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导读
一
《国学概论》是根据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的公开讲学记录而成的。
章太炎早年跟随著名学者俞樾在杭州诂经精舍埋头“稽古之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他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辑《时务报》，基本上赞成维新变法。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居台湾，东渡日本，和“尊清者游”，对改良派仍表同情。
1900年，义和团运动掀起，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一伙丧权辱国、妥协投降，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7月，在上海召开的“愚园国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树起反清的旗帜，和改良派划清界线。
1902年，章太炎和孙中山订交，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土地赋税问题。返国后，于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宣传革命，把康有为、梁启超奉为神圣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因而入狱三年。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深刻揭露改良派，积极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旨意，愤怒斥责革命投机分子“私心暧昧”的劣迹。他在《民报》中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精旺”[1]。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对敌斗争的英勇，论战文章的犀利，至今犹感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袁世凯“攘窃国政，以遂私图”，章太炎斥责袁世凯“包藏祸心”，致被幽禁，释放以后，一度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
此后，章太炎虽退居讲学，但在帝国主义侵略祖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他谴责国民党“怯于御乱而勇于私斗”，临终前主张抗日，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
二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也是一个精研文史哲学的著名学者。他多次公开讲学，讲学时间较久的有1908年4月至10月在日本东京讲学，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等古籍，他还亲笔草拟《佛学讲稿》[2]。听讲的人不少后来成为知名人物，如黄侃、钱玄同、鲁迅、许寿裳、朱希祖、周作人、龚未生等。稍后有汪东。据许寿裳回忆：
章先生精力过人，博极群书，思想高超，而又诲人不倦。我们八个人希望听讲，而为校课所牵，只有星期日得空。章先生慨然允许于星期日特别开一班，地点在东京小石田区民报馆先生寓室，时间每星期日上午八——十二时，师生席地环一小几而围坐，师依据段玉裁氏《说文注》，引证渊源，新谊甚富，间杂诙谐，令人无倦，亘四小时而无休息。我们听讲虽不满一年，而受益则甚大。[3]
章太炎晚年，又在苏州讲学，勉励青年要学范仲淹的“名节厉俗”、顾炎武的“行己有耻”。1934年秋迁居苏州，举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刊《制言》杂志。自述办学经过和宗旨说：
余自民国二十一年返自旧都，知当世无可为，讲学吴中三年矣。始曰国学会，顷更冠以章氏之号，以地址有异，且所招集与会者，所从来亦不同也，言有不尽，更与同志作杂志以宣之，命曰《制言》，窃取曾子《制言》之意。[4]
规定有国学常识、文理通顺、有志深造者，无论男女，均可报名听讲。章氏国学讲习会初设时，学员年龄最高的为七十三岁，最幼的为十四岁，有曾任大学讲师、中学国文教师的，以大学专科学生占大多数。章太炎亲自讲学，“对于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作有系统的讲述，最后讲授《尚书》”[5]。
至于短期报告，那就更多了。在北京、上海、四川、湖南，章太炎都做过演讲。他还远涉重洋，到南洋诸岛演说。《国学概论》，就是他在上海系统讲演的记录稿。
三
章太炎是在1922年4月至6月在上海讲授“国学”的，共十讲。“第一次论国学大概，第二次讲国学派别”。当时报纸大肆宣传，事先刊登广告，讲后载录讲辞。开始听者甚多，第一次“报名者多至六百人之多”，后来听者渐少。据《申报》所载《省教育会通告》，说是“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而欧战以还，西国学问大家来华专事研究我国旧学者，反时有所闻，盖亦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国文化沟通之动机。同人深惧国学之衰落，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决定从4月1日（星期六）起，“每星期六午后进行讲授”[6]。今按《申报》记载，将章太炎十次讲演日期和课题列表如下：
《申报》于每次讲演后，即行刊载，除讲演情况外，也将讲授内容发表，比较原始直接，但有时记录较详，有时记录较略[7]，似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曹聚仁则将讲演记录系统整理，于当年1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以《国学概论》为题出版。记录较《申报》为详，也较系统，间有《申报》所录而为《国学概论》刊落的，并不影响整个讲授记要。另有张冥飞笔述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1924年平民出版局出版。
