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佛经的翻译和佛经天文学来华

佛教传入中土之初，就产生了将印度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的需要。佛经的翻译活动起于东汉末年，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其间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如东汉的安世高；三国时期的支娄迦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释道安、鸠摩罗什、佛陀跋多罗、真谛；唐代之玄奘、不空、义净、一行；宋初法贤、施护、天息灾，等等。佛教徒怀着宗教虔诚，进行佛经的汉译工作，本意当然为弘扬佛法，却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大量的天文学资料。

许多译经高僧中，不乏精通天文的。如于赤乌十年（247）入吴建业的康僧会，世居天竺，因其父亲做买卖而移居交趾。《高僧传》说康僧会“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的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出身婆罗门种姓，“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高僧传·慧严传》中提到的婆利国人显然也是掌握了相当程度的天文学知识，其所说天竺历法与慧严所说相同。

大同十二年（546）到达南海的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真谛是非常著名的译经师，《续高僧传》说他“群藏广部罔不厝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他译出的《佛说立世阿毗昙论》中所包含的天文学内容非常丰富、纯粹，对印度古代的宇宙学、日月之运行规律等皆有详细的定量描述。

金刚智、善无畏、不空号称“开元三大士”：金刚智“泛舶而来”；不空“附昆仑舶”返回印度，游历五载又返回；善无畏则“寄身商船往游诸国”。“开元三大士”译出的大量密教部经典中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内容。

由于经陆路来华的域外僧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他们携带入中土的经典数量也占有优势，因此含有印度天文学内容的汉译佛经数量也是以陆路传来为多数。

佛教由北路传入中土还具有一个特点，即早期传入中土的佛教并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而是来自先被佛化的西域各国。这从一些早期译经者和传法者的籍贯可以看出（据《高僧传》所载）：

安世高，安息国太子

支楼迦谶，月支人

安玄，安息国人

昙帝，安息国沙门

康僧会，其先康居人

支谦，月支优婆塞

昙摩罗刹，其先月支人

帛尸梨密多罗，西域人

竺佛图澄，西域人

僧伽跋澄，罽宾人

昙摩难提，兜佉勒人

僧伽提婆，罽宾人

昙摩耶舍，罽宾人

鸠摩罗什，本天竺人，龟兹王女之子。

弗若多罗，罽宾人

昙摩流支，西域人

卑摩罗叉，罽宾人

佛陀耶舍，罽宾人

道普，高昌人

佛驮什，罽宾人

浮陀跋摩，西域人也

昙摩密多，罽宾人

畺良耶舍，西域人

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

《高僧传》中所载外籍僧人共42名，为以上西域籍贯的共24名。罽宾、月支、康居、安息、龟兹诸国，正处中印陆路交通之要道，而这些小国是首被佛化的国家。佛教正是以这些西域小国为基地逐渐向东扩散、传播。当然，严格说起来罽宾属于西北印度，在中国古代也把它作为西域诸国之一，此地可以看做是佛教从印度经陆路向东传播的起点站。

因此，早期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内容虽然源流出于印度乃至巴比伦，但也有经西域各国消化、吸收和改造之处。至法显开西行求法之先河后，玄奘、义净也直接到印度取经，许多印度僧人也直接来华传教。因此隋唐时期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大都直接来自印度本土。

纵而观之，从东汉末年到北宋初年，将近800年的时间里，印度古代的天文学几乎不间断地随佛教经典的汉译和其他途径传入中土。在佛教传入中土的早期就有天文学内容相当丰富的佛经被译成汉文，这以三国吴时译出的《摩登伽经》为代表。更早的经典中没有发现有比较纯粹的天文学内容，但像汉末安世高这样的早期来华传播佛教者本身就精通天文，不能排除印度天文学在这个时期以非佛经形式传入的可能。

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相当于西晋时期，若罗严的《时非时经》和竺法护的《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是含有相当多天文学内容的汉译佛经。《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一般认为是七十年前《摩登伽经》的异译本。通过《摩登伽经》和《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印度的二十八宿体系被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土。

