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圣恩寺梵天阁调查记

此文系对江苏吴县圣恩寺明构梵天阁的调查，将该建筑物各部逐一分析，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相结合，做出建筑年代的鉴定；同时对该寺的全体建筑亦附带述及，用来说明其总体布局的特征，为研究中国建筑史明代史料之一。

江苏吴县的邓尉以梅花著称于世，新春苞放，宛若香雪，因此又名“香雪海”，为诗人画家所歌颂，已非一朝一夕，而玄墓山为群山之主峰，以晋青州刺史郁秦玄葬此而得名，今墓在圣恩寺后。寺系依山而筑，与光福寺同为邓尉名刹，并称于吴中。自明代以后逐渐扩展为巨大丛林，到清初玄烨（康熙）南巡，曾“驻跸”于此，所以山前“官路”修整，梵宇俨然，当时规模犹存什九，现寺内明代遗构，尚留一二，清初建筑为数尤多，蔚为一整齐的建筑群。至于面临太湖，柔波万顷，背负苍山，与香雪千林争妍，特其余事了。

天寿圣恩寺建于唐天宝年间（742～756）。宋宝祐年间（1253～1258）又建圣恩禅庵。元季寺毁庵存。明初有万峰禅师者中兴此寺，到明季清初又大加扩充，遂成今日规模。我们登钟楼望全寺建筑，依山傍岩，各随地势，长廊连贯，脉络自存，在总体布置上，虽然采中轴线的办法，但又不拘于轴线而强作对称，主要还是利用地形，即明崇祯年间计成所云“因地制宜”的办法，如此不但解决了施工的方便，亦减轻了人力与财力，值得我们参考。

从“官路”入山，经小溪，架石为梁，名“香花桥”，建于明朱祁镇（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左折到山门，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造，系就金刚殿原址再建。其后天王殿面阔三间，大雄宝殿面阔五间，皆重檐歇山造。左右列伽蓝殿、祖师殿二殿，均面阔三间，单檐硬山造。钟楼立于山门的左面山麓上，高两层，为歇山式楼阁。以上诸构皆后代重建。唯大雄宝殿后面的梵天阁，又名“毗卢阁”，建于明朱祁镇（英宗）正统十年（1445）。再后为法堂、方丈室，今俱废。法堂建于清福临（世祖）顺治五年（1648），现存坛墓雕刻至精，其手法与康熙“南巡”时所刻诸碑似出一日，当是清初之物无疑，最后为御碑亭及郁泰玄墓真假山等。西路还元阁创于清福临（世祖）顺治五年，今存者乃后重修，白衣阁建于明朱由检（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库房米廪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以建造年代言，其发展似自后及前。而结构式样则采用苏南楼厅建筑，自成一区。平面布局曲折而富变化，参用了不少居住建筑的设计手法；内部分间及院落大小，亦视实际需要与地形而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常居住的地方，与庄严肃穆的诵经处有所不同。这三处建筑中，还元阁上层供迎宾之用，下层为斋主供像及居住之处。白衣阁上层供观音，下层供祖师像及充作僧寮，库房米廪则为该寺办理事务的地方，所以在设计方面，宜有此种处理。界于法堂与库房米廪间的为藏经阁，重檐硬山造。据1930年重刊本《邓尉山圣恩寺志》（以下凡称“寺志”皆同此本）建于清福临（世祖）顺治十年癸巳（1653）11月22日，乃诗人吴梅村（伟业）所建。今阁上层尚悬画家王时敏（清初画家四王之一）所书藏经阁匾额，其跋云：“大司成吴梅村母朱太淑人，法号本净，受菩萨戒，精研宗乘，捐赀建是阁成，属余书之并识岁月，时顺治丁西（十四年，1657）四月初八日也，偶谐居士王时敏敬题。”其旁尚有四宜堂及华严堂，皆新建。东路旧法堂亦系新建。至于《寺志》所记，今已不存者均不记入。

平面：梵天阁南向，面阔七间共计二十七公尺余。以各间此例而言，尽间较狭。东首的一间为安置扶梯之用，为求对称起见，西首不能不另加一间，这种平面似不及浙江宁波天一阁在西首尽间处加一间安置扶梯来得妥善。进深显五间，共计十三公尺余。面阔与进深二者比例约为5∶2。

外观：此阁为重檐歇山造，台基明高八十九公分。阁分上、下两层，翼角起翘及脊饰均为江南常状，系民国时所重修。底层门窗已非旧观，原槅扇仅存一二。上层各窗置观门及障日板。东首扶梯间的屋顶较正屋略低，故左右立面未能对称，甚奇特。下檐四周施擎檐柱一周，置于台基的边缘上，因此影响了立面外观。

柱与柱础：柱为木质直柱，柱顶微具卷杀，下施古镜柱顶石，如北京官式建筑所用，为江南明清建筑中所罕见。即以清雍正年间“勅间”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而论，其正路诸殿皆官式做法，独柱础仍是江南石鼓形式。而此寺其他诸殿亦与梵天阁不同，当不能以土地之卑湿高燥而遽论定，必然受了北方匠师手法的影响。至于柱的安排，在明间减去后部老檐柱两根，上层童柱置于柁梁的平盘斗上，以承托上檐。这样的减柱方法，与明朱见深（宪宗）成化十年（1474）所建苏州府文庙大成殿方法相同，不过后者是减去前部的，与此适为相反。虽然南方建筑在今日所见的遗构中，从南宋赵春（孝宗）淳熙六年（1179）所建的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开始，其平面已下启明清不减柱平面的先河。但证以今日南方所见明构，仍不乏其例。可见建筑物还从实际需要出发，不能囿以定法，此阁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点上，不能不说较北方官式建筑来得灵活。

