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汉语类文献的含义及研究现状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所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意思是说后世文体都出自战国。为什么这样说呢？章学诚分析指出：

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于梁王，江淹陈辞于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生，儆时君也。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

可见，章学诚提出“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观点，主要说明后世文体的渊源，而并非强调战国时期已经存在众多文体这样的事实。不同于章学诚，刘师培则明确使用“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的观点来描述两汉时期文体的发展状况。刘师培的意思很清楚，即认为两汉时期大致具备后世的文体样式。对于这一判断，我们又应该秉持何种态度呢？

一 两汉文体研究述要

班固在《汉书》中载录汉人的一些著述行为，如《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贾邹枚路传》云“贾山，颍川人也。……孝文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又云“邹阳，齐人也。……阳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又云“枚乘字叔，淮阳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枚乘复说吴王曰”，又云“皋字少孺。……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扬雄传赞》云“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班固在介绍当时创作过程之际涉及若干文体，如颂、赋、上书、箴等。倘若说《汉书》的这种描述还并不充分的话，那么，范晔撰写的《后汉书》所呈现的面貌就大不相同了。比如《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载“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冯衍“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郑范陈贾张列传》载“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班彪传》载“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蔡邕列传》载“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等等。郭英德在《〈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一文中“以中华书局校点本为依据，综合统计前述《后汉书》著录传主文辞著述的48条传记资料，一共著录了以下62种文体名称：诗、赋、碑、碑文、诔、颂、铭、赞、箴、答、应讯、问、吊、哀辞、祝文、祷文、祠、荐、注、章、表、章表、奏、奏事、上疏、章奏、笺、笺记、论、议、论议、教、条教、教令、令、策、对策、策文、书、记、书记、檄、谒文、辩疑、诫述、志、文、说、书记说、官录说、自序、连珠、酒令、六言、七言、琴歌、别字、歌诗、嘲、遗令、杂文”，对于这些文体，郭先生又从同体异名、文类泛称、句读有误、未详何体四个方面做进一步辨析，指出“《后汉书》48条传记资料实际著录了44种文体：诗、赋、碑（含碑文）、诔、颂、铭、赞、箴、答（含应讯、问）、吊、哀辞、祝文（含祷文、祠、荐）、注、章、表、奏（含奏事、上疏）、笺（含笺记）、记、论、议、教（含条教）、令、策（含对策、策文）、书、文、檄、谒文、辩疑、诫述、志、说、书记说、官录说、自序、连珠、酒令、六言、七言、琴歌、别字、歌诗、嘲、遗令、杂文”。据此可见《后汉书》文体著录的丰富性，也可见东汉时期文人丰富的文体实践活动。关于此点，我们不妨以《文选》《文心雕龙》来作比较。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到的文体有赋、骚、诗、颂、箴、戒、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篇、辞、引、序、碑、碣、志、状共三十六类，“其中有的为《文选》所不收，而有的为《文选》所收，又不入此《序》”（傅刚1996）。骆鸿凯在《文选学·义例第二》中说：“《文选》次文之体凡三十有八：曰赋，曰诗，曰骚，曰七，曰诏，曰册，曰令，曰教，曰策文，曰表，曰上书，曰启，曰弹事，曰笺，曰奏记，曰书，曰移，曰檄，曰对问，曰设问，曰辞，曰颂，曰赞，曰符命，曰史论，曰史述赞，曰论，曰连珠，曰箴，曰铭，曰诔，曰哀，曰碑文，曰墓志，曰行状，曰吊文，曰祭文。”不过，据傅刚的考察，《文选》的文体分类应该是三十九类，这是因为“《文选》卷四十四‘檄’类中司马长卿（相如）《难蜀父老》一文，无论如何不应排列在钟士季（会）的《檄蜀文》之后。司马相如是西汉人，而钟会却是曹魏时人，这两人都是名人，照理是不应出错的。因此，《难蜀父老》一文也应单独标类，即‘难’与‘移’一样，都是《文选》中单独的文体。这样，《文选》实际文体类目就应该是三十九类了”。至于《文心雕龙》，从第六篇到第二十五篇论述文体，其篇题所列文体涉及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共计三十三种。当然，这只是就《文选》《文心雕龙》整体而言的，二书实际上涉及的文体则颇为复杂，比如《文选》，“赋与诗又析为若干类。赋曰京都，曰郊祀，曰耕藉，曰田猎，曰纪行，曰游览，曰宫殿，曰江海，曰物色，曰鸟兽，曰志，曰哀伤，曰论文，曰音乐，曰情，凡十五类。诗曰补亡，曰述德，曰劝励，曰献诗，曰公，曰祖饯，曰咏史，曰百一，曰游仙，曰招隐，曰反招隐，曰游览，曰咏怀，曰哀伤，曰赠答，曰行旅，曰军戌，曰郊庙，曰乐府，曰挽歌，曰杂歌，曰杂诗，曰杂拟，凡二十三类。”又如《文心雕龙·书记篇》载：“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可见“书记”之下又涵括谱、籍、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二级文体。这诚如学者所言，“分析或不无烦杂”，此点可暂毋论。整体言之，对比《文选》《文心雕龙》一级文体标目，不难发现《后汉书》著录东汉文体的丰富程度。然而，《后汉书》的这种著录是否反映东汉文体的实际，学人对此也并非没有疑虑，比如傅刚就说：“考虑到范晔是南朝人，故《后汉书》的文体著录或许带有南朝人的观念。”不过，郭英德推测说：“比较《后汉书》和《三国志》，有一点区别是相当明显的，那就是《三国志》仅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而不掺入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而《后汉书》对传主所著文辞的著录，则包括传主所著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后汉书》据以为用的传记资料，或许当早于《三国志》。”郗文倩（2007）更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证，最后指出：“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后汉书》的文体著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时期的文体发展状况。”因此，刘师培“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的说法大抵指出两汉时期文体发展的实际。

（一）两汉文体释义与评论

两汉时期迎来文体创造的高峰，对此，人们除了在创作领域使用这些文体之外，还尝试从其他角度对这些文体进行解释、辨析。首先，需引起注意的是作者或接受群体对相关文体提出的认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刘邦君臣不仅对陆贾所呈奏议表示满意，而且还将这些奏议合集命名为“新语”。这种做法不但体现他们对“奏议”“语”两种文体内涵的认识，同时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又如《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论作赋之法：“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扬雄则在《法言·吾子》篇中指出：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也写道：“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扬雄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辞赋，可到了晚年，却对辞赋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辞赋由于过度追求靡丽言辞，最终导致辞赋失去讽谏的功能。班固对于赋的看法则不同于扬雄，他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说“司马迁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又在《两都赋序》中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整体看来，班固对赋持正面肯定之态度，他将赋视为“雅颂之亚”，肯定其“润色鸿业”的意义，以及“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讽谏与教化作用。司马迁在论述《史记》创作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的理想在于“成一家之言”。班固在分析《史记》成书之际也表达其不满，在班固看来，《史记》最为诟病之处在于“是非颇缪于圣人”；尽管如此，班固还是沿袭刘向、扬雄以来的看法，高度称赞《史记》的实录精神。

