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独异性的爆发

在如今的社会，不论往哪个方向看，人们想要的都不再是普通，而是独特。不再把希望寄托给规范化和常规的东西，如今的机构和个人，其兴趣和努力方向都只是追求独一无二，追求独异于人。

就拿旅游来说，现在早已经不能满足于像以前那样，为大众旅游团提供如出一辙的旅游产品。现在能引起出游兴趣的，主要在于某个地方的特殊性，某个有“真”气氛的特色城市，别具一格的风景，与众不同的日常生活，等等，而这还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因为这种发展趋势已经席卷了整个晚现代全球经济。不论货品还是服务，以前都是些形质单一、批量生产的商品，而现在的活动或设计不再千篇一律，而是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富有独异性。于是人们的热情就转向了非日常的现场音乐会和音乐节，转向了运动和艺术活动，还有各种健身文化和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有所谓的“有态度的消费者”，他们对各种面包和咖啡都能进行不同的品赏，就像以前的葡萄酒行家那样。人们不要“批量生产”的沙发而去寻求古董家具，“苹果”这样的品牌提供的不仅是最先进的科技，还是一套完整的、富有吸引力又独一无二的环境，这才是用户最看重的。最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服务，为客户量身打造治疗产品。

晚现代的经济越来越专注于独异的物品、服务和活动，它所生产的货品，也越来越不单纯强调功能，而是要兼有或独具文化内涵，并能够在情感上吸引人。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文化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对劳动和职业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在工业社会里，正规的专业技能和业绩要求绝对是居于主要地位的，而知识和文化经济所关心的，是主体要能够树立与众不同的“形象”。只有那些做出非凡之事的人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能得到赏识，从事常规工作的人不会受重视。

经济对社会的发展无疑有引领作用，但从普通向独异的转向早已在别的领域发生，比如在教育领域。学校已经不能像20年前那样，只要按国家规定的大纲教课就行了。每所学校都得，也都想要有点与众不同，必须并且也愿意精心打造自己的教学特色，还会帮助学生（及家长）安排特有的发展道路。而每个孩子在家长眼里——至少是那种新的知识中产阶层家长——都是有特殊天赋和特色的人，要把这些都发掘出来。

另一个领域也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强调独异性了：建筑业。国际通行的一系列建筑风格看上去太单一，自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建筑风格兴起以来，老风格已经广泛地被大型独栋建筑取代，于是博物馆、音乐厅、旗舰店和住宅楼的风格有时候让人惊诧，有时候个性得让人奇怪。这背后其实是空间结构在发生根本变化：以前典型的现代的建筑提供可置换的空间，而如今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的晚现代社会，要的是一种辨识度高的、独特的地方，这些地点要具有独特的气氛，与它独有的叙事及记忆联结在一起。相应地，在文化重建（cultural regenration）的背景下，城市和大都市也在努力生发出一套“自我逻辑”，只有它才能保证这个城市的生活质量，保证这个城市的独门特色。新中产喜欢流向这些热点城市，其他那些被看作没有吸引力的地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有——却有被荒弃的危险。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身处其间的晚现代社会主体尤其要为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而在独异性中去寻求满足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的主体主要是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笔下那种“适应社会的人格”，收入中等，家庭一般，住在城郊。现在，这种主体形象在西方社会被看成墨守成规的底色，在它上面，晚现代社会的主体形象正欲凸显。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人在这一点上谈到个人化问题，认为主体已经从社会的各种要求中解缚，被释放到自决的状态中。然而，独异化的意思，要比独立自决和自我完善更多。核心的一点是，独异化要追求独一无二和卓尔不群，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不再仅仅取决于主体的个人意志，它已经变成了社会的期望，其中又不乏自相矛盾的成分。这一点在新的高知中产阶层尤其明显。教育的普及和后工业化造就了这一阶层，他们已然成为晚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放上了独异化这把尺子：怎么住，吃什么，去哪玩，怎么玩，怎么保养身体，怎么维护交际圈。独异化模式的生活不是单纯用来过的，而是要被策划展示的。晚现代主体（根据要求）在旁人——他们在变成观众——面前展现独特的自我。只有当主体显得“真”时，才是有吸引力的。无处不在的各种媒体上的个人主页就是制造独异性的中央舞台。在这里，主体就是处于一个无所不包的吸引力市场中，这个市场上进行着可见度的角逐。只有不同凡响，才能获得瞩目。这说明晚现代社会是一种“真”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吸引力文化。

