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代政论哲理散文和书信体散文

第一节 汉代政论哲理散文的特色

汉代的政论哲理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无论从内容的丰富，形式的完备，风格的多样，语言的变化来看，都有新的发展。与历史散文一样，也是后世散文的典范。

反映现实和研究现实，服从现实政治的需要，是汉代政论哲理散文的突出特点。政论家们或深入研究现实的政治问题，为巩固政权向统治者提出积极的建议，如贾谊、晁错；或指出现实政治的种种弊端，唤起当权者注意以改良吏治，如刘向、谷永；或批判封建统治者宣扬的神学迷信，以宣传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桓谭、王充；或揭露现实政治的黑暗腐败，以证明其必将招致的灭亡命运，如王符、仲长统。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大都起过积极作用，今天读来还觉得虎虎有生气。先秦诸子散文的优良传统是积极研究现实问题，或探讨宇宙人生的奥秘，或研究治国安民的办法。汉代优秀的政论哲理散文就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篇章结构严密完整，议论文完全成熟，是汉代政论哲理散文的另一特点。先秦诸子散文是我国说理散文的形成时期，其说理的方式还不够成熟。到汉代，除了个别的拟古之作，如扬雄的《法言》、《太玄》之外，文章的结构都很严密完整。一篇论文，有论点，有论据，论证的过程也是严密的逻辑推理，不再是那种语录式的或故事式的东西。所以汉代是我国议论文完全成熟的时期。因为议论文以抽象的逻辑推理为主，不再用寓言或故事说理，形象的描写相对减少，不像先秦诸子那样擅长比兴，深于取象，议论文已纯粹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宣传其政治主张、哲学观点的工具，文学性也就不如先秦诸子散文了。文学和哲学开始出现分流的趋势。

语言日趋骈偶化，是汉代政论哲理散文的又一特点。骈偶首先是在辞赋中发展起来的，而这股语言骈偶之风首先波及的是政论哲理散文。因为汉代的抒情、写景散文刚刚兴起，如马第伯的《封禅仪记》与秦嘉的《与妻徐淑书》这种抒情写景的散文还为数不多。而骈偶于叙写故事又不方便，只有政论哲理散文有其用武之地。这种风气滥觞于王褒、扬雄，发展于班固、张衡，至汉末蔡邕、仲长统则已成为主导倾向。如仲长统《理乱篇》就用了不少偶句，对仗大体工整，已是不太严格的骈文了。

第二节 秦代及西汉初期政论哲理散文

秦代为时短暂，文学上成就不多。略可一提的是政论散文。李斯的政论散文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而成了从先秦诸子散文到汉代政论散文的一种过渡。

李斯（？—公元前208年），楚上蔡（今属河南）人。从荀卿学。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官至丞相，为赵高诬杀。他在秦统一之前写的《谏逐客书》是一篇名作，作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时李斯为客卿，适值韩人郑国入秦为间谍被发觉，于是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亦在被逐之列，乃上此书，历叙客之有功于秦，力陈逐客之失。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此文议论驰骋，气势奔放，排比铺陈，富于文采，是一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文。清李兆洛把它作为“骈体初祖”而收入《骈体文抄》一书中，对汉代以后散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此外，秦石刻文字亦多出其手。又如《焚书奏议》、《督责书》等，也议论纵横，只是或为摧残文化，或为苟合取容，内容无甚可取而已。

从高祖、惠帝、吕后、文帝到景帝这段期间为西汉说理散文发展的前期。此时，战国期间百家争鸣的气氛，虽经秦朝十多年的阻隔，但遗风尚存；而政治环境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太平统一的局面代替了战乱和分裂。因此，汉初的一些散文作家一方面受到百家争鸣遗风的熏染，畅所欲言、干预政治的意识仍然高涨；另一方面，战国时的那种救世弭乱的主题，不得不转化为维持太平统一的局面，为新王朝提供长治久安之策。所以，这时的散文作家，形式上大多继承先秦诸子的文风，表现出一种气势磅礴、感情激切、纵横驰骋、铺陈张扬的风格；内容上都能写出新的时代主题，即总结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作为巩固现政权的借鉴。

