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館唱和詩 十卷
《四庫總目》著録鮑士恭家藏本，《提要》曰：
《同文館唱和詩》十卷。宋鄧忠臣等撰。同文館本以待高麗使人，時忠臣等同考校，即其地爲試院，因録同舍唱和之作，彙爲一編。按《宋史·藝文志》有蘇易簡《禁林宴會集》、歐陽脩《禮部唱和詩集》，此書獨不著録。《宋志》最爲舛漏，蓋偶遺之。
《增訂四庫簡目標注》謂“《四庫》著録係鈔本”。按：是集所收唱和詩，作者有張耒、蔡肇、鄧忠臣、晁補之、余幹、孔武仲、柳子文、李公麟、耿南仲等十餘人，乃後人從傳世之張耒集中鈔出别行，宋代似無單行本。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四考證所謂“同文館”，其地在開封延秋坊，所試乃吏部文武選人，而時間當在元祐二年（一〇八七）。余氏又曰：
此書《宋史·藝文志》固不著於録，然吾嘗考之尤袤、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諸家書目，及《通志·藝文略》《通考·經籍考》，亦皆無其書。且不聞有元、明刻本，直至厲鶚作《宋詩紀事》，始選其詩，《四庫》據鮑士恭家藏本，始著於録。何以沈霾數百年，不爲一人所見，一旦忽流傳於世，豈壞壁發冢之所得歟？考張耒《柯山集》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凡四卷，《右史集》卷三十七至四十一凡五卷，並題《同文唱和詩》，（《郘亭書目》卷十六已云，張文潜《柯山集》全載之。）所收之詩兩集相同，惟先後次序迥異。由是推之，此書之有單行本，必是雍、乾間好事之徒從《張右史集》内鈔出，而分一卷爲兩卷，貌爲舊本以紿藏書家耳。《提要》不加深考，以爲宋時果有此書，遂以舛漏譏《宋志》，豈其然乎？
余氏所言《同文館唱和詩》除載於張耒集外，别無傳本，其説是。當然，諸人唱和後必有彙集衆作之本，方能編入張集，但那只是私人手稿本，與傳世之本性質不同。余氏稱同文館所試乃吏部文武選人，則大誤。同事吕肖奂教授《元祐更化初<同文館唱和詩>考論》（載《四川大學學報》二〇一三年第三期）一文，對此作了仔細考察。吕肖奂指出，余氏認定此次爲吏部試之主要依據，是晁補之《鷄肋集》卷一五《試院次韻呈兵部葉員外端禮並呈祠部陳員外元輿太學博士黄冕仲》“文武中銓集，丹鉛百卷堆。豚魚聊可辨，皮弁不應恢”之自注：“左選試經義，右選試兵策。”但該詩並未收入《唱和詩》中，不能證明此次同文館爲銓試。然後，作者從《唱和詩》中鄧忠臣“被詔秋闈閲俊英”、“秋闈深鎖覺愁多”，張耒“秋闈何幸相握手”，柳子文“秋闈得暫依”、“萬户争看榜，三年此一開”等句，認爲“秋闈”專指解試，而“萬户争看榜，三年此一開”定非銓試，故此次同文館考試乃開封府發解試，而非所謂吏部選試。作者認爲，發解試都集中在州府治地舉行，“但在宋代，州府却長期没有專用的考試場所，多是臨時借學宫或佛寺爲之。州郡貢院（又稱試院），到北宋末方才建立。既然是借用，國子監或開封府的發解試，當然也可以借用學宫或佛寺以外的同文館”。其説理據充足，此次同文館試實爲開封府發解試，而非吏部銓試，當可定讞。
按：張耒（一〇五四—一一一四），字文潜，楚州淮陰（今江蘇淮陰）人。熙寧六年（一〇七三）登進士第。工詩文，爲“蘇門四學士”之一。紹聖時曾坐元祐黨籍。他辭世後文稿四散，時人、後人輯爲多本，而以張表臣所編《張右史集》七十卷、井度編《譙郡先生集》一百卷（包括《柯山集》十卷）爲全。傳世之五十卷本《柯山集》（四庫本系統，非宋代流傳之十卷本《柯山集》），所收唱和詩四卷，首唱者爲張耒。當日將唱和詩附張耒集而行，蓋以張爲首唱之故。然四庫本《同文館唱和詩》卷一第一首乃鄧忠臣詩，與四庫本《柯山集》編次異，故《四庫全書》題“鄧忠臣等撰”。鄧忠臣，字慎思，長沙（今屬湖南）人，熙寧三年（一〇七〇）進士。與張耒相似，紹聖時他也曾坐元祐黨籍。唱和詩集是否鄧氏所編，已不可考，但張耒編的可能性很小：他連自己的詩文稿也須他人收拾，何獨編有此集？故本書著録爲佚名編，或較穩妥。《同文館唱和詩》雖入張耒集而行，其最初當别爲一帙，故體例與單行總集同，後人鈔出即可别行。《張耒集》今以中華書局校點本爲善，其版本源流，詳參拙著《宋人别集叙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