工业社会的普适性规律被晚现代社会的独异性规律所取代，最终还影响了21世纪初的社会形式、集体和政治领域，而且影响十分深远。被独异化的绝不仅仅是个人或物品，还有各种集体！正规机构、全民政党和科层制国家当然还将作为背景继续存在。然而它们变成了被动的一方，让位于少数派的或临时性的社会形式，这些能给人更多的认同感。它们不遵循普遍规则或标准流程，而是去耕耘有专属认同感的自己的世界。这些社会形式包括职业领域及政治领域的合作组织和项目，它们因自己的感性力量、特定的成员以及一定的时效而有各自的独异性。现实世界或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圈子、政治亚文化、休闲及消费社团等也属此类，它们都有自己的审美和叙事，作为不能随意加入的圈子，它们有独特的利益和世界观，远离大众文化和主流政治。

最后，独异化社会形式还包括那些全球各处都存在的政治或亚政治的新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将自己历史上、空间上或伦理上的独异性当作成员共同的文化想象来维护。这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它包括族群性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政策，也包括在全球移民潮中形成的移民社团。此外，很多地方形成了新的宗教团体甚至是原教旨主义团体，尤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团体要求在正规教会体制之外奉行一种宗教例外主义。在同样的背景下，世纪之交形成的右翼民粹在呼吁维护本民族的本色，以及本国文化的纯粹性。与此同时，“文化多样性”以另一种方式在21世纪初成为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政策的主导方针。

上面提到的这些缤纷杂乱的现代社会现象就像万花筒一般，组成了一种图案，我这本书就是要分析它。我的主导论点是：晚现代发生了一种社会结构转向，即面对独异性的社会规律，原来普适性的社会规律失去了主导权。我想把那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也就是那种不可置换、不可比较的东西，用“独异性”这个概念来代表。在我关于晚现代和现代的理论论述中，主导的一点是普适性与独异性的区分。这种区分并不简单，但它会开辟一些新的视野，帮助我们理解当下。普适性与独异性之间的区别原本是哲学范畴的问题，康德对之进行过细致、全面的研究。而我却想把这个问题从认识论中解放出来，放到社会学中去。当然，在人的世界中，总是既有普遍性又有独异性的，这是视角的问题。康德认为，“概念”总是普遍的，而“观念”则总是瞄准特殊。因此，世界上的每种元素都可以被解释为具体的个体，或普遍类型中的个例。对社会学来说，这种区分过于通俗。社会学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确实存在一些社会机制以及整个的社会形态，它们就是要体制性地促进普适性的产生，并且以此为要务，同时抑制并贬低独异性；反之，另有一些社会机制和社会形态，它们就是要推崇并褒扬独异性，进行独异化这种社会实践——以普适性为代价。普适性和独异性都不是直接存在的，二者都是在社会中被制造出来的。

晚现代社会是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开始发展的一种现代社会形态，说它是独异性社会，因为独异性的社会规律在这里占主导地位。而且——在这个进程中人们必须认识到——它也是第一个全面遵循独异性规律的社会形态。独异性的社会规律涉及所有的社会维度：物与客体、主体、集体、空间和时间。“独异性”与“独异化”是横跨多个领域的概念，描述的是一种横跨社会各个领域的现象。有一点，一开始人们可能还不适应，但还是要强调：虽然人作为主体肯定也是被独异化着的，但独异化绝不仅限于个人主体，因此，传统上专属于人的“个性”这个概念，在这里就不合适了。独异化包括了，而且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包括了独特物体和客体的制造及取用过程。它还影响着人们对空间、时间乃至集体的塑造及感知。