本书是根据曹聚仁编的《国学概论》排印出版的。
四
《国学概论》是章太炎公开讲演的记录稿，那么，什么叫做“国学”，报告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早在辛亥革命前，章太炎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就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什么叫做“国学”，《民报》第七号所载《国学讲习会序》云：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又说：
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以“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并以“国学”的兴亡与国家之兴亡相连。《国粹学报》的主编邓实也说：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
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8]
“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爱国就要爱“一国之学”的“国学”。
“国学”既是一国固有之学，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史记》记录了自从黄帝以来的历史，成为中国民族的象征。此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相传，至孔子而集“国学”之大成。这种传统思想文化，也就是所谓“国学”。它既不同于不是“中国固有之学”的西方文化，和我国少数民族的专制统治思想也有差异。因此，“国学”实际是指我国汉族之学。
自从满洲贵族入关以来，汉、满存有矛盾。清朝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入我国，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存有矛盾。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媚外辱国、压迫各族人民的迹象日露，强调“一国固有之学”的“国学”，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因而，一些提倡“国学”的人，一会儿说黄帝是中国民族的“初祖”，黄帝是“国学”的象征，是“国魂”。说什么“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彼英人以活泼进取为国魂，美人以门罗主义为国魂，日本以武士道为国魂。各国自有其国魂。我国之国魂不能与人苟同，亦必不能外吾国历史，若是则为国魂者，其黄帝乎？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创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论诚莫与易矣”[9]。一会儿说“国学”即“神州之学”，“神州之学”源于史学，“国学”即史学，也是儒学。邓实说：
神州学术，春秋以前归于鬼神术数，春秋以降归于旧史，汉以后归于儒，归于儒而无所复归矣。盖自汉以降，神州之教为儒教，即神州之学亦为儒学。绵绵延延，历三千余年，则未有变也。[10]
以黄帝为“国魂”，以“国学”为神州之学，无疑是有反对满洲贵族压迫的民族主义涵义的；以“国学”为史学，也是和章太炎从“史事史迹”中、从历史记载中看到“民族之可爱”的主张一致。那么，“国学”一辞，在二十世纪初期传播，在资产阶级革命活动逐渐高涨，反对满洲贵族的斗争不断展开之时，它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涵义的。
“国学”的范围究竟包括哪些？章太炎在日本期间主持的国学讲习会所讲，主要是：“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11]该会出版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所收，计有《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12]。《民报》另有《国学讲习社广告》：“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该会刊行的《国学振兴社讲义》第一册，收文三篇，第一篇《诸子系统说》，无署名，与《国学讲习会略说》中的《论诸子学》不同。第二篇《管子余义》，署“章炳麟序”，即《章氏丛书》初编所收。第三篇《中国近代史》，署汪震述。章氏把诸子、文史、制度、内典、理学、历史等列入“国学”，实际上是把过去“经、史、子、集”都算“国学”，也就是说，把传统的固有学术、文化几乎都笼入“国学”范围。
以中国固有传统学术文化为“国学”，提倡爱惜中国的历史，从而激起爱国的热肠，这在辛亥革命前夕，对“排满”革命，是起了一定的舆论宣传作用的。
民国成立以后，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军阀混战，民生疾苦，“国将不国”。“五四”前后，新文化传播，既有重新鼓吹“孔教会”的，也有宣扬西学，摒弃中国传统学说的。章太炎鉴于“国是日非”、自己对传统典籍又极熟悉，重新演说“国学”，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章太炎宣传“国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是反对西方文明；提倡“国学”，也并不是不要西学。章太炎曾译述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在主持《民报》期间所撰的论文，也有不少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的记录。其他倡导“国学”的人，也大都有西学知识，并不是毫不吸收。
