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七世纪八十年代，在如今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群山中，湍急的底格里斯河畔一座偏远的修道院里，一位名为约翰·巴尔·彭卡耶的修士正在奋笔疾书，书写着一部世界历史概览。当他动笔写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时，不禁为阿拉伯人对中东的征服陷入了沉思。在梳理这些记忆犹新的重大事件时，他为之感到迷惘：“为什么？”他自问道，“为什么这群衣衫褴褛的人，这群不披盔甲、没有盾牌的骑手，能够赢得胜利……击败高傲的波斯人？”然后他又进一步表达了困惑：“仅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都落入了阿拉伯人的手中。他们攻下了所有坚城壁垒，控制了一片又一片海域，从埃及东部到西部，从克里特到卡帕多西亚，从也门到阿兰之门（今达里埃尔峡谷，位于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波斯人、拜占庭人、埃及人，及其中间的所有领域都被他们掌握。就如先知所说，‘所有人都在主的掌控之中’。”
对于约翰·巴尔·彭卡耶这位虔信的修士而言，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这是神的旨意。因为在当时，这一项空前绝后的人间变革是无法解释的。然而在十三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对许多人来说，“神的干预”已经无法再对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做出完全合理的解释。本书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对约翰的问题做出不同的解答。
本书关注三个主题。首先是穆斯林征服时代发生的事件。本书将在能够重建的范围内，坦然采取叙述的形式讲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小群（当时每支阿拉伯穆斯林军队不可能多于两万人，许多军队的人数甚至还要少很多）意志坚定、积极好战的战士们如何长途奔袭，穿越崎岖凶险的土地，最终征服强大的帝国与王国，并统治他们。这是一段充满勇气与冒险精神的传奇，同时也是一个关于残暴与毁灭的故事。我希望本书能够在忠实于历史依据的基础上，为读者描绘出这些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
第二个主题则是阿拉伯人在征服运动之后的定居安置。这部分内容主要叙述他们在何处定居以及如何利用落入他们手中的大量资源。而这进一步引出了一个问题：阿拉伯人如何在这许许多多陌生甚至充满敌意的民族中间，既保持自己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又为许多被征服民族创造了一个大环境，鼓励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并且促使新月沃地、埃及与北非的居民将阿拉伯语作为母语。在那个时期被征服的许多地区，阿拉伯穆斯林身份认同至今仍占主导地位。要理解这种身份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并保存下来的，上述进程至关重要。
最后，本书还是一部关于记忆以及创造记忆的书。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那个时代的详细记录与描述穆斯林征服的作品。流传到我们手中的记述已经经历了反复编辑与修改，其中掺杂了许多新的甚至错误的信息。其他历史学家往往会忽视大部分这类材料，因为它们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的记载不够确切。事实上，这些材料非常值得关注，它们作为一种社会记忆，表达了早期的穆斯林如何重建自己的过去，如何对伊斯兰教传入他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些地区进行解释。研究早期伊斯兰教社区的创立神话，对了解伊斯兰教创立后最初一个世纪穆斯林的世界观大有裨益。
本书记述了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到750年伍麦叶王朝灭亡时，阿拉伯穆斯林对中东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征服。这场征服的开始日期十分明确。尽管这场征服运动的根源能够追溯到穆罕默德生前的一些政策和行动，但直到他归真后，穆斯林军队才开始向阿拉伯半岛之外攻略扩张。截止日期则十分模糊，一些重要的征服战时间多有遗漏——比如对西西里和克里特的征服。但宽泛来讲，穆斯林世界的边界是在750年固定下来的，直到1000年左右在印度的扩张之前罕有大的领土变化。