独异性社会有不同寻常、令人惊异的结构，仿佛没有什么合适的定义或视角，能够把握它的复杂性。这样一个社会，看似汲汲于倏忽而过的东西，看似崇尚反社会的壮举，它如何自洽？独异性社会会造就哪些机制？它的经济、科技、社会架构、生活方式、工作、城市和施政都采取什么形态？社会学想要仔细研究独异性的社会规律，该怎么进行？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要防范两种错误的取向：神秘化，或论空其事。

对独异性加以神秘化，在社会上的艺术评论者、宗教信徒、崇信神力的人、音乐迷、忠实的品牌粉丝以及挚爱家乡的人们中间，是很普遍的。它的前提是，这些人们眼中珍贵的、吸引他们的东西，就其天然本质来说，就带着某种实在的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与外部眼光无关。对于神秘化，社会学分析有开蒙启智的作用。独异性恰恰不能被看作先于社会就存在的，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回溯独异性社会规律的发展进程和机制。“社会规律”是指，独异性并不是简单直接地存在于客观或主观之中，而是从头到脚都是被社会制造出来的。凡是可以算作独一无二或被当作独一无二的东西来体验的，都只是在认知、评价、产出和施行四种社会实践中并通过这四种实践才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人、货品、共同体、图像、书籍、城市和文化活动等经历了独异化。独异性产生，背后却有许多需要研究的普适的社会实践和结构在围着它转，这不是一对合乎逻辑的矛盾，而是真正的悖论。这正是本书的任务：找出社会制造独异性的模式、类型和格局。独异性绝不是反社会或前社会的，所以，想要把它单独地看待或分离地看待是完全不恰当的。相反，独异性正是晚现代“社会”运转的核心。

破除独异性社会逻辑的神秘化，却也不是要否认独异性的现实存在，不是要将它解读成一种简单的表象或意识形态构想。如今，这种“揭穿”的做法不时以文化批评的形式出现。人们自满地以为，能够证明别人所谓的特立独行不过是一些普通类型中的个案，是大众品位的个例，或者是永远不变的商品循环：苹果产品、科恩兄弟的电影、神童等并非真的不同寻常，这样那样的神奇背后，都只是千篇一律的普通类型。现在我们对独异性社会所做的分析，不是要这样将它论空了事。前面说过，康德认为每种特殊换个视角就可以理解成具有普遍性的个例，这并不奇怪。看上去特殊的东西，最后总能把它归入一个类。但最重要的是：说独异性是社会制造的，不是要否认它的社会现实性。在这一点上更应该想想社会学著名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在我们这里应该说，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向自认为独异的人、物、图、群、地点和事件看齐，并有意识、有目的地制造这样具有独异性的人和事物，那么独异性的社会逻辑就会为社会成员生发出一种现实，并且这种现实的影响是巨大，甚至不可撼动的。

论空独异性，这种评论本身也是能够并且必须被放在社会学视角中来看的：它是独异性社会评论话语的典型组成部分。这些话语自有其推动力和不可测性，因为商品、图像、人、艺术品、宗教信仰、城市或文化活动的独异性经常是受到争议的，是赋值与去值冲突的对象。总的来说，某种东西到底会被评价为独异的，抑或仅仅是普遍性中的一个特例，是个很不确定的问题，晚现代在极大程度上就是在围着这个问题转，对，人们甚至可以说，晚现代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个赋值社会。今天还被看作卓异的东西，明天就掉了价，被扣上了千篇一律或平庸无奇的帽子。有些物或人极力想要获得瞩目却总也求而不得，而另有一些却在评价品味的变换中意外蹿红。于是，大件垃圾变成了收藏品，怪人变成了公认的奇才。这就是说，在独异化的社会里，赋值与去值总是并肩前行的。但它们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强调了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普通的，而是独异的。

