难区别哪些是图书馆，哪些是档案馆，特别是当前者拥有大量手稿收藏时，它与后者的差异便更加难以辨别。在18世纪的欧洲，为各种形式的私人之间的古董鉴赏与思想交流所提供的媒介空间，同时也包括以介绍历史和美学背景知识为目的的刊物，被统称为“博物馆”（Museum）。直到19世纪，博物馆方才被附加了一重公共性和对大众开放性的含义。这些记忆藏所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过去”保存起来，使之成为一种虚拟的“当下”。但是，假如仅仅是保存，而没有阅读和观看，这种文化意义上的“过去”始终是“僵死的”；只有在被理解、被领会的过程中，它们才能获得生命。这种为理解和领会所做的准备被称为教育。

档案馆

对于19世纪而言，档案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更为重要。在欧洲，19世纪是国家“霸占”所有记忆的一个时代。为此修建的国家档案馆成为统治行为遗迹的集中存放地，作为职业和社会身份之一种的档案管理员以及专事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也随之出现。在威尼斯、维也纳和西班牙西曼卡斯（Simancas）等地，历史学家将诸侯或国家以往的收藏品也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畴。在宪政国家中，政府将建立公共档案视为一项国家专属的任务。1790年9月，法兰西共和国宣布将当时规模尚不足道的国民大会档案确立为“国家档案”（Archive nationales）。大革命期间没收的财物，特别是从教会手中没收的财产，数量迅速激增。拿破仑大张旗鼓地推行档案政策，并将大量文献资料从意大利和德国运到了巴黎，以期将法国国家档案馆建设成欧洲中央档案馆——“la mémoire de l′Europe”。1838年，英国为建立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奠定了法律基础。1883年，充满传奇色彩的梵蒂冈档案馆正式向公众开放。19世纪20年代由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和弟子开创的“新历史科学”，将文献研究视为首要任务。历史只有通过文字资料，特别是那些未公开的资料，才能得以重构。历史学也因此而变得更科学，更经得起检验，其立场也更加具有反神话的性质。与此同时，历史学也逐渐对政府的档案政策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因为接触文献的机会是由政府控制的，而对历史学家来说，对文献的接触此时已变得不可或缺。存储的系统化组织同时还对学者的特征变化产生了影响。博学多才与个体的记忆能力从此脱钩，以博闻强记为长的博学家由原来的楷模变成了令人同情的怪人。而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也把来源考据看作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手段。

虽然档案并非欧洲人的发明，但是在19世纪，的确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对收集文献资料的兴趣能够与欧洲相匹敌。在中国，对文字史料的保存从一开始便被视为国家的职责，而私人对这类收藏则鲜有兴趣。因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只有极少数非国家团体——寺庙、帮会和家族——拥有自己的档案馆。通常的情况是，当一个新王朝完成本朝的官方历史书写的那一刻，便会将上一个朝代遗留的所有史料付之一炬。1921年，北京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把重达6万公斤的档案资料统统卖给了废纸收购商。多亏有收藏意识的学者罗振玉出面干预，才使这些藏品幸免于难。如今，这些文献由台湾中研院收藏。直到20世纪30年代，清代（1644～1911年）的官方印刷物和手稿仍然被当作废纸回收。尽管中国拥有令人尊敬的历史编纂传统，然而直到19世纪，中国仍然没有保存档案的意识。1925年创立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是将现代档案学的规范管理和存储理念纳入历代文献研究的第一家机构。奥斯曼帝国与中国一样，其发达的文牍体系很早便为统治者维护国家的统一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间产生和保留的文字资料的数量如此之巨，以致其研究工作只有作为专门的档案研究才有可能应对，这一点与中国是不同的。除了宫廷和中央政府的公文外，从帝国各地搜集的税收登记簿和法院文书（Kadi-Register）也被保存了下来。欧洲、奥斯曼帝国和其他一些地区虽然在19世纪之前便已着手文献的收集工作，但是直到19世纪，这些文献才得到了系统化的归档、保护和评估。

图书馆

“记忆藏所”作为文化遗产的有管理的收藏，也包括图书馆在内。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便已进入修建图书馆的辉煌时期。1690～1716年，身为图书管理员的莱布尼茨对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公爵的庞大图书收藏进行整理，从服务博学家的目的出发，对其加以编排和整理。不久后，邻省哥廷根创建的大学图书馆在这方面则迈出了更大一步。在一段时间里，哥廷根大学图书馆是全世界组织最完善的图书馆。1753年建成的大英博物馆最初的考虑是作为国家图书馆之用。1757年，皇家图书馆被并入其中，同时还颁布了一项规定：但凡大英帝国出版的书籍，均需向皇家图书馆交付一本样书作为收藏。流亡英国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帕尼齐（Antonio Panizzi，后称安东尼爵士）自1831年起任职大英博物馆，并在1856～1866年担任图书馆馆长。在此期间，他为科学化的图书馆业奠定了基础：一套按规章系统化制定的完整目录，一个为满足学术界读者需要而设计的阅览室。这间拥有高大穹顶的圆形阅览室，堪称全世界最华丽的阅览室之一。

在19世纪，所有大陆都陆续出现了英国模式的国家图书馆。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是在议会图书室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一些图书馆则与科学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家图书馆向有身份的读者和所有认真钻研学问的人敞开大门，它们不仅对本国的“印刷记忆”加以保护，同时还肩负着搜集知识的任务。全球出击，把所有民族、所有年代的知识财富汇聚在一起，成为世界顶级图书馆的标志性特征。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具备的重要前提是：与世界各地的业务关系开展图书贸易，并通过私人图书馆开发旧书市场。各大图书馆还设立了东方部，负责搜集各种生僻语言的书籍，有时候则是通过采购部门派出的特使。图书馆象征着一个国家追求文化平等或主流地位的雄心。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于1800年建立的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即是其中一例。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国会图书馆成为全世界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美国追求文化平等的愿望也由此得以实现。而那些迟迟未能统一的国家则很难做到这一点。直到1919年，普鲁士国家图书馆仍然难符国家级图书馆之名，而意大利则至今也没有建起一家综合性的中央级图书馆。城市图书馆既为渴望受教育的公众提供服务，同时也是公民自豪感的一种象征。然而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将税款用于发展图书馆业才不仅在法律上，同时也在政策上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美国，私人资助所发挥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重要。1895年之后依靠基金款项建成的纽约公共图书馆，成为众多雄心勃勃的市立图书馆当中最负盛名的一个。在19世纪，西方图书馆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圣殿。帕尼齐麾下以国家图书馆为主体的大英博物馆以其雄伟华丽的古典式外观，使这座知识圣殿在建筑领域也同样散发出夺目的光彩。美国国会图书馆在19世纪90年代扩建时借鉴了这一符号式语言，同时还以油画、马赛克和雕塑等形式加以完善。这些庞大的知识宝库的影响力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流亡者在这里酝酿他们的谋反计划，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家孙中山。1896～1897年，他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拟订了推翻清王朝的计划。之前，同样也是在这里，马克思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完成了科学论证。

图书馆并不是西方的垄断产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中国早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便在宫中修建了第一座皇家藏书阁。为整理这些藏书，当时的中国文人发明了一套被后人长期沿用的分类系统。但是，中国的藏书馆总是命运多舛。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9世纪，宫廷收藏的典籍和手稿至少遭遇了14次毁灭性破坏。于是，藏书楼不得不一次次重新翻建，书稿收藏也只得一次次从零起步。当木版印刷术在11世纪得到普及之后，许多私人学馆（书院）、文人贤士和少数收藏家也陆续建起了自己的大型藏书库。在清代，有史料记载的收藏家和书库超过500例。印刷书籍和民间手抄本的数量极为庞大，以至于编写图书目录成为文人最高雅的职责之一。因此对中国来说，图书馆和目录索引并非西方文化的舶来品。但是，公共图书馆的理念却来自西方。1905年，这一理念在中国中部省份湖南的省会长沙变成了现实。中国当今最大的图书馆是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该馆建于1909年，1912年向公众开放，并于1928年获得国家级图书馆的地位。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并非其自身传统的简单延续。将图书馆作为公共教育空间暨科学工具的双重思想是由西方提出的，而中国则在20世纪初的乱世中主动接受了这一理念。

在日本的传统中，国家很少以文字资料收藏者的身份出现。日本缺少对藏书来说必不可少的庞大分类系统，而这一点却是中国图书收藏的最大特色。很久以来，日本的藏书一直是指向中国的。18世纪早期修建的非公共性的幕府（德川家族军事统治者的称谓）图书馆，也是以收藏古汉语书籍为主，而对当时日渐发达的日本书籍生产则关注甚少。与中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在日本对外开放（1853年）后不久，西方图书收藏者便随即而至。欧美国家庞大的汉语和日语藏书归功于三方面因素的结合：西方对图书收藏的兴趣、亚洲对自身教育传统的暂时性忽视以及低廉的书价。1866年之后，日本出版家和教育家福泽谕吉将西方公共图书馆的理念介绍到日本。福泽曾于1862年作为外交使节出访西方国家。但是，在急欲实现现代化的日本，以服务公众或研究为目的的图书馆模式却直到19世纪末方才成为现实。

阿拉伯世界与欧洲之间的地理距离比中国更近，然而其图书发展史与欧洲的差距却远远超过中国。中国在很久之前便开始采用木版印刷术对文字进行复制，因此，抄写者与复制者的职业地位在中国远不及在阿拉伯世界重要。直到19世纪初，阿拉伯世界才迎来了自己的印刷业革命。在18世纪初期之前，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书籍大部分是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印刷的。除穆斯林外，许多阿拉伯的基督徒和传教士也参与了相关的印刷工作。在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些私人或半公共性质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藏书中也包含少量欧洲书籍。在拉丁文字被正式引入土耳其共和国之前，奥斯曼帝国以及后来取而代之的土耳其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仅仅出版了不到2万本图书和小册子，其中许多书籍的印数少得可怜。受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世界图书生产规模相对有限的影响，当地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比东亚国家来得更迟、更缓慢。

博物馆

博物馆迄今通行的标准化形式同样也产生于19世纪。在当今社会，尽管在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方面出现了一些创新，然而在博物馆的要求和规划方面，人们仍然沿袭着19世纪的传统。博物馆的基本类别划分——艺术类、民俗类、技术类博物馆——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大革命的时代里，以往偶尔向臣民开放的王室收藏变成了公共博物馆。

艺术博物馆是各种理念的综合体现：由约翰·J.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率先提出的艺术自主性理念；关于艺术品具有超越其手工艺物性之“价值”的思想；关于“美学共同体的理想”，该共同体应由艺术家、专家、业余爱好者，最好还有某些愿意斥资支持艺术的王侯（如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共同构成。博物馆的蓬勃发展是在社会日趋分化的大环境下出现的。不久后，人们大胆地提出一个问题：艺术究竟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王公贵族？在19世纪初，这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法国大革命正是通过没收私人艺术品并将其收为国有而开创了一个极端的先例。这些艺术品为欧洲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卢浮宫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美国的情形则与此迥异。当时的美国正处在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说的“镀金年代”（gilded age），富人和超级富豪们的慷慨捐助成为推动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博物馆建设的重要动力。许多建筑的投资采用了公私合股的形式，而大部分艺术品则是由私人收藏家从市场上购得。由于美国本土的古老收藏品寥寥无几，因此，当地收藏热的出现是与大西洋两岸艺术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后者同时也为欧洲新博物馆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在19世纪，博物馆建筑（慕尼黑老艺术画廊、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宏伟气势越来越引人注目，并成为城市景观中的一大亮点。当城市中的宫殿建设基本停止之后，只有歌剧院、市政厅、火车站和议会大厦——例如1836～1852年在泰晤士河畔修建的新哥特式风格的国会大厦，或是布达佩斯和渥太华的议会大厦——还能与博物馆建筑一竞风采。民族主义同样将对艺术品的占有视为一种荣耀。1815年之后，当年被拿破仑掠夺到巴黎的许多战利品被浩浩荡荡地收回（卢浮宫因此损失了近4/5的藏品），为此，人们急需修建标志性的展览场馆，以便陈列这些艺术品。同时，带有民族倾向的历史题材成为绘画的表现内容，其中一些巨幅作品，特别是创作于19世纪中叶——欧洲历史题材绘画巅峰期——的作品，至今仍然装点着许多国家的国家级画廊。

