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征服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曾经是拜占庭帝国的省份，受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政府管辖。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归真时，拜占庭帝国还统治着巴尔干、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以及北非。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在东地中海不间断地统治了六百年。五世纪，当西罗马帝国在混乱和动荡中崩溃时，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富裕省份依旧持续繁荣。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仍旧在征收税赋，维护常备军并派遣总督管理各省份。当西罗马帝国境内的城镇逐渐衰退成为村落时，叙利亚的城市中仍旧满布宽阔平直的街道、市场、浴场，以及教堂。

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地区，叙利亚的景观大多都继承自在这里统治了一千多年的希腊精英阶层，他们深受古典时代的知识和艺术濡染。和今天一样，在帕尔米拉、西利奥波利斯（巴勒贝克）、吉拉萨（杰拉什）、佩特拉等城市中，宏伟的古典多神教时代建筑遗迹占据了很大面积。较小的城镇和村庄则遍布柱廊和门廊，体现了一种规模较小但并不粗滥的古希腊罗马建筑风格。

帕尔米拉和巴勒贝克的宏伟神殿或许当时仍旧在城镇中占据了主要区域，但它们大部分已经成了破败的废墟。在杰拉什，宏伟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庭院被用作了陶器作坊，女神的殿堂周围精心铺砌的宽阔广场如今成了喧扰的手工工场，而神庙建筑本身则被封闭起来，任由毒蛇和魔鬼在其中游荡。基督教深刻地影响着叙利亚和埃及地区。毕竟，基督教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就是在安条克，这个新兴宗教的信徒被首次称为“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降生后的头三个世纪，基督教在黎凡特地区信仰极其混杂的环境中与其他宗教艰难斗争。当时，说希腊语的多神教徒崇拜宙斯和阿波罗，说阿拉米语的乡村人则与基督徒同样崇拜一神，但他们称呼祂为“巴力”（Bel）或“哈达德”（Haddad），这些名称原本是用来称呼那些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就已存在的古老诸神的。

但到了六世纪，无论在山区还是沙漠中，基督教都已经成了主要宗教信仰。当时重要的犹太人社区还存在，尤其在巴勒斯坦地区，在一些地区和社交圈子里古典多神教传统也尚有留存：人们仍然利用装饰住所的马赛克地砖来描绘古代的神话传奇，但至于他们是否还相信这些神话，我们就很难得知了。

同时，基督教也是拜占庭帝国的官方宗教，对于社会的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一个人如果不是基督徒，他就不可能在政府部门谋得职位。但叙利亚的基督徒并不是一个成分单一的群体。在六世纪，不同的教派和信徒之中产生了深刻的差异。最首要的问题有关基督的神性和祂的道成肉身：基督究竟是同时既完全拥有人性也完全具有神性，还是说他仅仅拥有神性，只是外在表现为像我们一样的凡人呢？这种颇为晦涩的神学争论诱发了巨大的宗教热情，因为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广泛分歧。尽管这样可能会过度简化原本十分复杂的教条，但认为基督既完全具有神性也完全具有人性的教派（因为他们相信两种性质并存，一般被称为“二性论派”，在451年迦克顿会议对教派信条做出总结后，也被称为“迦克顿派”）还是吸引了大量说希腊语的精英阶层人士。而相信基督只有唯一神性的教派（一性论派）则大多来自说阿拉米语的村庄、乡村地区的修道院，以及阿拉伯基督徒的宿营地。在地区分布上，两派也十分不同：在巴勒斯坦地区，似乎大多数基督徒都是两性论派，而在叙利亚北部，两种教派人数相近。

拜占庭帝国皇帝坚定地支持两性论教派，并视一性论为异端和危险分子，时常会强力迫害他们。这就意味着叙利亚基督徒人口中的一大部分都被帝国政府疏远敌视，他们也不会把支持帝国正统教会和抵抗外来侵略者当作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

直到约540年之前，叙利亚地区的经济和人口还在稳定增长。各地的村庄都在扩张，沙漠边缘地区也开垦了新的耕地。但在穆斯林大征服的一百年前，从约540年开始，这片美好图景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在那一年，一种前所未见的凶猛鼠疫侵袭了整个地区。大量人口迅速死亡，情况甚为可怖。人口最为密集的城镇或许遭受了最恐怖的侵害，乡村也在瘟疫传播中受害甚深。但损失最小的人或许是沙漠中的游牧民。这种瘟疫依靠老鼠身上的跳蚤进行传播。在那个时代，城市中的老鼠很可能像现在一样常见，但在游牧部落中，人们很少拥有足够的食物，自然不用担心鼠灾，而且他们的住所也没有地方供老鼠躲藏。

在六世纪的之后数十年到七世纪这段时间，瘟疫又以恐怖的规律一次次卷土重来。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我们无法了解这场大瘟疫究竟造成了多少人口损失。据历史学家估计，1348至1349年席卷中东和欧洲的黑死病鼠疫可能杀死了这些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六世纪这场鼠疫所造成的损失不会比那场黑死病小。在这一地区，许多一度繁荣的城镇和村庄都已经十室九空、破败凋残了。在七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当穆斯林征服者侵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时，或许他们走过的街道早已荒草丛生，古老的石柱下荆棘遍布，在这些石柱之间，剩余的市民小群聚居在一起，在他们祖先曾享用的富丽殿堂下蜗居求生。

在六世纪下半叶，传染病并不是叙利亚地区面临的唯一问题。在五世纪到六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和平的。两大帝国都尊重彼此边界，并承认对方在南部的叙利亚沙漠和北部的亚美尼亚山区的势力范围。但到了六世纪中叶，两大帝国之间爆发了破坏力巨大的大规模战争。萨珊帝国向拜占庭的领土发动了多次入侵。540年，波斯军洗劫了东部重镇安条克，573年，波斯军攻克了重要省份首府阿帕梅亚（Apamea）。在这两场战争中，波斯军带回了大量战利品，并将许多人口迁置到了波斯帝国新吞并的城市。

如果说六世纪两大帝国的关系开始恶化，那么到了七世纪时，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更甚一步了。602年，拜占庭皇帝莫里斯（Maurice）和他全家都被叛军杀害。在此之前几年，莫里斯皇帝还为当时被赶下王座的萨珊皇帝霍斯劳二世提供了庇护，这位萨珊皇帝是一个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君主。于是，霍斯劳二世便以为恩公的惨死复仇为借口，向拜占庭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的军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大捷，611年，波斯军入侵叙利亚，614年耶路撒冷被攻克，615年波斯军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岸，兵锋直抵君士坦丁堡城。619年，他们拿下亚历山大城，整个埃及地区落入波斯帝国手中。

多亏了希拉克略皇帝（Heraclius,610年至641年在位）的功劳，拜占庭帝国才能扭转败局。他原本是拜占庭帝国的北非总督，但在610年，他率领本省军队远渡君士坦丁堡击败了残暴的篡位者福卡斯，为自己夺得了皇位。他统治的大半时间都在与波斯人战斗。在波斯军横冲直撞许多年后，似乎已势不可挡时，624年，希拉克略率军从敌人背后发动了一场进攻，奇迹般地转败为胜。出于大胆机智的战略眼光，他还采取行动，率军从土耳其的黑海沿岸出发，一路穿越伊朗西部和伊拉克北部，洗劫了席兹（Shiz，位于今伊朗塔卡卜市）著名的火庙和达斯特格尔德（Dastgard）的霍斯劳皇宫。628年，希拉克略的敌人霍斯劳二世死后，波斯随即为争夺皇位而陷入了内乱之中，希拉克略终于可以与波斯议和，沿哈布尔河（Khābūr）重新划定了两国旧有的边界。629年，他利用外交协商迫使波斯军队撤出叙利亚和埃及，并着手在这些新收复的土地上重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630年3月21日，当他将之前被波斯军夺走的圣十字架归还耶路撒冷时，他享受到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胜利成果。

尽管波斯人被彻底击败了，但他们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发起的入侵战争极大地破坏了拜占庭帝国在黎凡特地区的统治。除了战争导致的大量人口伤亡之外，似乎许多说希腊语的精英阶层也迁徙到了较为安全的北非和罗马。战争的破坏十分可怕，尤其对于城镇更是如此，但或许最为重大的破坏还是帝国的传统统治和行政管理在这一地区的缺失。在穆罕默德传道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波斯帝国，而不是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直到630年，也就是先知去世的前几年，拜占庭帝国才重新在这些地区建立统治。但这种统治很可能是十分松散的，甚至有可能在很多地区拜占庭帝国政府的权威并不存在。许多新一代的叙利亚人并没有经历过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也对其毫无记忆，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效忠君士坦丁堡的政权。正当拜占庭帝国缓慢重建统治的时候，曾在六世纪分化叙利亚的宗教矛盾又一次浮出水面。于是，希拉克略皇帝决定采取宗教手段来安抚那些大多反对他的神学主张的基督徒民众。