阿拉伯征服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段动荡岁月最终塑造了今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然而中东地区并不是不可避免地要获得这种伊斯兰/阿拉伯身份认同。在632年时，伊斯兰教的传播还仅限于阿拉伯半岛说阿拉伯语的部落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沙漠边缘地区。当时叙利亚的大多数人口说希腊语和阿拉米语；伊拉克的大多数人口说波斯语和阿拉米语；埃及人大多说希腊语和科普特语；伊朗人大多说巴列维语；北非人大多说拉丁语、希腊语和柏柏尔语，他们都不是穆斯林。在埃及和北非这些如今众所周知的伊斯兰地区，当时还没有穆斯林，实际上也没有人说阿拉伯语，在伊朗和阿富汗情况亦然。但转化的规模和速度是惊人的，仅仅在先知归真后的一个世纪之内，以上所有地区，以及西班牙、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南巴基斯坦（信德地区）都被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精英统治，在所有这些地区，本地人口都逐渐开始接受新的宗教信仰。
穆斯林征服的步伐快得惊人，但在人类历史中也曾有过另一些快速的大规模征服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与其相比，对此人们或许会立刻联想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成吉思汗西征。然而令阿拉伯穆斯林征服格外声名卓著的原因，则是其对被征服地区的语言和宗教造成了永久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被征服的国家中，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最终逆转了伊斯兰的传播势头。相形之下，埃及如今成了主要的阿拉伯文化中心，而伊朗则成了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大本营。
很显然我们需要对如此迅速且庞大的社会变革进行历史研究，然而有关这一主题，目前能够得到的历史文献却十分有限。一部分原因是历史研究的领域局限。举例来说，基础参考书《剑桥古代史》结束于第十四卷，602年拜占庭皇帝莫里斯一世遇刺。而《剑桥伊斯兰史》则开始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涯与传教历程。而在现代大学的教育与研究中，时代断层体现得更加明显——古典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伊斯兰史相互割裂分离。这部分是由于语言差异所导致的结果：历史学家们往往要么只能运用拉丁文与希腊文资料，要么只能运用阿拉伯文与波斯文材料。但很少有人（我显然不是其中一个）能够同时熟练掌握这四种语言。
这些历史材料本身往往也让历史学家们难以对这些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做出大胆而清晰的叙述。历史学家大多热衷于争论对材料的解读与应用，但对于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日期和顺序，大家都难以确定。在阿拉伯大征服这段历史中，存在着很多基本的史实问题，比如叙利亚征服过程中历史事件的具体顺序，或伊拉克的卡迪西亚之战的具体日期，我们都无法加以确定。在本书中，我尽力合理地叙述了这些主要历史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观点就是对历史唯一可能的重构；也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对其中一些史料做出了基于可能性而不是确凿史实的选择与判断。
按照当前流行的说法，我们中还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屋中大象”的现象：学者们往往不愿对太大太明显的话题加以深究，而更愿意着手研究边边角角的细节，因为这些与他们的知识领域更加适应。或许难以成功，或许鲁莽愚蠢，但本书是一次研究与描绘这头历史学范畴的“大象”的尝试。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本书大量借鉴和利用了过去几十年间许多优秀学者的作品。冒着过度借用的风险，我挑选了弗雷德·多纳的《早期伊斯兰征服史》、麦克·莫洛尼的《穆斯林征服后的伊拉克》、沃尔特·凯基关于军事史、迪克·布列特关于改宗伊斯兰、罗伯特·霍兰德关于非穆斯林视角中的早期穆斯林，以及拉里·康拉德与切斯·罗宾森关于历史学的作品。另外，我还参考了许多老历史学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中仍有很多东西引人思考——比如汉密尔顿·吉布关于阿拉伯征服中亚、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巴托尔德关于中亚地区、阿尔弗雷德·巴特勒关于阿拉伯征服埃及的研究。对于那些熟悉本领域的读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多亏有他们和其他在世和已故的历史学家，我才能够完成此书。
