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乐府民歌

第一节 乐府和乐府诗

在文人诗坛继续写作四言诗与骚体诗的同时，在民间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以杂言和五言为主要形式的乐府民歌。这些乐府民歌，内容上继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写实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广泛地反映了劳动群众的生活与情绪。形式上突破四言体与骚体，形成了在我国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杂言诗与五言诗。在表现手法上，叙事成分增加，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叙事诗。它使我国诗歌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些民歌由当时的乐府机关收集，故名乐府民歌，在我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乐府原是西汉一个官署的名称。秦及汉初，曾于太常所辖属官中设太乐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一职，以掌管宗庙音乐。专职演奏之乐工均隶属于太乐，其所奏之歌舞“大抵皆因秦旧事”。但由于汉高祖好楚声，故也大量吸收楚歌，时有创编。至汉武帝时，为“定郊祀之礼”，才在太乐之外，“乃立乐府”，专管宗庙之外的音乐歌舞，供祭祀天地诸神和“巡狩福应”之需，官属少府。规定其职能除为文人诗赋谱曲、训练乐员、担任演奏之外，还采集民歌以观察风俗。《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艺文志》也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汉代乐府采集的民歌共有一百三十八首，采地有吴、楚、汝南、燕、代、邯郸、河间、齐、郑、淮南、河东、洛阳及南郡，几遍全国。这些流传民间的口头诗歌得以写定集中，是乐府的功绩。乐府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裁减了一次。将有八百二十九人的乐府职员，裁去了掌管俗乐的乐员四百四十一人，只留下三百八十八人掌管郊庙燕享之乐。但当时朝廷上下，宫廷内外，皆好新声俗曲，上层统治者也以此满足声色之乐，而“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富豪吏民湛湎自若”，俗乐民歌并未因此中绝。这种乐府新声渐次替代雅乐，并促进诗歌的发展，终于导致五言俗体取代了四言雅体的正统地位。

东汉时期，音乐官署的名称与职掌均有改变。太常属官大予乐令，掌伎乐，所辖“乐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后汉书·百官志》及注）；另有少府属官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人”（《唐六典》“鼓吹署令”注）。其余详情不明，大约它们纯属为宫廷礼仪、祭祀、宴乐服务的御用音乐官署，未见有采风的记载。但是东汉民间歌谣异常活跃。这与东汉听风观政的用人政策有关。《后汉书·循吏传序》记载光武帝刘秀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季郃传》记载和帝刘肇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刘陶传》记载灵帝刘宏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由此可以推想当时歌谣必有序录，乐工采以入乐也就很方便了。故今存汉乐府民歌以东汉为多。

两汉采集的民歌后世大都重又散佚。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和元左克明《古乐府》等书统计，今存者不过六十首左右，主要保存于《乐府诗集》的《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之中。

“乐府原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这些乐府诗，汉人原本称之为“歌诗”。因是乐府所采集，又可入乐演唱，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将其称为“乐府”。乐府就由官署名称演变为一种诗体名称。自曹操“借古乐府写时事”之后，文人多采用乐府旧题写作，这些诗有的不一定入乐歌唱，因它用了乐府旧题，因此也称之为乐府。《文心雕龙》除《明诗》以外，另有《乐府》，说“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即入乐演唱的诗。《文选》除“诗”之外，也另立“乐府”一类，说明乐府已成为与徒歌的古诗并列的一种新诗体的名称。

总之，乐府原是官署之名，后演变为一种诗体，包括文人乐府与乐府民歌两部分。乐府民歌则仅指乐府中的民歌，即乐府机关采集的入乐歌唱的各地民间诗歌而已。

第二节 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民歌是“汉世街陌谣讴”，即广大农村和城市中下层群众的创作（其中也有少数是下层文人或乐工的作品）。它广泛地反映了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与情绪。它以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反映社会生活本质深广，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珍品。

汉代虽是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但广大民众仍生活于贫穷困苦之中，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汉书·食货志》）。汉乐府民歌对人民群众这种穷苦生活作了真实的反映，对他们所受的迫害作了血泪的控诉。《妇病行》就展现了这样一幅生活画面：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诗歌选择了两个生活场面，妻子临终的嘱托和妻死后丈夫和孤儿的贫困潦倒，表现了他们饥寒交迫的悲惨情景，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的生活。豪门富户的残酷性，也表现在对亲人的压榨剥削上。而《孤儿行》就写出了兄嫂将弱小的弟弟视同奴隶，尽量役使他，从他身上榨取每一滴血汗的事实。这个孤儿既要出外经商，又要承担家中的生产与家务劳动：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而在严寒的冬天却连双草鞋也穿不上：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複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