拜占庭帝国对叙利亚的统治已经延续了五百多年。假如伊斯兰教早五十年诞生，并且穆斯林在六世纪八十年代，而不是七世纪三十年代入侵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他们很可能很快就会被击退，当时拜占庭帝国政府还牢牢地控制着这些省份，当地守备十分完善。恰巧的是，在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造成了严重破坏的大战刚结束不久，穆斯林军队便立刻出现在了这片地区，这一巧合也是穆斯林军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的必要前提。

叙利亚地区或许被战争和瘟疫摧残了，但对于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来说，这里仍旧是葡萄酒、油和粮食的原产地。加沙和布斯拉（Bostra）的周边地区则是与沙漠交界的农耕地区，这里经常会有麦加或阿拉伯半岛其他贸易中心的商队来访。

叙利亚对于早期穆斯林领袖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地区，自然也就成了新兴穆斯林军队所要征服的第一个目标。有古老可信的文献可以证明，先知本人在开始传道之前就到过叙利亚。在最早的穆斯林将麦加作为圣地之前，位于叙利亚的城市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朝圣地。与穆罕默德敌对的麦加贵族首领艾布·苏富扬在约旦也拥有财产，比如他在安曼南部肥沃的拜勒加（Balqā）地区就拥有一座名叫古巴什（Qubbash）的村庄，他把这座村落用作商贸基地。因此当穆罕默德在晚年为穆斯林寻找能够提供更多资源的地区时，他自然会望向北方。在这一点上，叙利亚与伊拉克就十分不同，因为在大征服开始之前，新一代伊斯兰精英阶层中很少有人去过伊拉克，他们对这一地区实际上十分陌生。

在先知一生的最后两年中，穆斯林最早对叙利亚的几次进攻规模很小，而且并不成功。如今去约旦的旅客，假如顺着古道“国王大道”，沿着死海东岸的肥沃山脊，从卡拉克向佩特拉一路前进，就会在穆厄泰（Mu'ta）村以南发现那些早期穆斯林英烈的坟墓。这些拥有精致穹顶，周围种植着小树林的坟墓看起来十分现代，但它们似乎的确坐落在穆斯林与拜占庭帝国首次交锋的真正战场遗迹上。629年，穆罕默德曾向叙利亚的方向派出了一支突袭部队，或许他们只是想在波斯军队撤退后的混乱中趁火打劫。但当这一小支穆斯林军北上国王大道时，他们却遭遇了一队拜占庭军，这支军队中大部分都是当地阿拉伯部落士兵，此时他们正顺路南下去收复拜占庭领土。于是两队人马在穆厄泰短暂交战，穆斯林很快就被击败，被迫逃离了战场，其中还有几位将领战死，被安葬在了我们如今见到的这些坟墓中。在这些当时败逃等待日后卷土重来的穆斯林中，就有“真主之剑”哈立德·本·瓦立德，他后来在征服叙利亚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谓实至名归。

穆厄泰之败对新兴的穆斯林政权来说是一大耻辱，但穆罕默德似乎并不气馁，仍旧决心继续袭掠叙利亚。630年，他向希贾兹北部的塔布克发起了一场规划周密的远征，这可能是一场对日后入侵叙利亚的预演行动。在这场战役里获得了有效军事经验的将领中就有阿慕尔·本·阿斯，他在十年后为穆斯林夺下了埃及。毫无疑问，当早期穆斯林高级将领们踏上征服叙利亚的征程时，他们是在成就一项早已由先知穆罕默德发起的事业。

穆罕默德归真后不久，哈里发艾布·伯克尔便立刻向叙利亚发起了新的远征，这场远征标志着穆斯林征服叙利亚的正式开始。在这段时间里，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十分混乱。有大量传统史料记载了大型战斗、小型接战和攻占城池的内容。但事实上我们没办法调和这些由不同的穆斯林编纂者所编写的各不相同的编年史记录内容，而且能为我们提供指导的外部资料也极为罕见。就像伟大的穆斯林历史学家塔巴里在搜集有关大征服的历史叙述时所抱怨的那样：“事实上，关于这项研究最令人烦恼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上文中我曾提到的，关于这场战役的日期记载往往各自不一。这种不一致的情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战役的发生时间太过相近了。”最终我们只能确定，这场征服运动正式开始于632年，到八年后，也就是640年，除沿海城市凯撒利亚（Caesarea）以外，整个叙利亚地区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下文中的论述主要基于目前公认最为可信的编年史，但对这些材料也应该审慎对待。

这场早期远征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麦地那对那些定居地区边缘的阿拉伯部落的统治。无论是顺着伊拉克丰饶国土的西部边界，还是沿着埃及的尼罗河谷，沙漠与耕地的分界在不同生态区域之间划定了十分明显稳固的边界线。但在叙利亚，沙漠与耕地之间的边界就不那么明显了。从水源充足的地中海沿岸向东望去，地理景观便愈发干旱荒凉。在两百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在这条线之外的等降水量线上，年均降水量低于两百毫米）的耕地，没有绿洲的灌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这条等降水量线西部的地区则被贝都因人用来放牧和开垦旱田。许多贝都因人也兼职务农，他们既会放牧，也会耕种小块的田地。为了确保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服从伊斯兰政权的统治，穆斯林对拜占庭帝国及其阿拉伯盟友发起了猛烈无情的进攻。他们遵从的正是艾布·伯克尔哈里发和其他穆斯林领袖们精心规划的政策方针：所有阿拉伯游牧民都应当臣服伊斯兰政权，对那些不肯臣服的，就要逼迫他们服从。

据说艾布·伯克尔派出了四支小部队，前往死海东岸和约旦河谷的前线地区独立作战，部队的将领都将战旗挂在他们的长矛上，以作为指挥官的标志。他所选任的指挥官都将在早期伊斯兰政权的历史上占有浓墨重彩的地位。其中一位就是艾布·苏富扬的儿子叶齐德，他还带领着他的弟弟穆阿维叶参与了远征。正如上文中所述，艾布·苏富扬的家族在叙利亚拥有财产，而且他们对这一地区十分了解。在征服叙利亚期间，叶齐德是穆斯林军主将之一，这也方便了他和他弟弟在叙利亚建立自己家族的势力。然而在大征服运动尚未最终完成时，叶齐德便死于瘟疫，于是他的弟弟接任了他的职位。他在大征服期间及其刚刚结束后在叙利亚建立的权力基础，为他日后在661年自立为首位伍麦叶哈里发，并坐镇大马士革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提供了方便。

艾布·伯克尔任命的另一位在日后拥有长期影响的将领是阿慕尔·本·阿斯。他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但他格外地精明狡诈，可谓早期穆斯林军中的智将奥德修斯。他曾在加沙行商的商贸生涯吸引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注意，于是先知任命他在从麦地那通往叙利亚的道路上向各部落征收税款。据说他率领三千人马开往他了如指掌的地区，这些人中有许多来自麦加和麦地那。他沿着红海海岸行进，直抵亚喀巴湾湾岬，然后转而向西，在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名为“阿拉伯谷”（Wadi Araba）的大片沙漠中扎营。从那里出发，他们又沿着陡峭的山崖登上了内盖夫高原，向加沙的海岸前进。到达加沙后，阿慕尔与当地守将发起了谈判，目的很可能是索取金钱，根据一则传说的描述，就在他们谈判时，拜占庭总督还试图趁机擒获他或杀死他。最终在634年2月4日，阿慕尔带领他的部下在加沙附近一个叫作达青（Dāthin）的村庄击败了一小股拜占庭军队并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阿拉伯人的胜利立刻就获得了反响。捷报传得很快，据说就连凯撒利亚附近也有犹太人社区闻声公开庆祝拜占庭军官的死亡和帝国权威受辱。

穆斯林在达青取得的胜利或许规模并不大，却使拜占庭帝国对来自南方的新威胁警惕起来。当时拜占庭军的总指挥是希拉克略皇帝。此时希拉克略已经年逾六十高龄，他明显不是一个沉湎于君士坦丁堡奢华宫廷生活的贵族，而是一个惯于在战场上攻坚克难，拥有大量军事经验的军人。此时的他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就在穆斯林第一次袭扰叙利亚的时候，他才刚通过将圣十字架归还耶路撒冷庆祝了自己的重大胜利。希拉克略从来没有亲自率军对抗过穆斯林军（穆斯林哈里发也没有亲自率领过伊斯兰军队），而是坐镇战线后方的霍姆斯和安条克两城指挥行动、任命将领及签署军令。阿拉伯文献中对希拉克略的描述十分有趣。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他以足智多谋、能预测未来闻名。在一个故事中，麦加贵族艾布·苏富扬讲述了他们与一群商人到达叙利亚时是如何觐见希拉克略的：“当时希拉克略刚刚击败波斯人，将他们逐出国土，并夺回了他们之前抢走的圣十字架……希拉克略徒步走出了他的大本营霍姆斯城……去圣城祈祷。人们为他铺上地毯，并在地毯上撒上了芬芳的香草。当希拉克略到达耶路撒冷时，他与拜占庭贵族们一同祈祷。”在这个故事中，尽管他身为胜利者，却被描述得十分谦卑虔诚。

