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少年,衣襟带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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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记得摸摸这

我从小就是个迷糊鬼。母亲要我到菜市场买韭菜,我拿回一捆葱;坐公交去亲戚家,常常睡过站,被司机叫醒,下了车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父亲在我面前演示割稻子的细节,我没瞅几眼,就拍着胸膛说行了,结果手法不对割坏了一大片稻田,被父亲满田间追着打。

迷糊的表现,长大后仍不见好,想着这一生如果要一个人过,注定很艰难。

“你需要遇到一个能照顾好你的姑娘,有她陪伴你,我才放心。”母亲在我离开家去大学的前夜,一边缝着上衣内兜,一边跟我说。

那时母亲没有工作,每天在房子里进进出出操持家务。我时常会看见她为上山干活的父亲缝补做工时扯坏的衣裤。母亲脚踩缝纫机踏板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终日在屋子里回荡,我童年的时光也因此如幼童上下轻碰的牙齿,发出清脆的声响。

母亲第一次为我缝衣服内兜,是我六岁的时候,准备一个人去外婆家。她反复问:“确定不要我带着你去吗?”我点点头,露出小男孩自信的神色,回答:“妈妈,老师说我们长大了,可以自己出门了。”母亲听着,笑容底下仍藏着忧思。

我们家离外婆那儿路途不算远,母亲虽同意我独行,但还是怕我迷路、丢三落四,就在我的衣服内侧又缝了个兜,把钱跟写有家庭住址的纸条放了进去。我走之前,她又握着我的手,将它放到我的胸前,不断叮嘱:“买票时,迷路时,记得摸摸这,靠近心脏的位置。”我又点了点头。

上大学那年,母亲仍像过去一样,在我临走前为我缝制上衣内兜,她脚踩着缝纫机踏板,像踩在时间的琴弦上,为我弹奏出和从前一样生活的旋律。针头在衣上缝了一遍,她想想,又用力踩下踏板,来了第二遍。然后,母亲塞进一沓纸钞和一张银行卡,把衣服交给我,指着我的胸口,说:“要记得摸摸这,心脏跳动的地方。”口吻宛如昨日。

我读大二时,母亲先是到村里新开的超市当导购,起初生意还算不错,每回给她打电话,母亲总在笑,说老板喜欢她这样服务态度好、干活又勤快的员工,说自己又加了多少工资。但村子里很快又接连开了几家超市,竞争残酷,母亲工作的地方经营状况不佳,需裁员,母亲年纪大,被辞退了。她随后又去自己表妹办的纺织厂工作,成为“亲戚家的仆人”。

厂子在海边,母亲每天得很早起来,坐上乡下小巴士,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日常除了要挑纱、剪纱、看守机台外,她还要帮忙做饭、打扫厂里卫生。起初她怕我们担心,从不说后面的事,直到有天受了委屈,回来没忍住,流着泪,吐了苦水:“我的胃有点不好受,就把饭煮得久了点,结果那帮年轻工人就抱怨起来,说我做饭难吃,我表妹也不帮我,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落我……”父亲听完,说自己能养活一家人,不许母亲再到她表妹厂里干活。但翌日一早,母亲给父亲煮好锅里的粥之后,又匆匆忙忙赶车去了。

母亲的身体一直很柔弱,岁数一大,便显现各种问题,日常怕冷、易感冒、腿脚使不上劲儿、消化功能日渐衰弱……她像老旧的钟表,越来越多的部件都被日子损耗得不复当初,但母亲都挺过来了,于是时间狠狠加重了对她的欺凌。由于长期在外忙碌、回到家又得辛劳操持,母亲背负的压力太大,终于累垮了。

一天晚归后,她在厨房做菜,只听得菜刀在砧板上熟练剁了几下,突然咣当一声,刀掉到了地上,母亲晕倒在地。父亲连忙叫来村子里的医生,医生在开了一剂缓解贫血症状的药后,悄悄跟父亲说:“刚刚看她全身抽搐,估计神经方面有些问题,最好带她去城里大医院瞧瞧。”父亲的脸色变得有些沉重,第二天就放下山上的活儿,带母亲去了市医院,才知她有阿兹海默症的前兆。