通过博物馆及其内部建构，一项教育计划终于得以实现。而制订该计划的责任，第一次被交到了职业化的专家——艺术史学家的手中。此前几百年来，无论在欧洲、中国、伊斯兰世界或是其他地区，一些富有学识的行家和爱好者早已着手为自己或周围的小圈子打造这类计划，比如说酷爱收藏艺术品和自然标本的歌德。如今随着专家地位在欧洲的攀升，博物馆成为有引导地了解艺术史的场所。此外，以巴黎卢森堡博物馆（Musée du Luxembourg）为代表的以展示当代艺术为主旨的国家博物馆的兴建，还对艺术家产生了某种激励作用，促使他们将以此途径赢得公众的认可和赞誉作为追求的目标。博物馆的功能不再仅仅是以区分艺术和生活为目的的保存或“博物”，同时也成为展示新事物的所在。

以收集古代文物为宗旨的历史博物馆则又是另一番情形。第一家该类型的博物馆是亚历山大·勒努瓦（Alexandre Lenoir）于1791年大革命时期修建的法国历史建筑博物馆（Musée des Monuments Francais）。这家博物馆按照年代顺序，陈列了勒努瓦心目中的国家级名人的塑像、墓碑和肖像。自拿破仑战争之后，各地修建的以历史为主题的博物馆数量远远超过了国家博物馆：匈牙利早在1802年便已建成历史博物馆，由于王室收藏有限，该博物馆的主要藏品来自贵族捐赠。此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相继建立了历史博物馆。在大不列颠，议会于1856年创建了国家肖像馆（Naitonal Portrait Gallery），以此来达到弘扬民族和帝国精神的目的。历史博物馆的建设系建立在对“历史文物”的新认知基础之上。一件文物之所以被陈列，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古老”。一方面，它必须能够让观者瞬间感受到它的特殊价值；另一方面，它必须具有被拯救和被保存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在德国，1815年之后许多地区成立了历史或古代研究会，将重温“祖国”历史作为协会的宗旨。但是国家博物馆的出现，仍然有待时日。直到1852年，德国才做出修建国家级博物馆的决定。此后，在一股狂热的爱国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以中世纪为重点的日耳曼（而非“德意志”）国家博物馆在纽伦堡落成。但是，在首都修建一座中央级博物馆的想法却从未被提上日程，即使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人们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考虑。

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历史博物馆大多是在各国实现政治独立之后才陆续出现的。这时，这些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本土艺术品、手稿和出土文物，往往已失散在殖民大都市的博物馆里。在埃及，文物流失早在1798年法国占领时期便已开始。1805～1848年担任埃及统治者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虽然于1835年下令禁止文物出口，但他自己却总是慷慨地把珍贵文物拱手奉送。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主要是考古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的个人倡议。马里埃特于1858年被任命为埃及文物局局长。这一时期的穆斯林统治者对这座后法老时期风格的博物馆抱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那些来自异教的木乃伊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欧洲人对前伊斯兰时期文物的兴趣日渐浓厚，这对提高埃及在世界上的声誉有莫大好处。对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来说重要的一点是：1874年，奥斯曼帝国在外国支持下实现了考古发掘品对半分配制。在中国，1925年政府宣布将由近千座楼阁和殿堂组成的老皇宫——近乎破败的紫禁城——作为博物馆，并将其中大部分向公众开放。但是直到1958年，政府才修建了以民族主义为纲领的历史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潮流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民俗博物馆的发展大约是从19世纪中叶才开始，有些只是作为皇家珍宝馆或士绅私人收藏的一种延伸。1886年国立民俗博物馆在柏林落成后，不久便成为全世界藏品最丰富的民俗博物馆。德国民俗学研究并非殖民主义的衍生物，而是源自德国早期文化界的前殖民时代的自由人道主义传统。德国旅行家和民俗学家走遍世界各大洲，进行文物搜集工作。他们从一开始便对这项工作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他们认为，博物馆的职能不应只局限于满足人们对“数量”的原始好奇心，而应当通过这一方式实现从物品到科学材料的演变，并为研究工作和专业人员的培养提供服务。这些民俗博物馆陈列的展品大都是通过掠夺或半掠夺半购买方式落入欧洲人手中的战利品，而不是祖辈遗留下来的古董和民族遗产的所属品。陈列这些文物的目的，是展示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而这里的人类仅限于当时人们口中的所谓“原始人”（Primitiven）。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方兴未艾的国际收藏和展览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画廊一样，博物馆的行家们不久便对全世界收藏品的情况了如指掌。各博物馆之间相互竞争，并成为一场全球物质文化展示运动的构成元素。其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作用是：先锋派艺术家同样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灵感。这些艺术家再不用像1891年的画家高更（Paul Gauguin）那样，为了感受“原始”力量的生机而远渡太平洋。

被运到欧洲和北美供展览之用的不仅是物品，而且还有人，其目的是从“科学”或商业考虑出发，使非西方人的另类性和“原始性”得到展示。到19世纪末，这种活人展已经成为西方大城市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另外，活人展还以流动展览的形式，被带到康斯坦茨（Konstanz）等小城市。这是19世纪末这一文化日新月异时代的独有特色。在1850年之前，这类展览还十分罕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些展览被彻底禁止。在20世纪，所有以商业为目的的“非白种人”或残疾人展览在全世界遭到唾弃，并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与此相反，民俗博物馆的理念在去殖民化时期之后仍然得以延续，并由“原始”生活方式的实物化展示转变为对多民族世界共同文化遗产的保护。这种诞生于19世纪的博物馆类型以此实现了自身的去殖民化。

世界博览会

19世纪的一个新发明是世界博览会。它是全景式视角与百科全书式记录意向相结合的最直观表达，我们同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传递“不可消解的易逝性与具有传世作用的惯性力”的“媒介”。开创世博会先河的是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1851年），其备受争议的建筑“水晶宫”——一座600米长的玻璃和金属结构的大厅，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尽管这座被迁至伦敦城外的建筑遗址已在1936年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本次博览会是刚刚拉开序幕的铁路时代的产物。多亏有了铁路，人们才可以将10万多件展品和上百万参观者从各地运送到博览会的举办地，并为后来的世博会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大型博览会的传世影响力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博览会所包含的丰富的象征性。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一个以世界和平与社会和谐为主题的时代的来临；还有人认为，它是英国在全球竞争中的经济与技术优势地位的证明；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是帝国秩序战胜野蛮与混乱的一曲凯歌。其二，博览会通过纲（class）、类（division）、亚类（subdivision）等类别的划分，创立了物品种类的精确分类法。这种分类法远远超越了早期自然史的分类方法，实现了自然、文化和工业在一个庞大体系内的统一。其背后所隐藏的是时间的纵深维度，因为它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展示：人类并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同步进入文明的高级阶段。

在伦敦万国博览会之后，一直到1914年，各种世界博览会或国际大型展览层出不穷。每一场博览会都以其独特的时空坐标，实现了其特殊的意识形态计划：巴黎（1855年、1867年、1878年、1889年、1900年），安特卫普（1885年、1894年），巴塞罗那（1888年），布鲁塞尔（1888年、1897年、1910年），芝加哥（1893年），根特（1913年），伦敦（1862年，还有1886年的殖民地及印度博览会），列日（1905年），米兰（1906年），墨尔本（1880年），费城（1876年），圣路易斯（1904年），维也纳（1873年）。

参观人数最多的是1900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其数量超过5000万。给后世印象最深的是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埃菲尔铁塔便是为此而修建。世界博览会是向外界传递信息的大事件。例如，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便首次让世界看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科技和工业潜力。所有世博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向世人展示当代社会的面貌。最先进的成就、最时尚的话题，往往是展览会的主题。而对展示“陌生”文明和民族的热衷，与此并不矛盾。人们可以将这些内容作为异域文化或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遗存进行展示，并以此来证明，即使世界最偏远的地域和种族，也可以成为全球知识体系的一员。世博会比同时代其他所有媒介更加清晰地体现了大西洋“西方”的普世诉求。

百科全书

大型百科全书作为展示人类已知和未知的雄伟圣殿，与档案馆、博物馆甚至世博会相似，同样也是“记忆藏所”和知识的殿堂。其中包括大英百科全书（1771年首版），布罗克豪斯（Brockhaus）和迈耶（Meyer）出版社出版的百科全书，以及许多在近代早期百科全书传统基础上发展延续的类似出版物。它们的内容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其版本不断更新。民族主义者很早便已意识到百科全书的价值：它是科学力量的总汇和文化地标，同时也是受世人瞩目的自信心与文化创造力的象征。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y）于1829年提出了编写和出版捷克大百科全书的计划。1888～1909年，捷克陆续推出28卷本百科全书，其规模仅次于大英百科全书。

在世纪之交，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已拥有至少一套类似的多卷本“实用百科全书”。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百科全书能够成为汇集全球各地区、各时代、各民族知识，记录科学最新成果的“万能宝典”。这些百科全书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查询工具，或为丰富市民谈资和应付学业提供帮助的手段。按照字母顺序的编排方式虽然打破了分类学的规范，但为人们提供了将所有素材进行直线式排列的可能性。据说曾有读者不惜辛苦，花费几年时间钻研从A到Z的全部内容。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最具吸引力、内容也最完整的19世纪百科全书成就，是皮埃尔·L.拉鲁斯（Pierre-Athansase Larousses）于1866～1876年编纂出版的17卷本《19世纪百科大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在几年时间里，拉鲁斯为巴黎许多穷困潦倒的文人提供了一个捞取外快的机会，但是这本厚达24146页的巨著的绝大部分内容却是由其亲笔完成的。拉鲁斯是一位极端共和派，是大革命的拥护者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反对者。但是，他所反对的这个国家却对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审查者手下留情，放过了他的作品。拉鲁斯编写这套百科全书的愿望并不是教育公民，而是要以此帮助“民众”为民主做好准备。这套书的纸张非常简陋，插图有限，因此价格也十分低廉。在书中，作者对任何话题都毫不避讳。这套百科全书在人们心目中的颠覆性意义，从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竭力阻止其流入自己国家便可略见一斑。当然，只要花些心思，土耳其人一样可以通过书商为自己弄到这套书。曾经有一个人为了能买得起17卷本的“拉鲁斯”，竟然不辞辛苦翻译了厚达3500页的侦探小说，并最终在19世纪90年代如愿以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翻译的这些侦探小说居然是为王室启蒙之用。另外一位痴迷者则让人将一套法国百科全书拆散，然后装在信封里陆续寄给他。

面对欧洲的新潮流，在拥有发达的百科全书传统的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最迟自11世纪起，中国便已开始不间断地编纂百科全书（类书）的工作。这些书籍是各学科古籍翻印本和摘录的汇编，其内容涉猎十分广泛。编写类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即将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作备考之用。在欧洲，最迟在达朗贝尔（d′Alembert）和狄德罗（Diderot）1751～1780年合作编写的巨著——《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出版后，以字母顺序编排的百科辞典已成为公共思考的工具和科学进步的论坛，而在中国，百科全书则始终只是一个拥有深厚传统积淀的知识库，它不具有任何批判功能，而只是通过不断增多的层层注释加以丰富。到20世纪，西方模式的百科辞典也被引入中国，“类书”这一图书类别从此销声匿迹。必须一提的是，一项与欧洲语言相关的工作也在19世纪陆续展开，这便是：对一门语言的所有文字表达可能性做出完整的整理和记录。从某种意义上讲，直到浪漫派的出现，这项工作在欧洲才被人们有意识地加以肯定；而在中国，自康熙皇帝于1700年前后下诏修纂的《康熙字典》问世后，这项工作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852年开始《德语大词典》编写计划的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还有自1879年起着手为英语文化圈编著《牛津英语词典》的詹姆斯·穆雷（James Murray），堪称两位来自这一时代的影响深远、受人尊敬的文化英雄。