在一些逸事传闻中，据说希拉克略意识到了穆罕默德的伟大，如果不是拜占庭贵族的极力反对，他甚至差点能成为一个穆斯林。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希拉克略就是拜占庭帝国抵抗伊斯兰军队入侵的关键标志性领袖。他通常被描述得十分高傲独断，但他有时也会先于他的谋士和臣子们发现穆斯林军实际上有多么强大，并且意识到敌人将会胜利。阿拉伯史料中对希拉克略的记载并不完全是脸谱化的负面形象：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没能皈依伊斯兰教，他的事业便被耻辱地断送了。

到这段时间为止，穆斯林对叙利亚的袭击规模总体来说并不比边境冲突大多少。哈立德率领约五百名士兵穿越叙利亚沙漠的事迹在历史和传奇中被广为传唱：阿拉伯史料称赞了他惊人的坚忍，现代学者也认为他是一位战略大师。很多故事都讲述了他如何为将士们提供饮水：让军中的一些骆驼喝下超量的水，绑住它们的嘴巴让它们无法咀嚼草料，日后一头头杀掉它们，从它们的腹中取水。另一些故事中，哈立德与他的将士们蹒跚行军时，出于极度的干渴，他询问一个曾经来过这里的部下拉菲（Rāfi）是否知道哪里有水。拉菲回答说水源近到触手可及：“继续前进，直到看见两座像女人乳房一样的小丘，我们去那里。”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让他们找到一丛形状像男人臀部的荆棘丛。于是他们分散开来四处寻找，却只找到了一截树根，并没有发现灌木的痕迹。但拉菲告诉他们就是这里没错，要他们在这里挖掘。于是很快他们就挖到了一片潮湿的土壤，获得了一点清甜的淡水。拉菲为他的发现深感宽慰，对哈立德说：“真主在上，长官，我已经有三十年没来过这片水源了。只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带我来过一次。”然后故事继续道，他们做好准备然后出击敌军，而敌人完全无法想到居然会有军队能穿越那片沙漠攻击他们。

令人困扰的是，这些关于这场远征的记载尽管十分详尽生动，却矛盾颇多。我们可以确定，哈立德的确在634年春季或夏初，从伊拉克出发穿越沙漠进入了叙利亚，这场远征体现了哈立德令人印象深刻的坚韧耐力，他进入叙利亚也成了穆斯林军队在当地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问题是，据一些文献记载，他是从南方的杜马占达（Dūmat al-Jandal）长途跋涉北上叙利亚的，然而其他文献则一致记载他是从帕尔米拉北上的。这两种观点之间有着大量争议，至今也尚未知晓哪种观点才是正确的。

在阿拉伯人的叙述中，哈立德往往被描写成一等一的良将，就连他被欧麦尔撤下最高指挥官的职务，被艾布·乌拜达（AbūUbayda）接任时，他的声名也依然如此。一到任就团结起各支穆斯林队伍的是哈立德，攻破大马士革东城门首先入城的是哈立德，出谋划策打赢雅穆克之战的也是哈立德。哈立德之后继续在进攻霍姆斯和哈尔基斯的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作为一个伟大的统帅，他的名声流芳后世，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遍布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然而尽管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在史料中的名声却好坏均参。他出身于麦加最显赫的贵族之一，就像同阶层的许多人一样，他曾经也对穆罕默德宣扬的社会正义和一神教理论颇为怀疑。他并不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事实上，他曾经与先知的敌人为伍，吾侯德之战中他还亲身与其对抗过，但在那之后不久他便皈依了伊斯兰教。在他皈依后，他成了一个坚定的穆斯林，从此开始为新生的穆斯林政权献计献策，尽力贡献自己的军事才能。在穆罕默德的命令下，他摧毁了当时最著名的偶像之一，位于麦加附近那赫拉的乌札女神（al-Uzza）像。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对他十分信任，委任他为指挥官率军镇压里达战争中的叛乱阿拉伯部落。他大获全胜，但同时也因残酷无情和有时草率仓促的行动而闻名：有一次，他枉杀了整整一队穆斯林士兵后，随即便娶了其中一个受害者的遗孀，这更加重了他的过错。哈立德后来的名声似乎被一些早期穆斯林颇为鄙视，尤其是欧麦尔哈里发，他坚定地相信只有早期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才有资格做领袖，而那些后来的皈依者则没有资格，而且他更喜欢谦逊的人。一个故事曾讲述了哈立德如何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生涯并为自己捍卫名誉。雅穆克战役刚刚结束时，哈立德在与亚美尼亚将领朱尔贾（Jurjah）的一次对话中，对自己的事业做出了评价，并解释了自己为何被大家称为“真主之剑”。

 

真主为我们派遣了先知，他召集我们，但一开始我们都躲避他，远离他。后来我们中有一些人开始信仰他，追随他，但另一些人仍然远离他，称他为骗子，他们畏避他，与他作战。然后，真主握紧我们的心，揪住我们的额发，引领我们跟从他，就像他跟从真主一般。先知对我说“你是真主用以打击不信道者的剑中之剑”，并为我祈祷胜利。于是我便得名为“真主之剑”，因为在穆斯林中，我是不信道者最大的敌人。

 

艾布·伯克尔命令哈立德急速发兵支援叙利亚的征服战，这场战争在此时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在634年的复活节（4月24日），哈立德突然率军出现，击溃了拜占庭的基督教盟友加萨尼王朝，而加萨尼人此时还在大马士革以北拉希特（Rāhit）草原的芳草春花之间庆祝佳节。然后他转而南下，与另一支在叙利亚活动的穆斯林军将领会合，后者似乎被统合在他的指挥之下，与他一同应对拜占庭帝国军队的威胁。他们首先对布斯拉城发起了进攻。

布斯拉位于叙利亚与约旦边界以北的一片平坦肥沃的土地上，这一地区分布的大部分为黑色玄武岩地貌。从城市中登城墙北望，可以清楚地望见豪兰地区的火山群。尽管山区地形崎岖，有些山地十分高大，但就像许多火山地区一样，在这些地区零散分布着异常肥沃的土壤。布斯拉的腹地是距离阿拉伯地区最近的小麦、油和葡萄酒生产地，贝都因人十分渴望这些资源。这座城市发展成了一座富裕的贸易中转站，人们普遍相信，先知本人年轻时也曾到访这里，并且在这里接受过修士巴希拉（Bahira）关于基督教奥秘的教导。布斯拉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枢纽。当10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吞并纳巴泰王国，并将其划为帝国的阿拉伯行省时，他就将首府从南方遥远的佩特拉迁置到了更便于到达（自然是更便于从罗马到达）的布斯拉。由坚硬结实的黑色玄武岩建成，布斯拉古城的遗址在近东地区可谓翘楚。城中巨大的罗马剧场几乎毫发未损，成了日后一座中世纪堡垒的中心，廊柱与铺路石仍然展现着古代街道的风貌，在城中还有几座浴场和重要基督教堂的遗迹，其中还包括一座宏伟的圆形大教堂。

我们还并不清楚，在萨珊波斯军撤退后拜占庭帝国是否在布斯拉重建了统治。这座城市似乎抵抗十分微弱，在634年5月末该城与穆斯林军订立了和约，市民同意缴纳年贡。这是穆斯林军在叙利亚占领的第一座城市。

布斯拉城投降后，穆斯林军向西前进与阿慕尔·本·阿斯会合，此时阿慕尔已在达青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他们现在要面对的是聚集在耶路撒冷西南部通往加沙道路上的一支拜占庭大军。哈立德和其他人穿过约旦河谷，并没有遭遇任何明显抵抗，最后与阿慕尔和他的部下会师。据一份史料记载，穆斯林联军大概有两万人，由阿慕尔率领，而阿慕尔也是这份文献中唯一提到名字的阿拉伯将领，他总被描绘成一个足智多谋的形象。根据描述，他曾经亲自或派遣间谍去敌营刺探情报，而与他通信的拜占庭将军也与他一样精明狡诈。两军在一个被穆斯林作者称为“艾季那达因”（Ajnādayn）的地方相遇，爆发了一场大战。关于这场战斗的情况并没有详细记载，但很显然拜占庭军战败了，残军撤回了耶路撒冷和其他驻防的据点。穆斯林胜利的捷报在各地广为传扬，在二十多年后法兰克的弗雷德加尔（Fredegar）编纂的法兰克编年史中似乎也对这场战役有所提及。他记载了一些有趣并且可能是真实的细节：“萨拉森人”（阿拉伯穆斯林）开价将他们从败军身上夺取的战利品卖回给希拉克略，但皇帝拒绝买回这些被夺走的物品。