乱曰：里中一何，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这是多么辛酸的生活！简直与富豪家中奴婢的生活完全一样。孤儿受不住欺压的痛苦，情愿死去。在这些文字里，呈现出一幅下层社会的生活图画，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表面上是写兄嫂的狠毒，实际上是揭露剥削者的凶狠面目。从中可以看到，私有制是怎样使一个家庭分化成弱肉强食的两部分。这就是《孤儿行》的深刻意义。

《平陵东》更揭露了当时官府怎样凭借权势对百姓进行法定之外的掠夺和榨取：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官吏无故绑架义公到高堂之下，逼迫他“交钱百万两走马”。这位义公顾见追吏，心中害怕，只得“归告我家卖黄犊”。这是无辜的受害者对官吏贪暴、压榨良民的悲愤控诉。《乐府解题》说：“《平陵东》，汉翟义门人所作也。义为丞相方进少子，为东郡太守，以王莽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而见害，门人作歌以怨之也。”这殊与诗意不合。

由于破产，大批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出谋生，漂泊异乡，有家归不得。乐府民歌有不少篇章抒发他们的悲哀：“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艳歌行》）“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高田种小麦》）《悲歌》更写出了一个有家归不得的漂泊者的百结愁肠：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只能以远望当作归家，思乡之情多么急切！

寓言诗《乌生》、《枯鱼过河泣》、《蜨蝶行》，通过乌鸦、枯鱼和蜨蝶的曲折遭遇，同样表达了受迫害者的悲愤心情。如《乌生》写道：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哦！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哦！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哦！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哦！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唶哦！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诗写乌鸦将乌雏藏在“南山岩石间”，还是被秦氏家的“游遨荡子”用弹丸打死。大乌鸦在悲痛之余，想到上林西苑的白鹿，摩天高飞的黄鹄，深藏洛水的鲤鱼，都难免一死，只好将生死委之天命。诗用寓言的形式，表达了诗人对世路艰险、生死难测的叹息，是一曲人生忧惧的哀歌。

汉乐府民歌也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挣扎反抗。《东门行》就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诗中写一位贫民“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挨冻受饿的日子逼得他只好“拔剑东门去”。诗歌只截取了一个生活片断，把他的内心矛盾（一入一出），把他受压迫剥削的悲愤，把他不甘忍受而终于“拔剑东门去”的反抗精神，都集中到临行前这一瞬间来写，将人物性格浮雕似的凸现于读者眼前：他爱妻儿，本不愿去触犯封建法网，但无衣无食的生活，终于迫使他铤而走险。这就揭示了他这一行为的必然性。诗歌还通过他妻子的规劝，表现了中国农民很大的忍耐性，但主人公实在忍无可忍。这就更突出了他这一行为的正义性。诗歌歌颂了一个自发者的反抗。它的战斗性引起了统治者的惊恐，晋乐所奏就作了篡改，加上“今时清廉，难犯教言”，“白发时下难久居”也改为“平慎行，望君归”，战斗性就大大削弱了。

汉代自武帝开始，频繁地发动战争。这些战争，有些是必要的防御战争，但也有不少是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进行这种战争，需要抽调大批兵力，抽调大批劳动力为战争后勤服务，从而造成人员的大批伤亡，使很多幸福家庭遭到破坏，引起劳苦大众的不满。《铙歌》十八曲中的《战城南》就反映了这一主题：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诗歌没有正面描写战斗场面，而是选择战后荒凉凄惨的战场进行描写。一开篇就写出尸陈荒野，任凭乌鸦啄食的凄惨情景。诗人希望乌鸦在啄食之前嚎叫几声权作招魂以安慰亡灵。这一奇特的构想，深刻地反映了战死者的可怜，有力地控诉了战争的罪恶。接着渲染战场的荒凉凄厉和禾黍不获，以及必然导致饥馑荐臻的可怕结果，寓有对战争发动者的警告意味。最后写那些侥幸活着的人反而羡慕死者死得痛快，“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活着的人反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进一步突出了战争的灾难。诗歌通过凄惨荒凉的战场的描写，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穷兵黩武的罪恶。

