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渊源关系

余明光

全世界的华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尊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文化的奠基人。所以中国不但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单位，也是一个文化的单位。五千年来，我们的国脉和龙脉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们的文化一直在独立自主地发展，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现在只有中国还独立存在并坚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国脉承龙脉，黄帝英魂壮民魂。”今天我们要寻根问祖，追溯我们文化的来源，不能不追溯到黄帝文明创始集结的初期。

一 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渊源的几种看法

对于我国的上古文化，它的源头在哪里？学者们有不同的回答。这是基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同：一种是相信传统历史而绝对崇古信古的；一种是不信传说而疑古的，总是要在历史的遗迹中寻找证据，推翻传统的旧说。由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同，因此对上古文化源头的看法也不一样，这正好说明文化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同时也说明信与疑会对问题产生完全不一样的解答。

中国上古文化与历史的源头在哪里呢？

第一个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者是孔子。孔子对历史的研究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对历史资料的采集与甄选尤为仔细。他是一个非常好古的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他对待上古历史和文化的态度，但他的“信”又是有限度的。如他在整理远古和上古历史文献的时候，十分谨慎地删定《尚书》，把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断自唐虞开始，对于唐尧虞舜以前的历史，因为只有传说，不能作为可以征信的历史资料，因此便忽略不提了。孔子的删书断代对后世影响很大，很多学者便退而求信，以夏、商、周三代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开始，而三代以上的历史便疑而不论了。

孔子的断代并非绝对准确。到了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蜂起，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于三代以上的远古历史资料及其传闻还保存不少，所以诸子百家对于孔子的断代，对于远古历史的叙述与传闻，仍然采取了存疑存信的态度，但并不否认远古历史文化的存在。

到了汉代，因为周秦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以及对黄帝存在的信任度越来越高，史料也越来越多，学者对孔子的断代便不以为然了，提出了种种新的意见，司马迁大胆地突破孔子对历史断代的局限，第一个提出以黄帝作为中国远古历史的开端，即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源头就在黄帝。他在《史记·五帝本纪》里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司马迁提出以黄帝作为古史的上限，是卓有远见、言之有据的。他突破《尚书》的局限，并实地走访空桐、涿鹿、山东沿海以及江淮地区的长老，调查黄帝的传闻与遗迹，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把一些不雅驯的离奇古怪的虚诞之说剔除，而择其典雅精华者和古文《五帝德》及《帝系姓》相对照，作对比研究，证明黄帝的存在和其事功并非虚说，然后才写成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本纪》。确立黄帝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奠定中华文明的第一座基石。

二 上古文化与道术发展的线索与路径

由于孔子以《尚书》为依据，以虞、夏作为古史上限的开始，后世的儒家学者多遵循孔子的教导，以夏、商、周三代作为标准的可信史料，故其道术亦从三代讲起。这样，黄帝文化就被排斥在历史之外，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尚书》中所讲的历史与文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突然冒出来的，它也是从黄帝上古文化承传下来的。也就是说，三代的文化与道术是源于五帝的文化道术的。这种国脉与龙脉、学统与道统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向前发展的。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考察上古文化的渊源，以证明黄帝是我国古今文化的总源头。

《史记·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史迁在这里指出一个学者拥有的典籍除了六艺外，还有“极博”的其他典籍，“六艺”只不过是儒家的主要典籍。但就“六艺”而言，主要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也就是儒家的“五经”。而真正能够论述中国上古文化源头的只有其中的两部书——《尚书》和《周易》。

先说《尚书》。《尚书》所保留的政治历史文化资料都是历代“史官”记录下来的官方文件，可考的有尧、舜、禹、汤以至周代的文化，这部分文化后来经过周公的整理而集其大成，并依此制定了周代的礼、乐、文教和刑政。为以后的孔子所传承发挥。所以孔子之孙子思在《中庸》里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可见以《尚书》为代表的“史官”文化系统认为中国上古文化的源头在唐尧时代。