本书是一部叙事史，高度依赖于叙事性历史材料。关于这些故事本身和它们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会在本书前言中加以详尽讨论，但在这里我要对本书如何处理这些材料先谈几句。有关早期穆斯林征服的历史叙述总是充满了困惑与不确定，并且难以从字面上全盘接受。现代作者往往会以两种方式处理这些材料：要么对它们置之不理，认为其完全不符合史实，不值得严肃的历史学家为之深究；要么只是从中挑拣出细节、名称、地点等。我所做的尝试则稍微有所不同：我通过阅读和使用这些历史故事，来解读出它们所要表达的东西。我更愿意顺水行舟，去顺从这些叙述，而不是抗拒它们。这并不是说我要把这些阿拉伯的早期文献当作对“实际发生了什么”的准确记载而全盘接受，而是把它们作为对七至八世纪穆斯林社会情况的反映与记忆，来接受与利用它们。
其中尤其显著的例子就是直接引用话语。阿拉伯早期历史文献中满是对话和演讲篇章，在本书中我直接引用了其中许多语句。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引语就是在我所描述的某个场合中说出的。然而使用这些引语有一个好处，因为在文献中各家观点往往凭借话语提出。比如其对军事会议的描述，就让本书得以讨论当时穆斯林军队所面临的问题与抉择，进一步解释他们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并为研究开拓新的思路。另一个好处是，这样能够反映并忠实于阿拉伯古代文献的原貌，还能为一些可能枯燥无味的叙述丰富一些细节，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一领域的读者来说尤其如此。
本书试图叙述世界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变革之一，这场变革造成的结果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当今的世界，我尝试着把它写得对学生和普通读者来说更有可读性，甚至更有趣味性一些。毫无疑问，以后的学者会写出更加完善深刻、严肃高雅的著作。但假如本书能够引起人们对所述重大事件的广泛思考，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术语解释
本书主要关注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的一个世纪内，穆斯林军队对伊斯兰核心地区的征服。为了理清这些历史事件，很有必要对一些术语做出解释。“征服”第一眼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无须费笔墨解释的词，它指的是某个群体通过军事手段使另一个群体归顺。但实际上，这个词的含义或许要复杂得多。阿拉伯文献通常用“征服”（fath）一词来描述攻占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土地的行为。在阿拉伯语中，fth这一词根的意思是“开启”，但在大征服时期的文献中，这个词明显指动用武力夺取。征服可以有多种形式，在历史上也的确如此。征服的一个极端含义就是野蛮残酷地劫掠城市、洗劫财富并屠杀许多甚至全部守卫者。法尔斯的伊什塔克尔（Ishtakhr）和河中地区的贝伊罕（Paykand）被洗劫便是鲜明的例子。但也有许多征服采取了更加和平的方式。被占领城镇或国家的人民只需要接受条件即可，条款往往包括交纳贡赋以及承诺不帮助穆斯林的敌人。这些条款一般在动用武力之后，或者在武力的威胁下才被接受。而另一个极端含义中，征服则不过是一封效忠书。许多伊朗、北非和西班牙的多山地区很有可能在被“征服”时，阿拉伯人甚至没有造访过这些地区，更不用说建立统治和收税了。“征服”一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中，含义也有所不同。
征服、定居与改宗
早期的穆斯林征服运动意味着一批全新的政治与宗教精英来统治被征服的土地。在征服一个地区之后，阿拉伯人往往会逐渐定居下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很多阿拉伯人会永久定居在被征服地区，这些人一般会在专门新建的城镇中居住，他们中有许多人来自游牧部族。征服与定居化进展迅速，于650年在中东的大部分中心地区完成。但当地人民改宗伊斯兰教则是一个缓慢的长期过程，直到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该地区的大多数人口才改宗伊斯兰教。征服与定居仅仅一百年就完成了，而大部分人口的改宗则花了三百年才完成。