四世纪末到五世纪中，在南方相当于东晋末年到刘宋元嘉年，有徐广的《七曜历》，何承天的《元嘉历》。何承天从慧严处接触了天竺历法，当时从印度传入的天文历法有些方面值得中国历法家学习。该时期在北方相当于十六国晚期到北魏初期。虽然是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但佛法却很昌盛，是北朝佛经汉译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期，著名的译师有竺佛念、佛陀耶舍、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法显、昙无谶等。该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天文学内容比较集中的经典，但鸠摩罗什在《大智度论》卷四十八中对四种月概念的区分和定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五世纪中到六世纪中这一百年中少见有随佛经译出的天文学内容。该时期似乎是对早期传入的印度天文学的消化吸收时期。从何承天在《元嘉历》中的大胆改革开始，梁武帝则在长春殿召开御前学术会议，欲以印度古代宇宙模型取代当时流行的浑天说。北朝则有北雍州沙门统（佛教领袖）道融成为共修《正光历》九家之一家。最后是张子信的一系列神秘而突然的天文发现，这些发现导致了隋唐历法产生质的飞跃。

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相当于南北朝后期到隋代。这时期在南朝活动的西天竺僧人拘那罗陀（真谛）译出了含有大量天文学内容的毗昙部经典《立世阿毗昙论》。在北朝，北天竺那连提耶舍译的《大方等大集经》和北天竺犍陀罗国人阇那崛多译的《起始经》中也有相当多的天文学内容。尤其是“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周言法希，奉敕为大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续高僧传·卷一》）一事令人瞩目。我们推测该二十卷《婆罗门天文》应是对印度天文历法较为全面的介绍。

入唐以后，佛经翻译的数量大量增加。就天文学的输入而言，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玄奘译出的毗昙部经典中包含的对印度天地结构、日月运行等宇宙论方面的天文学知识的介绍。后期主要是指中唐时期随密教经典传入的天文学内容。同时该时期还有大量的非佛经资料天文学的传入，像天竺三家在唐代天学机构中的活动、曹士蒍《符天历》在民间的流行等。

五代马重绩的《调元历》可以看作是受大量流传于民间的印度天文历法影响的结果。

佛经汉译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译成《本生心地观经》之后一度中断，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才复兴，当时主持汉译的是中印度人法天、北印度人天息灾和施护三人。然就随佛经传入的天文学内容而言，只能算是六朝隋唐以来的余音。宋代以后译经既少，印度天文学也几乎没有什么传入了。

从译经地点上看，六朝时以南京为中心，北朝及隋唐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宋代以后开封为中心。从数量上看，北方译经比南方多。

从随汉译佛经传入的天文学内容来看，其在时间先后上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进步趋势。也就是说，早期传入的天文学知识并不见得比晚期传入的落后，而晚期传入的也不比早期传入的先进多少。这是以佛经为载体传播天文学知识所必定带有的局限性——毕竟佛教典籍以传播宗教观点为主。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印度天文学入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佛经中的天文学很可能只是全豹之一斑，能产生影响的还有掌握印度天文学知识的佛徒如慧严等，和其他非佛经类典籍如《婆罗门天文书》、《九执历》等。像何承天的历法改革、张子信的发现等对中国古代历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极有可能受到了印度天文历法的影响和启发。罗睺、计都等来自印度的四余概念最后直接进入了中国官方的历法。

从事佛经汉译的高僧中，有不少人对当时的天文学专业知识有很好的掌握。这可以从一些有关这些译经者的传记史料中来推断：

安清，……刻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高僧传卷一·译经上》）

昙柯迦罗，……善学《四韦陀论》，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高僧传卷一·译经上》）

康僧会，……笃至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高僧传卷一·译经上》）

昙无谶，……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高僧传卷二·译经中》）

鸠摩罗什，……什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善学《围陀含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又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高僧传卷二·译经中》）

求那跋陀罗，……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高僧传卷三·译经下》）

求那毗地，……谙究大小乘。兼学外典，明解阴阳，占时验事，征兆非一。（《高僧传卷三·译经下》）

真谛（拘那罗陀），……群藏广部罔不厝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续高僧传卷一·译经篇初》）

菩提流志，……历数咒术阴阳谶纬靡不该通。（《宋高僧传卷三·译经篇第一之三下》）

以上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真谛等，都是著名的译经师。真谛译出的《立世阿毗昙论》中所包含的天文学内容非常丰富、纯粹，对印度古代的宇宙学、日月之运行规律等皆有详细的定量描述。

译经到唐朝达到高潮。金刚智、善无畏、不空等“开元三大士”译出的大量密教部经典中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内容。唐代著名的高僧一行就既精通天文历算——他修造的《大衍历》在历法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好历，又译著了大量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