以上只是简单胪列几则基于创作及接受角度有关文体认识的例证。对于两汉时期的文体来说，人们还从其他视角提出认识。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从文字学的角度提及相关文体的看法，比如“言部”中说“诗，志也。从言，寺声”；“训，说教也。从言，川声”；“谟，谋也”；“论，议也”；“议，语也”；“誓，约束也”；“诰，诰也”；“说，说释也”；“话，会合善言也”；“记，疋也”；“谚，传言也”等。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刘熙的《释名》，该书《释言语》论及“语、说、序、颂、赞、铭、勒、纪、祝、诅、盟、誓”，其《释书契》论及“奏、札、简、簿、牍、檄、传、券、策、约”，《释典艺》论及“传、记、诗、论、铭、诔、碑”等。比起《说文》，《释名》在解释方面更为细致，比如“语”，《说文》云：“语，论也。从言，吾声。”而《释名·释言语》指出：“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又《释典艺》篇说“《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以及“《论语》，记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尽管对“语”这种文体内涵的把握还存在欠缺，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语”的特征，这相对《说文》来说毕竟前进一大步了。当然，由于《说文解字》《释名》这样的文献，其关注的重心主要放在字义、字形等方面，因此，它们对有关文体的字词之解释，从文体角度来看，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并不意外。尽管如此，它们所做的解释，对于我们把握两汉文体之内涵还是不可或缺的。

（二）通论式文体论著有关两汉文体的论述

当然，我们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有关文体（特别是两汉文体）的专门研究。这方面的文献，就研究对象来说，可以分为通论、专论两个层次。通论的如曹丕《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可惜曹丕、陆机只是对若干文体之特征进行总体归纳，刘勰《文心雕龙》就不一样，他对每种文体的源流演变及创作特征都进行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工作，通过这种工作，揭示每一种文体的起源及发展状况、文体名称的含义及特点，并选录这一文体的代表作品，分析其创作要领与方法。比如《章表》篇分三层：一是讲章表的作用、起源和演变；二是讲两汉魏晋章表作者及作品；三是讲章表写作的要领。首先指出章表源于唐尧时期的“敷奏以言”之行为，战国时期称为上书，秦时改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刘勰比较仔细地说明两汉时期章表的类型及功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分析两汉时期章表之代表作品，“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表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最后分析章表的创作要求，“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章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对于刘勰的文体分析，张少康评论说：“刘勰在论述各类文体发展时，采用了一种历史的、比较的方法。不仅善于从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分析其创作特征，而且善于通过各种文体（特别是相近的文体）之间的比较来阐明其创作特征。……这种科学的方法，是刘勰文体论研究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因此，尽管刘勰的文体论研究并不是特意针对两汉文体进行的，但是，《文心雕龙》涉及两汉文体部分的研究其意义是深远的，至今仍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潘昂霄《金石例》、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等不同程度上涉及两汉文体，但其论述大抵简略。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中分析古代文章的各种体类，计有论说文、杂记文、序跋文、赠序文、书牍文、箴铭文、哀祭文、传状文、碑志文、公牍文、笔记文、语录体、八股文、连珠文等十四种类型，在相关类目下对两汉文体作品进行评论。

以上这些论著主要是在长时段中讨论众多文体，还有一种情况，即在长时段中通论某一种或某一类文体，此时也涉及两汉文体，比如胡元德（2006）《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其“研究对象是古代公文文体，其范围上起夏朝，下迄清代，共约四千年”，对于汉代公务文体，作者分析说：

汉代公务文书的种类和用途增加许多，按蔡邕《独断》记载，两汉的诏令类公文除继承秦代的“制书、诏书”外，又增加了“策书”和“戒书”两种；奏议类公文除沿用秦朝的“奏”之外，增加了“章、表、驳议”三种。事实上，两汉时期增加的文种还有很多，诏令类有“铁券”（铁契）、“露布”（露板、露版）、“封”（增封、益封、封赐、辞封）、“策问、手敕”（申敕）、“口谕、九锡文、符命、切责”等。奏议类公文有“疏（上疏）、状、封事、奏记、便宜、谠言、笺（笺表）、奏策”等。各级官府使用的下行文，除沿用秦朝的“教”之外，增加了“敕、令、布告、府书、扁书、方书、檄（合檄、飞檄、板檄）”。上行文主要有“应书、奏记（白事、签）、牒、刺”等。平行文除沿用先秦时的“移”（檄移）外，增加了“品约”。专用公文除沿用秦代的“符、传、爰书”外，新增加了“过所、椠、、舆图、列、行状、章程、起居注”等种类。

胡明波（2005）《中国古代官署平行公文文体研究》则选取古代公文中的官署平行公文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文体特征及其演变，其中涉及“汉代的教、移、檄、露布、状、谱、书、计”。杜晨阳（2007）《铭文文体及唐代铭文概说》虽然重点探究唐代铭文的发展进程，但在追溯先唐铭文流变时指出“汉代是铭文全面发展的时期，铭文创作160余篇。在庙堂之制循前代铭文传统向整饬成熟发展的同时，铭文世俗化发展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并且“此时铭文的写作题材也有所变化，如班固的《十八侯铭》一类的铭文题咏礼赞的对象从物变为人，铭文内容与载体的同一性开始出现分离，显示出铭文正从题刻文字向独立文体转变。另一方面铭文的文学性也在逐渐增强”。郝静（2008）《吊文文体及宋前吊文研究》“以宋代以前的吊文为文本依据，力图在历史纵向上全面关照吊文文体在此段时期内的产生、发展、流变、分类以及文学价值等各个具体方面，系统全面研究吊文文体”，指出两汉三国是吊文发展的发轫期，并认可“刘勰从大的文体范畴着眼，将赋体吊文视为吊文一类”的做法，将贾谊《吊屈原文》视为吊文的开篇之作。

龚长春（2014）《先秦两汉书信研究》重点分析先秦至汉代书信的嬗变、情感分类，以及先秦两汉书信和社会思想、诗歌之关系。张志勇（2010）《唐代颂赞文体研究》分析两汉时期之颂时说：“颂至汉代，在内容上，不再被特殊的内容所限囿，颂的对象从帝王、圣祖、神灵，逐渐降及清官贤臣、武将百姓，甚至咏物言志，在形式上也突破了四言古体诗的路子，有楚骚，有大赋，有序文等情况，那么，参照后世颂作，我们认为，颂在文体上的发展至此已经成熟。”对于两汉时期的赞，作者指出：“秦汉以来，赞发生了第一次裂变，分别朝着四个方向，各自前行。一为史赞或论赞，依附于史书，起着约文总录，纪传后评，托赞褒贬等的功能和作用，渐变为后世有韵或无韵的史论；二为画赞或像赞，依附于（非附着在）图画而存在，起着阐明、辅助画面的作用。三为经赞，主要是汉儒对儒家经典诠释时创作的，以解说和议论为主，起着辅助阐释经书的作用。四为杂赞的崛起。自上古的‘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风飏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的这类赞，在西汉中后期，‘相如属笔，始赞荆轲’之时，重新回归，并不断地与画赞分庭抗礼，逐渐壮大，在东汉中后期，又吸收了铭、箴等文体的营养因子，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其中史赞最早发展，同时画赞也在不断前行，经赞在汉以后，逐渐没落，其手段和方式则被佛赞等所借用并汲取。发展较晚的则是本为萌芽最早的杂赞。到东汉末，在文体自身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赞完成了史赞、画赞、经赞与杂赞的第一阶段的四类定型。”

张洁（2016）《两汉魏晋弹劾文研究》“借鉴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的观点，认为弹劾文是包括弹事、封事、奏、表等文体在内的，用于弹劾、揭发官员违法犯罪、失职过失的上行公文。鉴于此，本文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蓝本，粗略估计符合标准的弹劾文《全汉文》97篇、《全后汉文》59篇、《全三国文》17篇、《全晋文》70篇，共计约243篇作品。立足于两汉魏晋时期的弹劾公文，……期望将弹劾文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分析两汉魏晋时期内弹劾文的形成与发展，从文本窥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概括弹劾文独特的行文方式、文学特色，并且分析作为写作主体的官员士大夫们的思想心态”。