第一个挺身而出承担这个任务的是“当世之辩士”陆贾，他针对刘邦不事诗书，认为天下“乃马上得之”的想法，反诘他：“居马上得之，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宁得而有之？”（《汉书·陆贾传》）于是奉刘邦之命，撰写《新语》十二篇，以总结秦亡汉兴的道理。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但原书已佚，今本乃后人依托。今存最早的一篇以亡秦为鉴的文章乃贾山的《至言》，指明秦亡在于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劝汉文帝任贤纳谏，以成德化。文章也显示“雄肆之气，喷薄而出”，实开汉初文风之先声。但这些人的影响仍然不够大，影响较大的西汉前期散文家主要有贾谊和晁错。

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洛阳人，文帝时召为博士，一年中迁为大中大夫，并拟任以公卿之位，因被周勃等大臣所阻，出为长沙王太傅，转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堕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忧郁而死。他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其著名政论文有《过秦论》、《陈政事疏》（一题作《治安策》）、《论积贮疏》等，《汉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作《新书》十卷。今存《新书》十卷，已非原书之旧，《四库提要》云：“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但据今人考证，此书基本上是原书之旧。

贾谊的政论文兼有战国纵横家的文风，善于在历史事实的强烈对比中分析利害冲突，在描写的铺张渲染中造成充沛气势，议论说理毫无顾忌，行文畅达，语言犀利，富于文采。如《过秦论》为了渲染秦国的声威，就极力夸张六国合纵抗秦的盛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而其结果则是秦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但这个“威震四海”的王朝，却被“率罢散之众数百”的陈涉“奋臂大呼”，即土崩瓦解。在这种渲染对比之中总结出亡秦的教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极为有力。又如《陈政事疏》一开始就指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经这一番怵目惊心的陈述，然后逐一分析现实政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出言大胆，直率热忱，既反映了这时国家强盛，统治者尚能容许切直之言，也表现了作者积极热情、直率敢言的精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贾谊、晁错“其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不为过誉。

晁错（公元前200年？—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少学申商刑名于张恢。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奉命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迁博士，拜太子家令，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景帝即位，迁御史大夫，请削藩，于是吴楚七国反，以诛错为名，遂被景帝以朝衣朝冠腰斩于东市。他的著名政论文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论贵粟疏》、《守边备塞疏》等。

晁错的论文切实中肯，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语言明白晓畅，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匡救时弊的政治热情。如《论贵粟疏》，晁错一方面写农民“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富商大贾“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在这种具体而强烈的对比之下，指出现实政治的不合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从而提出“入粟拜爵”的主张以解决农业的出路。这种议论，切中时弊，这种主张，切合实际。尤其是《言兵事疏》，分析“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提出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守边备塞疏》提出于“要害之处”，“设立城邑”，厚其利禄，使民父子相保，实行寓兵于农的办法；分析非常深刻，措施亦切实可行，比贾谊的“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的大话实在得多。

同年出生的贾谊和晁错，他们的为人和文章有许多共同点，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他们都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改革家，他们的一系列政论文尽管关注的社会问题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当时的重大问题，而且他们的意见都富有预见性和前瞻性。但比较而言，晁错文虽不如贾谊文之富于文采，但晁错毕竟享年较长，涉世较深，其文更为具体深刻而切于实用。明人李贽说：“人皆以贾生通达国体，今观贾生之策，其迂远不通者犹十有一二，岂如晁之凿凿可行哉！”（《藏书》）鲁迅也说：“贾、晁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受《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与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汉文学史纲要》）

第三节 西汉中期政论哲理散文

西汉中期，包括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代（公元前140年—前49年），共九十二年。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积极有为而又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在位的几十年间，政治上改变了西汉前期实行的清静无为的政治路线，而实行北伐匈奴、南征诸越，通西域，实行盐、铁、铸钱三业官营的一系列“多欲”政治；思想上改变了西汉前期的黄老无为的思想路线，而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实际上是“霸王道杂之”的思想方针。文化上设立乐府，采集民歌，制礼作乐。从而将汉帝国推向发展的顶峰，也将汉代文学的发展推向了顶峰。这个时期的政论说理散文也在发生重要转变，一方面西汉前期那种纵横驰骋的文风仍在延续，但已接近尾声，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那种平易朴实、雍容典雅的文风正在形成。因此，这个时期是文风转变的一个交替时期。这时，文风转变的代表作家当首推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思想家、文学家，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景帝时为博士，治《公羊春秋》，下帷讲诵授徒，武帝时被举为贤良文学，其对策深得武帝赞赏。历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相，后托病辞官，“以修学著书为事”。其著作甚多，今存有《贤良对策》凡三篇（又称为《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八十二篇。但最能代表他的思想和文风的，莫过于《天人三策》了。