在这个常常被称作民族主义时代的历史时期，这些庞大知识储存载体的普世性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当我们今天回顾19世纪时，之所以能够从全球视角去观察它，是因为这个世纪对自我的观察即是如此。图书馆、博物馆和百科全书在全球的普及，意味着欧洲知识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流派——实证论、历史论和进化论——对知识的累积性和批判性的认知是一致的，这种认知与对知识所具有的公共意义的认识密切相关。知识既要有教育功能，而且还要有实用价值。新型媒介的出现，使新老事物可以彼此相融并存。以往任何一种文明，其博学文化在发展中都不曾出现过类似的趋势。但是在某些文明中，例如日本或中国，教育界精英在欧洲新式理念和制度的传播方面则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在推动传播的同时主动对其加以改造。这一传播过程是从19世纪后30年开始的，然而在海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直到世纪之交才渐成气候。19世纪是一个热衷于记忆的世纪。这也是这个世纪在今天依然鲜活的特征之一。那些诞生于这一世纪的收藏和展览机制迄今繁荣依旧，并且从未被创立之初所设定的各种目标所束缚。

三 叙述、报道与“现实主义”

19世纪的另一不可忽视的遗产，是其同龄人对这一世纪的宏大叙述和阐析。对自我的观察，并非19世纪的特权或特征。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亚里士多德，从孔子到古印度政治家考底利耶（Kautylia），在各大文明中都曾出现过一些代表性人物，他们努力尝试对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出透彻思考，并将思考结果转化为入世学说。欧洲19世纪的创新之处在于，除了注重规范的国家和社会哲学之外，还出现了以描述当世、探寻各种现象背后的模式和规律为目标的科学。在欧洲，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探究政治和社会生活真实运转机制的尝试便屡见不鲜。早在17世纪，许多优秀的游记作家便曾对“非欧洲”社会的运转模式做出了深刻分析。在欧洲本土，孟德斯鸠、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和法国重农主义者，18世纪英格兰、苏格兰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以及德奥两国的宫廷财政官和统计官（当时“统计学”的统计对象同样也包括非数字数据在内），都曾为现实社会关系的描述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是根据自己眼中所看到的，而非其应有的样子，去观察国家和社会。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其有关经济学思想史的经典之作中所提出的与“理论”相对应的概念——“实证研究”（factual investigation），在19世纪获得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意义。欧洲人在19世纪制造的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的材料，其数量之巨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新的研究门类——社会报道和实证调查（enquête）由此而出现。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无论保守还是有极端倾向的学者，都把市民阶层（这些学者当中的许多人即出身于这一阶层）放在了其批判的放大镜之下。那些重量级政治和社会分析家，例如马尔萨斯、黑格尔、托克维尔、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马克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以及包括年轻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在内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也都将对因果关联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实证主义哲学趋向，将实证与规范之间的密切关系提高到了一个纲领性的高度。

社会全景式观察与社会报道

社会观察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社会全景式观察，它是对“细微观察”的文学化表达。早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塞巴斯蒂安·梅西耶（Sébastian Mercier）便以其作品《巴黎画卷》（Tableau de Paris，1782～1788）——一幅长达12卷的巴黎城市生活的巨幅画卷——为这类观察树立了典范。梅西耶拒绝以哲学式的手法去描述这个城市，而是如其自己所言：他从内部对这个城市进行调查（recherches），以观察隐藏在浮华表象和自我描述背后的真相。罗曼语学家卡尔海因茨·施蒂尔勒（Karlheinz Stierle）在其论述巴黎城市内部结构的著作中写道：“假如有一部关于‘关注’的社会史，那么梅西耶作为一个新的‘关注视野’的伟大发现者，无疑将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梅西耶完成了一项“剖析式工作”，将城市以宏大的社会宇宙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此后，雷蒂夫·布勒托纳（Rétif de la Bretonne）在《巴黎之夜或夜间的观察家》（Les nuits de paris ou le spectateur nocturne）一书中借鉴了梅西耶的文学化手法，以半叙述半虚构的形式描写了巴黎的夜间世界。在此后数十年中，社会报道渐渐摆脱了文学化倾向。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根据1800～1801年和1804年两次古巴之行的感受，撰写了一部介绍古巴的专著，并于1825年首次（以法文）出版。在书中，洪堡以国情报道式的冷峻口吻，描绘了这座西班牙统治下的奴隶之岛，同时放弃以戏剧化和情绪化的手法去渲染对奴隶制的无情批判，而是以更有效的方式让事实说话。早在1807年，弗朗西斯·布坎南（Francis Buchanan）医生便曾出版了描述南印度农业社会的著作，通过书中细致入微的描写，使当地日常生活的脉络结构得以再现。这部著作是布坎南受东印度公司委托撰写的，当时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领土都由后者控制。随着这些书籍的出版，以殖民地域为背景、以“国情学”（洪堡在大学修习过的专业）和民俗学为视角的第一批“现代”社会报道诞生了。

年轻的工厂主之子恩格斯1845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一书中，描述了“大英帝国无产者的传统处境”，其形式结合了海外游记与政府蓝皮书（Blue Books）的特点。后者是英国议会授意撰写的调查报告，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人们了解19世纪英国社会发展史的常规途径之一。恩格斯在书中描述的每一桩个体命运都有名有姓，这使得其控诉变得更加真实而生动。此后，身为作家和记者的亨利·梅休（Henry Mayhew）采取了与恩格斯相似的做法，根据长达12年的观察和有计划的采访，于1861～1862年撰写出版了描述伦敦底层人民生活的4卷本巨著：《伦敦劳工和伦敦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梅休本人曾经自豪地说，这部著作是“让一个民族亲口讲述自己历史的第一次尝试”。采矿工程师弗雷德里克·勒普雷（Frédéric Le Play）从19世纪30年代起着手对欧洲一些国家的手工业群体的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根据深入观察，创作出一组富有强烈感染力的社会肖像画：乌拉尔山区牧民，谢菲尔德制刀匠，奥地利烧炭工，等等。富有的利物浦商人和船主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在宗教慈善动机和政治改革意愿的驱动下，努力透过对伦敦穷人生活的具体描述，对问题做出透彻分析。1889～1891年，在结束长达17年的调查后，布思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付诸文字，陆续结集出版。这部名为《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的巨著第三版发行时，规模已达到17卷。布思力图以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说服读者，而避免用耸人听闻的故事或煽情手段去取悦他们。他的作品更多地展现了后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一个侧面，而非全景。与梅休的印象派风格不同的是，布思采用的是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和精心打造的社会结构模型。他将贫困划分为不同类型，率先提出了沿用至今的“贫困线”（line of poverty）概念，并以此迈出了从社会报道到实证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的重要一步。

现实主义文学

社会报道的一位“同胞兄弟”是现实主义小说，它是欧洲19世纪典型艺术形式之一。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创作追求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关联，但它并不满足于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描绘，而是要探究其内在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动因。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在1829～1854年创作完成的小说系列《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中，对当时的法国社会做出了解剖式的全面诊断。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在关于19世纪社会学的论著中写道，巴尔扎克“略带诙谐而又极富自信”地将自己称作“社会科学博士”（docteur ès sciences sociales）。在勒佩尼斯看来，这部包括91部长篇和中篇小说的《人间喜剧》展现了“一个社会体系”，它以文学形式完成的工作，“完全可以与学科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希望借助社会学达到的目标相媲美”。在社会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之前（这一名称是孔德1838年首次提出的），作家是研究社会的真正专家。在社会学出现后，他们仍然与社会学家保持着一种创造性竞争关系。从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理智与情感》（Sence and Sensibility，1811年）到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1901年）和高尔基（Maksim Gor’kij）的《母亲》（1906～1907年），一系列“社会”小说贯穿了整个世纪，这些小说所刻画的社会规范、行为方式、社会差异以及物质生活状况，与人们从社会学家著作中了解到的内容相比毫不逊色。詹姆斯·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s）、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福楼拜（Gustav Flaubert）、左拉（Emile Zola）、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托尔斯泰（Lev Tolstoj）、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他们都是这个世纪的社会史、社会交往史与人性历史的重要见证者。

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是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根据地。在这三国之外的其他地区，这种以描述当今社会为重点的“现实主义”小说形式，其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在一些文化圈中，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便已立足，而另外一些文化圈则对其接受较晚，甚至始终未能普及。在美国，自1865年内战结束后，现实主义文学即成为针对文化陋习以及个人主义蔓延对社会价值造成的破坏发出批判性声音的一种手段。在欧洲一些文学大国，例如意大利或匈牙利，有别于历史或心理学小说的社会现实主义叙事文学在19世纪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另一方面，在某些文学成就鲜为人知的国家，反思当代社会问题的小说却并不罕见。葡萄牙作家艾萨·德·克罗兹（José Maria Eca de Queiros）沿袭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风格，计划创作一部反映葡萄牙社会各阶层生活全貌的系列小说——《葡萄牙人生活图景》（Cenas de vida portuguesa）。但是，这一系列最后完成的作品仅有不多的几部，其中最著名的是描写19世纪70年代里斯本沙龙生活的小说《马亚一家》（Os Maias，1888年）。在波兰，波列斯拉夫·普鲁斯（Boleslaw Prus）在小说《玩偶》（Lalka，1887～1889年）中以美学手法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尤为清晰地刻画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亚历山大·谢朗（Alexander Kielland）的小说《卡尔曼和伏尔赛》（Garman & Worse，1880年）在挪威文学界的地位与《玩偶》一书对波兰文学的影响相类似。该作品特有的讽刺风格对托马斯·曼构思《布登勃洛克一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智利，布莱斯特·加纳（Alberto Blest Gana）创作的长篇小说《马丁·里瓦斯》（Martin Rivas，1862年）堪称拉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它是智利从农业专制国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的一面镜子。在荷兰文学界，作家爱德华·D.戴克尔（Eduard Douwes Dekker）1860年以笔名穆尔塔图里（Multatuli）发表的长篇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Max Havelaar）具有特殊地位，其形式和风格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艺。直到今天，该作品仍被视为19世纪荷兰叙事文学的巅峰之作。此外，书中对荷兰在东印度地区（现印度尼西亚）推行的殖民政策的无情揭露，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穆尔塔图里的批评在荷兰公众和议会当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并促使政府下决心对殖民地的一些恶劣做法予以遏制。

在19世纪刚刚与欧洲发生接触的亚洲和非洲文化圈，情形又是如何呢？在大英帝国自治领出现了移民文学，当地原住民的文学创作则到20世纪方才崭露头角。奥丽芙·施莱纳（Olive Schreiner）在1883年发表的小说《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Story of an African Farm）中首次描述了南部非洲的社会状况。在澳大利亚，对刑事犯命运的描写成为19世纪的小说主题。马库斯·克拉克（Marcus Clarke）根据真实事件创作的长篇小说《无期徒刑》（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1870～1872年）被视为反映这一主题的社会批判经典。萨拉·J.邓肯（Sara Jeanette Duncan）在《帝国主义者》（The Imperialist，1904年）一书中，对加拿大民族意识的觉醒做出了描述。在中国，《红楼梦》的诞生将明代和清代早期的伟大小说传统推向了巅峰。该书讲述的是一段富有社会历史学意义的家族史。其作者曹雪芹（1715～1764年）在世时，该书一直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自1792年首次印刷出版以来，《红楼梦》已成为中国最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之一。19世纪没能为中国带来太多能够与《红楼梦》相媲美的文学新成就。西方入侵所导致的社会剧变，很晚才在小说一类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部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题，或描写天主教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挑战的优秀小说作品。最早的一部反映社会形势变化的小说是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1894年），其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十里洋场的交际花和她们的追求者当中。在世纪之交之后，受义和拳运动的影响，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折。不久之后，以阴暗笔触反映社会现实状况的小说陆续出现。吴沃尧（中国当时最高产的作家）的《恨海》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生动地表达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普遍气氛。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社会批判小说并非西方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的一种延续。这一传统是在未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于16世纪在中国独立发展起来的。但是，与现实主义小说当年在欧洲的主流地位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批判小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开始在所有文学类型中占据重要一席。

在日本，不同文学类型之间的结构关系与中国和欧洲截然不同。早在11世纪，几位宫廷女作家的作品（首推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便将以小说为形式的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在德川时代，最受人尊崇的文学形式则是诗歌和戏剧。日本向西方开放后，特别是1868年——日本现代文学诞生之年——之后，西方文学形式的影响使本土叙事文学受到了严重的排挤，其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日本第一部现代小说是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5～1886年）。这部小说采用了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即便是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的读者也可以读懂。1894～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尽管日本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恰恰是这场胜利，导致由现代化衍生的国内矛盾日益暴露。许多作家开始将社会批判作为创作主题，但是其描述却往往局限于个人或家庭的狭窄视角。类似巴尔扎克或左拉的全景式剖析，在后明治时代的日本作家中鲜有出现。