黄琳锋（2016）《两汉魏晋“设难体”研究》“以两汉魏晋时期的‘设难体’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文体溯源入手，结合文体辨析，摸索‘设难体’的生成与演化轨迹，着眼其整体性与动态性，考察其文体特征及其文风在不同时期的消长嬗变，多维度地剖析这一独出机杼的文体内涵”。贾倩（2017）《先秦两汉“说”体源流研究》“以先秦两汉的说体文作为研究对象，在整体框架上以考察说体从行为方式变为本文形态进而成为文体样式为基本线索，……试图从语言学、发生学、文化学的角度对说体进行研究，以历史研究的方式梳理清楚说体存在的几种形态及其成因，从而在纵向上观察出说体一以贯之的文体本质，在横向上辨析清楚说体几种形态之间的关系，……最终较为完整地还原出说体发生发展的过程”。

朱明勋（2004）《中国传统家训研究》分六个部分，认为汉魏六朝是传统家训的发展期，此部分重点论述汉魏六朝传统家训的发展情况、表现形式、思想内容，并分析传统家训在汉魏六朝产生文献家训的原因。就汉魏六朝家训的表现形式来说，“汉魏六朝时期的家训还十分稚嫩，即它只以‘家书’或‘遗令’等形式出现，还没有产生包容性较大的专著，这一点恰好如实地折射出了这么一种历史现状：即这是一种过渡的迹象，是从家训著述的不自觉走向自觉后在通往成熟之路中的过渡迹象”，然后着重介绍家书、女训、遗训几种体式。闫续瑞《汉唐之际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分三个部分，分别论述汉代、魏晋南北朝以及唐代帝王、士大夫家训，每一部分大体又从文献考查、内容研究、形式分析三个层面展开，在“汉代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的形式分析中，认为“汉代帝王家训文体形式简单。汉代士大夫家训文体形式较为丰富，以书信居多，与书信具有实用性、对象性、叙述性、传递性等特质密切相关。班昭《女诫》在形式上确立了后世女训的基本体例。诗歌体家训数量较少，现存可靠作品仅韦玄成的《戒子孙诗》一首，却在家训文体变迁历程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汉代家训训诫方式灵活多变，整体语言风格是句式散漫，语言平实朴素，文风质朴”。张静《先秦两汉家训研究》有关汉代部分重点论述的是两汉家训的帝王、修己、治学、为官、丧葬、女教等思想，以及此时期家训的文化学特征。至于两汉家训的文体风貌，则措意甚少，只是简单指出：“两汉时期，家训文体逐渐丰富，就帝王家训来说，敕与诏书是汉代帝王家训使用的主要的文体样式。如刘邦《手敕太子》、汉文帝《遗诏》等。在两汉的其他家训中，使用文体较为丰富。主要有语录、书信、诫体（如班昭《女诫》）、诗歌等。”张丽萍《先秦至南北朝家训研究》则主要分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的基本内容，以及各个阶段家训与学术思想、家族、家风之关系。阚海燕（2018）《中国传统家训文体流变研究》指出“家训有着丰富的文体表现形式，是书、训、诫、诗、箴等文体类型的集合”，论文按朝代顺序分为四个部分，在汉魏六朝时期，“着重对书、箴、诫三种文体的源流进行考察，并总结了这些家训文体的特点。其中，书体家训短小精炼，善用比喻；箴体家训形式刻板，用语古奥；诫体家训结构清晰，内容多样”。

徐可超（2003）《汉魏六朝诙谐文学研究》强调两汉诙谐文学以辞赋为主体，第一部分涉及汉代诙谐辞赋创作的性质、特点、发展状况以及文化背景，首先从汉武帝时期士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处境、思想意识和自我抉择这一角度，分析东方朔等文人从事宫廷诙谐辞赋创作的目的；其次分析王褒诙谐辞赋的艺术特色和成就，以及民间内容、风格的采用和融入对诙谐辞赋艺术水平的提高；再次从扬雄的经历和思想方面探讨他的诙谐辞赋的内容，特别是把诙谐辞赋从一种娱乐品转化成为士人自身思考和现实批判的载体这一贡献给予肯定；最后描述东汉时期诙谐辞赋的创作情况，分析该时期诙谐文学创作相对平静而后期又有所抬头的原因。

张影洁（2005）在《唐前徘谐文学研究》中有关两汉俳谐部分，分析以东方朔、王褒、扬雄为代表的西汉文人的俳谐行为，同时结合鸿都门学分析东汉谐赋的创作。徐善思（2007）《汉魏六朝俳谐文学概说》整体上不仅关注汉魏六朝俳谐文学作品的创作情况，而且力图系统全面阐述本时期俳谐文学创作理论、文学批评与接受；指出俳谐文呈现风格浅俗、用韵及多用夸张与拟人的文体特征；对于两汉时期的俳谐文学，具体分析其发展、传播及创作成就。安晋芳（2016）《汉魏六朝徘谐赋的“谐趣”研究》在追溯徘谐赋起源之基础上，分析其思想旨归，并重点探讨汉魏六朝徘谐赋的谐趣建构及审美异趣；同时从文体方面将此时期徘谐赋解析为寓言体、客难体与戏仿体三类。张梦珂（2018）在《文体学视域中的汉魏六朝俳谐文研究》中指出俳谐文兴起于汉代，在魏晋时期蓬勃发展，至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论文具体分析俳谐文与赋、一般实用文体、公文体之间的衍生关系，认为“俳谐文首先借助具有亲缘关系的赋体以获得生存发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衍生模式。之后在契约、招贴、药方等民间实用俗体上进行尝试，又向箴、论说、书信、‘文’等日常实用文体渗透。技巧成熟之后，开始转向九锡文、檄、移、弹事、表等公文体，利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反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文体俳谐文”。

这些研究虽然并没有局限于两汉时期，但是基于长时段的视野仍然有效地展示两汉相关文体的源流演变。另外，有些研究并不是直接讨论具体文体，比如吕红光（201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体观的生成与发展》，“试图描述从先秦没有文体观念到魏晋以来‘文章整体’观念的生成及其南北朝时期文体观念繁盛的演进历程”，这对于我们探究两汉文体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两汉文体的专门研究