《天人三策》下篇最末一段中，董仲舒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作者所强调的“大一统”，实质上指的就是君主集权专制。“大一统”也并非《春秋》本来的思想，而是公羊家对《春秋》进行穿凿附会解释的结果。但这正好符合汉朝统治的需要，当时面临的任务正是要把汉王朝在政治领域所建立起来的“大一统”集权专制，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三篇《贤良对策》在论证过程中，显示了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联类引证、从容不迫的风格，已经没有汉初散文那种高谈阔论的气势。刘熙载《艺概·文概》中说：“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秦，此指先秦。“无秦气”，具体指扫除先秦纵横家文风。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的思想文化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学的独尊地位刚刚确立，一时风气难以尽变，加上汉武帝又“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黯列传》），汉宣帝更声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故这个时期即使宫廷侍从之臣仍多纵横家一流人物，如《汉书，严助传》中所列入的“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其中便有纵横家。因此，这时的文章仍然注意总结亡秦的教训，对现实政治提出尖锐批评，而不怕触犯时讳。如主父偃、徐乐、严安的文风就仍带有战国纵横之气。与西汉初期相较，文风尚无根本的改变。

主父偃（？—公元前127年），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学长短纵横术，晚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上书言事，任郎中，岁中四迁，至中大夫。他提出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推恩法”，主张抑制豪强兼并，建议置朔方郡以抗击匈奴，皆为武帝采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拜为齐相，迫齐王自杀，以此获罪族灭。他的文章今存者仅《上书谏伐匈奴》一篇，言词恳直激切，无所顾忌，与贾谊、晁错一样，表现出对汉王朝的耿耿丹心，文章亦颇具战国纵横驰骋之气。

道家黄老思想依然广为流传，一时不易摆脱，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是“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评语）。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就专门肯定道家“无所不宜”，而对儒家却有所批驳，与董仲舒同时的淮南王刘安依然倾向于道家，他那“大较归之于道”的《淮南子》是汉代一部有影响的子书。

刘安（公元前179年—前122年），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汉武帝之叔父，以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袭封淮南王，汉武帝元狩元年以谋反被发觉自杀。史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篇。”《内书》即《淮南子》，亦名《淮南鸿烈》，乃刘安与其门客集体编著。《汉志》著录列为杂家，高诱《淮南鸿烈解序》论述其思想艺术之特点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这说明，《淮南子》的思想虽杂有儒墨名法阴阳，而以道家为主，与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相对立的。其文风“诡异瑰奇”，具有先秦诸子，特别是《庄子》文章的风格。而其瑰丽铺陈又具有散体大赋的特点。如《原道训》描写道的性质说：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坼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这种文章，其汪洋恣肆，颇似《庄子》；其铺张扬厉，杂以疏密不等之韵，则似汉赋。这就是《淮南子》的风格。刘熙载《艺概》评云：“《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可见其文章风格，也与汉初文风极为相似。

由汉初文风向以董仲舒为代表西汉后期文风转化过程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桓宽的《盐铁论》一书。

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生卒年不详。宣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盐铁论》是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的政论集。这一年，汉昭帝征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至长安，“问以民所疾苦”，并让他们跟御史大夫桑宏羊及丞相田千秋讨论汉武帝时实行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政策，实际涉及当时的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方针大政。至宣帝时，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记录，“推衍盐铁之义，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汉书·公孙田刘传赞》），撰《盐铁论》六十篇，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形式上，全书采用对话体，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丞相为一方，彼此诘难，相互驳斥，逐步深入，展开争论，有从容不迫的说理，有尖锐激烈的争辩，生动地反映了会议的激烈斗争，在汉代散文中独具一格，有创新意义。文字简洁锋利，浑朴质实，能传达出当时出场人物的情绪和神态。如：

大夫曰：作世明主，忧劳万人，思念北边之未安，故使使者举贤良文学高弟，详延有道之士，将欲观殊议异策，虚心倾耳以听，庶几云得。诸生无能出奇计，远图匈奴安边境之策，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议论无所依，如膝痒而搔背，辩讼公门之下，汹汹不可胜听，如品即口以成事。此岂明主所欲闻哉？