游记

对于19世纪以及以19世纪作为研究对象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旅游文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一样，也是了解人类对世界认知的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但是与近代早期相比，其重要性则略有下降。因为在近代早期，除了游记之外，人们几乎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种了解异国的信息渠道。19世纪的一些游记作品不仅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是最权威的历史考据之一。有关欧洲境内旅行的游记，值得一提的只有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ёl）的《论德国》（De l’Allemagne，1810年）一部。而记录海外旅行或环游世界经历的文字却不胜枚举，其中包括洪堡对1799～1804年南美之行的记述，梅里韦瑟·刘易斯（Merwether Lewis）与威廉·克拉克（Wilhelm Clark）于1804年5月至1806年9月受杰斐逊总统之托横穿北美大陆后写下的探险日记，法国青年法官托克维尔1831～1832年访问美国后撰写的报告，自然科学家达尔文1831～1836年探访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记录，海因里希·巴尔特（Heinrich Barth）1849～1855年受英国政府委托访问北美和中美的观感，理查·波顿爵士（Sir Richard Burton）1853年赴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心得，弗兰茨·容洪（Franz Junghuhn）19世纪50年代写下的关于爪哇群岛的百科全书式介绍；威斯特法伦王国哈克斯特豪森（August von Haxthausen）男爵关于其俄罗斯乡村万里行的记录（1847～1852年），这部著作让俄罗斯帝国的城市知识分子第一次了解到农村同胞的真实生活处境；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男爵的5卷本中国游记（1877～1912年出版），这些游记是根据其1862～1872年在中国的旅行经历撰写的，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一位欧洲人曾经踏足过这个帝国的内陆腹地。所有这些游记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初次发现新事物的莫大喜悦。在此后的历代旅行者当中，这种喜悦之情逐渐淡薄，而今天，这种感受更无人能够重温。所有游记作者（只有喜欢别出心裁的探险者波顿爵士是一个例外）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其对科学的强烈自觉意识。这些“伟大”旅行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那些想在学术界扬名立万的年轻人为一鸣惊人而实施的计划。在洪堡探险美洲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旅行在欧洲成为获得科学权威的重要途径，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此前或此后的任何一个时代。

与近代早期有所不同是，赴欧洲旅行的海外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多，他们把一路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然后讲述给自己的同胞。这些人当中有来自中国的使节，日本内阁大臣，印度和北非学者，一位来自现博茨瓦纳地区的国王，类似奥斯曼苏丹（1867年，阿卜杜勒·阿齐兹［Abdülaziz］出席了在巴黎举办的世博会，成为第一位访问基督教欧洲的土耳其君主）的东方统治者，另外还有曾经三度访问欧洲（1872年、1878年和1889年）并亲自或授意撰写旅欧日记的伊朗沙阿纳赛尔丁（Nasir al-Din），以及1897年首次出访欧洲的观察家暹罗国王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等。一些亚洲学者，例如孟加拉人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1831年抵达英国，1833年逝于布里斯托尔），或者是1876～1877年环游世界并发表日记式游记的第一位中国人——职位低微的中国官员李圭，都曾对自己国家对西方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东亚国家，以旅行和相互观察为主题的文学同样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傅云龙撰写的全面介绍日本国情的30卷本《游历日本图经》即为其中一例。傅曾于1887～1889年受朝廷之命出使日本和北美，回国后出任兵部主事。另外，在著书描述东亚大陆风情方面，日本人也同样颇有建树。

在从世界各地涌向欧洲的海外旅行者当中，最大的群体当然是美洲人。他们当中既有以寻根为目的的伊比利亚美洲人或北美人，也有满怀自负的“美丽新世界”的代表，比如马克·吐温。进入19世纪下半叶后，欧洲人再也不用模仿当年孟德斯鸠创作《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1721年）的手法，为自己虚构一面“陌生的镜子”，然后透过镜中扭曲变形的面孔来观察自己：这张脸或已面目全非，或因夸张反而变得更加眉目清晰。从此之后，外部世界开始主动表达自己对欧洲的看法，其中也包括殖民地国家，特别是英属印度，在这里生活着受欧洲影响最深的知识阶层，以及最活跃的政治和文学群体。在19世纪，亚洲对欧洲的反馈和认知还不足以形成能够与渐成气候的欧洲“东方学”相提并论的系统“西方学”。只有日本拥有类似的学术基础，这就是所谓“兰学”（rangaku）。该学说诞生于18世纪，它是将当时唯一被允许在长崎与日本通商的荷兰人以及由其带入日本的西方文化作为观察或研究对象。而北美地理学界在着手欧洲问题研究时，所采用的则是源自欧洲的科学手段。

测量与绘图

即使在19世纪，以研究为目的的旅行者、地理学家以及其他热衷地理探索的作家，仍然是为欧洲搜集全球信息和数据的最大群体。因此，这些人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列强的帝国或殖民计划，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地理学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全球化语境以及日益凸显的帝国语境，而这种语境自然也会被反对欧洲称霸世界的人们所利用，就像19世纪上半叶德国权威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洪堡等人所做的那样；另一方面，作为18世纪和19世纪的伟大科学成就之一，地理学对自然和社会真实状态的精确描绘，也成为欧洲借以超越其他文明的一大优势。尽管这些以研究为目的的旅行者难免为各种各样的非理性动机和妄想所驱动，但是其所做的大量工作却无疑为人类准确地认识世界提供了巨大帮助。在测绘领域，这一表现尤为突出。对地球所有陆地与海洋表面的测量和绘图是近代科学的庞大集体工程之一，它与欧洲的海上霸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项工程最初是从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图开始，1700年之后通过荷兰全球地理考察计划得以延续，而18世纪测量技术的发展和欧洲航海的进一步扩张更令其如虎添翼。自19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已经能够大体准确地描绘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长久以来全世界“最黑暗”部分——的物理形状。假如说18世纪是测量技术与制图学革命的年代，那么19世纪便是这些方法在全世界投入应用的时代。无数的旅行与持续不断的测量带来的结果是：人们终于可以着手对这个世界进行全面彻底的测量了。到19世纪末，人们已经为整个地球绘制出一份地图，在卫星测绘与电脑制图技术出现之前，这份地图的权威性始终是无法超越的。一些非西方人也以信息提供者、情报搜集员、顾问和科研伙伴的身份参与了欧洲人的测绘活动，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形式上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如果缺少了这些来自本土的知识，为地球绘制完整图像的工作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

在西方以外的地区，在精确度方面接近于欧洲标准的独立测绘和绘图活动最早是在日本——很长时间仅仅是在日本一地——进行的。这项活动最初是由私人发起的，其动因之一是18世纪90年代俄国船只在日本沿海出现所导致的恐慌。直到1868年进入明治时代后，制图学才成为政府大力资助的国家项目。在欧洲以外的传统科学大国中，中国本应是“现代”地理学最早诞生的国家。在中国，撰写具有丰富实践内容的地方志，是所有地方官员的职责之一。与严谨刻板的古籍考据一样，地理学也面临着实证主义（即所谓考据学）的检验，在17世纪后期，考据学成为获得学术界认可的主要方式。但是，19世纪中国地理学所缺少的是受国家委托的重大研究项目，而这一点正是欧洲的一大特色。中国地理学始终难以摆脱狭隘实用的行政目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编纂学的掌控，而只能作为后者的一个分支为其提供服务。除此之外，17世纪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测绘和制图先进技术，也渐渐被人们遗忘殆尽。20世纪20年代后诞生的中国现代地理学在重拾本国传统的同时，也对西方地理科学的重要精华加以借鉴。因此，中国地理学从一开始便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混合体。

社会学

地理学既是一门拥有全球视野的科学，同时也是一门植根于地方的科学。作为经济地理，它见证了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进程；作为殖民地理，它与西方的土地掠夺式扩张始终相伴。社会自我观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感官”，是诞生于19世纪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凭借其设问的理论取向超越了以往的社会报道，同时也并未失去与社会现状的实证描述之间的关联。早在亚当·斯密的划时代杰作《国富论》（1776年）问世之前，这种关联在经济学领域已有所表现。建立抽象理论模式的趋势在1817年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中虽已露出苗头，但是其真正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主流趋势，则是在1870年之后随着以数学作为表述形式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与市场均衡理论在国际上的兴起（奥地利、瑞士、英国等国的经济学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这一理论）方才开始的。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德国，“国家经济学”则更多是一门与古今经济事件有关的、偏重于历史和叙述的科学。1872年成立的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即是以此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该协会在此后多年中积累了大量与社会有关的知识资源。

由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两位社会学之父创立的社会学，最初将自身看作一门理论学科。在历史主义与史源学研究的重镇——德国，自《法国社会运动史》（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en in Frankreich，1842年）作者、德语区第一位社会科学家洛伦兹·V.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开始，社会学便与历史学十分相近，因此在综合性与抽象性方面，它从一开始就比英国和法国略逊一筹。19世纪末，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社会学都已将社会实证研究的整个范畴纳入了自己的学科，在此之前，后者则更多是国家机构和查尔斯·布思之类的私人社会改革家的“专属领地”。1895年，英国成立了专门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大学所属机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这一创新之举是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它标志着社会学从此演变为一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统一的社会学说，虽然直到1907年，学院才正式设立“社会学”教职，而且该学科的专业化速度也比欧洲大陆缓慢得多。在美国，1892年，刚刚创建不久的芝加哥大学成立了独立的社会学系（department），其突破性意义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成立不相上下。直到19世纪90年代之后，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才为针对当下社会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帮助。直到这时，现代发达社会以方法论为指导的自我观察才真正起步，其制度化结构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完善。社会学的传播速度是迅猛的，至少在欧美影响交汇的东亚国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东京帝国大学早在1893年便设立了社会学教职，当时，与欧洲“社会学”概念相对应的日文词语刚出现几年时间。在中国，社会学最初是由外国人教授的，这些人在研究城市帮会、清朝统治体系的内部关系以及北方农业社会结构等方面有一定建树。1915年，当涂尔干（Emile Durkheim）、韦伯、齐美尔（Georg Simmel）等社会学鼻祖仍然在世时，第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以中国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著作即已交付出版。同一年，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开始由中国人教授，尽管这些人的数量在当时仍然屈指可数。此后，研究重点逐渐偏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学家在当代社会分析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在19世纪之前，社会从不曾为持久不断的、以制度化为基础的自我观察提供一个空间。但是，众多文明遗留下来的史料同样不失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描述抑或是阐释。早在18世纪，人类对那些后来被称作“社会学”关联的事物便已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认知，例如法国医生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的经济循环模式图，以及苏格兰、英格兰和法国启蒙运动所提出的各类“人文科学”。但是到1830年，随着欧洲社会的急速变革，一个社会科学的永恒话题才真正出现。其最初的参与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和热衷慈善的改革家，到世纪末才进入了大学。在此需要提及的是，社会科学是欧洲的一种独特发明，但是没过多久，社会科学便演变为一种成功的“出口商品”。首先是政治经济学。在北美之外，该理论首先被日本和印度所接受，其先驱人物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成为全世界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欧洲作家。政治经济学最极端的应用形式，是被人们用来作为殖民主义批判的武器：反对通过强制进贡——即印度官员、经济历史学家罗梅什·杜特（Romesh Chunder Dutt）所说的“财富消耗”（drain of wealth）——对印度次大陆施行剥削的印度反对派，以及欧洲和日本的帝国主义理论家，都曾在世纪之交采用了这一理论。

四 统计学

人口统计

19世纪是现代统计学的创立阶段。统计不再是杂乱无章、东拼西凑的数据汇编，而是通过方法严谨、尽可能没有疏漏的调查和数学加工得出的结果。国家逐渐将这项任务承担了下来，因为这项工作过于繁杂，从组织和统筹的角度看，唯有国家才有能力胜任。到19世纪下半叶，统计学已经拥有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样貌：它是社会持续不断地实行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的最重要手段。