在上述研究之外，人们也瞩目于两汉文体的专门研究，这方面也积累不少的成果。大体言之，这些成果可分为两个层面：综合研究与具体文体研究。所谓“综合研究”，是指在不局限于特定文体的情况下对两汉文体的生成、演变、形态、功能等方面进行多元化研究。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一书表面上讨论先秦两汉文体现象及文体观念，似乎并不限于汉代，但是，该书分析先秦文体时往往注重揭示它们对汉代文体生成的影响，因此，先秦这部分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具有导论的性质。该书分析《周易》本经对卦式结构、包举宇宙式的结构、经传合编的结构编排体例对战国秦汉散文著述体制的影响；《尚书》典体文对汉代封禅文本的影响，以及训体文对《史记》《汉书》书志的影响；《公羊传》与《春秋繁露》不同的文体，反映先秦与汉初两种不同的经学阐释方式；西汉诏策与帝王经学师受的关系；指出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的体例缘于先秦诸子及战国汉初的说经方式，而其“意在言先，以事言理的思想表达方式与《周易》一脉相承”；该书还讨论汉代碑文以及碑与铭诔的文体关联。吕逸新（2009）《汉代文体问题研究》“不仅研究汉代主要文体的演变、特征和分类问题，而且比较系统地研究汉代的文体批评理论，文体与经学等文化因素的关系，文体发展中的拟作现象，以及汉代文体发展对文学自觉意识的影响”。杜继业（2009）《汉代文体形态研究》就汉代文体形态的发展、基本特征以及汉代文体演进的文学史意义展开分析，指出“汉代文体形态比起先秦那种无序混乱的文体状况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各体文体形态的分类意识逐步清晰；文人在创作过程中有相对明朗的文体形态追求意识；各种文体形态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从各种附属形态中剥离，形成各自独立的体式和审美追求；史家在对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整理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分类意识”。郗文倩（2007）《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以汉代文体为中心》选取文体功能作为研究两汉文体的切入点，这主要是基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特殊性的考虑。在作者看来，“源于功用本是文体生成的最基本方式，也是类分文体的主要方式。中国古代礼制繁缛，不同的交际场合往往要求采取不同的言说行为，这就产生了文体之‘体’，由‘体’相应带来不同的文辞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体裁。因此，古代大多数文体都有具体的实用功能以及特殊的适用语境，这种特殊的生成背景决定了文体的体制、风格以及修辞的选择，而文体与其具体功能之间的关系变化也直接影响了该文体在后世的流变”。该论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从文体功能角度对中国古代文体发生发展当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进行思考”，具体考察文体功能对于古代文体发展的意义、文体与古代礼仪文化制度的特殊关系、先秦官制与早期文体的职业化撰作，以及汉代文体发展状况；下编是汉代文体的个案研究，重点分析先秦隐语与西汉散体赋的关系、秦汉颂体的礼仪性创作、汉代图画人物风尚与赞体的生成流变、《僮约》的徘偕效果及文体示范意义，以及告地书、买地券、镇墓文的生成。又如尚学锋《汉代经学与文体嬗变》一文“把经学看作一个由经典文本、经学取士制度、经学学术活动及学术观点构成的完整体系”，指出“经典文本包含多种文体因素，汉代作家更是有意识地学习经典进行创作，致使赋、颂、诔、碑、铭、箴等文体都与经典文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在经学阐释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体，诸如序、记、传、说、笺等，其中有些文体逐渐脱离了解经的形式而发展成独立的散文文体”，另外，“经学的学术辩论、经学之士的交游等活动也对某些文体的产生和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研究主要从两汉文体的整体出发，基于较宏观的视野，比较全面地阐释两汉文体的存在状况。

“具体文体研究”是指侧重于对两汉时期某一特定文体而展开的研究。《后汉书》载录两汉时期四十余种文体，近二十年来，碑文、家训、铭、俳谐、书信、序、箴、奏议、诏令这些文体颇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碑文研究方面，李新霞（2007）《汉末碑文研究》从文化和文学角度出发，“在展现碑文在汉末发展演变轨迹的同时，力求揭示文体的演变与社会制度、社会风气及文化观念间的有机联系，并透过碑文来观照汉末极盛的人物品评，以期对士人价值观念的变迁有一个整体把握”。何如月（2008）《汉碑文学研究》第二章专门分析汉代碑文体式的形成，指出“碑文是在东汉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一种特殊的载体中形成的一种文体形式。其内容主要是记叙墓主履历修为、咏颂功德业绩，勒于石上，表于墓旁，以供瞻仰祭祀。这种体式形成于东汉中叶，它是秦汉刻石文字与东汉前期铭颂在演进中互相交融的产物”。具体来说，汉碑文体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演进定型期，此时期有的“仅具简单记事功能，只记叙亡者姓名、历官、卒年等，文后无咏颂韵语，有序无铭，文字质木无文”，有的“碑文包括三部分，前有短序，述亡者卒葬及勒碑之缘起。中间为诔辞，以四言为主，篇幅长于序；最后有乱辞总括，颂扬德勋”，有的“文体基本定型，前序后铭，序长于铭”；二是成熟期，“有序有铭，序为主体，记述碑主世系、学行、历官、卒葬，而铭以四言韵语的形式对序进行总括，序长于铭，与前期不同”，在内容方面，“叙写哀情的成分渐渐增多，显示出诔文对于碑文的渗透和影响”，同时“语言风格更加华美，讲究藻采，语趋骈丽，由最早时期文学性较弱的应用文体走向文学性极强的美文的发展之路”；三是衰落期，由于“对朝政的清议开始转为清谈，道德学问让位于才性容止、精神气度，以述德为主要内容和目的的碑文也失去了其文化背景，因此风光不再”，但在写法上，基本沿袭桓灵之际碑文的传统写法。李德品（2008）《东汉碑铭文研究》旨在对碑铭文在东汉的萌芽、发展、演变并最终定型的过程，以及文学特征进行研究，同时对蔡邕的碑铭进行专题研究，指出“秦到西汉是墓碑的酝酿期，这个时期出现的秦代纪功刻石以及墓前石雕、坟坛，墓表、墓碣等墓地铭刻物是东汉墓碑产生的重要源头。进入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桓、灵之世，墓碑的发展达到成熟、鼎盛阶段。东汉盛行厚葬，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墓碑的发展成熟。至此，无论是形制，还是书体、文体、墓碑的发展都极尽完美，完成了由上古穿绳引棺的丰碑到‘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墓碑的演变”。杨笑菡（2014）《东汉碑刻文研究》将东汉碑刻文置于文化史的背景下，既考察刊石勒碑现象的产生，又考察其文本内容所传达出的信息，同时分析碑文体制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碑文的文体特色。此外，刘海宇（2011）《山东汉代碑刻研究》将“作为文物的山东汉代碑刻本身以及作为文献和书法的碑刻文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山东汉代碑刻进行详细的调查和清点，追踪汉代碑刻研究千年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分析和辨正前人在汉代碑刻研究中的问题，梳理山东汉代碑刻本身的发展过程、演变规律以及分布保存情况，总结山东汉代碑刻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研究汉代碑刻文字的字体及其书法艺术”。

在家训文体方面，安颖侠（2008）《汉代家训研究》从纵向角度将汉代家训分为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东汉前期、东汉中期、东汉中后期五个阶段，以寻求发展变化的轨迹；同时集中纵向论述礼俗观、功名观、妇女教育观，展现两汉不同历史时期训主思想观念的变迁。付元琼《汉代家训研究》从文体学、文化学、文学等角度出发，对汉代家训的名称、源流、文体特点与功能、文化意蕴、文学价值等问题进行探讨。在文体方面，作者多角度阐释（汉代）家训的特征，首先，作者不但肯定家训本身就是一种文体，还认为“家训包括很多亚类文体，就汉代而言，主要有家敕、家戒（诫）、家书、遗令、家训（狭义）、家教等等，……这几种家训文体除‘敕’外，都成为后世家训中比较常用的文体”。其次，在家训文体归类上，家训既包括无韵之文，又包括有韵之作，是一种“文”“笔”相兼的文体；不唯如此，“家训是以文为主，家训散文是为劝诫、训示家、族成员，为治家而作，应属应用文体”，又“根据多数家训表达形式有叙、有议而又以议为主归类，家训散文又属论说文体”，“同样根据家训散文有叙有论的表达形式来看，许多家训散文又属于杂文类”。再次，按照适用对象的不同，家训可以分为帝训、女训、一般家训，“帝训指帝王对皇属的教诫、训示，女训是以女性为训诫对象的家训，这类家训包括婚嫁女训（或称嫁前女训））和普通女训两种。婚嫁女训是家长就如何在夫家立身、如何为人妇等问题对即将出嫁的女子的教诫，普通女训则包括婚嫁女训以外的所有女训。一般家训指除帝训、女训的其他家训，此类家训根据家训主体的身份不同，又可分为士大夫家训和平民家训”；从内容来看，“家训可以分：①家规，是指将家（族）众所应遵守的诸如为人处世及护家保族之类的事项以规条的形式列出，它对家（族）众具有极强的强制性。②家仪，是指将家（族）众日常起居及冠、婚、丧、祭等礼节、仪式作为训诫事项，它对家（族）众一般也具有强制性。③家教，是指家庭（族）中一般性的教诫，它主要重视对家（族）众的劝谕而基本没有强制性”；就生成方式来看，家训则可分为口头家训和书面家训（付元琼2008）。郝嘉乐（2015）《东汉家训研究》重在分析东汉时期家训的类型、内容、文学价值及影响，在家训类型方面，“东汉时期的家训以儒家典范为依据，对后代的修身处事等方面进行训诫和指导。除了对后辈的教导外，交代身后之事也是本时期家训的重要内容，此类遗训主要以要求简葬为主。东汉家训较之前代而言最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专门教导女性后辈的女诫，训主对于族中的女性后辈往往是希冀她们履行一系列道德规范去相夫教子，以成为当世所宣传的贤妻良母的典型”。该文对家训文体略有涉及，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家训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一家或一族之中用来劝诫、训示、修身、治家的口头语言或书面文字”，并简要介绍东汉家训所涉及的“家书、诫、敕、遗令、遗诏”等几种异称。