文学曰：诸生对册，殊路同归，指在于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莫不云太平；虽未尽可亶用，宜略有可行者焉。执事暗于明礼，而喻于利末，沮事隳议，计虑筹策，以故至今未决。非儒无成事，公卿欲成也。（《利议第二十七》）

这种互相指责的唇枪舌剑，忠实地反映了会议上斗争之激烈。但作者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多数篇章他都以贤良文学的论辩作结，显示出贤良文学是论争的胜利者，这说明作者的儒家立场。“盖其书之大旨……而言皆述先王，称六经，故诸史皆列之儒家。”（《四库总目》）至于此书文风也有点“王霸杂用，周秦并法”的色彩，虽无汉初政论文章的气势，但又多引史鉴，以言时事；又不效董仲舒那样妄言灾异，滥引经典，文风浑朴质实，语言简洁明快。这一切都显示出西汉前期散文向中后期散文过渡的语言风格。

第四节 西汉后期政论哲理散文

这个时期从汉元帝初元元年直至新莽地皇四年（公元前48年—公元23年），共七十余年。元帝“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汉书·匡衡传》）。这时经董仲舒改造的以阴阳灾异为中心内容的新儒学——今文经学占有统治地位。受新儒学影响，这时的政论哲理散文内容上无不充斥着阴阳灾异之说。政论家讲天人相与，灾异谴告，主要是讲人君不可违天行事。其中主要虽是为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进行说教，但也包含有政论家们利用这种神学迷信，揭露现实社会的腐败黑暗，向统治者提出警告，以打击邪恶、维护正义的因素，因而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倾向。写作上引经据典，尤其是引用《诗经》的诗句作为理论依据，“以《春秋》断狱，以《三百篇》当谏书”，成为一时风尚，文风也变前期的瑰丽奇伟、纵横排阖为雍容典雅。董仲舒所倡导的新儒学和其文所显示的坐而论道的经学文风完全成为这个时期的主导倾向。正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说：“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经学历史》第四章）西汉后期代表这种文风的有刘向和受刘向影响的谷永、鲍宣等。

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历仕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曾任谏大夫、光禄大夫、给事中、中垒校尉等职。曾奉命整理古籍，校阅群书，在学术文化上有很大贡献，先秦不少典籍如《战国策》等，都经过他的整理。他是西汉末著名的兼通经、史、天文的经学家。他的政论哲理散文有《洪范五行传》、奏疏及任校书之职时写的目录学著作《别录》。汉元帝时，外戚宦官弄权，皇室衰微，国政日非，刘向屡次上书言事，奏疏中多利用自然灾异来附会当时政治，弹劾宦官外戚，揭露小人当权、政治混乱的状况。如《条灾异封事》这段：

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刺，更相谗怒，转相是非。传授增加，文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

这里应用了天人感应的观点进行论述，不仅以阴阳休咎讨论时政得失，而且引用灾异推演的说法来攻击外戚宦官。他的奏疏不仅抨击了外戚宦官，而且他还敢于揭露君主穷奢极欲对国家的严重危害。如其著名奏疏《谏起昌陵疏》就揭露成帝掘民墓为自己营造规模过大的坟墓，以致“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写得情真意切，且全文不讲阴阳灾异。刘向的文章说理畅达，从容不迫，从舒缓平易中表现出深沉恳切的感情，显示出儒者的风度。

他的《别录》是校雠古书的学术论著，书已佚，仅存残篇，从中可窥见作者对每部书的学术源流、思想倾向的评述及校刊经过，具有一定的学识价值。

刘向还编撰了《列女传》、《新序》、《说苑》等著作，这些书把历史传说置于政论的框架之中，实开后代小说之先河。

刘向的文风与董仲舒一脉相承，刘熙载在《艺概》中认为两人的文章同为“汉文本色”，他认为：“刘向文足继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谷梁》。仲舒《对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并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亦可见所学之务乎其大，不似经生习气，置辩于细故之异同也。”

谷永，字子云，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少为长安小史，元帝建昭中举为太常丞，成帝时，举方正直言，对策上第，官至大司农。谷永数上疏言得失，奏疏中充斥着阴阳灾异之说。如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上的《灾异对》，就这样揭露人民的灾难与统治者的凶恶：

今年蚕麦咸恶，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余，比年丧稼，时过无宿麦，百姓失业流散，群辈守关，灾异较炳如彼；水灾浩浩，黎庶穷困如此；宜损常税，小自润之时。而有司奏请加赋，甚缪经义，逆于民心，布怨趋祸之道也。

