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三：辟谣需“正言”，更需“同心”

众所周知，辟谣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其中不仅包含信息层面的驳斥，更需要心理层面的“调适”。当一个人信奉某种谣言，此时，即便有力的事实摆在面前，也会被这个人拒绝，甚至反戈一击。在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与之相仿，美国公关之父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用“防逻辑隔离”（logic-proof compartment）解释了这种说服的困境：“群集中的人在他的观点被挑战的时候，将会竭尽全力避免自己遭受精神破产。他将会筑起防护网，使自己所在的群集不至于分崩离析。而达成这一目的，有时仅仅通过简单的宣称反对。任何一个挑战群集观点的人都将会遭到驱逐，并且不被允许继续发言。而对于相反观点的证人，他的证词有效性必会被大大削弱。”一旦遭受“辟谣”，谣言坚定的信任者会站出来简单宣称：辟谣者的动机一定是邪恶的，他们使用的招数再俗套不过了——大家一定不要上当。

谣言与辟谣往往需要依赖完全不同的信任机制，这也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对于谣言的信任，往往是处于大致平层的同侪信任。网上有人说火神山医院被风吹跑了，因为说这句话的人和我一样，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之间的相似性更容易促进信任的达成；对于辟谣的信任，则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仰望式的信任。人们相信每日的新发病人数在减少，其基础在于，人们对负责统计和发布病患人数的机制是信任的。一旦在早期的工作中，这个机制出现“失灵”的情况，重建信任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更为严峻的是，公众对于SARS的集体记忆，也会在机制“失灵”的一刻纷纷“复活”。

当官方与民间处于暂时的应激性对立之中，辟谣便需要寻找“中间的缓冲地带”。在SARS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扮演了重要的缓冲角色；在本次新冠疫情之中，上海医疗救治组组长张文宏成为了新的缓冲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有二：专业、说人话，这也对应了信任研究中两种常被提及的指标：专业资质（expertise）、诚实（honesty）。钟南山会在动情时落泪说“武汉是一座英雄城市”、“李文亮是我们的英雄”；张文宏则用自己的幽默和直接打动了众多网友，几乎每次露面都会留下一两个“金句”。当然，我们同样需要理解，谣言也会利用这些缓冲者，来进一步确认其可信性，例如“钟南山团队出征欧洲”、“钟南山说素食者不会感染新冠病毒”等虚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