在铭文研究方面，余凤（2008）《汉代“铭”体文学研究》指出汉代之铭的文学样式主要有诗体、骚体、序体和赋体四种形态，并“侧重探讨铭体在汉代的发展，从铭体的不同类型分别考察其文化内涵及汉代士人人格与情趣，以及从文学的视角分析汉代铭体不同的体制与风格”。张甲子（2010）《汉代铭文研究》“从铭文的文体意识、铭文的文体分类、汉代铭文文体形式的变化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对其形成背景及其体式特点进行清理”，依据铭刻载体的不同，将铭文分为山川铭、器物铭、居室铭、杂铭四类，指出作为“诗之变体”，铭文“以四言为正，又与杂谣、杂谚等互有影响，与汉代诗歌的文体演变关系紧密。两汉铭文文体独立性不强，与箴文、颂文的同体异用，后又衍生出碑铭、墓志铭等文体”。高英（2011）《汉代铭文研究》从铭文文体入手，就汉代铭文发展特点做深入探究，指出“汉代铭文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不仅载体形式增多，文字内容扩大，篇幅加长，功能也得到有效的扩展。……铭文文体在汉代得到较为显著的发展，其所包含的很多方面在汉代发轫并初步确立，如碑志铭文、座右铭等。铭文的发展也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文体的形成与发展，如汉铜镜铭文对诗歌的影响等”。赵娜（2014）《汉代文人器物铭文研究》从内容上将汉代文人器物铭文分为叙事颂德、警戒诫勉、题咏赞物、祈福祝愿四类，指出“汉代的铭文不仅与颂、赞、箴、碑等文体异体同用，还与诗、赋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铭文四言体式深受《诗经》四言诗歌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汉器物小赋的创作手法对器物铭文产生一定的影响。邓林（2017）《汉代铭文镜研究》“把铭文镜背面的纹饰与铭文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在还原当时历史情境下，从铭文与纹饰分别解读的基础上切入，考察汉代铭文镜所体现的汉代人的审美、宗教、社会思想以及艺术理念”。

关于俳谐，熊伟业（2007）《汉代俳谐文述论》认为俳谐文以“俳谐”取义，体裁不一，两汉时期几乎所有文章体裁都可以用来作俳谐文，如“赋”有《神乌赋》《逐贫赋》《髑髅赋》《短人赋》《诮青衣赋》，“杂文”有《答票骑难》《僮约》，“辞”有《责须髯奴辞》，“书”有《应诏上书》，“论”有《博徒论》，“箴”有《酒箴》等；并且指出“西汉以及东汉的大部分时期中，俳谐文的目的主要的还在于滑稽、谐谑，或者自以排遣、或者诙谐娱乐，与现实具体问题联系并不紧密，俳谐文设计的领域还有限，其锋芒毕露的时期还要等到汉末孔融的俳谐文创作的出现。……在讽刺时政的俳谐文发展过程中，孔融之作具有首创的意义，并由此奠定了俳谐文戏谑、嘲讽、辛辣、幽默、诙谐的创作风格”。陈纯（2017）《两汉谐辞研究》对两汉时期谐辞的体式、特征、创作手法的承继和影响等问题进行论述，认为“两汉时期是谐辞发展的关键时期。其谐辞作品的数量较先秦大量增加，体式上逐渐定型，其中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逐贫赋》、班固的《答宾戏》成为了后人创作谐辞的体式典范。在表现手法上也逐渐成熟，并对后世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书信，刘德纯（2010）《两汉尺牍文研究》指出先秦时期公文尺牍和私人尺牍常常交织在一起，两汉时期尺牍文完全脱离公牍文的性质而成为个人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作者将尺牍文与疏、启、笺等文体进行比较，考察尺牍文的文体功能；同时结合汉代的政治文化背景，着重研究尺牍作品抒情、叙事、说理特征及文风变迁。李明丽（2011）《汉代“私书”研究》认为“汉代私书确立了私书在书类文中的独立地位，改变了先秦时期私书与公文书混为一谈的状态”，汉代私书主要包括书、记、笺三种文体，在内容分类与写作形式上为后世私书树立了大致的方向。张榕（2016）《东汉书信与士人生态研究》将东汉书信与士人生态研究紧密结合，从政治、文化、人的觉醒及物质、制度等方面考察东汉书信文学的兴起，关注士人日常生活，结合东汉书信的内容探究士人的生活态度、生活哲学及生活意趣，探讨东汉的人物品鉴之风，分析东汉士人评价人物的特点。梅思玲（2017）《两汉书信体散文与士人形态》首先厘清书信体散文的概念，指出“狭义的书信体散文把皇帝的敕书（即皇帝慰问、通知、告诫、约束臣子行为的书）、诏书（即用于皇帝对臣下训示和答复臣下所上奏书）、玺书（即功用等同于诏书的书）、赐书等性质的书信，以及臣子的奏书等政治目的十分突出的书信，也就是政治性公文排除在外，主要包括篇幅较长的书信，特别是指亲朋之间相互往来的书信和臣子对君主剖白内心的书信，也包括短小精悍的尺牍（短简），但不包括人臣向君主建言献策并通篇发表对某事的见解的书信”；进而重点分析两汉书信体散文发展，以及士人心态与书信体创作之间的关系。

关于序文，孙丽萍（2010）《汉代自序文研究》认为“自序文是作者自述自己的身世及成长经历，总结自己所创作文章或书籍的大体内容，阐明自己创作的因由缘起，抒发个人思想情感的文章”，书籍自序滥觞于《庄子》，自序家世最早源于《离骚》，《吕氏春秋·序意》是最早以序字名篇的自序文，汉代出现《太史公自序》这样自述身世经历的书籍自序文，此外还产生附在论、诔、铭、颂、表等文体之前的自序文。汉代自序文经历由叙事向抒情的演变，西汉辞赋的序文，大多围绕赋文做故事性的陈述，东汉时期赋家作序开始有意识将自己的行为、思想记录在序文中，抒发自己所观所感，着意表现自己的情绪。贾睿茹（2011）《两汉散文序跋研究》重在对两汉散文序跋外在形态、思想内涵、文学理论内涵及文献价值进行梳理，具体描述两汉散文序跋的文体种类及特征：文集序、文后序（跋）、自序、序与其他文体不分、序的称谓由散乱逐渐走向固定、出现较为完备的序文体例、出现总序和分序相结合的序文方式。李燕华（2013）《汉代序体文研究》认为序体文在汉代处于生发期，形态各异，呈现复杂面貌。《毛诗》序开创大小序结合的作序形式，《尚书》序和《楚辞章句》序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并创新，这种写作模式还被应用到专书序中；两汉史书序主要出现在《史记》和《汉书》中，按照所序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表序、类传序、志序三类；专书序可以分为解经传之序、书籍自序、刘向校书序三类，其中解经传之序属于他序性质，书籍自序多出于作者之手，刘向校书序是校勘、整理文献典籍的产物，内容上加入校勘过程的记录，有别于其他序体文；单篇文章之序包括赋序、诗序、文序等。王月（2016）《汉代书序研究》侧重探究汉代书序的名称源流、发展状况、内容特点与体例形式，指出书序源于《周易·序卦传》《诗大序》。书序是对书籍本身的介绍，包括成书背景、创作过程、内容主旨、编排体例等方面。汉代书序存在大小序结合和书序兼传的写作形式，《太史公自序》增加对作者家世生平的介绍，丰富书序的内容，影响自传文的写作。