统计学的原始形式是人口普查。早在古代，统治者便开始对其臣民进行统计。统计的目的主要是为军事和财政考虑，其内容包括家庭数量、人口和牲畜数量等。在地域辽阔的大国，全国性的普查是无法做到的，而且许多统计的结果或有疏漏，或根本没法流传下来。究竟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在今天仍然具有参考价值，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只有那些掌握相关史料的历史地理学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勉强给出答案。在人口统计方面，欧洲或“西方”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对中国来说，年代最古老、对今天依然有帮助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自1368～1398年。当时，明朝第一任皇帝为巩固中央政权而下令实行人口普查。日本在9～11世纪建立了户籍登记制度，其原则性内容到今天依然得到了保留。对当代人口统计研究来说仍有参考价值的第一次日本全国人口普查，是1721年进行的。然而对了解日本前现代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历代流传的丰富的地方史料。奥斯曼国家管理机构每隔一段时间便对新占领地区的人口进行一次统计，这些数据与事实基本是相符的，因为即使是单纯为军事和财政目的考虑，人们也会力求数据的真实性。统计内容一般不包括民族身份一项，而宗教信仰则往往被纳入统计范围之列。其原因在于，在1855年之前，所有非穆斯林臣民必须向政府交纳人头税。1828～1831年，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男性臣民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人口统计学历史也由此开启。当时在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行省之一的埃及也于1848年实行了人口普查，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

瑞典是欧洲人口统计的先驱。这里最早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可追溯至1755年。1787年，伟大的“启蒙皇帝”卡洛斯三世（Karl III）下令在西班牙进行人口统计。这次人口普查采用了先进的统计方法，因此可以被称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人口统计。大约在世纪之交前后，欧洲各个大国都已进入人口统计的现代阶段。现代人口统计的前提是规律性、制度化以及程序的可验证性。在制度化方面，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素：①负责数据采集、评估和发布的统计局（大多隶属于内政部）；②由高级官员组成、负责从中央政府层面进行协调的常设组织——统计委员会；③由医生、教授、工程师和官员组成的私人统计协会，作为顾问团为统计工作的改进出谋划策；④各城市的统计局（该建制到19世纪下半叶才成为常态）。上述四个条件并不是一夜之间在所有地区同时转化为现实的。1801年实行首次人口普查的英国以及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实践的先行者。1810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先后设立了统计局，但是其统计能力在当时仍然十分低下。在多民族大国，采集尽可能完备的数据是一件难事，而荷兰、比利时等小国在1830年之后则已成为人口统计领域的表率。1870年前后，欧洲各国纷纷设立了现代统计机构。国际统计学大会（1853～1878年）就各国应当遵循的质量规范做出了阐述。美国从1790年起（比欧洲略早）便已开始实行符合现代标准的人口普查。1840年的第六次联邦人口普查在实施过程中虽然事故不断，错漏百出，却不失为举国上下对民族成就的一次大检阅。

对印度全国人口做出统计，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艰巨的统计学任务之一。与中国、日本和缅甸不同的是，在前殖民时期，印度次大陆的历代统治者对其臣民的人数一直表现出冷漠的态度。相反，英国人很早便开始致力于对国情的实证研究。他们最初所做的工作，是搜集各大城市的信息，其中包括地理位置、政治地位和人口数量等。1820年，内容尚待完善的第一本印度地理辞典（gazetteer）编纂完成。这部辞典中既没有接近实际的人口数据，也没有关于印度社会内部结构的任何信息。由欧洲人发明的各种统计学标准，很难被简单地套用于印度：在印度该如何理解“家庭”“户”和“村庄”的概念？印度划分“成年人”与“儿童”的年龄界限是什么？“种姓等级”是否总是与某个特定的职业有直接关联？另外还有哪些特征可以判断一个人所属的等级？为此，人们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尝试，在省一级层面清点人口的数量，虽然各地的数据精确度往往参差不齐。直到1881年，当政府开始采用较为严谨的方法实行十年一度的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印度才终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人口统计结果。但是，这一结果却是以强化等级制度的代价换来的。人口统计并非简单的现实反映，而是对人为秩序的一种强调。因此，人们总是想当然地（a priori）把印度看作一个主要由宗教控制的社会。在英伦三岛的人口普查中，宗教信仰并不在统计项目之列，然而在英属印度，宗教却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一项决定性标准。这一点为强化社团（communities）在印度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印两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和人类学顾问都抱有同一个信念，即必须以巩固秩序来确定种姓的高低。于是，各种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种理论在不觉间应运而生。1901年的印度人口普查尽管在科学性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准，然而其出发点却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社会等级秩序是“人种纯度”高低的直接反映。

现代人口统计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头累计。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人们在很早之前便开始对一些很晚才成为人口统计固定内容的项目进行统计，例如生育状况（分为合法与非法）、产妇年龄、结婚年龄和死亡年龄等。一个地区是否有这方面的数据统计以及从何时起将这些数据登记造册，取决于当地教会和行政机构的态度，取决于它们认为哪些内容是有登记价值的。例如在天主教国家菲律宾这个相对落后的亚洲小国，人们在年代久远的教区登记簿中便可查到虽有疏漏却颇具可信性的婚姻登记数据。一旦某个国家开始推行世俗婚姻，即由国家确认合法性的婚姻制度，其人口数据记录便会立刻发生改观。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仍然视婚姻为私人事务的国家，则很难找到类似的资料。

统计与国家政治

人口统计是一项公共事务，是统治者的执政措施之一，国家也因此成为社会自我观察的“感官”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讲，19世纪是对过往传统的一种延续。搜集与当下有关的各类数据，在中欧地区是“国势学”（Polizeywissenschaft）的任务，在英语地区则被归入“政治算术”（politische Arithmetik）的范畴。那么19世纪的统计学究竟有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内容呢？这就是观察实践的细化、制度的确立与力求客观的精神。直到19世纪，人们才学会了从“整体”（Population）去进行思考。数理统计学的发明，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反映。到1890年，这种“新型”统计学已发展成为一门完善的学科。从1825年起，比利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朗伯-阿道夫·凯特勒（Lambert-Adolphe Quetelet）甚至开始尝试从数据资料中寻找“平均值”与社会规律，并以此对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关联做出表述。他试图创立一门超越单纯数据资料的“社会物理学”，并发明了近代历史上的伟大虚构形象之一——统计学“平均人”（l’homme moyen）。凯特勒因此成为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场统计学热潮在许多欧洲国家迅速蔓延。一些以往不为人知或在人们眼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从此受到关注。正是因为有了统计，穷人作为一个大规模群体才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贫困”这一抽象指标随之诞生，并促使人们以道德关怀的态度来对待这一群体。各种统计学协会和报刊在各地兴起，负责数据搜集、评估与存档的国家机构相继成立。政治对精确信息的依赖性，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法国早在1801年波拿巴担任执政官时期，便已下令在区县一级实行定期的系统化的国家数据统计。拿破仑政府希望从深层对市民社会进行干预，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掌握与之相关的一切信息。在地方官僚体系不甚发达的英国，其议会制政府也同样竭尽所能，将通过实证调查获得的数据（facts）广泛付诸应用。从工人居住区的卫生状况到军队的医疗条件，这些数据所涉及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数据搜集工作被列入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s）的职责范畴，后者是由议会任命、在特定任期内执行特殊任务的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向公众开放，无论执政者还是批评家都有权查阅。狄更斯在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年）中通过汤玛斯·葛擂硬（Thomas Gradgrind）的形象，对数据统计员和僵化刻板的实证主义者之类的人物大加讽刺。然而，这些实证主义思想不仅是对执政知识的一种丰富，同时也令马克思等反实证主义者和体制批判者的理论如虎添翼。在美国，统计学同样也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重要性与英法两国相比毫不逊色。只有在统计学的视角下，大的地域空间的完整性才是可以想象的；只有数字，才能将美利坚合众国所拥有的神秘而无与伦比的维度呈现于世。出于类似的原因，统计学在意大利统一问题上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为实现民族统一所做的准备之一，同时也是新一代精英用以武装自己的一种特殊知识。政治统一的目标尚未实现，统计学调查便以蓬勃之势层层展开，就连自由派人士也开始萌生兴趣，希望借助统计学来掌握国家的人口与资源状况，并借此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对下级机关的业绩进行监督。从这一意义讲，意大利堪称统计学的一大造物。

19世纪是统计与测量的世纪。从此时起，全面阐述和解析世界的启蒙思想，开始上升为对揭示真理之力量的信仰，这种力量来自数字和经过统计学加工的日期，或如启蒙时代晚期杰出人物马奎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所说的“社会数学”。在19世纪，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对自我进行测量，并为此建立档案。从某些现象看，人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偶尔甚至有过分之嫌。一些国家所积累的统计知识，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学术和行政领域的实际应用能力。统计学从此成为政治话语的一种表述方式，这一点迄今始终未变。统计学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某些统计概念，在国家官僚机构手中被当作了工具。那些出于技术原因被迫形成的社会统计学范畴——阶级、阶层、等级、民族等——在国家管理与自我认知方面赢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统计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描述与社会启蒙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台庞大的为社会身份定性与贴标的机器。从两方面来看，19世纪的统计学在世界各国都已成为社会想象（imaginaire）的核心要素。在殖民地区，第二个方面的特征尤为突出：如果某个地方的社会关系与人们熟悉的周边环境相比过于复杂而让人难以理解，那么人们更容易被主观臆想的客观性和精确性所诱惑，但是其前提是：在将流动人口落实为数字时，人们没有因实际操作的困难而使统计工作半途而废。

五 新闻

新闻业与新闻自由

在19世纪，比现实主义小说、统计学和社会实证研究传播更广泛的是新闻业。每周或每日出版的各类报刊在一切想象可及之处，为人们开启了联络与交流的空间：小到地方小报，大到在世纪末为人们传递世界各地信息、读者遍及世界各大洲的伦敦《泰晤士报》。报刊业在哪里生根，哪里的政治沟通环境便会立刻发生改变。对新闻自由——为在不受处罚的前提下公开表达意见提供有持久安全保证的机会——的呼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已成为推动变革的一大动力。新闻业的诞生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在这里“发声”，并以此来享受获得信息的权利。美国的建国元老们甚至提出，只有了解时事的社会成员才有能力履行其肩负的公民（civic）责任，但是，当大众媒体在美国和其他少数国家出现之后，这种乐观主义判断已鲜有人附和。新闻业所开创的空间，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作为社会自我反思的一个新平台。不同形式的平面媒体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当中，“活页小册子”（Pamphlete）——一种独立发行的印数极少的文字出版物——在欧洲盛行一时。在逃避审查方面，它们比书籍或报纸来得更容易。不同出版物形式相互渗透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许多长篇小说，其中包括狄更斯的大部分作品，最初都是以连载形式在报刊上发表的。

报纸的特征包括：①拥有固定周期的出版形式；②以团队（“编辑部”）产品为性质；③以不同栏目和版面的划分为结构；④新闻内容的选择超出读者的地域与社会经验范畴；⑤新闻时效性不断提高；1856年，德国报纸的当日新闻仅占全部新闻内容的11%，到1906年时，比例已达到95%；⑥日趋工业化、吸纳最新科技成果的制作方式；在大众媒体出现后，其对资金的需求大幅增加；⑦市场情况的每日变化使报纸对订阅户之外的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依赖。报纸在把读者设想为政治成熟的主体的同时，逐渐开始尝试对读者加以引导，以使其为满足自身目的服务。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欧美国家广播听众人数的不断增多，新闻业进入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期。由于此时新闻业的企业垄断还没有发展到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水平，因此以美国为例，在1900年之后的头几年，平面媒体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19世纪末，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报业巨头成为这些国家一支独具特色（sui generis）的政治力量。