必须明确地说：自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发展起来的独异性的社会规律，与近200年来实质上造就了现代社会的那些东西是完全相悖的。经典的现代于18世纪在西欧缓慢形成，20世纪中期，美国和苏联的工业化现代是现代的顶点。这种社会形态的组织形式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普适性的社会规律，而且其强度与烈度史无前例。对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准确的阐释：典型的工业化现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深刻的形式理性化进程。而且我想要补充说，这种形式理性的所有外在形式——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工业，抑或国家治理和法制建设，都是在提高和支持普适性的统治地位。一切都是为了规范化和程式化，要将世界的种种元素都造成一样的，一种风格的，并且是平等的：这个进程发生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发生在国家社会中，发生在军事领域，发生在对少年儿童的“调教”中，也发生在意识形态和技术领域。

只要人们还固守着被工业化社会深刻塑造的现代概念，就容易倾向于把独异性和独异化简单地看作边缘现象或表面现象，将之轻轻弹去。但事实上，独异化的社会规律确实不是处在晚现代社会的外围边缘，而是它的核心。那么这种深刻变革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于我在本书中要详细分析的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回答是：推动工业化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引擎——经济和科技，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转而去推动独异化进程了。晚现代社会中，经济与科技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上催生着独异化，也阴差阳错地为数量庞大的独异品服务。而我们正要从社会、心理和政治的角度去理解这一进程所造成的结果。

工业化现代和晚现代之间，发生了双重的结构性断裂。第一个是工业经济向文化资本主义和以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独异性经济结构转型。知识文化经济的资本主义是后工业经济：它的货品本质上是文化货品，是“独异货品”，也就是说物品、服务、文化活动和媒体形式能否赢得消费者的欢心，取决于它们能否被当作独门产品受到肯定。随着货品的转型，市场和劳动也发生了根本的结构性变化。就是说，如果社会理论想要理解“现代”最高级的形态——追随上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下至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等经典——就必须认真研究最高级的经济形态。第二个结构上的断裂是由数字革命引起的，数字技术不再单单进行普适化，而是主要进行着独异化——包括个人主页数据追踪、互联网的用户个性化，直到3D打印机。伴随着数字革命，这种“文化机器”性质的科技在历史上首次成了引领力量，这台机器生产和复制的产品主要是文化元素——图像、叙事和游戏。

观察经济和科技，也就是文化资本主义和文化机器，就能清楚地发现，有这么一个维量，在过去的工业时代它有沦于边缘地位的危险，现在独异化社会却将核心位置给了它：文化。在晚现代的自我架构中，文化扮演了极不寻常的角色。工业化现代致力于目的理性化和形式规范化进程，某种程度上它对文化活动和文化客体进行了去值，为此还招致文化评论界的诸多抨击。独异性的客体、地点、时间、主体和集体却不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且也不被这样看待；人们赋予它们自身一种价值，一种审美或伦理上的价值，它们由此具有广义的文化性。本书后面还将对文化的内涵和它流转的方式进行详细分析，不过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地说，被赋值者即文化，有赋值过程发生的地方就有文化。重要的是要看到，赋值与独异化这两种实践是并行的。当人、物、地点和集体显得很独特的时候，它们就被赋予了价值，它们看上去对社会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反过来——这一点对社会来说也很重要——另一面也成立：当它们不被承认为独特的，它们就没有价值。简而言之，独异性社会在进行着深刻的文化化。它在宏大的社会游戏中，一边进行着赋值和独异化，一边进行着去值和去独异化，给客体和社会实践施加功能性之外的另一种价值。此外，文化在晚现代有独有的形态：它不再是被划定了范围的亚体系，而是转型成了一种全球超文化，原则上所有的一切，从坐禅到塑料椅，从蒙特梭利学校到YouTube（优兔），都会在各个不断变动的价值市场上成为文化元素，在这些市场上，主体们往来穿梭，追求实现自我。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独异性社会的第二个核心特征：情感的高度重要性。工业化现代社会，其普适性的社会规律及理性化进程造成了对情感的降约。而当人、物、事件、地点和集体被独异化，经历了文化转向之后，它们就在情感上吸引人（或被人拒斥）。是的，只有当它们具有感性力量的时候，才算是不同寻常的。晚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感性社会，典型的现代社会却绝不是。晚现代社会的各个构件都高度感性，而主体渴望在情感上被打动，也渴望在情感上打动别人，这样它自己才能被看成是有吸引力的，有一种“真”。简而言之：普适性的规律与社会的理性化和物化相连，独异性的规律则与社会的文化化及感性化密不可分。