但唐尧以前呢？《尚书》和孔子都没有讲，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上溯到黄帝时代。因为根据黄帝所传国脉顺序来看，黄帝之后是颛顼，是黄帝之孙，以后是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唐尧是黄帝的玄孙，虞舜为黄帝九代孙，而夏禹也是黄帝的后裔。这样的国脉传承关系，当然与道术文化传承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中国上古文化的渊源应在炎黄时代。

中国上古文化的第二个源头是以巫觋为首的《周易》文化系统，它也可被称为巫觋文化系统。《周易》自汉、魏以来，一直被思想文化界视为“群经之首”，学者们认为中国文字与文化学术都起源于《周易》，视伏羲画八卦为有书契的开始。易学系统历来都有“三易”之称，即连山、归藏与周易。连山易与归藏易久已失传，现在剩下的只有《周易》这部书。《周易》后来被看成儒家经典，那是有问题的。秦始皇烧书时，它并没有被列入儒家典籍，而是被当作卜筮之类的方术之书，因而被保留了下来。后来“易学”成为两汉时期的显学。

《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根据这个记载，八卦的创始人就是伏羲氏。所谓“八卦”就是用八个符号来表示山川地理、人间万物的某些特征，其中包含着阴阳互变的因素。到了黄帝时代，巫觋因为要沟通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因而将八卦重叠，产生六十四个卦作为归纳万事万物变化的迹象和作为分析归纳人事物理的法则，再把天文学上发明的天干、地支加以配合，到了夏、商、周时代又把五行术数配合进去，因之形成独立的巫觋文化系统。

周族自称黄帝是自己的祖先，它特别重视文化的传承，也特别重视易学。周文王为它写了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又为它写了爻辞，使《周易》这部书更为完善，也为后学者学习这部难读难懂的经典铺平了道路。更为重要的是，文王与周公在解释这部书的内容时，他们把原始的有关天文物理阴阳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解释附会成为人文科学或人事哲学方面的新理论，使之成为发扬人文道德、奠定伦理标准的人文思想的基石。

以“史官”为主的《尚书》文化系统和以巫觋为主的《周易》文化系统的发源地是不同的。《尚书》文化是随着尧舜氏族部落的发源地而产生的，大致起源于黄河中心流域东北方，它的主要思想内容是礼乐文化，至周代乃集其大成。《周易》文化系统也是随着伏羲、神农、黄帝氏族联盟部落的发源地而产生的，这个部落联盟及其文化，产生于西北高原，逐渐向黄河中下游发展，到了三代以下便形成了中原文化。它以伏羲画卦开始，以黄帝发展其内涵为中心，而终于周文王和周公对八卦的演绎，最后形成《周易》哲学。

从以上两个文化源头来看，虽然地域有所不同，民族风情有异，但到了三代之际，这两个文化系统已经合二为一了，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因为地域各异，民风不同，所以在解释这些文化的时候，便各自有不同的见解，这就是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学说各异的重要的历史背景。所以《庄子·天下》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由何降？明由何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这里的所谓“一”，既是指“道”，也是指“黄帝”。即我们中华文化的道统，都是来自黄帝。

除了孔子、司马迁论述上古文化的源头外，还有人觉得不满意，觉得中国上古文化的源头比黄帝还要古老，如唐代的司马贞，他为《史记》作补苴，又根据道家的传说，写了《三皇本纪》这部书，把中国上古文化从黄帝再住上推，从五帝再推到三皇，这样我们的文化就有十二万年之久了。到了宋代，邵雍研究《周易》，他是象数派的大师，著有《皇极经世书》，创造了一套新的数学模式，计算中国历史的发展，根据他的计算，从三皇到唐尧甲辰年止，已经有四万五千年了，像司马贞和邵雍这类史学家和易学家，他们提出的这些不经理论，我们只好置之不论了。