《十五从军征》则揭露了当时兵役制度的不合理。“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强烈的时间反差，一下就抓住了读者，揭示了这个老兵的悲惨遭遇。诗歌接下来没有写他六十五年的军旅生涯，而是就“归”字着笔，写他回家后的凄惨情景：家人死尽，家境荒凉，“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六十五年的军旅生涯，不仅消尽了他的年华，也破坏了他的家庭，更不见有人来抚恤，他只能“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多么惊心触目的现实！诗歌通过这个老战士回乡后无家可归的自述，揭露了战争与兵役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灾难。它以白描手法勾勒出来的这一图景，正表达了人民大众强烈的抗议与悲愤的控诉。

《古歌》则写了一个流落胡地的士兵的思乡之情。诗歌写道：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汉代长期对胡用兵，诗中提到“胡地”，显然与对胡战争有关。这些战士没入胡中，有家归不得，强烈的思乡之情，使他愁肠百结。诗歌以胡地的景物，烘托出凄清的气氛，战士那无止境的漂泊，无法排遣的烦忧，有力地控诉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他的痛苦。

《东光》则反映了士兵战斗情绪的低落，实际是厌战情绪的反映：

东光乎，苍梧何不乎？苍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

这首诗反映的可能是汉武帝征伐南越的战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出兵征伐南越，行军所经多卑湿之地。南方的瘴雾，不是土著人，是很难习惯的。人民多不愿意从事这场战争，激不起对战争的热情。诗歌一开篇就说，东方亮了，苍梧为什么不亮？写出瘴雾浓厚、不见天日的情景，也写出了士兵对这种瘴雾的害怕心理。接着写苍梧粮食虽多，但对诸军无益，因为士兵不愿意作战。最后点明主题：原来诸军中多为离乡背井的士兵，在早晨的瘴雾里行军，一个个心底充满悲伤。强迫人民去从事侵略战争，人民当然是不会有战斗热情的。

歌唱爱情是民歌的重要主题，汉乐府民歌也是如此。不过，由于封建礼教的加强，汉乐府民歌对爱情的描写，已缺少《诗经》中那种表现爱情时欢快喜悦的情绪，而往往笼罩着一层不幸与不祥的悲伤气氛。如《有所思》就描写了一位女子在突然听到情人变心时的复杂痛苦的心情，揭示了一个直率而多情的女子在爱情受到挫折时的复杂心理：她准备赠给情人的礼物是“双珠瑇瑁簪”，还“用玉绍缭之”；但一“闻君有他心”，即“拉杂摧烧之”，还“当风扬其灰”。这种加重形容的写法，写出了她爱之深亦恨之极的强烈感情。但转念一想，回忆起他们幽会时那“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的情景，使她又害怕又留恋，因而藕断丝连，不忍割舍。这种复杂心理，既真实，又典型，将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活脱脱地凸现出来了。

《上邪》则通过一个女子向情人的自誓，表达了她对爱情的无限坚贞：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歌连用天地间不可能出现的五种自然现象来表达她至死不渝的爱情，想像奇特，构思新颖，感情真挚热烈。但这种表白意味着他们的爱情正承受着外界的巨大压力，恐怕正有人要拆散他们，她才“之死矢靡他”的。

在封建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最为可悲。不仅有“三从”、“四德”的束缚，且有“七出”之条来保障男权。因此，表现弃妇的思想感情在汉乐府民歌中也是重要主题。《白头吟》、《怨歌行》、《塘上行》、《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都描写了这类妇女的悲剧命运。

《白头吟》描写了一个被遗弃的妇女对用情不专的男子的决绝，写得凄恻动人，表现了这类妇女的不幸与痛苦。“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表达了这位被弃妇女的美好愿望。《西京杂记》认为本诗是卓文君所作。《宋书·乐志》则作“古辞”，归入“汉世街陌谣讴”一类，似较为合理。

《怨歌行》是咏团扇的诗，实际上是以扇喻人：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这个女子虽如团扇一般“出入君怀袖”，被宠幸喜爱，但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恐被捐弃。诗歌以团扇为托喻，很贴切地写出了古代妇女的可悲的命运。