《国学讲习会序》已经指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又说：“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合新识。”序文中一方面反对“以科举之道”从事“新学”，把新学作为“利禄之阶梯”，甚至“略识西学”，就“奴于西人，鄙夷国学为无可道者”；另一方面也反对“旧体西用”，说是“主张体用主辅说者，而彼或未能深抉中西学术之藩，其所言适足供世人非驴非马之观，而毫无足以餍西方之意”。可见他们对“新学”并不排斥。
如果说，提倡“国学”的人对西学深闭固拒，毫不吸收，那他们就和封建顽固派没有区别了，事实上并不如此。他们对西学的怀疑，是鉴于帝国主义侵略日深，民族危机日急。即使论著中有反对“西学”的话，也要具体分析。章太炎就说：“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派的人，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13]他反对的是牵强附会地比附西学，反对的是康有为等的戊戌政变后坚持改良、鼓吹立宪。他们对西学并不一概排斥。
或者以为章太炎又曾说过：“中西学术本无通涂，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今乃远引泰西以证经说，宁宋家人之以神学说经耶？夫验实则西长而中短，谈理则佛是而孔非。九流诸子自名其家，以意取舍，若以疏证六经之作，而强相比附，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14]有人认为章氏“连用西学证明中学也坚决反对”，其实也不尽然。章太炎自己早就说过“宜憔悴竭思，斟酌西法，则而行之”[15]，他反对的是康有为之流“远引泰西以证经说”，对于“西法”，还是主张斟酌的。
提倡“国学”的人，总是以经学为核心，奉儒家为正中的。这样，他们既有“发扬国光”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朦胧的民主思想的一面，又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前夕，讲究“国学”的颇有人在，《国粹学报》历久不衰，却又反映了主张“排满”、“发扬国光”的也颇有人在，它的论旨也适应这些知识分子的需要，使一些不满清政府压迫又不敢投身革命的人得到一些精神食粮。《国粹学报》又以“不与闻政治，不褒贬人物，不裁量执政”相表白，以示它是“纯学术”的刊物，以示它只“表彰遗佚、崇尚名节”[16]。但“表彰”、“崇尚”的是宋末、明末遗老“名节”，还是含有反抗“外族”、“光复宗国”的微意。然而，也正由于它标榜“不与闻政治”，却又使它避免了一些政治上的麻烦，这与它的历久不衰也不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国学”固然有其局限性，而在辛亥前夕“发扬国光”，提倡光复，宣传鼓动的作用还是主要的。
至于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统治推翻了，民国建立了，再想扛出“国学”的大旗，再想播弄“国粹”的故技，时代变了，它的作用也和辛亥前夕有所不同了。
但是，“国学”既是“中国固有之学”，作为中国人，对本国“固有之学”自然不能不有所了解。章太炎是近代潜研“国学”极为精深的杰出人物，在“世风日下”、“国学”不振之时，在国民对国学不甚了了之际，专题讲演，系统阐述，还是有其一定作用的。曹聚仁在记录章太炎讲稿以后，说：
太炎先生是当代底学者，我们读他所著的《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新方言》、《小学问答》等书，就可明白他辟出多少灿烂的境地！先生以前在东京、北京，这次在上海，把国学为系统的讲明，更可见他对于青年们扶掖的热忱。我在听了讲演以后，心里自然有无限的感激，所以不计工拙，把先生底话记出。并且看到青年们有求知的热狂，而因时地关系没能亲聆这次讲演的很多，所以又把记录的稿印出，希望传播得比较的普遍些。[17]
又说：
太炎先生讲国学，的确是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
作为中国人，对“中国固有之学”，自然不能不了解。阅读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记录稿，对中国传统学说有兴趣或对“国学”并不十分熟悉的人，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五
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讲演录，共分《概论》、《经学的派别》、《哲学的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五部分。
在《概论》中，章太炎说明“《国学概论》分做两部研究”，一是“经学的本体”，二是“治国学的方法”。说是“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种小部分底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礼的解释”。“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孔子对于宗教，也反对；他虽说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味‘祭神如神在’底‘如’字底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所以“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
至于“治国学的方法”，则需：一，辨书籍的真伪，经、史、子、集“四部底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于子部为尤多”。“以假为真，我们就要陷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二，通小学，“读唐以前的书，都非研究些小学不能完全明白。”研究小学的方法是：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三，明地理。四，知古今人情变迁。五，辨文学应用。