三 黄帝事功与黄帝思想的关系

黄帝生于“轩辕之邱，因名轩辕”，轩辕即今河南新郑。后来因蚩尤作乱，欲取炎帝而代之，炎帝神农氏势衰力薄，又欺凌弱小氏族部落，黄帝乃兴兵在阪泉（今河北保安）兼并无道的“榆罔”——当时在位的第八代炎帝。再移师于涿鹿，打垮了横征暴敛的蚩尤，被众部落推尊为联盟共主，是为黄帝，继炎帝神农氏而统治天下。

一代伟人必有他伟大的思想，而伟大的思想必来源于他伟大的功绩，实践出真知，真知出思想。纵观黄帝一生的功业，可以分为文治与武功两大部分。文治产生政治、哲学和礼乐思想，武功则产生军事思想，兹分别简要论述于下。

（一）黄帝的文治及其思想

黄帝上承伏羲、神农两代初创文明，即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完成统一大业。这也就是后世判断历史文物、裁定上溯始于黄帝的原因。

黄帝治理下的发明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创建了天文历法，文字书契，冠冕衣裳，律吕音乐，以及度、量、衡等。在治国方面，他创建了井田制度、官僚行政制度、史官制度等。可见，黄帝的发明从物质文明一直延伸到精神文明，对社会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司马迁所说的“黄帝，学者所共术”，即为百家学说所共信、共知、共奉和赞许。这就是“百家言黄帝”的真正原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谓“黄帝的发明创造”，并非就是黄帝个人所为。任何聪明大智的伟人，都不可能有面面俱到的发明。所以，这里讲的黄帝的发明创造，实是“黄帝族”的发明创造，是黄帝氏族部落联盟集体智慧的结晶。

黄帝既然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治业绩，透过这些物质文明，我们看到了哪些思想意识的萌芽呢？

第一，“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这是因为黄帝继承了炎帝神农氏的农耕文明，而农耕最主要的就是注重天时。黄帝最大的成就是注重天文历法。他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创造了天干、地支以记时日节气的“黄帝历”，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这个古老的“黄帝历”一直到汉代还被列为七大古历之一。这种仰观天象、顺应自然之举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积极认识、利用和保护自然的表现。这也是“究天人之际”的上古哲学思想的萌芽，儒道两家都继承了这个思想。所以后来中国文化强调，“人禽之辨”、“文野之分”，其思想起源也在这里。

第二，“人文精神”的发端。从《大戴礼》、《世本》和《史记》的记载来看，黄帝虽然神通广大，但他是人，不是神。其父母子孙都是参加社会实践的人，其成功完全在于整个氏族及其辅助官员的积极努力。他们相信的是人的力量，而不是神的力量，所谓“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靠的都是人。这种以人为本，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益的精神，便是人文精神在上古时代的开端。

第三，自然科学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在平定蚩尤以后，便着手建立原始的自然科学规范，尤其是天文和数学。天文学最大的成就是利用占星术和对日月的观测，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计算出天有十二次，为日月所运行的规律；地有十二分，为各诸侯王国所划分的疆界。与此同时，便是天干、地支的发明。又命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以纪时日。盖自黄帝以来，即使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为甲子一周期。如此循环不已，以纪年、月、日、时，所以我们上古时期的天文学与数学是分不开的。后来的道家，正是继承黄帝的这种探索自然的精神，在“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引下，不断向自然探索，除天文与数学外，还在物理、化学、医学、药物学等科学领域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第四，封疆建国的政治思想。黄帝作为部落联盟的共主，如何协调各氏族部落的关系，这是消灭蚩尤以后的头等大事。从黄帝的行事中，可以看到，他首先要做的是划定土地疆界。据说黄帝“命风后方割万里，画野分疆，得大小之国万区”。这里的所谓“国”也就是当时的部落，各部落有了土地，便各自相安无事，努力发展自己的生产。为了各部落和平相处，黄帝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监督和处理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协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又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这就是后来井田制的萌芽，也是重农思想的开端。