到这里为止，我都在说晚现代正在围绕着独异化和文化化发生一种史无前例的结构转型。不过，这些进程确实如此之“新”吗？普适性的逻辑完全被独异性的逻辑排挤了吗？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听到这个词，马上就感到整个情形复杂了起来。首先，要对我们关于现代的观念进行一番回顾。把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时代称作晚现代，认为这个版本的现代取代了工业化现代，凡是持这种看法的人，都不能绝口不提现代。关于现代的社会学话语在这一点上却总显得有些单薄，它总是将现代化进程与形式理性及物化混为一谈。在我看来，用这么单一的视角去看现代是完全无法理解它的，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由两种相反的维度构成的：一种理性主义和规范化的维度，和一种包括赋值、感性化和独异化在内的文化主义维度。19世纪末的百科全书派学者，弗里德里希·尼采、格奥尔格·齐美尔等思想家，当然还有马克斯·韦伯，感觉到了这种双重架构。

这第二个维度，即非理性的现代，它的主要推手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就是1800年前后，曾一度被边缘化的艺术浪漫派运动。正是浪漫派艺术家们在各个层面上“发现”并促进了独异性：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独创性，大量歌咏自然的诗作，某地风景的独特妙趣，瞬间的狂喜，特立独行的民族、文化圈和国家，当然还有卓异的、追求实现自我的主体。浪漫派艺术家编织的这条线，在19、20世纪根本没有中断，而是连续地贯穿了整个现代，比如在艺术领域、宗教，还有某些特定的政治观。后来，美学和艺术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反抗理性主义现代的文化革命运动，浪漫派强调独异性的传统，对这些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是最后一次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这次运动撞击出了中产阶级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其核心理念是实现自我和发展自我，而这些又是晚现代独异性文化的决定性前提。在我看来，发端于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大规模独异化和文化化，确实可以理解为三种互相促进的结构性要素的交汇：文化资本主义的兴起，数字媒体技术的高歌猛进，以及后浪漫时代新中产阶级关于“真”的革命。本书将逐一梳理这三条线索。

细化之下就能看清楚，其实规范化与独异化、理性化与文化化、物化与感性化从一开始就在以某种方式塑造着现代社会。毫无疑问，现代的现代性在于，它将理性化推到极致，到了激进的地步；同时也在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发展着独异性。如果现代是这样一种双重面孔、各种极端共存的时代，那么晚现代的新意具体是什么呢？它在什么意义上是现代的一种全新形式呢？在本书中，我们通过仔细分析过去40年普适性逻辑和独异性逻辑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希望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当然，形式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消失，但它的地位在变。现在只能做这样的预设：工业化现代，两种逻辑组成了不均衡的二元格局，而在晚现代，它们一个成了前景，一个成了背景。

让人吃惊的是，形式理性的各种机制在晚现代大幅转型，变成了“后台”一套基础设施的样子，为系统生产独异化提供便利。于是，原本是目的理性的技术，转而去为生产独异客体的体制服务了。基因技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促成了一种医学视角，不再将人依疾病种类和标准数值进行划分，而是看作不可再分的特殊个体。另一个同样典型的例子是搜索引擎和数字企业的数据追踪功能，利用匿名算法记录每一个用户的活动路径，以便准确定位用户的购物偏好或政治取向，并为这位用户“个性化”他的互联网。目的理性的基础设施还以别的方式被用来生产独异性，在复杂的赋值技术里，通过打分和排行来比较餐馆、大学、教练或婚恋对象的特点。要之：晚现代社会中当然还是存在规范化技术的，然而事实证明它们常常是一种复杂背景的组成部分，这种背景就是为了保证独异化进程的推进。