阿拉伯人与穆斯林
简单来说，“阿拉伯人”一词只用来指母语是阿拉伯语的人。632年，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及其边缘地区。然而在阿拉伯大征服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改说阿拉伯语，还有许许多多并没有“阿拉伯血统”的人也将阿拉伯语作为了自己的母语。在许多地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融合势头迅猛，到伊斯兰教创立后的第一个世纪结束时，这些地区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的区别已经十分模糊了。
在632年，几乎所有穆斯林都是阿拉伯人，在大征服运动的最初几年，我们可以交替使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两个词来描述征服者的军队。但到了七世纪末和八世纪初，再这样混用就会误导读者了。在征服北非、西班牙和中亚的穆斯林军队中，阿拉伯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定义这些军队的并非他们的阿拉伯民族特性，尽管他们的指挥官是阿拉伯人，军事指挥术语和行政语言是阿拉伯语，但他们的共同认同则是伊斯兰的军队——也就是说，宗教认同取代了民族认同。
可以说，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阿拉伯人，同样地，并非所有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传入前，许多阿拉伯人皈依了基督教，尤其是在叙利亚沙漠边缘邻近拜占庭帝国的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大征服运动之后仍然保留了基督教信仰，这些人的身份为八世纪的穆斯林法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把他们当作臣民，向他们征收令人憎恨的人头税；还是把他们当作阿拉伯穆斯林一般对待？在某些情况下，该难题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阿拉伯基督徒只需要缴纳施舍税，但税率是穆斯林同胞的两倍。
罗马人与拜占庭人
历史学家一般习惯称东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这是一个很便利的术语，用来定义一个七世纪到八世纪间，使用希腊语和希腊文字的基督教帝国。但这个词在当时完全不被这些说希腊语的人接受，在历史上无论何时都不会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称“拜占庭人”。他们自认为是罗马人，并且也如此自称，只不过用词是希腊语词Romanioi。他们的穆斯林对手也认为他们是“罗姆人”（Rums），即罗马人，这一词的涵盖范围也常常扩展到北非和西班牙信仰基督教的拉丁人。尽管这一用词有歪曲历史的嫌疑，我还是不得不遵从学界的一般用法，在本书中全篇使用“拜占庭”与“拜占庭帝国”。
土地税与齐兹亚税
阿拉伯征服者总是会以现金的形式从被征服地区征收税款。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这项公共税收被伊斯兰教法学家分成了两大类：土地税（Khāraj）和齐兹亚税（Jizya），即人头税。这两项税收只向非穆斯林收取。然而在大征服时代，税收的分类并不明晰，“齐兹亚税”往往用来代指任意种类的税收或贡赋。
基督教会
穆斯林大征服期间，中东地区同时存在着五个基督教会或教派，每一个都自称“正统”。北非和西班牙的教会说拉丁语，相比追随君士坦丁堡教会，更加倾向于追随罗马教会的领导和宗教权威。这个教会此时尚未和希腊东正教决裂，但其教会文化与后者完全不同。然后是（通常）由拜占庭帝国政府支持的默尔启派（Melkite，即“皇家的”）希腊东正教。这个教会也被称为“迦克顿教会”，因为它遵从451年迦克顿会议所定下的关于基督性质的教条；另外它也被称作“两性论教会”，因为它相信基督同时具有人性和神性。在帝国东部，这一国教的主要反对派来自叙利亚的雅各派一性论社区和埃及的科普特派一性论教徒，他们都相信基督的性质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叙利亚的雅各派得名于传教士雅各·巴拉戴乌斯（?—521），他是这个独立的一性论教会机构的实际创立者。聂斯托利教会，得名于其创立人聂斯托利（?—约451），他在被斥为异端并革除职务前曾是君士坦丁堡牧首，他既反对一性论，也反对两性论。拜占庭帝国曾经迫害消灭了大量本国领土内的聂斯托利派教徒，但这一教会却在波斯帝国境内繁荣发展起来，尤其在伊拉克境内，聂斯托利派信徒占到了人口的大多数。