第五，设置百官，订立制度，勤政爱民，按章施政。据说黄帝即位之时，有“云瑞”出现，就以云名官。根据古史的记载，有“缙云氏”、“青云氏”、“白云氏”、“黑云氏”。还有中官“黄云氏”。百官以云命名，恐怕也是和农业气象有关。《周礼》上说“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又颁布“五刑”，使用“大辟、劓、刖、宫、黥”五种刑法，并设“李官”，专司刑法。《史记》上说，黄帝“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结果得到大治。《史记》称：“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这种“百官分立，各司其序，不相乱也”的政治思想，即是后世的无为而治思想的萌芽。

（二）黄帝的武功及其思想

黄帝之时，他与炎帝、蚩尤相鼎立。炎、黄都是少典之子，同出一族，故为兄弟。炎帝神农氏是姜姓部落的首领；而黄帝则是姬姓的部落首领。后来由于部族的分散迁移，一个在姜水附近发展，一个在姬水附近发展。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宝鸡境内，姬水也离此不远。可见炎、黄都是发源于我国本部黄土高原地区的部落首领。依据世系推算，黄帝生活在距今5000多年前，而炎帝的时间比黄帝大概还要早500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今日考古所发现的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河南、陕西的龙山文化以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这两个部落由西北高原沿黄河渐渐向东发展一直进入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大致在今晋、豫、鲁、冀四省交会的华北大平原地区，恰好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也率众在这一地区发展，遂形成炎、黄、蚩三族鼎立的形势。

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三个部族都要壮大自己的声势，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必然要产生尖锐的矛盾，战争便随之而发生。

最先爆发争战的是炎帝与蚩尤。姜族神农氏此时的首领为第八代炎帝榆罔，其部族此时已走向衰落，史称“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蚩尤乃乘其势，与之战于涿鹿之阿，大胜之，炎帝被逐。《逸周书·尝麦解》说：“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庄子·盗跖·释文》也说：“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逐榆罔。”炎帝战败后，乃求之于黄帝，黄帝乘势兼并了炎帝。于是炎黄联合，击败蚩尤。

黄帝与蚩尤之战，是我国上古时期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次大战，它决定着我们民族的走向和今日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蚩尤得志，中国的历史也许完全是另一回事。

号称“战神”的蚩尤，是黄帝的劲敌。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曰：“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制伏蚩尤。”又《山海经》曰：“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主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管子》书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以上所引，可见蚩尤“以金作兵”——即以铜作兵器，证明他的部族已进入青铜时代，而黄帝在这方面还稍逊一筹。如此强敌，要战胜他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黄帝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各部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在涿鹿擒杀蚩尤，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单靠彪悍强勇、武器犀利，未必能取得胜算。《逸周书》在总结蚩尤之败时指出：“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即蚩尤）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于独鹿（即涿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

黄帝与蚩尤之战，非朝夕之功。双方对垒，达十余年之久，据传说他们先后共进行大小战斗七十一次都未分胜负。又说黄帝“顿兵浊鹿（涿鹿）之山，三年九战而城不下”，总之战争的艰苦和残酷可想而知。

黄帝战胜蚩尤，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局面，除文治获得辉煌的成就外，其武功也达到了顶点，留给后世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是其军事思想。

黄帝的军事思想最详尽的表述就在《黄帝四经》内，其中《十大经》中的《五政》、《正乱》、《兵容》、《本伐》和《顺道》诸篇是专门论述与蚩尤作战时所使用的战略战术的经典文章。其要点如下。一是特别注重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强调战争不能脱离政治，政治贯穿于战争之中。二是正确分析敌我双方形势，谨慎而大胆用兵，特别强调要从天、地、人三个方面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和强弱。三是在战争中要扬己之长，纵敌之短。“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四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五是在战术上迷惑敌人，使其不知虚实，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敌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不杀俘虏，化敌为友，壮大自己的队伍。如黄帝击败蚩尤后，对战俘做了分别处理，表现比较好的迁到“邹屠之地”；表现不好的迁到“有北之乡”；对有才能的分别予以重任。《管子·五则》载：“昔者黄帝得蚩尤（按：蚩尤是个通名，蚩尤部落大小首领皆叫蚩尤）而明于天道……故使为当时。”这是因为蚩尤懂得天文气象，能观风察雨，故任命为“当时之官”。所谓“当时”就是掌握天文星象时令的官员。《管子·地数》又载：“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这就是说：有一部分蚩尤懂得冶炼之术，故任命为冶金（冶铜）之官，以制造青铜武器。总之不杀降、善待俘虏、化敌为友的政策实施，成为后世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黄帝思想与诸子百家的关系