同时代的编年史作家谢别奥斯则叙述了拜占庭皇帝是如何号令军队守住阵地的。但军队并没有听从命令，而是从约旦河边的军营撤离，然后进入河东岸的城市佩拉（Pella）避难。佩拉是一座坐落在丰饶的约旦河谷中的富庶城市，在山谷底部的古罗马风格街道和柱廊之间矗立着一座易守难攻的卫城。这座城市又一次遭到了攻击。像许多史料一样，关于这次战斗的叙述不甚清晰，但仍然有一些细节被记录了下来。拜占庭军从约旦河西岸的司托波利斯（Scythopolis，位于今贝特谢安）出发穿越约旦河谷，为了拖延穆斯林军追击的步伐，他们挖掘了一些沟渠，导致河水满溢，将河谷底部的平原变成了一大片泥淖。对拜占庭军行动一无所知的穆斯林军一路向前追击，许多骑兵都陷入了泥沼之中，“但真主及时佑助了他们”。最后拜占庭军自己反倒被困在了泥淖里，大部分士兵被穆斯林杀死。

接着，拜占庭残军又撤往大马士革。穆斯林军也随之追击而至。大马士革围城战是对叙利亚征服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很大程度上我们能够还原当时围城战的过程，因为史料文献提供了详细丰富的描述，在城区中我们也能找到许多证据。在罗马时代和更久远的时代中建造并在此之后被持续维护的大马士革古城墙，至今大部分依然几乎完好无损。只有西端的城墙因为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城区扩张而被破坏了一部分。除了其中一座以外，其他古城门都留存到了如今，而且名称仍然与早期阿拉伯文献中的记载相同：这座城市是一个惊人范例，展现了将近十四个世纪间城市地理学与建筑学的持续发展。据文献记载，哈立德·本·瓦立德当时屯兵东城门（Bāb Sharqī），阿慕尔·本·阿斯则兵临圣托马斯门（Bāb Tūma），艾布·乌拜达此时已经攻破了西边的扎比亚门，而叶齐德·本·艾比·苏富扬（Yazīd b. Abī Sufyān）则兵围南边的小城门和凯桑门。

同时，穆斯林军还在大马士革北方的道路上驻扎了一支军队，以防敌军来援。这一部署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希拉克略据说此时正坐镇霍姆斯城，派出了一支骑兵试图前去大马士革解围，但这支部队在中途就被穆斯林军拦截，功亏一篑。我们并不清楚这场围城战持续了多长时间。令人苦恼的是，阿拉伯文史料中估计的数字彼此差异巨大，从四个月到十四个月都有记录。当时穆斯林军队似乎并没有配备任何攻城器械，手头也没有比绳索和云梯更加先进复杂的攻城装备，甚至就连云梯也是借自邻近修道院的。面对坚不可摧的罗马城墙，穆斯林军所能做的似乎就只有封锁城市，慢慢等待城中饥荒，在此期间，沉闷的围城过程和内部争端可能会诱使守方开城投降。当守军愈发清楚地意识到援军不会出现时，他们开始绝望了。根据一份文献记载，最终，一个拜占庭指挥官（patrikios）的儿子负责守城时，他允许自己的部下休息并宴饮庆祝。一直在寻觅战机的哈立德·本·瓦立德自然对城中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于是他决定把握这一机遇。他携带了绳索和云梯，一些部下利用由吹胀的动物皮囊做成的皮筏渡过护城河抵达城门前。他们将绳索掷上城垛，然后沿绳从城墙攀爬上去，攀上城墙之后将绳索收起，以防敌人发现他们的踪迹。然后，随着一声令下，伴着“真主至大”的战吼，他们冲向城门，杀死了守门人和任何反抗他们的敌人。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端，大马士革人已经开始谈判和平投降事宜，穆斯林军开始从西边开入城市。哈立德率军从东城区向西进军，另一支军队则从西城区进军，两支军队在城中心的古老市场中会合，开始与市民进行谈判。最后投降协议达成，穆斯林军以缴纳贡赋为条件，保证不侵扰居民的安宁。他们没收了属于帝国政府的财产，并将它们用于全体穆斯林的福利，这些财物成了“逆产”（fay，穆斯林社区的公共资金。）的一部分。像往常一样，穆斯林军分配了各自的战利品，将领们也专门为那些驻守北方道路的军队留下了一份，因为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围城，但他们也为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他们也应得到自己的战利品。一些详尽的故事讲述了大马士革一城被穆斯林同时从两个方向，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攻下，这或许是为了解释这座城到底是被武力攻下还是和平投降这一棘手问题的（见前文）。史学家似乎想要在这两种情况之间达成妥协，将其记载成既不是武力攻下也不是和平投降。

关于大马士革陷落的记载还体现了当地不同人群的认同差异。尽管这座城市是军事重镇，由拜占庭皇帝本人钦点督军管理，但城中即使不是多数，也有很多居民是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这意味着他们对帝国并不是那么忠诚，而且比起城中驻军里占多数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来，他们对城外的阿拉伯军更有亲近感。无论做何解释，很明显大马士革避免了恐怖的破坏与屠掠。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这座城市成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首都，并且进入了黄金时代。

和往常一样，在大马士革陷落期间的编年史记载也十分模糊不清，这段时间里，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及第一位哈里发，年迈的艾布·伯克尔在麦地那去世了。可以得知的是他死于634年7月。我们并不清楚这一事件处于大征服进程的哪个阶段，但在大马士革围城期间，许多相关的报告和消息传播到了叙利亚的穆斯林军中。新任哈里发是严峻而可畏的欧麦尔，在许多文献中他都被描写成大征服背后的总策划者。在叙利亚的军队中没有人反对他的继任，但他对指挥权有着自己明确的想法。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欧麦尔十分厌恶哈立德·本·瓦立德。尽管哈立德在镇压阿拉伯东部的里达运动，以及后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在新任哈里发眼中的地位却并没有提高多少。于是他突然撤下哈立德的职务并将他召回麦地那。在一份记载中，艾布·乌拜达随之取代了哈立德的位置，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并被命令审问哈立德，逼迫他承认自己是个骗子。如果就像他一定会做的那样，哈立德拒绝认罪，就要把缠头巾从他的头上扯下，并没收他的一半财产。面对如此极端不利的事态，这位伟大的将领请求给他一点时间商讨一下对策，不是与他的朋友或属下，而是与他的姐妹。她很清楚欧麦尔十分厌恶她的兄弟，即使哈立德认罪，他一样也会裁撤他。因此，为了安抚哈里发而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是毫无意义的。

有趣的是，慑于哈里发的威仪，也是为了穆斯林的团结考虑，哈立德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回到了麦地那。如果一个与他地位相同的拜占庭将领受此待遇，他很可能会发起叛乱并召集士兵助他夺取皇位。但与之相反的是，这位穆斯林军队的伟大统帅默默承受了撤职与羞辱。当他到达麦地那时，欧麦尔终于痛快地报了仇。每次与哈立德见面，他都会嘲骂他：“哈立德，把你私吞的穆斯林财产从屁股底下拿出来！”每次哈立德都只是顺从地回答他并没有私吞任何“穆斯林的财产”。最后他们终于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哈立德要交出大多数财产，只给自己留下武装和奴隶。不久后，他便回到了叙利亚，并在雅穆克战役和之后攻占霍姆斯和哈尔基斯的战役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最后定居在了哈尔基斯。据说欧麦尔最后终于意识到了哈立德果真配得上“真主之剑”的美名，而且承认哈立德的支持者艾布·伯克尔比他更加知人善任。这位伟大的统帅于642年寿终正寝。他是一个善战而无情的军事指挥官，但他与那些更加虔诚的穆斯林从来不是很合得来。

与此同时，希拉克略皇帝正在为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赶走侵占叙利亚的穆斯林侵略者。大马士革陷落后，他撤到了叙利亚北部的安条克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整个叙利亚地区的首府。此时他开始着手指挥这场战役，而这也将成为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场战役。拜占庭帝国召集了所有能够调集的军队。阿拉伯文献中记载的兵力数字十分巨大，甚至超过了十万人，但经过与同时期其他拜占庭军队的规模相对比可以发现，很明显这一数字是被过度夸张了的，实际数字更有可能在一万五千至两万人之间。这支大军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拜占庭的希腊军队由狄奥多雷·特里徐琉斯（Theodore Trithurios）统率，一大股亚美尼亚军队由朱尔贾（Jurjah）率领，还有一支军队由当地阿拉伯基督徒组成，领军的是拜占庭帝国的老盟友，加萨尼国王贾巴拉·本·艾海姆（Jabala b. Ayham）。而总指挥官则是亚美尼亚人瓦汗（Vahān）。不同的部队使用的语言不同——分别是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阿拉伯语——这使他们很难彼此沟通。而且军队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宗教分歧和文化差异。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大多来自山区，很可能是农村居民出身，他们更习惯在高原山地地形生活与作战。而阿拉伯人则大多出身游牧民，他们更惯于使用沙漠作战中传统的高速机动战法。所有的士兵都信仰基督教，但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却被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希腊人视为异端。这些分歧对他们行动的影响究竟有多严重，我们不得而知，但史料记载中充斥着有关军队变节的说法：比如在战役打响的前夜，朱尔贾在哈立德·本·瓦立德的见证下皈依了伊斯兰教，或者在战斗过程中，阿拉伯基督徒变节支援穆斯林军。阿拉伯文献还提到，为了防止逃跑，拜占庭士兵都被铁链拴在了一起，不过这个段子在许多有关大征服的记载中都能找到，往往用来对比自由且积极好战的穆斯林士兵与他们像农奴一样的敌人：并没有实际证据表明这种不切实际的战术真的被投入实施了，但这些段子还有可能被用来描述士兵结阵组成盾墙时，从远处看起来的印象。