最后一个则是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及其政府支持的一志论派。有一个古老的苏格兰故事讲的是，一个外地人来到苏格兰的小镇上，问当地人这里有多少教会，要知道，苏格兰的教派几乎和古典时代后期中东的教派一样多。当地人答道：“嗯，原先这里有两个教会，然后它们联合了，所以现在有三个了。”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希拉克略统治时期宗教情况的写照。为了弥合一性论教会和两性论教会之间关于基督本性的解读不同而导致的破坏性分歧，希拉克略和他的神学顾问想出了一个微妙的折中方案，那就是一志论。不可避免地，这一举措没能取悦任何一方，他试图在中东和北非推行新信条的努力又引起了更大的不满。
关于注释与参考书目
为了避免在正文中出现过多学术性注解，我谨慎地在本书结尾做了尾注。我列出了本书所使用的主要文献、直接引语的来源和最为相关的二次文献。本书中我所最为依赖的两个主要文献是塔巴里的《众先知与列王史》和拜拉祖里的《征服史》，我参考了莱登编译的版本。如果有读者愿意去查询英文版本，可以在所引译文的尾注中找到该书的版本信息。
参考书目同样是经过谨慎挑选的。如果把包括晚期古典史和早期伊斯兰史文献的书目全部列出来，恐怕会列出上千条书名。我打算将书目限制于那些我利用最多，以及我认为对那些乐意对这一话题作更深探究的读者来说最为相关并且最容易触及的著作。
关于音译和名称
关于用拉丁文本来转译阿拉伯文字母，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被普遍接受的标准方法，但我并没有完全依赖于它们。对于非阿拉伯语读者来说，h、s和t分别具有的两种形式十分难以分辨，但对于懂得阿拉伯语的读者来说，他无论如何都会对这些区别加以注意。我曾经多次解释过，阿拉伯语既有长元音也有短元音。比如说，叙利亚的大征服者的名字哈立德·本·瓦立德（Khālid b. al-Whalīd）应当读作Khaalid b. Waleed，而不是Khaalid b.Waalid，了解这点对我十分有帮助。简单来说，ā发长音aa,ī发长音ee,ū发长音oo，发音时重音应当落在这些长音节上。
另外，在其出现于单词中间时，我把阿拉伯字母сayn标为с。сayn是阿拉伯语中特有的一个辅音字母，它的发音我们只能靠相近字母来代替。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它是对前一个元音用喉音加以延长。音符‘则是一个声门塞音。
阿拉伯人名依据不同的传统也各有不同，其中一些起源于圣经：比如易卜拉欣即亚伯拉罕、易斯哈格即以撒、优素福即约瑟、穆萨即摩西，以及叶海亚即约翰。另一些名字比如欧麦尔、阿穆尔、奥斯曼和阿里，则是完全来自阿拉伯传统，并无宗教含义。另外还有一些名字则是用来描述此人是真主任意一个尊名之下的奴仆（阿卜杜），这种名字的形式大多数为阿卜杜拉（真主的奴仆），但也有另一些名字，比如阿卜杜·马利克（王的奴仆），阿卜杜·拉赫曼（至慈者的奴仆）。
男性的名字后面要跟父辈的名字，比如伊本（通常缩写为“本”）·费拉努（Fulān，意思是“某人”），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男性名字，如“伊本·艾比·费拉努”，即“某人的父亲的儿子”，或者这样的女性名字，如“宾特·费拉努”，即“某人的女儿”，或者更常见的，如“乌姆·费拉努”（某人的母亲）。在早期伊斯兰时代，大多数阿拉伯人都会有氏族名（nisba），比如塔米姆氏族的塔敏米，或者艾兹德氏族的阿兹迪。
地名的拼写又是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我都会使用现今惯用的英文地名。至于“阿塞拜疆”这类在当时与现代含义不同的地名，我倾向于使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册》中的版本。还有那些古老而模糊的阿拉伯文地名，比如雅穆特（Yāmūt）或卡迪西亚（Qādisiya），我参考了雅库特的十三世纪地理名词辞典《地理词典》。
关于钱币
大征服相关的文献着重强调了不同货币的划分和税收的支付方式。穆斯林从一开始就在他们征服的地区流通了钱币，比如萨珊帝国的德拉克马（drachm）银币，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迪拉姆”（dirham）。迪拉姆是一种轻薄的银币，直径两厘米多，重量约三克。穆斯林从七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仿造萨珊帝国的模具，铸造这种货币。更具价值的是第纳尔金币，这是一种在拜占庭金币（nomisma）基础上仿造的小尺寸钱币，直径约一厘米。这种金币最早发行于阿卜杜·马利克哈里发执政时期（685年至705年）。从这时开始，所有的伊斯兰钱币都是只有铭文的，币面只有阿拉伯文字而没有任何图案。在北非和西班牙，一些早期穆斯林钱币上也会有翻译成拉丁语的穆斯林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