关于箴文，曹丹（2009）《汉代箴文研究》一文辨析箴文与铭文、诫文的异同，揭示箴的文体特征及官箴与私箴的分类，梳理汉代箴文发展的基本脉络及现实功用；在整体研究汉代箴文文学特征之基础上，重点分析扬雄箴文的创作情况。卜晓伟（2012）《汉代箴文研究》揭示汉代箴文文体观念及文体体制的形成过程，指出“先秦不同含义之‘箴’字的出现，至两汉箴文丰富的创作实践，再到魏晋时期箴文文体理论的完备，箴文的文体观念经历了萌芽、发展与形成三个阶段，而汉代箴文文体体制的形成则受到了《诗经》《尚书》以及汉代其他文体的影响”；西汉箴文以扬雄为代表，其创作虽然存在模拟《虞箴》的迹象，但整体变革多于因循，体现扬雄的创新意识；东汉箴文创作人数较多，“崔氏四人的箴文创作在内含个性的基础上基本延续了扬雄箴文的创作体制，而其他作者的箴文则呈现相对零散的状态，包含了许多新变的元素，这种新变主要体现为三类特殊箴文的出现，即针对贵族女性的箴文、用于私人之间的箴文以及狭义的咏物箴”。侯妍（2015）《汉代箴铭文研究》阐述箴文和铭文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以及汉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对两类文体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两类文体在写作方法上的异同。

比较起来，人们对奏议、诏令文体更为关注，就这方面的成果而言，有的侧重汉初奏议研究，如王长友（2007）《汉初政论文研究》分析汉初政论文生成的时代背景，着重探究汉初政论文的现实特质，指出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汉初政论文作者，“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局势，写出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政论文，或分析和解决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或加强礼制建设和总结秦王朝短期灭亡的原因，借古喻今”；同时从文体兼备、谋篇布局、语言特色和风格存异四个方面透析汉初政论文的文学性。谢伟伟（2013）《西汉初年奏议文研究》分析汉初奏议章、表、奏、议、疏等五种类型的特点、功能和写作要求；分析汉初奏议的主题趋向，指出刘邦到吕后时期主要集中于稳定新生政权，包括总结秦亡教训、封赏功臣、对待六国后代和铲除异姓王，而文景时期主要着眼于经济发展、削藩和防范匈奴；同时还具体分析汉初奏议的社会功用、民族精神、文学及美学意蕴。有的侧重西汉中晚期奏议研究，如袁青梅（2015）《西汉社会转型与元—平时期奏议文演进研究》认为西汉元—平时期处在一个皇权旁落、经济疲敝、经学昌盛、阴阳灾异思想兴起的时期，这一社会背景深刻影响本时期奏议的产生与变化。作者指出，此时期奏议作者的构成比较复杂，有宗室、宦官、外戚、儒臣等，他们的奏议反映了元—平时期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建设等状况，其中以批判时弊为主。作者还考察此时期奏议对朝政弊病的批判和用人问题的反思主题、宗庙祭祀制度变革之议以及元—平社会秩序与阴阳灾异奏议主题的形成和表现。张福安（2009）《西汉诏书研究》则辨析诏书文体的涵义、名称，考察诏书的流变，认为上古歌谣中一些带有咒语性质的歌谣是诏书的远祖，《尚书》是诏书的直接源头，而《诗经》则对诏书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考察西汉诏书的草拟、颁布的变更，指出其核心是专制的加强；认为西汉历朝帝王的诏书显示出逐渐儒化、经学化的特色，体现了形象性、抒情性，展现了理性美、典雅美、雄健美的特质，具有实用理性、天人合一、民本思想三个方面的文化意蕴。有的侧重研究东汉奏议、诏令，如刘胥萍（2016）《东汉诏书研究》集中讨论东汉诏书的分期、诏书与东汉社会、东汉诏书的思想及文体特征。尚晓静（2017）《东汉中后期奏议文研究》将东汉中后期奏议划分为和顺时期、桓灵时期、献帝时期三阶段，指出和顺时期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社会形势恶化，此时奏议主要有时政类、民族问题类、文化建设类、辞谢君恩类及女性奏议五大类型；桓灵时期东汉政权全线崩溃，宦官当政，其奏议主要有奏劾宦官类、时政类、荐举与陈情类奏议三种类型；献帝时期汉室已丧失国家领导权，成为军阀遥控的傀儡，依据奏议作者的差异可划分军阀首领、汉室旧臣、割据势力内部僚属三大群体。作者还探讨东汉中后期奏议的文学特色及成因，指出和顺时期温雅清健，桓灵时期激切峻直，献帝时期尚实清峻。韩雅东（2017）《东汉后期奏议研究》描述和梳理东汉后期奏议所涉及的章、奏、表、议、对策、上书、上疏、封事、飞章等文体，分析东汉后期奏议的内容特征、话语方式及语言特色。有的则考察两汉奏议、诏令的整体演变，如王启才《汉代奏议的文化意蕴与美学阐释》分析汉代奏议的名称、源流、文体特点与功能、流传与编纂、文化意蕴、文学价值与美学特点。关于（汉代）奏议的文体特点与功能，作者指出，奏议是古代社会臣民上奏帝王文书的总称，“在不同朝代，其名称不一，形式有所变化，但其功能和实质并没发生太大的变化。纵观中国历史，奏议的名称很多，如谏、进谏、谏言、谏诤，或奏言、上奏、奏说、奏对、奏谏、奏陈、奏疏、奏章、奏策、奏条、奏启、奏劾、奏本、奏状、奏折，或表、上表、让表、谢表、劝进表，或事书、上书、上陈、上疏，或弹章、驳议、便宜、封事、封驳、状、参，或议、疏、条陈、札子、手片、露布、对策、万言书、笺，等等”；在文体属性方面，“奏议本身就是一类文体的总称，在古代总集、选集或文体分类书中，它或被列为上书类目，或被列为奏疏或奏议类目，或和诏令等列为告语门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分别属于‘笔’、书牍文、上行公文、经世文、应用文、政论散文、杂文等文体类别”；奏议可用于“请示、汇告、陈情、表意、议事、建言、对策、申诉、乞恩、谢恩、谏诤（劝勉、警戒）、游说、驳斥、弹劾（诬陷）、认罪、告假”，具有参谋、讽谏、资政、信息传播等功能。盖晓霞（2008）《汉代奏议类文体研究》概述奏议文体的含义、源流、功能、特点，分别介绍汉代奏议类文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运作、思想内容、基本文体形态、个性特征以及历史价值。在基本文体形态部分，着重分析章、表、奏、议、封事、变事、对策和射策，以及汉代奏议的基本结构。黄辉《两汉诏令比较研究》将两汉诏令的内容分为劝课农桑、宽刑薄赋、宽恤赦免、封赏、废立任免、祭祀、礼仪制度、循行天下、求贤纳言、祥瑞灾异、对外关系、其他等12类，总结两汉诏令的文学特点，比较不同时代诏令风格的差异，挖掘背后的文化意蕴。魏昕（2015）《汉代诏令研究》探讨汉代诏令的生成过程、类别、体式、使用情况、发展演变及其在政治文化中的现实功效。作者认为诏令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确立的，秦始皇对诏令类文体的生成，从制度的确立到体制的示范，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汉代诏令正是在此基础上达到形制完备、意辞兼美，成为历代诏令的典范。汉代诏令存在策书、制书、诏书、敕书、谕、玺书、铁券文等形态，由于颁诏者身份的多重性而致使诏令功能的多元化，比如以天子名义颁布的诏令折射出两种用意：“其一，天子颁诏的对象为天地神灵。其旨在向上天、神灵表明自身德行遵从、符合身为天子的标准，从而在道统上具备了治理天下的合理性”；“其二，以天子名义颁布的诏令，还旨在向天下昭示，其政权受命于天，在政统上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性”。汉代诏令具有气象宏阔、辞尚典雅、情理相参的特征。论文还对汉代策书、制书、诏书、戒敕以及诏令与政治文化分别做了具体分析。张润中（2015）《汉代诏令之文学研究》分析诏令的源流、命名、分类，指出汉代诏令经历从言辞到文辞，到最终确立诏令文体典范的过程；同时还分析汉代诏令的思想、创作与接受问题。刘庆帅（2016）《汉代上封事研究》分析上封事制的形成、运作程序、保密措施以及封事的分类、产生的意义与演变。汉代封事分检举性、建议性、乞情性和预言性封事，检举性封事是朝臣专门以检举弊端、揭发劣迹和纠弹不法为内容的封事；建议性封事是朝臣对某事、某人或某问题，自动或遵旨发表意见，或提出相关建议的封事；建议性封事分两种，一是就某事给出意见，一是就某职举荐人才；乞情性封事是朝臣对于皇帝有所请求的封事；预言性封事主要是朝臣向皇帝报告占卜吉凶祸福结果的封事。汉代上封事制为后世密奏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随着封建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密奏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至清代则完全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上书皇帝的主流文书。有的则从相关制度入手，考察汉代奏议的生成，如张若曦（2004）《汉代选官制度与试策文》从汉代选官制度察举与征辟入手，探究试策的时间、地点与试策文的产生、分类。汉代以策取士始于汉文帝，随着察举渐成制度，策问与对策也逐渐成为定制。试策的时间一般是在察举之后，授官之前，地点多在白虎殿、石渠阁以及宣室。试策分为对策和射策。汉代对策文的重要特点是“极言直谏”，这是因为“一是两汉诸帝求贤纳言的真诚态度，给应试者创造了能真正直言极谏的客观环境；二是后代科举制较之汉代察举制而言，功利性日益增强，致使试策文的应试功能凸现而文学性降低”。曲鑫明（2013）《汉代策对制度与对策文研究》重点考察汉代策对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指出策对制度的产生和演变与汉代君主的天人观念有极大的关系。由于汉代君主对自己出身以及皇权的合理性缺乏自信，他们急于寻求人才，以辅助统治。董仲舒用天人感应思想诠释天人之间的关系，认为灾异的出现是上天对君主的遣告，因而灾异成为汉代君主最畏惧、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武帝之后，在策问内容上，皇帝多策问灾异；在对策文中，被举者多将灾异引向君主的政治失误。王媛媛（2017）《西汉谏议制度研究》重点分析西汉谏官的设置，谏议渠道、方式及内容；同时还分析影响西汉谏议的文化因素，探讨西汉谏议制度的生成机制和活动法则。还有的从写作学的角度出发，考察汉代奏议的写作风格、写作内容及写作技巧，如陈静如（2014）《汉代奏议写作研究》。