要理解独异化社会，就必须尽可能广泛地追问它的表现形式、影响和内在矛盾。在西欧和北美社会中可以观察到它的基本架构。这些区域曾是工业化现代社会的典型，现在它们正在经历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也是本书要谈的内容。本书绝不仅限于讨论德国或容纳了德国社会的那个“容器”的情况，而是从一开始就要采取国际视角：独异性社会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和政治——尽管国家之间有很多区别——在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北欧和澳大利亚都存在。如果仅将这种社会结构看成西方独有的，就太短视了。全球化进程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绝对界限变得通透，文化资本主义、知识文化产业的数字化、独异化的生活方式、创意城市、自由主义政治，还有文化本质主义（这些都是本书要研究的内容），这种种形态都在全球范围内流转，也出现在南美、亚洲或非洲一些地方、行业或圈子中。发展中国家中有许多也开始了向后工业独异化社会的转型，这种社会形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未来。

晚现代的当下和未来是什么样的？它是容易的还是困难的？现代人觉得如今的社会矛盾重重：一方面它是由设计产品、出国旅游、互换住宅、YouTube热点视频、富有创意的加州生活方式、文化活动、城市创新型工程和景观社区（从上海一直到哥本哈根）构成的“美妙新世界”；另一方面则是积劳成疾、被社会边缘化的新底层，以及各种倾向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于是近些年来，针对晚现代所做的种种评论和论断也莫衷一是，甚至让人焦虑：有人乐观地寄希望于一个知识社会能祛除工业社会的劳苦；有人期待一个充满审美享受、注重体验的社会；还有人期望一个能好好利用电脑网络优势的数码社会；同时也有一些悲观的预言，认为社会不公会加剧，人们心理上会不堪重负，会爆发全球性的文化冲突。

面对这些纷杂的一时之论，本书想退后一步，先呈现现代的全景，然后在这个框架下，细致剖析晚现代特有的社会结构。这正是社会学能够符合人望的地方：它不想在变幻无常、一会儿让人激动一会儿让人沮丧的媒体辩论中发明一个又一个新词，而是用长远的眼光分析社会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发展的结构和进程。如果采取这种（晚）现代视角，就不会看不出，当今社会的机遇和希望、问题和困境的结构性原因是相同的，就在于主导逻辑由工业社会的普适性转向了晚现代的独异性。

独异性社会无疑给一些特定的圈子——尤其是高素质、流动性强的新中产阶级——带来了相当强的独立性和满足感。独异性社会本质上带着自由主义的特点，它破除社会阻隔，允许个性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原先典型现代不曾有过的。但同样确凿的是，前面提到的困扰晚现代的种种问题，都因典型现代普适性逻辑的销蚀和独异性社会结构的发展壮大而产生，并且只能在独异性的逻辑框架内去找原因。首先，在晚现代文化中，生活对独异性和实现自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致这种要求成了独异性社会固有的沮丧发生器，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心理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病症。其次，高素质知识文化阶层与去工业化之后的服务阶层之间有了明显的区分，这也是后工业时代的独异化经济体制造成的。在社会、文化以及生活方式上，这种区分导致了阶层之间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最后，各有诉求的集体也经历了文化化和独异化，在此背景下，兴起了多种晚现代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它们对自己的主张与反对都持激进的不调合态度。