从此,母亲过上了整日需要靠药物维持神经稳定的日子。其间,母亲曾想过对这样的生活进行反抗,她私自停过药,但带来的是令人悲伤的后果:她的身体、情绪都不受控制,全身痉挛,失去知觉,开始傻笑,呆呆望着这个世界。

有时,我宁愿她不是我的母亲,作为这个贫困家庭的女人,她过得实在太苦了。她困在“母亲”这样的角色里,身上带着不亚于男人的责任感,拾起受潮的火柴,用粗糙的布服一遍遍擦拭,又在现实这个冰冷喑哑的火柴盒两侧一遍遍试图划出声响。点出火光了,却是在燃烧着自己的青春、信仰、希望和爱,直至燃尽一个女人余生所有的喜乐悲欢。

从我呱呱坠地,她就是我的依靠,是承载我一切笑声与哭泣的船身。只因她是母亲,她要在我成长的漫漫长路上,付出多于父亲数十倍的细心、关怀,把自己投入岁月的熔炉,铸成我的后盾,承受我向前的目光无法瞥见的后方凶险。多少风雨中,她咬紧牙关,我看不见,多少暗夜里,她在哭,我的耳朵也听不见。

我时常在想,对于这个“母亲”的身份,一个年轻的女子是要有多勇敢才能去面对、去接受,去坚定迎接一个难以想象的人生境地!

那时的她还是个在海边礁石上挖牡蛎的小女孩,扎着两条辫子,面颊因常年海风吹袭略显得黑,但瞳孔莹亮,似乎装满万千星辰。她认真撬开一个个坚硬的牡蛎壳,一旦发现宝贝了,就快乐地唱起歌。大海在她身旁,年轻得如同她的姐妹。

那时的她是个跟邻居阿哥跑到厦门学粉刷的姑娘,一到下班时间,马上丢下刷子、油漆桶、头上那用报纸折的“济公帽”,脱下被颜料沾染的工作服,换上白底小碎花上衣、黑色喇叭裤,在鹭岛的大街小巷尽情溜达。偶尔一朵木棉轻轻落在肩上,都是世界给她的一个吻。

就是这样的少女,她想好要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不再被生活宠爱的女子了吗?谁也不知道答案,只是看着她被命运推进一扇锈色斑驳、裂纹遍布的大门,那个少女就永远没再出来。自此,她藏起所有的快乐、明媚、委屈、心酸,举过一个个脸盆,放在漏雨的房屋里,擦着身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的液体,沉默地听着爆竹响似的雨声,噼里啪啦。

我工作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带母亲出门旅行,去了厦门。怕我们在人海中失散,我便在她的上衣内兜里放了一张联系卡,像小时候她交代我那样,我提醒着她碰到情况就拿出卡片请人帮助。母亲点点头。

厦门是母亲少女时待过的地方,如今再来,她有些认不出了,在一个地方站立许久,仔仔细细看了几遍,她才恍然大悟,激动地喊道:“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我来过,来过的……”只是在这激动之后,我常听到她的叹息:“都变了,变了……”

走在中山路街头,人流如织,房影绰绰,母亲看得眼花缭乱,晕眩极了。突然,她抽开我的手,全身瑟缩,嘴里咀嚼起来,眼睛里充满婴孩似的虚无,呆呆看着人来人往,望着这个世界。母亲犯病了,她认不出我了。

我一只手紧紧牵住此时已变成孩子的母亲,一只手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擦着她嘴角流下的一点口水,平和地看着眼前的她,真的太像个幼童了,让人心疼。也不知道是从哪一秒开始,母亲痉挛的手臂正努力抬起,最后紧紧按住身上的一个地方。

我看得很清楚,那是胸口,是心脏跳动的地方。

“买票时,迷路时,记得摸摸这,靠近心脏的位置。”

年少时,母亲常常嘱咐我的话,无论何时,她都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