中国的道统自黄帝始，一直延续五千年未曾间断。所谓“道统”，即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九流百家，托始不同。如墨子言禹，道家言黄帝，儒家言尧舜，许行言神农，虽各有所宗，而其源皆在黄帝。即使是“六艺”之文并孔子所述，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诗经》唯见禹、汤、文、武，《周易》备述五帝，《春秋》法文王，唯《尚书》首推尧舜。这些上古文化的细流，如果追流溯源，皆可以追溯到黄帝的时代，所以中国的道统文脉是从黄帝开始的。

当然，思想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文化特点。庄子曾对中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把从黄帝开始，中经尧、舜、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分成三个阶段，代表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

第一是上古时期。“古之所谓道术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圣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以上是指从黄帝开始，中经尧、舜、禹的上古时期，这个时期文化的特点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后世的儒、道两家都是以天、德、道为根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是思想文化的发端期，政治文化上最大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这君、亲、师三者是合一的，作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就是一个大家长，就有教育全民的责任，当然也包括“刑教”在内。而教育的内涵主要是天、德、道。这三者也是混而合一的，可见真正的思想文化还没有单独分离出来。最高统治者既是文化道德上的“圣”，也是世俗社会的王，圣和王是统一的。

第二个时期是中古时期。“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

这个时期主要是商、周的中古时期，文化掌握在“史官”的手中，“政教合一”的特殊结构开始瓦解、崩溃，出现了“缙绅先生”这样一批文化人，但主流仍是“学在官府”。

第三个时期是近古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政教分离”，思想文化再也不被官方所垄断，学术开始下移到民间，对任何一个问题，“缙绅先生”都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学术终于从官府走向了民间，诸子百家之学像雨后春笋般地发生和发展，这就是庄子讲的“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也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学术下私人”。

这种“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的百家之学，显然是从过去统一的道术中分裂出来的各种理论。这种文化现象也预示着新兴的国民阶级将要走上政治舞台，需要各种学术思想为其鼓吹和服务。新的社会变革即将开始。

就学术思想而言，从黄帝到先秦时代，学术是不分家的，也不分派，学术分家立派那是从汉代开始的。先是有司马迁父子的《论六家要旨》，后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最后到《汉书·艺文志》。从此以后，历代沿习，遂成定制。

自汉代学者将学术分家以后，学派门户之见乃生，而且愈演愈烈，以致互相攻击，水火不容，以儒、道两家为例，可以窥其大概。

儒、道两家，本来都是继承黄帝大道，他们各自采用不同理论、不同方法，建设自己的理想社会，可谓殊途而同归罢了。可是老子的理论遭到后世儒家无端的指责与诬陷，如有名的“无为”思想，即是根据天道自然的至理，来说明天道的境界和功能，并非如儒家所说的不为的意思。“无为”是天道、道体的境界，“无不为”是道体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人应该效法天地，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真正做到大公无私，这才是天理的固然。所以说“大道无私”。试将老子这一理论与儒家所宣扬的文、武、周公及孔子的学说相比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只觉得他们都是传承自黄帝以来的上古传统文化的一贯思想。《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等，它的意思与老子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可见，诸子百家虽各执一端以成其议论，但他们的大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以“务为治”，各自揣摩自己的新理论，憧憬着未来的新希望，去建设自己的新社会。

由此也可见，诸子百家虽“从言异路”，论不相同，但其思想文化的渊源都是来自黄帝的“大道”。故司马氏论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