新闻业的黄金时代是从新闻自由开始的。在德国等一些国家，新闻审查制度并没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良而有所松动。在这些地区，那些较少涉及政治的“家庭小报”式——如画报类刊物的先驱《园亭》（Gartenlaube，1853年创刊）——的杂志与报纸相比，经营起来较为容易。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颁布后，德意志邦联下属各邦制定了一部极端苛刻的新闻法。虽然这部法律很难逐条付诸实施，然而审查机关却可以据此对采编与新闻人员的一举一动实行监控。1848年大革命之后，“卡尔斯巴德制度”再未得到恢复，特别是出版前的预审程序不再生效。尽管取消了这一程序，但国家机关在控制文字言论方面却拥有其他更为有力的手段：警察局和法院从此接管了令某些人无限怀念的毕德麦耶时期新闻审查官的工作。1864年，符腾堡王国成为第一个实行全面新闻自由的德意志邦。但是，直到1874年《帝国新闻法》颁布，预审制度才在所有各邦被彻底废除。从此之后，政府对那些看不顺眼的新闻机构虽然还可以设法刁难，但却不能再肆意打压。俾斯麦在打击天主教人员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行动中，在干预新闻自由方面也毫不手软。在俾斯麦时期，持反对立场的新闻从业者随时有可能受到司法部门的迫害，与此同时，这位帝国宰相还在幕后操纵保守派报纸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直到1890年，市民类报刊——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期刊除外——才真正享受到自由的空间，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里，新闻自由却早已是理所应当之事。

以不列颠为代表的英美文化圈在新闻自由方面的特殊地位，通过下述事例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早在1644年，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便在《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书中呼吁废除新闻预审制，并以此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791年，美国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禁止国会制定任何限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法律。该条文显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1798年之后，人们屡屡遇到一个问题：“煽动性诽谤”（seditious libel）的界限究竟在哪里？这条以所谓污辱“公众人物”为理由的罪名出自旧时英国法律，并因其不可确定性和随意性而恶名昭著。但是从总体来看，19世纪的美国仍然不失为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新闻业视为针对政府的制度化的平衡力量（第四种权力，fourth estate）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英国，自1695年起，政府不再有任何法律权利，对那些总爱吹毛求疵的新闻媒体采取行动。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对出版物征税——所谓“印花税”（stamp duty）——的办法，来阻碍报纸的发行和流通。直到1855年，印花税才被彻底废除。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闻业的兴起比英美略迟。1880年，在仅有430万人口的加拿大，通过邮局寄送的报纸数量便达到近3000万份。19世纪50年代末，一位英国游客清晨在墨尔本街头散步时，惊讶地发现每户人家的门槛上都放着一份报纸。在殖民当局较少干预的环境下，新闻业在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对提高民主“公民社会”的交往密度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些报纸不仅给读者带来丰富的来自大英帝国首都的各种新闻，同时，它也是将澳大利亚的声音传递到伦敦的重要途径。新闻业在澳大利亚很快发展成为当地社会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若要一一列举各国的具体实例，来说明新闻审查制度究竟是什么时间从法律和制度上被彻底废除的，实在是一件难事。若要确定对采编与出版工作的“有形”行政干扰究竟从何时起才减少到偶发事件的水平，则更是难上加难。这些行政干预的形式包括索取保证金，警方对编辑部的搜查、抄没以及诉讼威胁等。各国废除对已出版物的事后惩罚性审查的时间，普遍迟于预审制的废除。在西班牙等一些国家，新闻业的根基十分薄弱，报纸记者必须设法通过第二职业与政客搭上关系，才能维系生存。在这些地区，即使最自由的新闻法也无济于事。挪威是欧洲大陆第一个实行新闻自由的国家（1814年），比利时和瑞士紧随其后（1830年）。1848年，瑞典、丹麦与荷兰也相继步入这一行列。早在1789年，法国革命者即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11条）中将“自由表达思想和观点”称作“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然而对实践来说，这一声明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51～1870年），当权者最初曾不遗余力地加强对报刊和书籍出版的控制与去政治化改造。进入60年代后，随着国家向准议会制转型，对出版物的控制才渐渐松动。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1878年，当巴黎公社（1871年）失败后采取的类似国家恐怖的镇压措施被废除之后，自由的公共空间才真正诞生。1881年颁布实行的堪称自由典范的新闻法开启了法国新闻业历史的新时代：在这个“美丽年代”（belle époque）里，政治报刊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政治观点的多样性上，都达到了1914年之后再也不曾达到的高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共和国的各项事务发挥着重要影响。在1881年大转折之前，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政治派别极端对立的法国一样，曾就新闻自由问题展开过如此激烈的争论。

在哈布斯堡王朝，自由表达观点的环境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逐渐形成。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仍不断有报纸被查抄。在庞大的多民族国家里，新闻业的兴起使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那些被认为具有分裂主义倾向的表述，随时有可能被扣上叛国罪的帽子。沙皇俄国于1865年颁布旨在放宽限制的新闻审查法，为“在审查与压制环境下相对独立的新闻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一对比的参照物是改革前的俄国，而非处于同一时代的英国、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些国家的新闻业充满活力，可以在不受阻碍的环境下自由发展。俄国通过这次改革，实现了以西欧国家为榜样的从预审制到出版后的司法与行政监控的过渡。1905年之后的俄国新闻业在名义上与西方一样自由，但仍然不时受到当局的刁难和骚扰，其程度比存在同样问题的德国或奥地利更为严重。因此，我们绝不能将整个欧洲都看作发展普遍落后的世界上仅有的一块新闻自由的宝地。

亚洲与非洲的新闻业

日报作为欧洲与北美国家的一项发明，不久便被北大西洋之外的世界所接受。在国内知识阶层已形成气候并通过殖民教育不断培养出新的知识精英的国家，人们很快便开始利用这一新的机会，用当地的语言或者是殖民者能够听懂的语言，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英属印度。在这里，新闻业的发展几乎与欧洲同步。其不同之处在于，印度在引进报纸的同时还引进了印刷机，从而引发了一场双重意义的传媒革命。第一份英文报纸1780年诞生于加尔各答，第一份印度文（孟加拉语）报纸诞生于1818年。1830年创立的（印地语）报纸《孟买新闻》（Bombay Samachar）迄今仍在出版发行。不久后，由印度人创办的英文报纸也陆续出现。所有报纸一律采用便于向农村及中小城市推广的石版印刷技术。在印度，人们在接受这种新媒体方面的表现之所以如此迅速，如此热衷，又如此成功，是因为他们可以将丰富的本国文字报道文化作为新闻业发展的基础。1835～1857年，是印度新闻业在自由环境下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同时期的德意志邦联，这一切对人们来说还是一个梦。1857年印度大起义之后，殖民政府对当地印度人的批评变得敏感，并开始加大对新闻业的控制。但是，这些控制并未发展到遏制公共意见表达的程度。总督领导下的印度政府深谙利用媒体之道，它一方面把报纸看作向民众传达信息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将其视为捕捉印度社会各类信息和民众情绪的渠道。除上述务实考虑外，对统治印度的英国政权同样具有约束力的英国法律传统也在发挥作用。正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19世纪的印度之才得以成为新闻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然而，这一逻辑却不适用于其他欧洲列强统治之下的殖民地。尽管荷兰的民主程度并不落后于英国，但是与英属印度政府相比，荷兰在开放荷属东印度地区新闻监管与公共生活方面却显得缩手缩脚。

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则又是另一种状况。与印度不同的是，在拥有古老印刷传统的中国，新闻业呈现出其独有的特色。大约从1730年起，《京报》开始出版发行。而报刊的萌芽则可追溯至大约一千年前。《京报》是一份官方期刊，它没有专设的“编辑部”，而是朝廷信息、谕旨、奏章以及都察院呈报的大汇总。这份宫廷刊物在1900年之后演变为更具报纸特征的《政治官报》，并一直延续到1911年王朝制度的结束。真正现代意义的报纸是由新教传教士带入中国的。1842年中国对外开放门户之前，办报地点是在海外（马六甲、巴达维亚/雅加达），之后则转到香港、广东和上海。这些报纸从出版之初便采用中文，其针对的读者是潜在的信众与教徒。报纸内容除基督教义宣传外，还包括有关西方世界的日常文化信息。但是，它并不是一份政治期刊。在通商口岸或条约口岸，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陆续设立的受外国法律管辖的保护区，特别是在最重要的口岸上海，外国报纸则兴盛一时。这些报纸以反映居住在通商口岸的欧美商人的意见和利益为主，但同时对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各类事件进行广泛报道。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新闻业同样是在中国政府管辖之外的津沪等通商口岸以及英国殖民统治地香港发展起来的，时间是在1861年之后。

在世纪之交，一些中国报纸，例如1872年创办（与享有盛誉、地位与其大致相当的《柏林日报》同年）、1949年停刊的《申报》（《申江新报》），与欧洲严肃报刊相比毫不逊色。直到1909年，《申报》一直采取中英合股的形式进行经营。但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申报》的每日发行量始终没有超过1万份。报纸编辑人员以伦敦《泰晤士报》为榜样，力图为读者提供最准确及时的新闻报道。他们成功地将古代政论或谏言转化为现代风格的社论。在19世纪后期，这类文字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都达到了巅峰。《申报》创刊后不久，读者便远远超出了通商口岸的范围。在阅读报纸的文人眼里，《申报》社论一类的评论文章并非一种舶来品，而是论述当代热点问题的古代檄文的新变种，它在引经据典的同时，也不乏充满激情的煽动性言论。此后，全球新闻业的发展潮流在中国也显露出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与欧洲一样，对新闻业“美国化”之风的批评在中国同样屡见不鲜。

中国新闻业的一大特色是一些以表达政治观点和政治宣传为目的的出版物。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各路文人开始利用这些刊物，表达其对中国现实危机的分析以及对国家未来的设想。相反在日本，战争则大大激发了读者的爱国热情，报刊发行量增长了四分之一以上。人们通过阅读报刊，进一步认定了岛国外交野心的正确性。在中国，发表政治批评的刊物大多是在海外或通商口岸出版的，其出版发行量远少于大型日报，此外，其追求高雅的风格也使其注定不可能成为大众刊物。但是，这些刊物对新兴“中等”阶层——改革派报人所说的“中等社会”——的政治启蒙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影响甚至远及内陆各省的大城市。这些刊物为中国新闻业带来了一股文字论战的新风气。然而，中国朝廷却不像印度政府一样，对报刊采取适度宽容的立场。而在印度这一殖民地国家，新闻业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发展，正是受益于政府的宽容态度。1911年之前，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报刊，都只能在沿海“飞地”外国法律保护下勉强求生。在这里，中国与英国记者同人密切合作，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中国变革问题的共同关切。

在奥斯曼帝国，19世纪70年代同样也是新闻业逐渐摆脱国家控制、在坎坷中走向独立的年代。第一份半官方周报（阿拉伯文）创立于1861年，于1883年停刊。奥斯曼帝国当然也有自己的出版审查制度，其法律基础直到1867年才彻底被废除。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统治时期，政府从1878年开始加强对公共意见的压制，国内印刷媒体只能小心行事。奥斯曼帝国没有像香港或上海一样的自由“飞地”，反对派的报纸和刊物只能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等地印刷，其中一部分通过私人信件的方式走私到国内。而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情况则与此相反。统治者伊斯梅尔（Khedive Ismail，1863～1879年在位）努力维持与新闻界的良好关系，并巧妙地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伊斯梅尔懂得，如果试图把新闻业变成政府的附庸，其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如果让报纸对外保持独立形象，而自己躲在暗处操纵，于己则会更有利。他向本国和外国记者馈赠丰厚的礼物，并暗中为英法两国新闻社提供资助。新闻业的相对自由激发了私人创业的热情。其中最重要的是1876年由黎巴嫩裔天主教徒塔克拉兄弟（Salim & Bishara Taqla）创办的《金字塔报》（al-Ahram）。自1881年起，《金字塔报》改为日报。它为读者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可靠及时的信息，以及一定数量的批评性评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份报纸，明确地感受到塔克拉兄弟支持更多自由、反对外国干预的鲜明态度。1877～1882年，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两大城市出版发行的政治类报纸多达30种，日发行量总数超过2.4万份（1881年秋）。除本报记者撰写的文章外，报上还刊登一些从《泰晤士报》《争鸣》（Le Débat）等欧洲报纸翻译的文章。早在1882年被英军占领之前，埃及便已出现了品种繁多的阿拉伯语和欧洲语言的报刊。在此后由英国行使对埃及实际统治权的时期（1882～1922年），埃及新闻业的繁荣有幸得以延续。印刷术的普及、识字人口的增多、记者职业的专业化以及英国占领者的自由立场等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使得埃及成为近东地区公众意见表达的自由之岛。在19世纪最后二十余年，埃及已形成固定的报刊读者群（从人数看或许依然属于小众），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热衷政治表达的公众群体。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的渴求日益增长，甚至超出了识字能力的普及速度。因此，信息只有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进一步传播，才能使人们了解信息的欲望得到满足。在奥斯曼帝国，直到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苏丹专制统治之后，公民社会环境下的新闻业才真正得以自由发展。