拜占庭大军可能在霍姆斯集合，然后向南进军穿过贝卡（Biqa）谷地，途经巴勒贝克的宏伟古罗马神殿——尽管在此时已经不再有信徒参拜，但破败依然无法遮掩它的壮丽，然后他们到达了大马士革。阿拉伯军对拜占庭军的到来早有预料，似乎早早便撤离了该城，不加抵抗地任由拜占庭军收复了大马士革。至于拜占庭军进入这座城时发生了什么，并没有任何信息留存，但有一些记载表明，当拜占庭的将领们像往常一样为自己的士兵索取补给时，他们与当地财政官，一个叫作曼苏尔的阿拉伯人发生了争执，因为曼苏尔坚称城中的给养不够补给军队。而后，很显然这支军队并没有把大马士革当作基地，而是继续向南进军。

拜占庭军在戈兰高地的贾比亚集合起来。这里是加萨尼人传统的夏季牧场。根据最为可靠的历史叙述，此时是636年8月，戈兰高地能够为军队提供较为充足的食物、水源和牧场。而与此同时，穆斯林军则准备与拜占庭人一决胜负，保住自己的胜利成果。他们也在戈兰地区屯兵，驻扎在拜占庭军的东南方。数支不同的穆斯林部队会合在一起，受艾布·乌拜达的指挥，也有可能是受哈立德·本·瓦立德指挥。叶齐德·本·艾比·苏富扬和阿慕尔·本·阿斯也各自率领着军队。据穆斯林史料记载，阿拉伯军总数约为两万四千人，鉴于对拜占庭军士兵数量的估计已经有所下调，此时两军在规模上应该相差不大。

这场在基督徒军队与穆斯林军队之间爆发的战役被称为“雅穆克战役”，一般被认为发生在636年夏季。雅穆克战役与伊拉克的卡迪西亚战役一样，是穆斯林在新月沃地获得胜利的标志之一。与卡迪西亚战役同样相似的是，有关这场战役的阿拉伯文史料十分庞杂混乱，很难分辨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在拜占庭一方，则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资料或可靠记载。根据穆斯林史料记载，当时双方都受到了宗教狂热的鼓舞。当拜占庭军在防御完善的营垒中为战斗做准备时，“司铎、助祭和教士们要求他们哀悼基督教的命途”。而另一边，哈立德·本·瓦立德则对他的部下发表了一通演讲：“我们是奉真主而战的。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不应骄傲，不应行恶。你们要诚心奋战，在努力中寻求主道。为了今天的奋斗，来日（即来世）必会有回报。”然后他催促他们团结在一起，进退一致。

雅穆克河是一条四季长流的河道，它从豪兰高原流向加利利海以南的约旦河谷。当这条河流经裂谷时，流水在中间凿出了一条陡峭的峡谷，两边矗立着高大的悬崖。在北边，这条河流又有许多小的河谷汇入，比如鲁卡德河谷（Wadi al-Ruqqād）就是其中之一。陡峭的深谷对战斗的进程有着决定性影响，当败军想要逃离战场时，这些地形也会对他们造成灾难性后果。这场战役真正的战场位于南方的雅穆克河谷和北方的戈兰高地中间，这片地区分布着起伏连绵的岩石山岗，其间零星分布着村庄和农田。实际上，这是一片十分适合骑兵穿梭的开阔地带，但这里也分布着岩石和树木，可作为掩护供步兵躲藏或从中发起突袭。自1948年以来，这个地区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为它坐落在叙利亚（雅穆克河以北）、约旦（雅穆克河以南）和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之间的边界上。这使历史学家很难进入古战场进行调查研究。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这整片地区还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管辖之下时，著名的意大利东方学家、塞尔莫内塔亲王莱昂内·卡埃塔尼（Leone Caetani）就曾造访这片古战场。他利用他的一手调查资料和阿拉伯文献的记载，重构了战斗发生时的地理环境，这也为关于这场战役最可靠的现代历史叙述奠定了基础。

雅穆克战役包括一系列战斗，可能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最终在将近八月末的一场大型战斗中，战役达到了高潮。第一场遭遇战发生在贾比亚地区，然后穆斯林军向东撤退到了德拉（Darсa）。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拜占庭军都在整顿军队等待战机，或者小规模袭扰穆斯林军，试图在对方军阵中造成分裂。直到穆斯林军从他们的阵地佯退并将一部分拜占庭军队诱入崎岖地区，然后加以伏击时，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在穆斯林军的夹击下，拜占庭骑兵与步兵阵列相脱离，使穆斯林骑兵得以乘虚而入，大肆屠杀拜占庭步兵，而此时拜占庭骑兵还在试图突破穆斯林军的阵列。据说当时哈立德·本·瓦立德在指挥骑兵时运用了一种“阿拉伯人前所未见的阵法”，他将骑兵分成了数个小分队（kardūs），每队三十六至四十人，显然，如果这样规划，他们在敌人看来就会显得数量更加庞大。同时拜占庭军可能还深受沙尘暴的困扰。然后，拜占庭军主力被穆斯林军向西驱赶，最终在陡峭崎岖的鲁卡德河谷和阿兰河谷（Wadi'l-cAllān）之间被敌军包围，他们的身后则是雅穆克河谷的悬崖绝壁。此时继续向西撤退已经成为不可能，因为哈立德·本·瓦立德已经占领了横跨鲁卡德河谷的古老的罗马桥梁，穆斯林军也攻占了雅库萨（Yāqūsa）的拜占庭营地，这座营地正坐落在通往加利利海的必经之路上。就在敌人占尽优势时，拜占庭军内部又传出了阿拉伯基督徒军队叛投敌军的流言，使得军心大失。士气崩溃的拜占庭军很快就成了一盘散沙。有记载称，许多筋疲力尽、战意全无的拜占庭士兵们纷纷坐下来，卷起披风，一边哀叹自己无力捍卫基督教信仰的现实一边等死。而另一些则在战斗中被驱赶着掉入了深谷，只有很少士兵被穆斯林军俘虏。

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雅穆克战役的失败是灾难性的，战败的消息也随之传播到了许多地区。二十年后在遥远的法国，编年史家弗雷德加尔记载了这场可怖的失败。他认为穆斯林军队有二十万之众。根据他的记载，在战役爆发的前夜，“希拉克略的军队被天主之剑击倒，于是五万两千人在睡梦中死去”。而幸存者的士气无疑受到了严重打击。“到了第二天，希拉克略的军队一到战场上，他们就发现一大部分士兵都已经被神罚杀死，于是他们不再敢向撒拉森人进攻，而是原地呆立，直到敌军杀来。”在七世纪末，西奈的苦修士圣阿纳斯塔修斯在他的偏僻修道院中回忆此事时，将其称为“罗马军队的第一次恐怖且无可逆转的失败”。

在此次胜利的余威下，穆斯林军队继续进军，将叙利亚的其他城市纳入统治之下。一支由哈立德·本·瓦立德和艾布·乌拜达率领的部队从大马士革出发，向北攻取晚期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霍姆斯城。在严寒和拜占庭守军的多次突围下，围城战持续了一个冬天（可能在636至647年）。守军一开始相信严冬会迫使那些穿着凉鞋的阿拉伯人撤围，然而直到春天来临，他们仍然没有撤退，于是城内开始有人呼吁和平谈判。另一份史料则记载，城墙被一场大地震严重破坏，方便了穆斯林军攻城，这显然是真主降下的吉兆。最终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像往常一样，城中居民被迫向穆斯林纳税，其中一些居民税率固定，而其他居民则依照当时拥有的财产不同而规定了不同的税率。所有居民的生命、财产、城市的城墙、教堂、水力磨坊等都被保证不予侵夺，但圣约翰教堂的四分之一部分被用作了清真寺。一位率领穆斯林士兵攻下该城的将领据说曾“将穆斯林分为几批以方便占据它们（即民房）。他还把他们安置在了所有之前的居民已经撤离的地方，以及所有被抛弃的花园里”。霍姆斯是叙利亚沙漠边缘地区的一座重要中心城市，可能对于当时的贝都因人来说也是一个定居的理想城市。这座城市可能是叙利亚第一座主要人口是穆斯林的城市。