《孔雀东南飞》是这类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也是汉乐府诗歌中最杰出的篇章。这首诗描写了汉末建安中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婚姻悲剧，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宁死不屈的反抗封建恶势力的叛逆精神，深刻地表现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是成功的人物塑造。这些人物既性格鲜明，又有典型意义。刘兰芝勤劳、善良、美丽，而最可宝贵的性格特征是具有反抗封建家长统治的坚强意志。她不能忍受焦母的虐待，宁肯牺牲个人幸福，主动要求离开焦家：“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不愿顺从阿兄的摆布，不为富贵所动，不为强暴所屈：“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以死表明她的反抗。这种倔强的性格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使之成为古代反封建家长制妇女的典型。焦仲卿忠于爱情，站在兰芝一边，与焦母抗争，并回绝了焦母关于“东家有贤女”的引诱。他起初对焦母抱有希望她回心转意的幻想，不如兰芝清醒；对兰芝的处境也不够理解，故而有过“贺卿得高迁”的嘲讽。但残酷的现实使他认清了斗争不可调和，最后也以死表明了他的抗争。焦母则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她虐待儿媳，训斥儿子，冷酷无情，专横跋扈，横蛮地拆散了一对恩爱夫妻，是这一悲剧的主要制造者。阿兄同样残忍专横，而且趋炎附势，眼光势利，也是这一悲剧的制造者之一。这两个反面人物，作者着笔不多，人物形象却跃然纸上。例如下面这个细节：“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一个动作，一句对话，一个泼妇的形象就如在眼前。

全诗紧紧围绕刘兰芝夫妇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展开故事，从矛盾已经激化开始写起，将斗争的时间集中在二十天左右，写了四个回合的斗争，到殉情自杀戛然而止。故事有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剪裁得当，结构谨严，最后一个浪漫的结尾，表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这是此诗提炼题材方面的特点。

诗歌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人物语言个性化，动作描写生动传神，是这首诗语言方面的重要特色。如阿兄这个人物在作品中是着墨不多的重要人物，只有几笔描写：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一个“怅然心中烦”，一个“足以荣汝身”，既写出他的专横跋扈，容不得阿妹自作主张；也写出他对太守家的权势垂涎三尺而趋炎附势的市侩嘴脸。一个封建家长、势利小人的形象便刻画得入木三分。时或插入抒情性的咏叹，以加强悲剧气氛，是这首诗语言的又一特点。如写到兰芝夫妇第一次分手时，插入“举手常劳劳，二情同依依”；写兰芝夫妇生死诀别时，插入“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这种离开情节发展的抒情性描写，使人读了，欲悲欲哭，更加强了悲剧气氛的渲染。

铺陈描写是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这首诗也多次运用了这种手法，在一些重要地方，大段铺叙。如“新妇起严妆”一段：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着我绣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这里写兰芝遭遇到如此的不幸，但仍然浓妆艳抹，镇定自若，这就突出了兰芝性格的坚强。太守家迎亲一段写得热闹非凡，从迎亲的车船、迎亲的彩币，到迎亲的队伍，细细叙写，不厌其烦，这就既烘托了悲剧的气氛，又表现了兰芝不慕荣利的品德。可见该略时，作者惜墨如金；而该详时，则是泼墨铺写。这些都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技巧。

对妇女的迫害，不仅来自家庭，也来自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经常给妇女带来侮辱与不幸。《陌上桑》就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罗敷是位年轻美貌的采桑女，被一个巡行郡县的使君看中，欲行非礼，被罗敷严词拒绝。诗歌热情歌颂了罗敷不畏强暴、蔑视权贵的高贵品质与善于临机应变的机智勇敢，揭露了上层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诗歌的杰出成就就在于它塑造了罗敷这一坚贞机智的正面形象。作品一开始就用正面铺叙与侧面烘托的手法，突出罗敷的美，以引出下文使君垂涎的情节，同时用外貌美来陪衬她的心灵美。接着写使君的调戏与罗敷的反抗，话说得义正辞严。尤其是夸耀夫婿一段，写得痛快淋漓：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置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罗敷有没有这样的夫婿，无须考证。她的夸耀是用以对付使君，捍卫自己尊严的斗争策略，是她机智的表现。这种喜剧性的结尾，含蓄地说明罗敷一定是胜利者。全诗以罗敷为中心，以罗敷的对话为描写重点，将使君放在愚蠢可笑的被戏弄的地位，构成一种喜剧冲突，更增强了它的艺术效果。汉代，权贵们生活荒淫，“妖童美姬，填乎绮室”（《后汉书·仲长统传》），还常抢夺民女，人民对此十分愤恨。这首诗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生命短促，是人类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对有限生命的热爱，对死亡的恐惧和哀伤，乃是无论富贵贫贱所有人的共同感情。大约产生于西汉初年的两首丧歌，就是这样的作品：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蒿里》）