文中还说“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在封建皇权已经确立的时代，敢于这样说话，是比较大胆的。

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今河北盐山东北）人。生卒年不详。他好学明经，哀帝时为豫州牧，征为谏大夫，后拜司隶。王莽秉政，宣不趋附，以事逮之入狱，自杀。他对哀帝宠信外戚子弟及幸臣董贤，谏诤甚切。他在《上书谏哀帝》中说：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言辞少文而多实。其揭露之深刻，在中国散文史上，也是鲜见的。

西汉中后期从董仲舒、桓宽到刘向、谷永，都是今文学派。到了哀、平之世，今文学派进一步神学化，逐渐与谶纬迷信合流，此时古文经学正在兴起。古文经学讲求文字训诂，辨明典章制度，这种求实的学风自然也影响到文风，不傍经典，不谈灾异，务实求是，明白晓畅就成为西汉末年古文学派的文章风格，其代表人物则有刘歆、扬雄等人。

刘歆（约公元前53年—公元23年），刘向子，字子骏，后更名秀，字颖叔。继父为中垒校尉，历仕成、哀、平及新莽四朝，在天禄阁校理六艺群书，编成《七略》，成为我国第一部分类图书目录。后参与反莽，事泄自杀。

刘歆校秘籍，见到《左氏春秋》，非常爱好，倡议将此书与《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列于学官，受到诸博士的阻挠，歆因移书责让。写成《移让太常博士书》，这是第一篇全面批判今文经学的文章。书中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这里着重批评今文学派保残守缺的顽固心态和排斥异己的门户之见，文章显得通俗浅明，并无学究气，但又能辞严义正，慷慨激烈，完全显示出论战文章的固有特色。

与刘歆同时而倡导复古的还有扬雄。他作赋模拟司马相如，又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他提倡复古，目的是反对今文经学，有一定的革新意义。其内容与风格，与那些讲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文章是不同的。语言朴茂，气势流畅，缺点是过于古奥，苏轼就曾批评他“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答谢师民书》）。

第五节 东汉前期政论哲理散文

这个时期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汉和帝元兴元年（25年—105年）共八十余年。这时，伴随西汉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而兴起的谶纬神学盛行于世。这种学说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烦琐。他们解说经义，支离曼衍，一经的经说多者达百余万言，少亦有数十万言，故当时有人评之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其一是迷信。他们制造了一个谈神怪、立新说的孔子，集合一切古来相传和自造的经说和妖妄言辞，伪指为孔子所写的书，这些书就称为纬书或秘经。这种谶纬之学是东汉的主要意识形态，其政治地位比经学更高。这种意识形态当然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批判与反对。这时，古文经学也已开始兴起。古文经学的一个特点是“通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即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东汉的主要古文经学家，如桓谭、班固、王充、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都博通群经。古文经学的另一特点是反对谶纬。桓谭、尹敏、王充、张衡、荀爽、荀悦都斥责谶纬，说它不合经义，非孔子所作。特别是王充，更著书反对谶纬，是东汉最著名的思想家。

这个时期的优秀政论哲理散文，内容上提倡古文经学，不提倡乃至批判谶纬之说；文风亦有复古的倾向，西汉前期的文风有所复兴。

东汉时第一个公开反对谶纬之学的是桓谭。

桓谭（约公元前23年—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人。《后汉书》本传称其“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成帝时为郎，光武帝即位，征待诏，极言谶之非经，出为六安丞，道病卒。著作有《新论》二十五篇，记当世言事。此书久佚，清孙冯翼、严可均皆有辑本。此外，《后汉书》本传还载有《陈时政疏》和《抑谶重赏疏》。他的文章内容广泛，其奏疏也涉及任用贤能、法禁、重农抑商、轻爵重赏等问题，尤其是对图谶作了尖锐的批评：“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语言朴实质直，通俗浅近，不似扬雄之古奥。然思想内容虽然新颖，文采却显得不足。

继桓谭之后，反对神学迷信最力的哲理散文作家是王充。

王充（27年—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细族孤门”，曾做过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自免还乡，汉和帝永元中病卒于家。《后汉书》本传称其“师事扶风马融，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吊庆之礼”，专意著述。其著作不少，多已亡佚，今存者惟《论衡》八十五篇（其中《招致》一篇有目无书）。