有关基督徒放弃四分之一教堂建筑并用于改建清真寺的条款可能看起来十分奇怪，似乎并不太符合实际：毕竟这两个宗教的信徒才刚刚在一场恶战中刀锋相对，最后怎么会甘心分享同一个城镇中的主要宗教建筑呢？然而根据记载，在大马士革也发生过类似情况，穆斯林将城内大教堂的一半用作了他们的第一座清真寺。直到征服叙利亚的六十年后，在八世纪初，穆斯林才将基督徒强制驱离，在这里专门建造了一座清真寺。但即使在当时，穆斯林也支付了补偿，基督徒在清真寺以东半公里外的圣玛丽教堂的基础上建造了一座大教堂，这座大教堂直至今日还在为大马士革的默尔启派（即希腊东正教正统派）社区服务。有趣的是，我们在内盖夫的一座名叫苏贝塔（Subeita，也称Shivta）的小镇中发现了能够佐证这种行为的考古证据。在那里有两座精心建造的大型拜占庭教堂，其中一座的前厅或前廊中有一座小清真寺的地基。我们之所以能够判断出这是一座清真寺，是因为它有指示麦加方向的壁龛，这一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这些证据能够表明，基督教势力在政治层面上落败后，两个宗教群体是可能共存的，而且他们也的确处于共存状态，或许不是和谐共处，但至少也能够互相容忍。

在通向北方的道路上，下一座城市是哈尔基斯，阿拉伯人称这座城市为“金纳斯林”（Qinnasrīn）。尽管霍姆斯至今仍旧是叙利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但哈尔基斯却在地图上消失了。只是在近一段时间对大马士革至阿勒颇的公路东边一座小村庄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我们才发现了这座古城的遗址。哈尔基斯城坐落在一片遍布耕地的肥沃平原中间。尽管它是重要的行政中心，但它似乎一直没有发展成规模很大的城市。古老的卫城遗址至今仍然能够分辨，坐落在古典城市城区之外的早期穆斯林城镇也清晰可见：阿拉伯人在城墙外而不是城市中定居下来，实际上建立了一片新的郊区。攻下哈尔基斯后，哈立德·本·瓦立德决定在此安家，后来还把妻子接到这里一同生活。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穆斯林们接触到了叙利亚定居生活中恶劣的另一面——瘟疫。瘟疫的牺牲者中就有穆斯林军的最高统帅艾布·乌拜达和叶齐德·本·艾比·苏富扬，他的职位被弟弟穆阿维叶继承，而后者后来成了伍麦叶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

雅穆克战役后，希拉克略似乎离开安条克，去往埃德萨（Edessa）安身。在那里他试图组织起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防线。然后他又沿幼发拉底河上游前进，接着转向西边，向着已有十年未曾造访的帝都君士坦丁堡进发。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拉克略皇帝因衰老和哀痛而不理政务，但他一定因拜占庭帝国的失败而感到深深的痛苦与倦怠。阿拉伯作者为他编写了许多悲伤的或自暴自弃的言语，很多文献里也记载了希拉克略对叙利亚的道别。在其中一份文献中，他这样说道：“唉，愿你平安，叙利亚。在此一别之后，我们将无缘重逢。直至敌基督降临的那一天，再没有拜占庭人会回归你的土地上，除非带着（囚徒般的）恐惧。敌基督的事业是多么甘美（因为他将与穆斯林作战），敌基督带来的后果对于拜占庭人来说又是多么苦涩（因为敌基督终将被击败）。”而在另一个版本中，希拉克略在托罗斯山脉中行进时回身望去，说道：“唉，愿你平安，叙利亚！多么丰饶的国度，却沦陷于敌人之手！”当他撤退时，他带走了沿着叙利亚地区新前线驻扎的所有驻军，在地中海的东北角，拜占庭帝国和穆斯林领土之间制造了一片无人区。在一份后来的叙利亚文史料中，作者带着对拜占庭人的痛恨之情，记载了希拉克略“对他的士兵下令屠掠并破坏村庄与城镇，就好像这片土地已经沦陷于敌人一般。拜占庭人盗窃抢夺了他们能找到的一切财物，然后比阿拉伯人更加残酷地破坏了这片土地”。

皇帝离开后，剩下的拜占庭城市就只好自生自灭了。叙利亚的古老首府安条克似乎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查士丁尼皇帝在不到一百年前为这座城市修建了坚固的城墙，但剩余的居民似乎并没有利用这些城墙将入侵者拒之城外：有可能这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少，无力守卫巨大的城区。当地居民据说后来反抗过穆斯林的统治，但这应该只能说明当时他们拒绝缴纳或无力缴纳税赋，却被强制征税。在其他一些小型城镇中，穆斯林军队则受到了投降者如同狂欢般的欢迎。比如在叙利亚中部，坐落在奥龙特斯河弯道上的小镇沙伊扎尔，当地居民带上锣鼓手，纷纷出门迎接穆斯林军队，这是当地人迎接贵客的传统礼仪。同样的情况在迈阿赖努阿曼和阿帕梅亚也有发生，其中阿帕梅亚曾经是罗马帝国第二叙利亚行省引以为傲的首府，但在六十年前，也就是573年被波斯军残酷地洗劫了，如今已经衰落不堪。但这种欢迎也并不总是容易被接受：当叙利亚南部城镇德拉的居民唱歌奏鼓，佩着剑捧着花束出门迎接欧麦尔哈里发时，这位严守戒律的帝王下令要他们停止活动。但他的将军艾布·乌拜达，此时已经习惯了叙利亚城镇的民俗，解释说这是他们的传统仪式，如果强令他们停止，他们会以为穆斯林与他们签订的和约被撕毁了。于是，这位坏脾气的哈里发只好不情愿地让他们继续。

穆斯林遭遇的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海岸的城市中。因为在这片地区，希腊文明已经稳固建立起来，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同时也是因为拜占庭帝国可以通过海路对这些沿岸城市进行补给和增援。巴勒斯坦地区的拜占庭军大部分已经撤往埃及，但加沙和凯撒利亚仍在坚守。在征服刚刚开始时，加沙就是阿慕尔·本·阿斯和拜占庭军首次遭遇的战场，似乎如今他又重回故地，并且成功夺下了这座城市。取得该城后，自然而然地，他的目标转向了埃及，因为加沙与埃及的联系十分紧密。

穆斯林军沿着海岸线继续进军，遭遇的最顽强的抵抗来自凯撒利亚城。加沙是一座至今仍有人居住的城市，而且经历了多次扩建，因此很少有遗存下来的古典时代痕迹，而凯撒利亚城大部分都被废弃了，但古城的轮廓仍然能够分辨出来，这座古城是由大希律王（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年）建立的，它是地中海的一个窗口。这座城市直到六世纪仍旧十分繁荣，城中几片新建的居民区分布在古典时代的纪念碑之间。在海港旁，一座宏伟的八角形教堂俯瞰着码头。似乎这座城市坚守了长达数年时间，可能直到641年，拜占庭军在雅穆克战败的五年后，才有记载称这座城市沦陷了，因为城里有一个犹太人告诉穆斯林军如何通过一条被封锁的水道进入城中。据说率领攻城军队的将领是穆阿维叶·本·艾比·苏富扬。如果属实，那么这就是他获得的第一场胜利，二十年后，他将会成为伍麦叶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坐镇大马士革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因为市民抵抗了很长时间，伊斯兰军通过强攻才夺下了这座城市，许多市民都被充作奴隶，送往希贾兹，据记载，他们在那里成了穆斯林的书记员和劳工(fi'lkuttāb wa'l-a c mālli'l-Muslimīn)。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穆斯林对希腊文化加以吸收利用的开始，这也成了早期伊斯兰时代的一大特色。

在拉塔基亚，如今叙利亚最大的港城，居民关闭了巨大的城门以抵抗入侵者。阿拉伯人据说花了很大工夫攻城，他们挖出了足够一人一马通行的宽阔壕沟，但仍旧没能攻下此城。于是他们佯作撤往霍姆斯修整。等到夜幕降临，他们又回到城外埋伏起来。第二天早晨，城中居民打开了城门，赶着牲畜去草场放牧——显然这是一座十分依赖农业的城镇。这时，阿拉伯士兵突然从埋伏地出击，攻下城门并占领了这座城市。这一次，城市居民被允许保留整座教堂，而穆斯林又为他们自己建造了一座清真寺。至于黎巴嫩的城市，诸如贝鲁特、提尔和西顿，都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只有的黎波里的拜占庭军坚守了很长时间，因为有通过海路运来的补给作为支撑，这座城市直到644年奥斯曼哈里发接任时才被攻破。围城时穆斯林军在城墙外建立了一座小型堡垒以持续观察城中居民动向，直到最后，某天穆斯林士兵一觉醒来时才发现，拜占庭人已经连夜用船撤走了所有驻军。这座城市的陷落意味着拜占庭帝国对地中海东岸统治的结束。