前一首感叹生命就像草上露水那样很快就要消失，露水明朝又将降落，而生命却不能重复。后一首慨叹在死神催促之下，无论贵贱贤愚，都必将成为冢中枯骨。人生仅仅在这一点上是绝对平等的。然而，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却并不一致。有的提倡趁死亡到临之前尽情享受生命的欢乐，如《西门行》中就主张：“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怨歌行》也提倡：“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都采用及时行乐，尽情享受，以淡化对死亡的恐惧。有的则向往游仙，如《善哉行》就歌唱道：“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忧，弹筝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诗人已经觉悟到：享受生活，亦无法逃脱死亡；只有借助于求仙飞举这一幻想形式，才可以摆脱生命的短暂。这两种对待生命的态度都是消极的，实质上是对生命短促这一客观事实的逃避。而另一首乐府诗《长歌行》虽然也是从这种对生命的感伤出发，表达的却是不同的人生态度，它所强调的不是消极享乐而是奋发有为：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朝露易晞，春华秋落，百川到海，不复西归，都借以比喻生命的短促，且不再返回。诗人得出的结论却与前面几首完全相反，不是及时行乐，而是把握现在，努力奋进，利用有限的生命，创造出更大的业绩，以此来作为对生命的礼赞。这是一首励志诗，蕴含着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哲理，激励人们奋发上进。“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已成为传颂至今的警句。

热爱生命，描写生命的欢乐，还见之于描写江南采莲女子的劳动小曲《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不仅是记述水乡女子采莲劳动中的欢快气氛，也不单是描绘她们三五成群，轻舟飘荡，出没于绿荷掩映的水面这一优美的画面，更重要的是由人到鱼，借鱼写人，表达了对青春活力、生命欢乐的由衷歌颂。这显然是一首乐府民歌，与上述悲观主义的生命意识和人生态度是完全绝缘的。

除以上几方面外，汉乐府中还有一些揭露、讽刺封建统治者淫侈腐败的作品，如《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都对世胄子弟倚仗权势加以讽刺。而另一首《雁门太守行》则对东汉和帝时洛阳令王涣为官清廉勤政表示了由衷的歌颂，表现出广大民众爱憎分明的态度。另一些乐府诗则对下层文士奔走仕途、困顿他乡的命运表示同情，如《高田种小麦》以高田不宜种小麦为喻，写出“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的辛酸。《枯鱼过河泣》以寓言形式揭露世途中处处都有险恶，告诫游子“相教慎出入”，以免陷入罗网。而《猛虎行》则以“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以砥砺游子洁身自爱，不做违法非礼之事。这些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从汉乐府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画面，可以听到当时劳动群众自己的心声，它是两汉社会全面真实的反映。

第三节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汉乐府民歌有独特的艺术成就，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不仅给汉代诗坛增添了异彩，对后世诗歌发展也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一，汉乐府民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劳动群众的爱憎，是对《诗经》开创的写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汉乐府民歌是“汉世街陌谣讴”，是汉代的劳苦大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它直面现实，关注现实生活，是劳苦大众的切身体验的最真实、最直接的描写。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是现实生活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乐府精神。

从建安时代起，凡以诗歌抨击时政黑暗、反映民生疾苦而取得成就的诗人，大都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艺术养料。如建安作家的“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古题乐府，鲍照的“悲凉跌宕，曼声促节”的拟乐府歌行，唐代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和元稹、白居易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题乐府，晚唐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等人的诗歌创作，都是与这一传统一脉相承的。他们自觉地继承这一传统，面对现实人生，运用诗歌来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燃灯记闻》说：“唐人乐府，惟有太白《蜀道难》、《乌夜啼》，子美《无家别》、《垂老别》，以及元、白、张、王诸作，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王士禛说：“乐府者，继《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韩之《琴操》最为高古。李之《远别离》、《蜀道难》、《乌夜啼》，杜之《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降而元、白、张、王，变极矣。元次山、皮袭美补古乐章，志则高矣，顾其离合，未可知也。”（《师友诗传录》）这些评论虽未必尽当，然都说明了汉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

第二，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数量多，艺术性高，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成熟。