《论衡》的第一个特点是“疾虚妄”，即深刻地批判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谶纬迷信。王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性的“气”所构成，“人死而精气灭”，不能成为鬼；天也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神，否定了“灾异谴告”、“祥瑞”等荒诞的说法。他说：“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艺增》）他作《论衡》就是批评这种失真的虚妄之言。

《论衡》的第二个特点是论述范围非常广泛，其八十四篇文章，涉及了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思想的各个方面：《自然》、《物势》诸篇说明了他的宇宙观；《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人感应说；《讲瑞》、《指瑞》诸篇批判了祥瑞思想；《问孔》、《刺孟》、《儒增》诸篇批判了儒书中的虚妄成分；《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迷信观念。《论衡》所讨论、批判的范围非常广泛，但集中点是批判图谶。其论述之深刻，在汉代是少见的。

《论衡》的第三个特点是论证全面，征引广博。作者每论述一个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上下古今，事实理论，反复论证，信笔所之。故行文舒缓，说理透辟，富有说服力量。

《论衡》的第四个特点是语言浅近通俗。王充反对虚美之文，认为“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自纪》），“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自纪》）。他的文章正贯彻了他的这一主张。

他的文章也有缺点。一是过于繁复，《四库提要》就说它“反复诘难，颇伤费辞”。当时也有人批评王充“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其二是过于朴质无华。语言几乎如村夫野语，缺乏文采。当时也有人批评说：“今新书既在论譬，说俗为戾，又不美好，于观不快。”从桓谭到王充，重质而不尚文，是文章发展的一种极端现象，是对谶纬之书以华美的言词文饰其迷信虚妄的一种反动，不全是王充的个人文风问题。

第六节 东汉后期政论哲理散文

这个时期从汉安帝永初元年到汉灵帝中平六年（107年—189年），共八十多年。这时政治日趋腐败，神学化的今文经学逐渐遭人唾弃，“举大义”的古文经学得以大兴，各种异端思想相继出现，由通儒而趋通脱，成为时尚。这时的散文作家目击时艰，已不暇如王充那样从容不迫地考证虚实，而是尖锐地指摘时弊，评论政治得失，提出救弊扶危的主张，文多愤激不平之气。语言日趋骈偶也是这时散文的发展趋势。著名的政论哲理散文作家有王符、崔寔、荀悦、仲长统等。

王符，字信节，生卒年不详，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以庶出为乡人所贱，加以耿介不同于俗，游宦不得升迁，于是愤而隐居著述，终身不仕。他对当时政治不满，《后汉书》本传称其“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今存《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大多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治论文，少数涉及哲学问题。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批判是广泛而尖锐的。他历数当时经济、政治及社会风气等方面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种种情况，指出此“皆衰世之务”，并引用许多历史教训来警告统治者。他把社会祸乱的根源归咎于统治者的昏暗不明，向往贤能治国，明君尊贤任能，信忠纳谏，要求统治者“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于效验”，建议采取考功、明选等措施来改革吏治；他反复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救边》），即使谈天命，也说“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强调统治者要重视民心的向背；他强调要崇本抑末，重视发展农桑，爱惜民力；他批判迷信卜筮、交际势利等不良社会风气。这些批判皆切中时弊。汪继培《潜夫论笺自序》称其思想体系“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可见其思想已杂有法家成分。他的文章，是非明确，内容切实，说理透辟，指斥尖锐；且引经据典，纵横而论，犀利尖刻；语多排偶，表现了东汉后期政论哲理散文骈偶化的趋势。如《论荣》篇说：

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困辱厄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纣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恶来，天子之三公也，而犹不免于小人者，以其心行恶也。伯夷叔齐，饿夫也，傅说胥靡，而井伯虞虏也，然世犹以为君子者，以其志节美也。故论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则虽有天下不足以为重，无所用，不可以为轻，处隶圉不足以为耻，抚四海不足以为荣，况乎其未能相县若此者哉！故曰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夫令誉从我兴，而二命自天降之。《诗》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

这段文章引证历史和典籍来论证“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批评“俗士之论”，运用排偶的语言，侃侃而谈，指责豪门士族，门阀制度，将道理说得十分透辟，正体现了王符文章的风格。