第二章是“经学的派别”。章太炎信奉“六经皆史”之说，认为“在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史。《诗经》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国风》是歌诵各国的事，《雅》、《颂》是讽咏王室的，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籍制度的。《乐经》虽是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史。”接着，指出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派别，并简要地叙述东汉、三国、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的经学历史，说：“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
第三章是“哲学的派别”。章太炎说：“讨论国学的，在国学以子学为最多；经部中虽有极少部分与哲学有关，但大部分是为别种目的而作的。”他对先秦诸子分析较详，秦汉以降的哲学发展，也有较多叙述，并谓“研究佛学，非有经学为之助不可。”
第四章是“文学之派别”。章太炎以为“有文字著于竹帛叫做‘文’，论彼底法式叫做‘文学’”，并以官制、仪注、刑法、乐律、书目为“数典之文”，以算术、工程、农事、医书、地志为“习艺之文”。他对西汉以降的文学派别也作了探述。接着，章氏认为有韵文“就是诗。有韵文虽不全是诗，却可以归在这一类”，并对白话诗还提出了批评。
第五章结论“国学之进步”。章太炎说：“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余的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他“对于国学求进步之点有三：一，经学以比较知原求进步；二，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三，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
《国学概论》的主要内容，略为上述。
六
章太炎早年潜心“稽古之学”，对中国古籍研读至深，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卓越的创见。他讲授的《国学概论》，比较系统地将我国的经学、哲学、文学进行阐述，中含不少真知灼见，可称之为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的简史。《国学概论》的多次再版，正说明它是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的。
但是，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在他的讲稿中，也含有古文经学的观点。他论述“国学”，讲了“经”、“哲”、“文”，却没有讲“史”，就是源于古文经学“六经皆史”之说。“六经皆史”，说得最系统的是清代章学诚，章学诚“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18]。刘向、刘歆父子，校阅群书，对古代学术条列源流，刘歆是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古文经学以六经只是“先王”经典的历史记录，所以重史，以孔子为史学家。但史学也有自己发展的迹象和特点，也有其“附于经”而“独立”的趋向，《国学概论》没有把史学单独列出，经、史、子、集四部中似乎缺了一角。
《国学概论》中有些观点，现在看来还是有价值的。如章太炎在讲述道德、伦理时，指出时代不同，涵义亦有不同，不能“以古论今，也不可以今论古”。但有时他对后学似乎要求过高，他自己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而要求一般学者都能精通，那就比较困难了。
在《国学概论》中，有些属章太炎独到之见，也有人对此有不同看法。邵力子说：
太炎先生似乎有两种积习未能全除：一，好奇；二，恶新。怎样说他好奇呢？如他讲演“知古今人情变迁”一项，说封建时代的“家”与郡县时代之“家”不同，原是很有见解，但所引的例证却不免近于离奇。太炎先生节取了《大学》“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这一句，似乎把别句都忘却了！[19]
对章太炎讲演意见较多的是他对白话的论述。讲演中说：
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向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提倡白话诗的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唐代的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掉，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使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话诗底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用韵呢？”这也可算是白话诗的始祖吧！
曹聚仁把记录整理成书后，增加了五篇《附录》，都谈白话，其一为邵力子的《志疑》，中云：