大众报刊业的诞生

报刊业的革新大多是从美国开始的。工业时代早期最重要的印刷技术创新同样也来自美国。第一台轮转印刷机是1846年在费城设计制造的。1886～1890年，德裔移民、钟表匠奥特马尔·麦根泰勒（Ottmar Mergenthaler）在巴尔的摩发明的行型活字铸排机彻底解决了排字速度慢的难题。这种通过键盘控制的铸排一体化机器，是自古登堡以来最具历史意义的排字技术革新。组织形式上的突破同样也出现在美国，之后又由美国传到了欧洲。随着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penny press）在美国东岸的诞生，报刊发行量达到难以统计的规模。这些报纸以大众为读者，它价格低廉，纸张粗糙，没有股票行情信息，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刑事案件以及其他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所谓“调查式”新闻，即由报社派遣记者对杀人案、违法事件与政治丑闻进行调查和报道。这类新闻在此后几十年中，曾令欧洲游客对美国报纸嗤之以鼻，批评有加。直到调查式新闻在英国，随后在其他国家也成为常见的新闻形式，这种情况才彻底改观。大众报纸是民主化的副产品，在美国问世数十载后又传播到欧洲。拥有选举权的工人阶层，从此在社会交往中受到重视。这些报纸更多是对时代的折射，而非对时代的解析。

这些报纸一路凯歌，并以此在美国率先开启了以大众媒体为标志的新时代。这一时代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人们的一种信念——认为定期购买报纸是有义务自觉性的公民意识（civic-mindedness）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基于人们为提供信息的行为支付费用的意愿（在信息传播以口头形式为主的年代，这一行为是无偿的）。1860年，《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以7.7万份的日销售量成为当时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份1835年创刊、以大胆犀利著称的报纸以其丰富的信息量深受中产阶层的青睐。由伟大出版人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创办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是第一份将严肃性与通俗性合而为一的美国报纸。马克思曾作为驻伦敦记者为其撰稿。1860年前后，《纽约论坛报》周末版的读者数量一度达到20万。大众报刊业在美国蓬勃发展的前提之一是为大范围传播创造条件的铁路网。火车可以在一夜之间，将散发着墨香的报纸运送到全国各地。法国第一份大众报纸是莫依茨·米洛（Moise Millaud）于1863年创办的《小报》（Petit Journal），其上市时的价格是当地主流报纸平均价格的1/4。在英国报刊界，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报纸占据主流地位的时间远远超过美国。直到1896年《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诞生，形势才出现逆转。其创办人、人称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的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Charles William Harmsworth），是伦敦弗利特街（Fleed Street）第一位神话式领袖。早在1900年，当布尔战争导致民众对信息的需求大幅增加时，这份刚刚上市的廉价晨报实现了98.9万份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销售业绩。从全球范围看，只有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麾下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所创下的150万份的纪录（1898年），与此相比更胜一筹。《时代》周刊（Time）在威望与政治影响力的巅峰期，读者人数也只有3万，这一数字不多不少，恰恰是其出版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报刊业在社会生活中重要性的不断提升，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数字得到体现：1870年，美国日均销售报刊260万份，1900年已超过1500万份。几乎在同一时间，美英两国出现了所谓“圣战式报刊”（crusading press），即报纸在风险自负的前提下强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美国，这类报纸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初，其代表性人物是美籍匈牙利人普利策。作为报纸所有者和编辑部负责人，普利策成功地将《纽约世界报》变成了一份具有社会批判倾向、商业效益良好的揭露性报纸，使报纸发行量在15年内增长了10倍。在英国，新闻采访的发明人斯特德（W.T.Stead）于1885年创办的《蓓尔美街报》（Pall Mall Gazette）采取类似手段，将报纸的功能由信息传播提升为伺机而动的新闻攻势。这些报刊不再甘心于对已发生的事件做出反馈，而是想方设法去制造事件。它们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逼迫政客辞职，敦促政府做出决策或采取立法措施。这一切的前提是：报纸——特别是欧洲大陆的许多报纸——不再是某些政治党派或政治导向的传声筒，报纸所有者以及大权在握的主编们已经有能力自由宣扬自己的认知与信念。不无矛盾的是，广告与广告业务的兴旺为新闻的商业化带来质的飞跃，反过来，商业化却又使报纸经营者的独立性大大提高。在报纸近一半经费来自广告收入的情况下，办报人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而不必再处处依赖于政治庇护者和政党的支持。

我们今天所说的严肃报刊（quality press）以及细分为不同类别的大众报刊，都是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出现的。与此同时，作为社会身份之一种的现代记者职业逐渐形成。1900年前后，在那些既有出版自由，同时也拥有通过扫盲而获得阅读能力的广大读者群的国家，出现了一大群以新闻搜集与表述为职业的训练有素的专家。日本便是这些国家当中的一个。日本报刊业以活跃的前现代出版业为基础，紧随西方发展步伐并不断拉近与其之间的距离。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已经形成一套结构完备的报刊体系：它以国际最先进的技术为后盾，以1868年进入明治时代后的社会环境变化（建立国家教育体系以消除文盲，建设覆盖全国的邮政网络，通过议会制与政党的组建实现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为背景，以新型记者和报纸经营者作为运转核心。日本早期主要报纸的问世（与中国一样）并非出自外国人之手。日本只是对西方文化元素加以借鉴，并赋予其自身独有的特色。新闻界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成为日本新闻业的特征之一，并一直延续至今。各所精英大学因此成为通往主流报纸编辑队伍的捷径。除此之外，在东京与大阪两大新闻中心之间，还形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竞争关系，为这个普遍采用中央集权制与单一化管理的国家增添了几分活力。

全球新闻业

19世纪新闻业的特征之一是权威新闻机构的全球性。各大报纸均以报道“来自全世界”的新闻为己任，或者反过来讲，只有那些有能力为读者提供这类新闻的报纸才能进入大报之列。驻外记者因此成为记者职业的一种新类型。最初，人们往往将驻外记者与战地记者混为一谈。第一位在新闻现场之间奔波，为读者提供关于暴动、围剿和会战第一手消息的记者，是伦敦《泰晤士报》战地记者威廉·H.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他将自己对印度、南非和埃及的印象，连同对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以及1871年德法战争的感受，一点一滴地传递给读者。拉塞尔本人既非好战派，也绝非帝国主义行径的支持者，其笔下的战争报道在文学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令后世的同行望尘莫及。他所创造的报道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被《泰晤士报》奉为典范。拉塞尔刚刚开始其记者生涯时，还只能通过邮寄的方式发送稿件。此后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电报网络已覆盖全球，并为远距离新闻传输创造了条件。1844年，长途电报正式投入应用。1851年，第一条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报电缆铺设完成。1866年，横跨北大西洋的电讯线路正式建成。1862年，全球陆基电报网络的线路长度已达到15万英里。1876年，印度与大不列颠帝国各殖民地以及首都伦敦之间，都已通过电报电缆联系在一起。1885年，欧洲与海外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已建立通信联络。这时的电报通信依然十分困难，不仅超负荷严重，而且价格昂贵（1898年《泰晤士报》全年电报费占总开支的比例高达15%），因此，如果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互联网”，难免有过誉之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它为一种史无前例的“国际互联网”（world wide web）提供了雏形。这一网络与今天的互联网相比，集中化程度更高。无论电报线路，还是全球电报业的资金流动，都在伦敦汇聚于一处。此时的电报业更多是为了满足贸易的需求，而非为新闻业提供服务。

新技术的出现为通讯社的工作奠定了基础。1851年，出生于德国卡塞尔的朱利叶斯·路透（Julius Reuter）在伦敦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就在同一年，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信息传输速度缩减到数小时。在此之前，另外两位犹太企业家已分别创立了各自的通讯社或“电报局”：夏尔·哈瓦斯（Charles Havas）在巴黎，伯恩哈德·沃尔夫（Bernhard Wolff）在柏林。1848年，“联合通讯社”（AP）在美国成立。这些通讯社不仅为报纸，同时也为政府和某些私人客户——例如从1865年开始为维多利亚女王个人——提供新闻。路透本人也以此成为新闻业的领军人物。这位出身德裔的无名之辈早在1860年便有幸得到女王的接见。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是最后一次以非电报形式作为主要通信手段进行报道的国际性事件。路透社是所有通讯社当中唯一一家拥有全球报道能力的通讯社。早在1861年之前，路透社便已建成自己独家的全球记者网络，其范围覆盖整个欧洲以及印度、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地。在电报通讯尚未普及的地区，路透社便采取邮轮快递的方式传送稿件。美国内战（1861～1865年）从始至终都是由路透社记者代替欧洲读者在进行观察。此外，各大通讯社还在新闻报道之外，不断为读者提供来自科学、艺术和体育领域的各类信息。路透新闻帝国的势力不断扩大，成为“大英帝国的国家机构”之一。通讯社推动了新闻采集与传播的全球化，并力求在不附加评论的前提下进行报道。就此而言，通讯社堪称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大力倡导者。但另一方面，通讯社却又通过新闻报道的统一性，助长了“新闻一言堂”（Einheitsjournalismus）的风气，因为从原则上讲，所有报纸刊登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只有以伦敦《泰晤士报》为首的少数报纸拥有自己的驻外记者网络，并能够借此摆脱对通讯社的依赖。《泰晤士报》所秉承的一条原则是：至少要依靠自身资源使大不列颠的所有关注都得到满足。

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四百年之后，定期出版的印刷媒体才真正成为影响知识阶层日常生活的一种力量。此时，这一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仍然微不足道。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新闻业的基础结构，是在19世纪后半叶形成的。新闻业将先进技术作为手段，在遵循市场法则的同时也受制于政治与法律环境的束缚。因此，新闻自由成为全世界自由派人士的基本诉求。在这方面，与许多问题一样，强调东西方之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大英帝国的某些殖民地，新闻自由的程度甚至高于中东欧国家。随着新闻业的发展，记者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身份，同时也成为“知识分子”当中一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力量。在世界各地，包括印度与中国，新闻记者的政治影响力都是不可低估的。因为有了他们，公共领域才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面孔。在从精英式的传统书面语向范围更大的读者群（其中一些人刚刚学会认字）能够理解的灵活表达习惯转变的过程中，这些记者当中的优秀人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闻是“现实主义”艺术、统计学和描述性社会科学之外的另一种社会自我观察的媒介，而传媒通信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展更为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此时的通信技术仍然处于被垄断的状态：1899年，年轻的意大利工程师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以美籍塞尔维亚裔同行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的技术发明为基础，通过无线电成功地将信息传送到英吉利海峡的另一岸，并在1901年进一步实现了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信号传输。这时的无线通信，还没有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大众媒介。这一步的迈出，是在一战之后。

六 摄影术

真实的诞生

在最后一节，让我们来谈谈摄影术。在19世纪，人类成功地发明了利用技术装置、借助光学与化学方法记录外部世界真实影像的手段。这项发明对这一时代留给后世的记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种生动而真实的影像记录问世的那一刻，整个19世纪被一分为二。没有人知道，1827年去世的贝多芬到底长什么样；但是我们却都在照片上见到过1849年辞世的肖邦那张羸弱的面孔。舒伯特留给后人的只有画像，但比他年长5岁的罗西尼却因比他长寿而能够走进纳达尔（Nadar）的摄影室，让这位伟大的肖像摄影师为自己留下存照。在浪漫派与理想主义时期的文化英雄中，只有少数人有幸亲眼见证了摄影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是从1838～1839年达盖尔银版摄影术（Daguerreotypie）的发明以及两年后第一间摄影工作室的创办开始的。弗里德里希·W.J.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和亚历山大·洪堡都曾在暮年时拍摄过肖像照，而黑格尔、歌德以及洪堡的哥哥威廉却没有这么幸运。1847年，威廉四世皇帝邀请第一位德国摄影师、来自汉堡的赫尔曼·比欧夫（Hermann Biow）来到宫廷，用这种新技术为皇室拍摄照片。这一天，在场的名人洪堡也请求摄影师为自己拍摄了一幅肖像照。早在1839年，当银版摄影术问世仅几个月时，洪堡便已认识到这种技术的革命性意义。50年代初照片复制技术的发明，使“知名度”一词获得了新的含义。林肯、俾斯麦、威廉一世皇帝等君王或政治领袖的肖像，被挂进了千家万户的客厅。但是，在报纸开始刊登图片之前（直到80年代初，人们才终于掌握了以低成本大量复制照片的技术），人们对样貌的辨识力仍然是有限的。有一次，当美国内战功臣、五星上将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Grant）抵达纽约火车站时，在场的记者完全没有办法从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把他辨认出来。