二 两汉语类文献含义与研究现状

上面简要描叙人们有关两汉文体的认知及相关研究，其中似乎并没有涉及“语”这种文体，那么，两汉时期是否存在这种文体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两汉时期确实存在“语”这种文体，那么“语”是怎样一种文体，它具备哪些特征，两汉时期语类文献的存在状况如何，人们又对它进行哪些探究，下面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语类文献的含义及文体特征

尽管历来有关文体方面的文献几乎没有讨论“语”这种文体，但这绝非意味着这种文体就不存在。《国语》《论语》《新语》《世说新语》是人们所熟知的，它们均以“语”命名。除这些熟悉的文献之外，其实“语”在早期社会并不陌生，李零指出：“过去我们的印象，古代史书，‘春秋’最重要，但从出土发现看，‘语’的重要性更大。”《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这类发现，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都是孤例，直到90年代，等到上博楚简发现，我们才突然意识到，这是古代史书中数量最大也最活跃的一种”。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是“语”呢？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在此问题上似乎还存在不小的争议。比如有的学者认为“语体”是指一种表现辩论交谈内容的文学体裁；有的认为“语”是一种古老的教材和文类，是古人知识、经验的结晶和为人处事的准则，是当时一般知识和共同的思想、话语资源；有的学者指出“语”是先秦时代一种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还有的学者把“语”作为文学和史学体裁，它主要指故老传闻、前代掌故，含传说、故事之意。我们认为“语”是指载录具有一定教益或指导意义的人物言论的一种文体。首先，从字义角度来看，《说文》云：“语，论也。”段玉裁《注》说：“此即毛郑说也。语者，御也。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如郑说，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从辩论义可以看出“语”字含有“对话”这层意义，“对话”也就意味着“语”之行为的发生其实暗示言说双方的“在场”特质，因此，就“语”字义而言，其指向对象非常明确。当然，“语”所呈现的字义尽管为“语”成为一种文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作为字词的“语”与作为文体的“语”之间毕竟还有着不小的差异。其实“语”由一个普通语词变为一种文体专称经历一个过程，记言文献最初可称为言、话、说等，后来“语”逐渐成为记言文献的专称，如《国语》《论语》等。这种差异的消除关键在于作为字词的“语”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被赋予“教戒”的意义，也就是说，“语”不仅仅只是言说双方之间的“对话”，还存在言说双方中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训戒”。《国语·鲁语下》记载季康子向公父文伯之母求教时使用“主亦有以语肥”这样的表述，韦昭将其解释为“教戒之也”。这样，“语”不仅具有“对话”的意义，同时也被赋予“教戒”的意义，于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语”也就出现了。刘向以为《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韦昭把“语”解释为“治国之善语”，他们的解释很清楚地揭示作为一种文体的“语”其特征是一种具有伦理道德规范的人物言论，亦即所谓的“善言”或“善语”。在这一意义上，凡是载录“善言”或“善语”的均可纳入语类文献的范畴。

需要说明的是，“语”之产生缘于训诫，是一种极具教化色彩的文体。也就是说，语类文献的制作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即对某一特定人物（群）提供教益。因此，尽管一些作品看起来似乎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其制作的本意不是为特定人群提供训诫，那么，此类作品严格意义上不能归入语类文献范畴。由于此种原因，站在原初的立场上，语类文献中人物的言论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言说主体（人物）还是言说对象（言论）都不是虚构的。倘若二者存在虚构，那么，尽管表面上似乎具备“善言”的特征，也难以被视为语类文献。比如先秦诸子文献大都属于语类文献，可是像《庄子》，尽管很多文本看起来是人物对话，然而《庄子》中很多人物是虚构的，如啮缺、王倪、瞿鹊子、长梧子等；有时人物是真实的，如孔子、子贡等，但他们的对话很多出于庄子或后学的杜撰，因此，《庄子》中的寓言文本是不能纳入语类文献范畴的。同样的原因，像汉赋这样的作品也难以视为语类文献。