崔寔，生卒年不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桓帝初为郎，后出为五原太守，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杂定五经，拜辽东太守。母卒归葬，服竟，召拜尚书。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免归。汉灵帝建宁（168年—171年）中卒。《后汉书》本传称其“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其书久佚，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得一卷。从其辑本来看，崔寔对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揭露得相当深刻尖锐。他指摘时弊说：“今使列肆卖侈功，商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见可欲，不能不买，贾人之列，户蹈僭侈矣。故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此则天下之患一也”；“躬耕者少，末作者众”，以致“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圉实”，“斯则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既堕，舆服无限，婢妾皆戴瑱揥之饰，而被织文之衣，乃送终之家，亦大无法度，至用辅梓黄肠，多藏宝货，飨牛作倡，高坟大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俗人多之”，“此天下之患三也”。这种条分缕析，颇似贾谊的《陈政事疏》。语言朴质而略带骈偶，感情激愤而又深沉，充满忧时病俗的郁郁不平之气，正代表了当时政论文的特色。

荀悦（148年—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一带）人。汉灵帝时，宦官用权，士多退避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累迁秘书监、侍中。《后汉书》本传称，“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申鉴》五篇今存，是荀悦的政论集。他在《政体》篇中说：

或曰：圣王以天下为乐。曰：否，圣王以天下为忧，天下以圣王为乐。凡主以天下为乐，天下以凡主为忧。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乐，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忧。申天下之乐，故乐亦报之；屈天下之忧，故忧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达道于天下，二曰达惠于民，三曰达德于身。衰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以贵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报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则生灾矣。苟高人则必损之，灾也。苟奉身则必遗之，灾也。苟肆心则必否之，灾也。

从中可以看到荀悦《申鉴》有三个特点：其一，他的思想比较接近于醇儒，稍杂有刑名黄老之术。其二，他多从正面提出应如何治国理民，很少指责时政的弊端。其三，文字古朴省净，语气和平舒缓，形式似语录，倾向复古，所以明王鏊《申鉴序》说：“悦每有献替，而意有未尽，此《申鉴》所为作者，盖有志于经世也……其论政体，无贾谊之经制而近于醇，无刘向之愤激而长于讽，其《杂言》等篇颇似扬雄《法言》。”《申鉴》的内容和文章风格在汉末是独具一格的。

仲长统（180年—220年），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一带）人。《后汉书》本传称其“性俶傥，敢直言，不务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尚书令荀彧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死时年仅四十一岁。他“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后汉书》本传）。《昌言》全书已佚，严可均的《全后汉文》从诸书中辑得两卷，仅存三篇及一些片段，一万余字。从其辑本来看，仲长统对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诸如政治腐败，谶纬迷信横行，外戚宦官专权，都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揭露豪强地主的奢侈横行：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昌言·理乱篇》）

因此，他主张变革，主张严刑峻法：

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奸宄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昌言》下）

可见其思想是倾向于法治的。故《隋志》将《昌言》列入杂家。他的文章文辞流畅，条理分明，感情激愤，行文以单行之气运排偶之辞，气势充沛，与王符的文风相近。严可均《全后汉文》称其“闿陈善道，指摘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即缪荃孙）方之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非过誉也”，评价似略高，但也有一定道理。

第七节 两汉书信体散文

两汉政论哲理散文以务实求用为宗，抒情成分较少。抒情成分比较重，甚至成为文章的主要内容，则是两汉书信体散文。尽管书信本身乃是一种实用文体，但一般具有文学价值的书信首重感情上的交流，因而成为个人心声的披露。或抒发个人愤懑，或叙述不幸遭遇，或刺世疾邪，或倾诉思恋之情，但都能解剖内心，发自肺腑，辞气纷纭，言词剀切。因此，两汉的抒情散文主要就是书信。