《诗经》中已有叙事性的作品。但有的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写，如《豳风·七月》就只对农奴生活作了流水账式的记录，既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一个贯穿全篇的人物；有的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虽有一个粗具规模的故事与贯穿作品的人物，但也只是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倾诉，表现的是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只能说是带有叙事成分的抒情诗。《生民》、《公刘》诸诗已是叙事诗，但描写比较简单朴质。这说明《诗经》中的叙事诗还处于萌芽状态。到汉乐府民歌，情况就不同了。首先是诗歌中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的有生动情节的故事。故事和情节是叙事诗的基本要素，是人物活动的舞台，是展现人物关系、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汉乐府民歌的这些故事，有的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如《东门行》是截取丈夫“拔剑东门去”的这一瞬间来写，《平陵东》是截取义公被绑架到高堂上这一片断来写；有的则是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如《孔雀东南飞》是写兰芝夫妇的爱情悲剧，《陌上桑》是写罗敷与使君的斗智斗勇。这些故事都是以第三者的口吻叙述，而不是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倾诉，与抒情诗中的故事不同。而且大都写得真切动人，引人入胜。其次，诗中出现了贯穿全篇的中心人物。这些人物是作者以第三者的口吻叙述和描写的，而不同于抒情诗中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如《妇病行》中的病妇与丈夫，《孤儿行》中的孤儿，《陌上桑》中的罗敷，《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焦仲卿，这些人物形象都比较鲜明，有一定的性格特征。第三，通过人物的对话和活动来表现人物。有些诗全篇由对话组成，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首诗除开头三句，其余全由对话构成。在作者冷静的描写中，女主人公无辜被弃的悲惨命运却如可触及。有的则对话与活动一并描写，如《病妇行》写病妇临终前的嘱托：“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一个动作，几句嘱咐，把病妇的善良、温柔与真挚的母爱表现得多么真切动人！特别是出现像《孔雀东南飞》这样杰出的长篇叙事诗，更是我国叙事诗成熟的标志。

第三，形式自由多样，有杂言诗，并逐渐趋向五言而出现成熟的五言诗。

《诗经》中已有杂言诗，如《江有氾》、《伐檀》即是。但《诗经》中的杂言诗变化较少，数量也不多。汉乐府民歌中的杂言诗，首先是变化多，有一言、二言，乃至八言、九言、十言，长短随意，整散不拘，如《东门行》即是。其次，数量多，今存近六十首乐府民歌中，杂言诗即有二十余首，占总数三分之一还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这种长短随意的杂言诗，到唐代发展成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尤其是五言诗的出现更是诗歌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我国古代歌谣从二言发展到《诗经》的四言，四言乃是二言的重复延长。到楚辞，基本句式除四言外就是六言，又是在四言的基础上加一个双音节，是四言的重复延长，句式比较单调，故楚辞中的六言难以固定，长短参差，而且六言也未产生过多少好诗。五言则打破二言的节奏，由两个双音节词和一个单音节词组成，音节错落，既不似四言单调，又较楚辞整齐；既便于记诵，又便于表现复杂的事物与感情。因此，五言诗极富生命力，自汉代产生直到清以后，古典诗歌中五言乃是最重要的形式。而完整的五言诗首先出现于汉乐府民歌，可见其对我国诗歌发展的重大意义。

第四，语言质朴浅白，却精练传神，极富表现力。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大都浅近明白，近乎口语。如：“道逢新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悲伤不能已。’”又如：“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种语言极通俗活泼，浅近明白，是现实生活中口语的提炼。明胡应麟说：“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又说：“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古今。”（《诗薮》卷二）后世如曹操的乐府诗，许多作家的拟乐府和唐代杜甫、白居易的新题乐府都是这种语言风格的继承和发扬。

第五，汉乐府民歌所创造的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给后世作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

汉乐府民歌的许多描写技巧，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单就描写人物的外貌说，它有正面描写，如写服饰：“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直接刻画人物容貌：“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有侧面烘托，如：“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归来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通过这些描写，人物的美貌就如在目前。有人物活动的环境描写，如“水深激激，蒲苇冥冥”，八个字就写出战场的阴森可怖。“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寥寥数语就描写出这位老战士家中的破败。为了突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有时就采用加重描写，如《上邪》一诗，连用五种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来强调女主人公不会与其所爱的人分离，表达了她对爱情的无限坚贞。民歌中常用的铺陈描写，汉乐府民歌中也大量运用。特别是汉乐府民歌提炼生活素材的创作经验非常值得重视。汉乐府民歌最善于根据表现的需要，截取生活中最能激动人心的生活片断，而不作流水账式的生活过程的记录。这一提炼题材的艺术经验就哺育过后世许多作家。例如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都明显地受到这种影响。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讽谕诗，除继承汉乐府民歌的写实精神之外，那种对生活素材的提炼，那些生活片断的截取，那种情节人物的安排，无一不是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艺术经验。可以说，汉乐府民歌长远地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发展，更直接哺育了建安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