还有一座城市，穆斯林占领它的象征意义比军事意义更加重大，那就是耶路撒冷。对于早期穆斯林来说，这座城市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穆斯林祈祷时最初朝向的圣地，后来据说穆罕默德也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夜行登霄。在六世纪末，耶路撒冷是一个繁盛的朝圣中心和教会事务中心。城市的城墙围绕着与今日的老城区面积大致相同的地区。我们可以借助一份名为“米底巴地图”的史料对当时的城市面貌获得独特了解。这是一份马赛克镶嵌地图，可能绘制于六世纪末，它在约旦小镇米底巴的教堂地板上描绘了圣地的景观。地图上耶路撒冷城被放在了尤为显著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出，地图上描绘的古典时代柱廊街道与现代耶路撒冷老城区的主要街道走向一致。在地图上我们还能看到城墙、塔楼和圣墓大教堂，这座教堂正建立在基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而后又复活的地方。地图上还描绘了查士丁尼皇帝建立的新教堂，或称尼亚教堂，这座教堂是他发起的城市美化计划的一部分。196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这座教堂的地基与通往这里的新建街道，证实了地图的准确性。然而，城市中还有一个区域并没有呈现在地图上，那就是圣殿山。这里是一片广阔的平台，希律王的圣殿曾经矗立在这里，但自从70年罗马军队摧毁这座圣殿后，这里就空无一物了。到穆斯林征服叙利亚的六十年后，伍麦叶王朝的阿卜杜·马利克哈里发才开始着手在这里建造圆顶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普遍被逊尼派穆斯林认为是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大圣地。欧麦尔来到圣殿山时见到了什么，无疑令人好奇不已，但恼人的是，马赛克地图就在这座平台所在的地方破损了：假如再有几厘米的马赛克瓷砖能够偶然幸存下来，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段时期掌管耶路撒冷的人是刚上任的牧首索弗洛尼乌斯（Sophronius）。他是一个希腊修士，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博古通今之才，他十分蔑视那些粗鲁的贝都因人。对于索弗洛尼乌斯来说，阿拉伯人的到来是神对基督徒的罪过降怒的征兆。在一次言辞激烈的布道中他如是斥责信徒们：“为何战争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为何野蛮人会轮番入侵！为何他们会肆意屠杀，挥洒鲜血！为何天堂之鸟如今却在啃食人的尸骸！为何十字架会受到蔑视！为何基督，所有良善的给予者和光明的传播者，会在野蛮人口中遭受亵渎！”“撒拉森人，”他接着说道，“他们突然崛起，向我们攻来，暴虐地席卷了一切，同野兽一般蛮横暴怒，蛮勇地行亵渎之事。这都是因为我们犯下了罪过。”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希腊权威人士的代表，他们对穆斯林的入侵感到震惊失措。

尽管索弗洛尼乌斯对阿拉伯人十分蔑视和憎恨，但军事上的现状使他别无选择，只得与他们进行交涉。但他坚持这座城市应当由他亲手移交给欧麦尔哈里发。耶路撒冷的投降为许多史书和传奇提供了题材，也为那些争论穆斯林与基督徒关系的人们提供了大量事例。

当欧麦尔出访叙利亚时，时机终于到来了。与往常一样，阿拉伯文献有关他何时到访叙利亚，以及究竟是来过一次还是几次的记载十分混乱。最有可能的过程是：在637或638年，哈里发来到了贾比亚，当他正停留在那里处理大量行政事务时，耶路撒冷的使团赶来与他达成协定。这些使者来的时候骑着马佩着剑，穆斯林营地中一些人起初以为他们是前来袭掠的敌军，但一向智慧过人的哈里发告诉他们这些人只是来议和的，消除了他们的疑虑。一份据称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文本流传到了现在：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真主的仆人，信士的长官欧麦尔在此为耶路撒冷民众立下安全担保（amān）。他将保证居民自身、财产、教堂、十字架的安全，以及耶路撒冷城内所有病人与健康者的安全，和所有宗教各自的仪式得以安全举行。穆斯林不得占据，亦不得摧毁他们的教堂。他们自身、他们脚下的土地、他们的十字架及他们的财产都应保证不得毁坏。他们不应被强迫改宗。犹太人不应与他们同居耶路撒冷。

依其他城市民众的惯例，耶路撒冷的民众须缴纳税赋（齐兹亚税）并逐出拜占庭人和强盗。至于那些自愿与拜占庭人离开、带走财产并离弃教堂的耶路撒冷人，他们的十字架被保证安全，直到他们抵达避难所为止。村民（ahl al-ard，此处指战争中进入城内避难的难民）如果自愿留在城市生活，需缴纳与市民相同的税赋。自愿与拜占庭人一同离开的可以离开，自愿与家人团聚的可以回来。直到末日审判来临之前，他们的权益都不会受到侵夺。

如果他们依照规定的义务缴纳税款，那么该契约的条款则奉真主之约，在先知，诸哈里发及信士之名担保下生效。

 

在这份协议下面还列出了见证人名单，其中包括哈立德·本·瓦立德、阿慕尔·本·阿斯，以及日后的哈里发穆阿维叶·本·艾比·苏富扬。

我们无法确定这份条约究竟是由欧麦尔签署的真件，还是一份古老的赝品，但这份协议的确建立了一个有关穆斯林应当如何对待新征服的基督徒臣民的明确印象。这份协议冠上了欧麦尔的名字，这使其无疑更具分量和权威。由于耶路撒冷占有特殊地位，因此条约中会强调保障宗教共存并不奇怪。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条约中还规定了禁止犹太人在城中居住的条款。这条禁令曾经是罗马法律的内容之一，而穆斯林的史料中也记录了这项条款，这说明当时基督徒在协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协议中还有一些条款能够供我们一瞥当时城中的情况。强令希腊官员离开城市的条款表明当时社会高层人士和官员曾大批迁离这里，那些与来到城中避难的农村居民有关的条款也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然后，欧麦尔亲自来到了这座城市。关于他此次到访最为详尽的材料被记录在萨义德·本·巴特里克（Sacīd b. Batrīq）撰写的阿拉伯文基督教编年史中，这位作者也以他的教名尤迪基乌（Eutychius）而著名。这部编年史撰写于十一世纪，作者保存了许多传统史料，这些史料都旨在表述欧麦尔如何保障圣城基督徒的地位。按照他的记载，索弗洛尼乌斯迎接欧麦尔入城时，欧麦尔保障了城内居民的财产安全和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到做礼拜时，牧首建议欧麦尔在圣墓教堂中祈祷，但欧麦尔拒绝了，因为他说如果他这样做，其他穆斯林就会把这里当作宗教场所，基督徒就会失去这座教堂。之后他签署了一份文件，禁止穆斯林在这座教堂的辖区内祈祷，于是这座教堂从此以后一直保留在了基督徒手中。然后，欧麦尔要求找一片空地来修建清真寺，牧首便牵起他的手向圣殿山平台上的岩石走去，这里曾矗立着希律王的圣殿。很显然这段叙事经过了修饰润色，以便清楚表明耶路撒冷基督徒的地位处在欧麦尔本人无可置疑的权威保障之下。

在阿拉伯传说中，欧麦尔的向导是一个名叫卡阿布·本·艾布哈尔（Kacb b. Abhar）的人，他是一个改宗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据说他讲述了许多有关犹太人改宗伊斯兰教的故事和传说。为了回答哈里发的疑问，卡阿布建议将矗立在圣殿山平台中央的那块岩石作为穆斯林礼拜的方向指示物，但欧麦尔拒绝了这个建议，并明确说明，真主已经将麦加的克尔白定为礼拜的指向。欧麦尔很清楚地知道这片场地曾经是犹太圣殿的所在，这座圣殿在70年的犹太大起义中被罗马军队摧毁，到拜占庭帝国的时代，这里只剩下了一片废墟。然后他亲自动手清理这片场地，民众也纷纷追随他的榜样一同清理废墟。他可能下令建立起了一片简朴的礼拜场地。685年，穆斯林征服结束后，圆顶清真寺开工之前，欧洲的朝圣者阿尔库夫（Arculf）曾来到耶路撒冷，他在圣殿山平台上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礼拜场所。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圆顶清真寺有时会被人误称为“欧麦尔清真寺”。

640年，除一两个沿海城镇以外，整个叙利亚都被纳入了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之下。穆斯林世界的边界在安条克、居鲁士城（Cyrrhus）古城和曼比季（Manbij）一线巩固下来。穆斯林在这些地方都安排了驻军把守，当地居民被要求向穆斯林报告拜占庭军的来犯动向。但在当时，由于战事惨败、641年2月希拉克略的去世和随之而来的皇位继承争端，拜占庭帝国已经太过虚弱，无法发起任何形式的反攻。