正如两汉的政论哲理散文导源于先秦的诸子散文一样，两汉的书信也是先秦书信体散文的发展。但先秦的书信如《左传》所载郑子家《遗赵宣子书》、郑子产《遗范宣子书》、晋叔向《遗郑子产书》，《战国策》所载鲁仲连《遗燕将书》、荀卿《与楚春申君书》及《史记》所载李斯《谏逐客书》等，主要是陈述政治方面的意见，与春秋时列国使者往来的辞令和战国游士的说辞相似，抒情的成分很少，可以说是政论文的旁支。只有个别篇章如《国策》所载乐毅《报燕惠王书》，才有较多的抒情成分。今存两汉的书信仍多与政治相关，但抒情的因素扩展了，有些已基本上或完全是个人的抒情之作，具备了陆机所云“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文赋》）的特点，成为魏晋以后抒情性书信的先导，对我国抒情散文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两汉书信的抒情，往往着眼于两个角度：一是自陈积悃，一是规劝对方。前者著名的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等，后者则有枚乘的两封《上书谏吴王》、朱浮《与彭宠书》、李固《与黄琼书》等。这些书信的内容虽大都牵涉到某种政治上的问题，有所评议、抗争或讽谕，但都能以强烈感情加以贯串；故在写法上，往往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抒情与议论尤不可分；议论多带抒情色彩，抒情则寄寓着对事物的赞叹或否定。例如：汉文帝时邹阳投奔梁孝王刘武门下，因才高寡合，遭人忌妒进谗，被下狱。他在狱中上书自明，曰：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这一段意在说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引事反复申述，加以慨叹，作者愤懑之情，即在其中了。梁王读过此信之后，邹阳即被放出，足以说明此书之效果。《报任安书》更是写得慷慨悲凉，淋漓尽致；司马迁把自己的半生遭遇、苦难、牢骚和不平，以及种种难言之隐，和盘托出。强烈的感情色彩，洋溢全篇。

在规劝对方的书信中，也有一些表现出浓厚的感情色彩，如朱浮《与彭宠书》。朱浮为幽州牧，彭宠为渔阳太守，二人因事结怨。彭宠自负功高，对汉光武帝未能加封而心怀不满。乃发兵攻打朱浮，并欲叛汉自立。朱浮写信规劝，说：

朝廷之于伯通（彭宠字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孙之亲。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岂有身带三绶、职典大郡，而不顾恩义、生心外叛者乎？伯通与吏民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景，何以施眉目？举措建功，何以为人？惜乎弃休令之佳名，造枭鸱之逆谋；捐传世之庆祚，招破败之重灾；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生为世笑，死为愚鬼，不亦哀乎！

这一段虽不免夹杂个人意气，但仍然不失辞严义正；指斥彭宠逆谋，针针见血；那种强烈的蔑视之情，形成一股咄咄逼人之势。

东汉末年，秦嘉及其妻徐淑相互间两次来往书信，抒情成分更为浓郁。尽管这些书信也与秦嘉的从政有关，但主要是抒写夫妻间相互思念的感情。这几封书信更接近于后世比较严格的抒情散文。

秦嘉，字士会，陇西（今属甘肃）人。生卒年不详。桓帝时，为上郡掾。岁终为郡计簿使赴洛阳。其妻徐淑，因病住娘家，未能随行。秦嘉曾写书派车迎接，其书曰：

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俛当去，知所苦故尔。未有瘳损，想念悒悒，劳心无已。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计往还，将弥时节；念发同怨，意有迟迟。欲暂相见，有所属托。今遣车往，想必自力。

信中设想旅途之孤寂，行期之漫长，故而急欲与妻子相见，“有所属托”。从中抒写出对妻子的思念，虽属片段，但情致缠绵，十分感人。

徐淑收信后，随即写了回信，说：

知屈珪璋，应奉藏使，策名王府，观国之光。虽失高素皓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自初承问，心愿东还。迫疾惟宜，抱叹而已。日月已尽，行有伴例。想严庄已办，发迈在近。谁谓宋远，企予望之。室迩人遐，我劳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岩岩，而君是越，斯亦难矣。长路悠悠，而君是践；冰霜惨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动而辄俱？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离？于是咏萱草之喻，以消两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将来之欢。今适乐士，优游京邑，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珍妙，得无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这封信更加缠绵婉转，情深意厚。徐淑虽因病不能前来相见远送，但她的思念之情，却伴随着丈夫越山涉谷，优游京邑。作者以女性所特有的那种细致心理，设想旅途中一切艰难险阻。夫妻间的体贴入微之情，表达得极为真切。信中提到因病而不得不“割今者之恨，以待将来之欢”，想以将来的欢聚，来安慰眼前的暌离。但这一愿望，却终于落空。秦嘉到洛阳后，被任为黄门郎，不久即病卒于津亭乡，二人此后再也没能相见。秦嘉死后，徐淑拒绝兄长的规劝，毁形不嫁。不久以哀恸过甚，亦卒。这一对恩爱夫妻和他们的悲剧命运，引起后世不少文人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