（二）两汉语类文献的存在状况

作为一种记言文献，“语”的根本特征表现为人物的“善言”或“善语”。然而，随着记言文献在早期社会的发展，“语”作为一种文体其存在形态也不断演变，并逐渐改变其单一记言的形式，衍生出系列次生态样式，从而形成一种复杂的“文类”。这种复杂性，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先秦语类文献就蕴含格言、对话体、事语体等体式。格言、对话体比较容易理解，它们主要表现为人物的言论，《论语》就存在很多的格言、对话体。比较麻烦的是事语体，首先，关于什么是“事语”体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我们知道，《战国策》就使用“事语”一类资料，然而，对于《战国策》中的“事语”，人们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事语》为“记言之书”，有的以为《事语》可能按事类编次，可是仍以记言为主；有的推测《事语》“是按事实分类编排的”，有的主张《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游士的策谋言辞表现了当时的军政大事，这番言辞记录下来便是《事语》。其实，“事语”的根本特征在于“既叙事，也记言”，表现为“事”与“言”的融合。不过，“事”与“言”之间的融合方式是多元的，具体而言，存在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这些形态。无论是言显事隐还是言事并重，“言”的因素占据重要位置，既然如此，将它们纳入语类文献范畴自然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言隐事显这种方式，“言”明显退居次要地位，能否仍然将其视为语类文献呢？其实在《国语》《论语》这样的经典语类文献中，不仅存在言显事隐、言事并重的情形，也出现言隐事显这样的文本，可见，言隐事显也属于语类文献范畴。“事语”体的发生，刘知几认为是先秦史官言事相兼传史方式的结果，他在《史通·载言》篇中指出：“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在刘知几看来，《尚书》属于记言文献，而《春秋》属于记事文献。《尚书》载录的主要是人物言论，而对于单纯的历史事件并不感兴趣；同样，《春秋》记载历史事件，而对于人物言论不予载录。很清楚，《尚书》《春秋》属于先秦史官言事分立传史方式的结果。《左传》彻底改变了这种做法，而是采取言事相兼的传史方式，将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融合起来，于是出现“事语”这种新的语类文献形态。《尚书》《国语》《战国策》《论语》等有比较丰富的“事语”文献，这是很清楚的。不过，按照刘知几的说法，《左传》也属于“事语”文献。刘知几的这个说法一般不太容易被人接受，这是因为《左传》不同于《尚书》《国语》《战国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是编年体，而这一体式从根本上制约《左传》的叙事。谢谔曾经抱怨说：“谔幼年于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叶或数叶，或展一二卷或数卷，唯求指南于张本。至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往往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领。”并进一步分析说：“盖《春秋》之法，年为主而事系之；使君之法，事为主而年系之。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以年系事而事为之全。”在编年体制下，事件必须接受时间的约束，数年发生的事不太可能聚合在一起叙述，于是出现“事为之碎”的局面。尽管如此，《左传》叙事还是相对完整的，特别是“事语”文献，比如“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祭仲、公子吕、颍考叔之间的对话就很完整。因此，尽管《左传》的编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解释《春秋》的需要，属于解经文献，但这并不妨碍它也属于语类文献。总体上来说，先秦语类文献涵括“国语”文献与“家语”文献，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史传文献与诸子文献基本上可纳入语类文献范畴。

两汉语类文献的基本特征仍然表现为记言，但与先秦语类文献一样，其形态也并不单一，而是蕴含若干次生态体式，同样呈现为复杂的文类。不过，两汉语类文献难以简单移用“国语”文献与“家语”文献来指称，一方面，并不是两汉时期所有的诸子文献都可纳入语类文献范畴；一方面，汉代经学文献中出现语类文献，这就是说，两汉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较先秦语类文献有所改变。先秦“国语”文献大抵依赖史官记言传统，而“家语”文献中的大夫“家语”也延续这一传统，不过，诸子不太可能像大夫一样拥有史官，诸子“家语”承继大夫“家语”而出现则主要依赖于春秋时期的私学风气，在此风气下，弟子或门徒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史官的角色而负责载录其师富有教益的言论。正是私学风气的出现与盛行，从而促进大夫“家语”向诸子“家语”的生成。可见，先秦诸子文献的生成大抵有着私学的背景。对于两汉诸子文献而言，这种私学背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剥离语类文献传统。另一方面，先秦诸子文献的生成大抵有一个记言、编纂的过程，而两汉诸子文献则出于撰言。记言方式必然蕴含着重言风尚，即重视对人物言论的载录，这也就意味着言说主体与接受者是特定的，并且双方存在训诫关系。撰言的主体自然也是特定的，但言论的接受者未必明确，因此，撰言主体的著述行为未必都出于训诫动机。这样，两汉诸子文献如《淮南子》《论衡》等就难以视为语类文献。经学文献尽管有时也利用语类文献，由于其本身出于解经的目的，似乎很难成为语类文献，但也存在特例，比如汉代经学文献中的《韩诗外传》就是如此。《韩诗外传》虽然也出于解经的目的，不过其编撰方式则来自乐语传统。乐语是一种教学形式，其中有一种“导”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的特征在于运用语类文献来阐释《诗经》。《韩诗外传》承继这种传统，选用大量的语类文献来阐释《诗经》，因此，它属于语类文献。纪传体是两汉时期出现的史体，其开创者《史记》包含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其继起者《汉书》则蕴含纪、传、志、表四体，无论是五体还是四体，除表之外，其他诸体大都包容语类文献，这在本纪、世家、列传中尤为明显，即使作为制度文献的书或志也不同程度上存在语类文献。因此，就两汉时期而言，基于“善言”的考察，史传文献、诸子文献以及经学文献中均存在语类文献。

（三）两汉语类文献研究现状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语”是一种主要以记载“善言”为特征的记言文献，它最初源于先秦史官的载言职能。20世纪出土文献中存在一批数量可观的语类文献，倘若再结合传世文献，语类文献可以说是先秦两汉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种文类。相对于“语”这一古老文类而言，自觉从文体角度加以认识与研究，显然是比较晚起的事情。长期以来对于“语”多从普通语词的角度加以阐释，如《毛传》《周礼》郑注、《说文》段注等；而韦昭《国语解》、何晏《论语集解叙》将“语”明确释为“善言”，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语”的文体特征，可是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将“语”自觉视为一种文类是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这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语”体特征的讨论，如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指出“事语”表现为“既叙事，又记言”；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认为“语”是先秦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主张“语”可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类；王青《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认为“语”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直到《国语》成书后才完备起来，“国策”“事语”是“语”发展的一个分支，而格言警句以及谚语、俗语一般是从“语”中提炼出来的。二是整体研究，如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背景与资源》等，它们涉及先秦语类文献的范围、生成及文体意义。整体上来看，有关先秦语类文献的研究已经粗具规模，并形成多元动态的研究格局，同时也出现一批可观的成果。这无疑为两汉语类文献研究提供有益的学术资源与视角。

两汉是继先秦之后语类文献生成的又一次高潮，可比起当前先秦语类文献的研究来说，有关两汉语类文献的系统研究则很少，似乎尚未出现整体讨论两汉语类文献的论著。当然，这绝不是说学界没有考察两汉语类文献。就目前来看，人们虽然对两汉语类文献业已进行较多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并不是自觉地从语类文献及文体的角度进行的，并且大都只是限于某一（些）作家、作品或文体的分析。就笔者浅见，有关两汉语类文献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重点讨论编撰、版本等，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徐建委《〈说苑〉研究》等；

第二，主要从作家的角度讨论作品的形成，如王兴国《贾谊评传》、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徐兴无《刘向评传》、王青《扬雄评传》、陈其泰、赵永春《班固评传》等；

第三，讨论作品的思想，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郭君铭《扬雄〈法言〉思想研究》等；

第四，分析作品的叙事与文学风格，如王启敏《刘向〈新序〉、〈说苑〉研究》等；

第五，对两汉语类文献的若干次生文体的研究，如家训、铭、箴、奏议、诏令等。

这些研究涉及两汉语类著作的编撰、版本、思想、文学及文体等内容，这对于理解两汉语类文献来说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可是目前的研究主要以个别著作或文体为主，从文类的角度对两汉语类文献的生成及其文体形态进行综合的、系统的考察还非常少见，整体上可以说有关两汉语类文献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