不能指望通过科学分析独异性社会就能得出什么简单的定论或临时解决方案。如今社会，产生机遇的原因和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清清楚楚地一分为二，而是一致的。单凭这一点就不能抱有上面所说的那种指望。独异化进程本身说不上是好或坏。所以既不能马上高奏凯歌，为独异性的胜利举办浪漫的庆祝会，或者众口一词、不温不火地诵念进步；也不能反过来，到“深渊大酒店”占个好座位，说晚现代反对普适性，它所强调的感性是非理性的、灾难的，对之进行全面的文化批判和否定。不过这一切并不是说社会学就能舒舒服服坐在高凳上，远远地当个观察者。我认为社会学必须批判地分析当今社会及其进程。批判的分析在我看来不是规范化的理论，而是要有一种对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敏感，发现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对这些结构，社会成员们可能只有笼统的了解。然后，应该找出主要的矛盾冲突，看看有哪些始料未及的后果以及防范机制。本书希望能引起一些思考，思考人和政治能够从21世纪初的这种种社会情形中获得什么经验教训，但不会自己去得出什么结论。

第一章首先在理论上讲清楚如何理解独异性社会逻辑与普适性社会逻辑的区别，以及它们是怎样与文化、文化化和赋值相关联的。以此为背景，可以就独异化问题对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划分。这一章最后，要对晚现代特有的社会结构做一简单勾勒，它也是下面各章的主题。经济和（媒体）技术的演变是本书的核心内容。第二章，我要描述工业社会向独异化经济及文化资本主义的结构转型。第一步，解释如何理解货品的独异化，第二步，阐述市场如何演变为独异品市场，以及独异品市场的各要素构成：关注度、可见度和赋值。第三章讲的是劳动领域的演变，说明创造力、天资、个人形象和表现这些独异化的指标以及它们的正反两面影响如何变得举足轻重。第四章专门用来讲晚现代的核心科技、算法的奥义、数字化与互联网，并研究这些科技是怎样在文化和技术两方面推进独异化的。

分析完独异性社会的经济技术基础之后，我将在第五章中讨论这些要素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本书研究发现，“成功地实现自我”是一种独异的并且包含内在矛盾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最主要的承载者，就是新的知识中产阶层。晚现代社会结构的关键，不仅体现为新中产和新底层在社会性上的两极分化，还体现为这两个阶层在文化上的两极分化，总之是社会不公的文化化。最后，第六章用于探讨政治生活的独异化和文化化，即独异性的政治。本书发现晚现代社会存在一种特有的政治上的对抗，对抗的双方是自由主义超文化——经济自由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都以它为基础——和各种社群性的文化本质主义。本书的结尾要谈到独异化社会抛出的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普适性陷入危机了吗？

这本书可以说是续接我上一本书的，那一本谈的是社会的美学化进程。那本书里我所说的“创意装置”的结构特征，也存在于独异化经济和文化资本主义中，以及数字化文化机器和生活方式上。同时，本书的重点又与上一本书不同：上一本《发明创造性》（Die Erfindung der Kreativität）的核心是对创造性进行历史谱系的追溯，而这本《独异性社会》的主旨是想在社会理论上有所建树。所以，这本书在理论研究上更深入，也更加关注当下，经典的社会学理论问题——劳动、技术、阶层、政治——都被放在独异性社会转型的视角下加以研究。我觉得把研究重心从将创造性作为主要理念转移到以独异性以及独异化为主要理念，从美学化转移到文化化，既能扩展视野，也能深化视角。

无论如何，这不是什么集大成的书，也没有集大成的理论。我在这本书里运用的社会学理论，实际上就是为了探索社会现实。在这种理念之下，理论与实证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是彼此蕴含的。这本书依赖于各种社会文化科学的诸多实证研究成果，我将在下文对之进行剖析。反过来，也得依靠理论才能给无数的实证研究一个可理解的框架。在创作本书期间，我自己就经常惊讶地发现，概念一旦解释得当——比如独异化和赋值——现实中的关联就会呈现全新的面貌，以至于晚现代看似各不相关的部分，就像拼图一样一点点地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不是想说工作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这本书不是要做顶梁柱，而是要成为开放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它希望能为研究现代社会这个大工程提供一些可用的阐释，这个研究工程还要继续下去，也许还要在有待发现的新方向上发展下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必须认真面对独异性社会的逻辑，必须认真面对文化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