对叙利亚征服的完成，为穆斯林军队跨越幼发拉底河对贾兹拉地区（Jazira，今叙利亚的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动征服开辟了道路。阿拉伯语单词“jazīra”含义为“岛”，但自七世纪之后，该词也被用来描述位于今天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贾兹拉地区北部濒临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前托鲁斯山脉，交界线与今日的土耳其国境线大致相同。这片地区的地貌大部分为平坦开阔的平原和沙漠。近来一位历史学家说过：“贾兹拉地区就像地中海一样，它是一片草原的海洋，其间分布着由河谷和丘陵组成的群岛，海岸线犬牙错落。”这片地区处于统一的自然环境中，人们交流沟通较为快捷方便。但在穆斯林征服期间，这片地区西部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东部则由萨珊帝国统治，他们之间的边界线则靠近古城尼西比斯（Nisibis，今努赛宾），大致与今日的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线相同。这一地区分界决定了它被占领的方式，从叙利亚进发的穆斯林军征服了拜占庭帝国一边的领土，而从伊拉克进军的穆斯林军则夺取了边界东边萨珊帝国的领土。

在贾兹拉的河谷中坐落着几座古城，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埃德萨城。埃德萨是早期基督教中心之一。在一世纪统治这里的国王阿布加尔（Abgar）据说是世界上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君主。这里的大教堂并没有存留至今，但它曾是东方基督教世界最为宏伟的建筑之一。埃德萨城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在叙利亚战争的最后阶段，希拉克略曾将这里作为基地。

征服贾兹拉对于伊斯兰政权在新月沃地巩固统治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假如这片地区仍然在拜占庭帝国手中，它就会对伊拉克和叙利亚构成严重威胁。尽管这一地区拥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此地的城市也拥有古老的历史，但阿拉伯文史料中关于征服贾兹拉地区的记载还是十分简短，而且在这些记载中，关于投降条款的内容比有关军事行动过程的内容更加详细。大多数人认为这场征服是由伊利亚德·本·迦南姆（Ilyād b. Ghanam）领导的，欧麦尔任命他率领一支叙利亚的阿拉伯军队跨过幼发拉底河。据一份史料记载，他只率领了五千名士兵，尽管部队人数很少，他在进军途中却也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似乎拜占庭帝国军队的败退使当地居民别无选择，只好投降并接受阿拉伯人提出的相对宽松的条件。即使阿米达（Amida，今迪亚巴克尔）似乎也没有做任何抵抗便投降了，这座城市的宏伟城墙可以说是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建筑之一，同样地，六世纪拜占庭帝国为抵御波斯入侵而在德拉修建的坚实城堡也不战而屈。埃德萨似乎很快就投降了，投降条件是基督徒可以保留他们的大教堂，但承诺不再新建教堂，并承诺不帮助穆斯林的敌人。在短暂的抵抗过后，幼发拉底河畔的拉卡城也陷落了。我们无法确定在伊利亚德的军队穿越整个省份，招降较小城市时的具体路径是什么，但似乎他的行动结束时，他正沿着通往亚美尼亚的古道一路劫掠，直到在比特利斯（Bitlis）停止。之后他回到了叙利亚，最终在那里去世。

征募自希贾兹的阿拉伯军队征服了叙利亚。但这却并没有促成阿拉伯半岛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古莱氏部族和他们的穆斯林精英盟友对叙利亚了若指掌，他们的意图是长期掌控这片地区的资源。不过，他们并不想把这些资源与一大群贫困的贝都因人分享，于是这些贝都因人便被鼓励迁往伊拉克地区。如果拿英国军队举例，那么可以说叙利亚是“军官专用区”，而伊拉克则是“其他军阶区”。与后来在伊拉克和埃及发生的情况不同，阿拉伯人并没有在叙利亚新建穆斯林城镇。所有在穆斯林统治下具有重要意义的城镇在罗马帝国时代同样重要（但也有一些罗马时代的重要城市，如司托波利斯，在伊斯兰时代衰落甚至实际上消失了）。在戈兰高地的贾比亚，加萨尼王朝古老的宿营地，阿拉伯人一度计划新建一座城镇。欧麦尔哈里发来到叙利亚时，就是在这里与胜利之师的将领们会面的。但贾比亚最终还是作为宿营地留存了下来，在这里没有兴建清真寺，没有建造政府官邸，也没有为不同部落分配土地。比起建立城镇，穆斯林似乎更喜欢在现成的城镇中定居。在霍姆斯，他们占用了当地的民居，在哈尔基斯和阿勒颇，老城区的城墙外也建立起了贝都因人的居住区。

某种程度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很多拜占庭精英人士都逃到了君士坦丁堡甚至更远的西边，为城镇腾出了一定的居住空间。大马士革被攻陷后，有许多人都离开这座城市投奔希拉克略，这使穆斯林贵族们得以接收他们的居所：阿慕尔·本·阿斯就在大马士革有几处住房，并且在巴勒斯坦拥有地产。欧麦尔与耶路撒冷市民订立的和约中也有内容要求，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拜占庭人都应当离开该城。与此同时，似乎叙利亚的许多地区都因瘟疫和战争而蒙受了大量人口损失，穆斯林征服者在沿海城市也驱逐了许多拜占庭居民。当时已经很难找到人来戍守地中海海岸的港城。穆阿维叶受命与犹太人一起定居在的黎波里，因为除他以外其他穆斯林都没有被说动在那里定居。穆斯林还定居在太巴列（Tiberias）周围的村庄中，为了开展农耕，他们有时会被分配到荒废的田地。并没有证据表明在这里发生了像在伊拉克那样的大规模部落移民。

有关阿拉伯部族和当地城乡居民日常关系的情况，在内盖夫的小镇内萨那（Nesana）发现的一份莎草纸文献中可见端倪。这些文献中有一部分是由希腊文和阿拉伯文两种文字写成的需求单据，要求城镇中的基督徒为该地区的贝都因人提供小麦、橄榄油，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提供现金。似乎这些款项都是直接支付给部落首领的，其中并没有复杂的官僚程序。当地人如何收集补给及如何分配任务似乎由这些部落首领来决定。674年至675年的文献表明了在叙利亚被征服的一代人之后，阿拉伯人的统治十分宽松，或者换句话说，十分随意。

阿拉伯人在叙利亚的定居模式还带来了另一种结果。在伊拉克和埃及，城镇中的穆斯林定居者直接依靠国家发放生活津贴，这往往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但与之相反的是，在叙利亚许多新兴的精英阶层都在城区中或村庄中拥有财产，他们可以依靠这些产业生活。仅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叙利亚的穆斯林精英人士便开始在乡村为自己建造起了高大豪华的宅邸，而这种情况在伊拉克和埃及从没有出现过。

那么，如果说不是阿拉伯人的大规模涌入扫除了这里的希腊罗马文明，那么在穆斯林征服叙利亚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当地政府与管理部门的高层开始被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所控制，但如果再加以讨论，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这项改变也不像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显著。穆斯林征服叙利亚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官僚机构仍旧在使用希腊语，人员也大部分是本地基督徒。统治者带来了新的宗教，但这对叙利亚的固有环境似乎并未造成很大影响。在伊拉克的库法和巴士拉这两座新建城镇中，都有清真寺落成在穆斯林都市的核心地带，但与此同时在大马士革，穆斯林却需要和基督徒平分城中心的大教堂。

另外，我们也罕有证据能证明乡村地区有贝都因化的迹象。以往人们持有的，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导致大量游牧民入侵并洗劫破坏定居地区的印象似乎总体上是不正确的，尽管可能在阿拉伯人入侵的过程中的确有偶发的暴力事件和破坏行为发生。在那些环境脆弱的沙漠边缘地区，比如霍姆斯东部的叙利亚草原、外约旦和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这些地区的耕地与游牧民放牧的草场之间的界线就随着政治和文化的变动而改变，有证据表明，在穆斯林统治下的第一个世纪，这些定居地区的耕地有所扩张。直到750年，在叙利亚建立统治的伍麦叶王朝被来自伊拉克的阿拔斯王朝推翻时，定居地区的边界才逐渐缩小，贝都因人的地区才开始扩张。

然而，穆斯林对叙利亚的征服的确为这片地区带来了长期的历史影响。它结束了与地中海世界交往密切的希腊人在叙利亚长达近一千年的统治，从这一时期起，与叙利亚联系最紧密的不再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而是麦加和麦地那，之后又是巴格达和开罗。伊斯兰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阿拉伯语几乎成为通用语言，若没有征服运动这两者都不会发生。尽管这些语言和文化上的深刻变革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但假使没有七世纪三十年代的征服运动，它们都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