太炎先生很有不满意于白话文和白话诗的表示。固然，他和别的顽固派不同，他知道无韵的新体诗也有美感（但不必叫彼做诗），他知道《尚书》是当时的白话文，他知道白话文能使人易解，他并非一概抹杀。但我正因为他知道了这些而还要特别提出不慊于白话文和白话诗的话，所以说他不免有恶新的成见。关于白话诗，曹聚仁有致太炎先生信，我不再说。关于白话文，他既知道《尚书·顾命篇》和《汉书》载周昌口吃的话，明明应说古书即古时的白话，而亦惟白话文方能传真，却不料他结论偏不如是。我以为太炎先生讲到《顾命篇》等，正应提倡用新式标点来读古书，因为“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等句，如果早有了标点，则不必要等到清代江艮庭才能知道是临死时舌本强大的口吻了。太炎先生又疑白话文记述方言各异的口语，不应尽同，似乎他于近人“文学的国语”的主张未曾看过，但我还请太炎先生下一比较的断语！白话文固然也不能尽传真相，但比文言文又如何呢？近年来，很有人怕白话文盛行，国学即将废绝，其实有了国学讲习会底情形便可释此杞忧。国学讲习会的听众，据我所知，很有许多人是积极地主张白话文的。做白话文与研究国学决不相妨，太炎先生一定能知此理罢！[20]
曹聚仁也对章太炎的谈白话提出异议[21]。
其实章太炎早年，也即倡言革命时期，倒是赞成白话的。他不但有言论，而且亲自写过白话文。他在《复报》上发表的《逐满歌》，也可说是“白话诗”。如今日本京都大学藏有章太炎《佛学手稿》，就是用的白话。他在《国学概论》讲演中，还举《尚书》、《汉书》以言“古之白话”，他知道白话文能使人易解，“有韵为诗”，树“白话诗全无韵”而予批评的。章太炎在晚年，对当时的白话颇有微辞，但还把过去在《教育新语杂志》上的文字汇为《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因此，不能因章太炎晚年对白话不满，而简单地说他反对白话，而忘记他早年写过白话文。
七
任何著作和讲演，总会有各种不同的评论，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讲稿，还是称誉的为多，在当时既具影响，今天又重新印行，对了解我国传统“国学”，对了解我国经学、哲学、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很大作用的。
《国学概论》出版以后，编者曹聚仁也写了《国学十二讲》[22]，在第十一讲《述学》中说：
十多年前，章太炎师讲演，我们笔记的《国学概论》，将由创垦社重版时，我们看了两种日文译本，武田熙的那一种，已经有了注释。我原想翻检《章氏丛书》，也作一回笺注工作，可是动起手来非三五年不能完成，便用沪版付印便算了。这一部《概论》，从沪版到渝版，已经刊了三十二版，港版也印了五回，最近还有几种翻印的版，总在十万部，该算是最销行的一种。三育书店要我另写一种，供一般青年的课外读物。一开头，我就准备替章师的《国故论衡》作笺注，辅以《菿汉微言》，一动手就知道工作太不容易，因为我对佛家唯识宗没有根底，说得不好，会闹笑话的。二则我对语言、文字、音韵学，也不是专家。《国故论衡》三卷，只有中卷可以作较好的注解，似乎也算不得完整的工作。因此，索性另起炉灶，跳出章师的圈子。
《国学十二讲》尽管要“跳出章师的圈子”，但曹聚仁毕竟记录过《国学概论》，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的。在上引《述学》中，还可以看到《国学概论》多次再版，上海、重庆、香港都加影行，这说明它在当时是深具影响的。如今《国学概论》早已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重印，我想它的出版，一定是会得到读者的欢迎的。
1996年11月15日
时客居深圳郁寓
[1]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且介堂杂文末编》。
[2] 讲稿手迹，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3] 许寿裳：《致林辰》，1944年2月，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二辑《许寿裳先生书简抄》。
[4] 《制言发刊宣言》，见《制言》创刊号，收入《太炎文录续编》卷二。
[5] 沈延国：《记章太炎先生》，永祥印书馆1946年6月版。
[6] 《申报》，1922年3月29日《省教育会请章太炎讲国学》。
[7] 《申报》报导和记录，已辑入拙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67—68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8]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十九期，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9]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六期，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10] 邓实：《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二、六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三月二十七日出版。
[11] 《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七号，1908年9月5日出版。
[12] 《国学讲习会略说》，日本秀光社印行，1906年9月出版，署黄帝纪元六百四年。
[13]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14] 章太炎：《论朴学报书》，《国粹学报》第二十三期，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15] 章太炎：《变法箴言》，《经世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出版。
[16] 邓实：《国粹学报第三周年祝典序》，《国粹学报》第三十八号，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出版。
[17] 曹聚仁：《国学概论·小识》，见《国学概论》卷首，泰东图书局版。
[18] 章华绂：《章氏遗书·序》。
[19] 邵力子：《志疑》，见《国学概论》附录。
[20] 邵力子：《志疑》，见《国学概论》附录。
[21] 曹聚仁：《新诗管见》一，见《国学概论》附录。
[22] 曹聚仁：《国学十二讲》，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