比欧夫曾在1842年5月汉堡阿尔斯特区遭遇大火之后，用银版摄影术为废墟拍摄了一大批照片。这是人类对灾难事件的最早影像记录。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所有欧洲或北美国家参与的战争都留下了珍贵的照片资料。在这些图像记录中，找不到关于中国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的任何图片，而同一时代的美国内战（1861～1865年）却通过照片的形式为后世留下了生动的记忆。这些照片全部出自同一位摄影师——马修·布雷迪（Matthew B.Brady）之手。在战争期间，他在各大战场辛勤奔波，曝光了7000多张用化学方法加工的玻璃显像板。在这一时期，绘画与摄影术在大多数时候尚能和睦共处，相得益彰，但是那一幅幅拍摄于战场的栩栩如生的照片，那些活着的或死去的军人的真实形象，却标志着以颂扬英雄主义为主题的战争绘画将从此走向衰亡。1888年，廉价、便携且操作简便的柯达胶片相机的问世，为人类的视觉记录提供了新的手段。1876～1878年的印度大饥荒仅有少数照片流传于世，大约20年后，当又一次饥荒暴发时，每一位游客或传教士都有可能成为用相机记录历史的见证者。在摄影发展的早期阶段，其艺术特性以及作为摄影师创作成就的本质，还很少得到世人的认可。摄影的魅力，仅仅是作为一种具有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与写实性的技术介质。摄影的价值很早便在自然科学的应用中得到了体现，首先是在天文学领域，之后在医学领域。X光拍摄术的发明，为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王国的大门。从60年代开始，展现人类劳动场面的摄影作品大量涌现。而在几年前，旅游摄影及其科学同类——地理与人文摄影——便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天涯咫尺

越来越多的人踏上摄影探险之旅，去寻访考古胜地（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埃及）或异域民族生活的地区。在英国这个全球最大海外帝国的统治地，人们从照片上第一次亲眼见到，在大英帝国的屋檐下，究竟汇聚着哪些人和哪些物。在以往几百年中，配有插图的游记是欧洲人获得对异域感性印象的唯一媒介。与游记相比，摄影可以让读者感受更多的细节、气氛和具体形象。在包括460张图片在内的8卷本摄影巨著《印度人》（The Peoples of India，1868～1875年）中，印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如此丰富的视觉化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机这种工具一直掌握在欧美人手里。它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所扮演的帮凶式角色，很早便暴露出来。直到很久之后，人们才开始从相反的视角，用颠覆性眼光去看待这种工具。但是，一些摄影师正是透过对远处的观察，学会了如何用更敏锐的目光观察身边的事物。4卷本摄影集《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873年）的创作者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回到欧洲后，把相机镜头对准了几年前梅休曾用记者手法描写过的伦敦贫困人群。

如果换一种眼光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摄影术实际上在东西方之间创造了某种意义上的中立与平等。在渲染异域情调方面，相机远不及画笔那样擅长。早在1842年，法国摄影师约瑟夫-菲利伯特·G.德·普朗哥（Joseph-Philibert Girault de Prangey）便用银版摄影法拍摄了中世纪欧洲建筑与伊斯兰建筑的精美图片，从美学角度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如果缺少了摄影，19世纪后半叶欧洲人对“异域”的感知是无从获得的。一些人怀着病态的心理，幻想建立一座“展示不同人种的摄影博物馆”。这类摄影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那些表现苦难的照片，例如中国鸦片烟馆或1857年印度起义后的荒凉景象，彻底打碎了西方人对东方“童话”世界的美好想象；另一方面，这些图片可以使人们抛开尊贵与野蛮的传统思维，对异域的真实细节有所认识。与此同时，殖民统治者及其臣民也可以通过图片，了解自身的殖民统治状况。

第一个引进摄影术的非西方国家，是奥斯曼帝国。早在19世纪50年代，在帝国大城市里已经出现了照相馆，这一时间与西欧和中欧国家几乎同步。最初，照相馆的经营者都是欧洲人或非穆斯林少数民族，而第一批顾客同样也是欧洲人。但是，在新世纪到来前的最后20年，拍摄全家福或员工合影已成为穆斯林中上层人士日常文化生活的固定内容。政府很早便开始利用摄影术，最初是出于军事目的的考虑。专制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Sultan Abdülhamid II）甚至借助摄影，加强对各省地方官员的监督。通过照片，他可以大致了解国家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此外，他还利用这种新媒介作为在欧洲人面前展示国家面貌的手段。据说有一次，他曾经把门当户对的皇婿候选人的照片拿给女儿们，以征求她们的意见。

19世纪末，摄影在许多国家都已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所有摄影门类都源自19世纪，其中包括广告、宣传图片、摄影明信片等。摄影师是一个凭手艺吃饭的常见职业。就连小城镇，也都有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和照相馆。1888年问世的柯达相机，实现了这种新媒介的“民主化”，并降低了对拍摄者艺术素养的要求，因为任何一个缺乏专业训练和专业知识的人都可以操作它。轻巧廉价的相机和胶卷的发明，为外行人利用拍摄技术制作图像提供了方便。几乎每一个中产家庭，都能拿出一堆出自专业人士之手的家庭纪念照，或是几本珍藏自己得意之作的相册。

在所有诞生于19世纪或在此期间得到完善的观察体系中，摄影是在客观化方面成就最大的一个。即使在人们对这种媒介的人为操纵性、“主观性”以及艺术化可能性有所意识之后，摄影的客观性特征也仍然存在。当然，很大一部分照片是经过加工和制作的，许多照片明显带有这一时代的偏见或成见。摄影也因此成为人们热衷解构的对象。但是摄影技术毕竟为人类开辟了一条以视觉手段认识世界的全新途径，并创造出一系列与真实和写实相关的新概念，同时也为那些缺乏艺术才能和艺术训练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图像创作的工具。

移动的影像

1895年是电影诞生的元年。3月22日，法国工厂主之子卢米埃尔兄弟（Louis & Auguste Lumière）和工程师于勒·加尔庞蒂（Jules Carpentier）在巴黎用“电影机”（Cinématographe）第一次为观众放映了移动的影像。卢米埃尔在同一时间拿出了三样发明：摄影机、放映设备和电影。与摄影不同的是，这门新技术一经问世，便已臻于成熟。1895年12月，出售门票的公开放映已经出现。卢米埃尔家族指派一组经过训练、能够熟练操作这种新机器的技师，到世界各地举行放映活动。1896～1897年，整个欧洲，从马德里到喀山，从贝尔格莱德到乌普萨拉（Uppsala），以及美国东海岸一些城市，到处都在放映卢米埃尔电影。关于1896年5月26日举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的纪录片，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随着沙皇军队向西方胜利挺进，这部电影也迅速传遍世界。1896年，在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开罗、孟买、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澳大利亚的城市，到处都留下了卢米埃尔公司电影放映师的足迹。到1899年时，上海、北京、东京、横滨等城市也开始放映电影。与此同时，几乎每个地方也都在拍摄自己的电影。

从1896年起，在各大洲，人们纷纷开始用电影的形式记录王室活动、军事演习和日常生活。西班牙斗牛、尼亚加拉瀑布、日本艺伎以及形形色色的市井生活，成为最早的电影题材。从此，电影化身为一种报道的媒介。电影的全球化同样也反映在电影内容上。第一位在上海某茶馆为观众展示这项法国新科技的有名有姓的电影放映师，是来自新泽西州梅普尔伍德的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他给东亚观众带来了介绍俄国沙皇巴黎之行，以及芝加哥世博会上表演埃及肚皮舞的影片。曾在许多国家风靡一时的电影，是卢米埃尔拍摄的介绍自己工厂工人生活的纪录片。这种新媒体很早便暴露出其演绎与记录的双重本性。由于1900年夏天中国北方爆发义和拳起义时，没能有摄影师在场留下记录，于是人们便在英国的草坪上，在法国的公园里，重新排演那些骇人听闻的恐怖场面，并拍成电影，然后作为记录这一事件的真实证据向外界发布。其中最轰动的镜头，是义和团拳民攻击一个基督教传教所的场面。而真正流传后世的纪录片史料，实际上是1901年在暴乱平息后的北京拍摄的。但是，辨别电影的真实与虚构，的确是一件难事。被奉为艺术电影鼻祖的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经过对一年前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潜心研究，在一位英国庆典专家的帮助下，在摄影棚拍摄了著名影片《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Le Couronnement du roi Edouard VII，1902年）。他于此前执导的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影片，即是根据报刊图片资料编辑制作的一部移动影像记录。

强调媒体的视角性与主观性本质，对媒体自我宣示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提出普遍质疑，是现代传媒学研究的趋势之一。如今，在人们对媒体的可塑性以及技术或内容受操纵的可能性已有充分认识的大环境下，这种怀疑是颇有道理的。此外，当代的艺术作品也早已背离了以纯粹写实为目的的“现实主义”风格。虽然文学与电影中的纪实主义潮流自19世纪诞生以来从未曾消失，但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稚气。因此，要理解被视为19世纪特征的对客观化的热衷以及对“实证论”的尊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这一角度看，以追求真实为标志的19世纪（其渊源可追溯至由弗兰西斯·培根开创的早期经验论）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尽管在这个世界里，从浪漫派到尼采都曾对神化实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现象提出过警告。从另一方面看，19世纪可以说是当代的“史前史”。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社会自我观察的各种媒介与认知方式，即使在发达国家广泛普及电视，甚至在20世纪末“数字革命”出现之后，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超越狭小的精英文化圈的大众传播媒介，由国家规划组织、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的对知识与物品的储藏，借助统计与社会研究对社会进程实行监控（monitoring）以及与此同步的社会自我认知的形成，通过大批量印刷、照片洗印和录音技术实现文字和艺术品的可复制性：所有这些进步在人类刚刚迈入19世纪时都是前所未闻和难以预想的，然而在1910年前后，这一切早已再平常不过。

在19世纪与以往的历史之间，形成了一种充满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今天的人类来说也并不陌生。一方面，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对发现新事物的意识，对技术和道德进步的信心，以及对旧事物的摒弃，都在19世纪达到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这个世纪同时也是历史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历史主义潮流不仅致力于模仿和重构，同时也注重收藏和保存。19世纪是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时代，也是考古学和考据学的时代。它以收集、保护和整理的方式搭建起一座通往远古历史的桥梁，这座桥梁今天我们仍在使用。在1800～1900年的100年间，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化诸文字的知识呈倍数增长，其速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

从严格意义上讲，上述特征仅仅是针对西方而言，也就是欧洲以及各方面都在迅速崛起的北美。各种技术和文化创新都是诞生于西方，之后再由西方传播到全世界。其中一部分——例如电报——是借助帝国主义势力和资本扩张，另一部分——例如新闻业、歌剧以及整个西方音乐娱乐业——则是通过非帝国主义式的“品味输出”或者是有关国家自主借鉴的复杂过程。没有人强迫埃及人创办自己的报纸，也没有人强迫日本人去听古诺和威尔第的歌剧。从东向西的文化流动也是存在的，曾在欧洲风靡一时的日本和非洲的艺术便是一个例子。但是，随着时间逐渐实现普世化并最迟在1930年前后成为全球进入“现代”标志的每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技术、机制和“决定性要素”（Dispositive），无一不是在19世纪由西方发明并从这里踏上其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旅的。就人类的记忆和观察而言，其内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始终都具有地方性和“文化”特殊性的色彩；然而其媒介和形式却与此相反：在这方面，世界每一处地方都深陷于西方的影响之下，尽管程度不一，表现各异。各方都是根据其对欧洲化或畏惧或欢迎的态度，在适应和反抗之间做出各自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