斗栱：是阁斗栱下檐用一斗三升，正面与背面平身科明间用四攒，次间三攒、梢间两攒、尽间一攒。两山平身科自南往北，第一、第二与第四、第五四间各一攒，唯第三间距离较大用四攒。上檐斗栱用三踩单昂，正面与背面平身科数目与下檐相同，唯东首尽间因屋面低小，故未使用。山面仅三间，其斗栱数目与下层第二、第三、第四这三间数目相同。昂下水平部分隐出“华头子”，后尾则出二拽架以承托天花，但天花在民国重修时拆除了。斗栱下平板枋薄而宽，高十五公分，宽二十九公分。额枋狭而高，宽十五公分，高五十五公分，尚保存着旧做法。而明正统八年（1443）北京所建智化寺的如来殿和万佛阁已开清代做法的先河，将额枋断面加宽，平板枋的断面也缩狭而加厚了。可是江南到清代尚有旧法保留，原因还是江南斗栱数目不及北方官式密，比例亦较大，运用颇自由，斗栱下面只用檐枋一层，建造者可视需要灵活应用，由此可见民间建筑从不为固定法式所阻碍，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推进。正如宋代《梦溪笔谈》所记：“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足见工程技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进步，今日欲拿《营造法式》与清《工程做法》来给我们设计做蓝本，如起古人于九原，亦当哑然失笑。历史的例证是教人掌握发展规律向前看，却不是泥古开倒车，在此昭然若鉴了。至于用材，是阁柱头科、平身科略大，显然与柱础一样，受到了北方官式的影响。

梁架结构：下檐檐柱高4.08公尺，金柱高6.02公尺。下檐前后金柱间施“丁头栱”与麻叶云栱，其前端承托挑尖梁，该梁砍杀作月梁形，后端承托大柁。大柁计分上下、二层，中置圆形宝瓶，其形式甚精致，与山东曲阜孔庙金丝堂相仿佛。大柁上施楞木及楼板。大柁的尺寸，下层宽二十二公分，高四十八公分；上层宽27.5公分，高六十一公分。宝瓶高二十一公分，其直径介于上下层大柁宽度之间。雀替的轮廓颇秀挺，宛然明代式样，但详部结构有两种：一种是柱上施“丁头栱”栱头用斜撑，上端置三幅云与雀替相交。这种办法，我们在附近洞庭东、西二山的明代祠庙与住宅的大门上还能见到，可见是当时的一种流行手法。另一种则在柱上出麻叶头上叠放“丁头栱”，栱上置麻叶云栱与雀替相交。这个可以注意的，大木结构遒劲有力，仿佛北方明中叶前的建筑，然而细部手法，如线脚之柔和，构图之蕴藉，砍杀之洁净，都是北方所没有的。上层梁架全系民国时所换，只余后部挑尖粱及挑尖随梁枋尚是旧物。最奇的，要算三架梁上居然用了极瘦弱的“叉手”，可能原来亦有此制，重修时匠人不知其作用，依样画葫芦地徒存形式而已。

建造年代：据《寺志》云：“毗卢阁亦名梵天阁，在大殿后，正统十年乙丑（1445）六月经住持道清鼎建。”又据阁的后檐下正统十二年碑记：“实正统八年也，时住持虚席，适巡抚工部右侍郎庐陵周忱莅其任，师尤能砥砺加勉，增建毗庐阁，天王殿，香花石桥。”则阁之建造与巡抚周忱有关。案《明史·列传》，周忱于正统五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在任中的情况，《明史》称：“久之见财赋充溢，益务广大，修葺廨舍学校，先贤嗣墓，桥梁道路，及崇饰寺观。”今日苏州城外正统十一年（1446）所建五十三孔的宝带桥，亦出周忱之手。那时朱祁镇已开始信任太监王振，政治经济逐渐走向下坡，上距朱元璋开国已七十多年，朱棣北迁亦二十多年，连年灾荒，江南财赋到了“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盈缺”的地步。“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而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于是才有些经济力量来做些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建修佛寺用以麻痹人心，替统治阶级行些所谓“仁政”。则建造此阁，未始无因的。又案周忱于朱瞻基（宣宗）宣德十年（1435）在工部右侍郎任中修建曲阜孔庙金丝堂，即裴侃碑记所云“捐己俸资”而成。今日从梵天阁的大木及细部如柁下的宝瓶，相似处甚多，与该庙明朱祐樘（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所建诗礼堂梁架亦有近似处。而与雍正七年所建启圣祠梁架迥然不同，疑金丝堂亦为周忱所建，雍正年间予以重修的。盖清胤禛（世宗）雍正二年（1724）衍圣公孔传铎疏虽云：“沿烧……启圣王旧祠金丝堂等处。”恐未必全部焚却，所以雍正八年孔庙全部竣工，无只字提及。因述及周忱，附记于此。至于梵天阁为什么有许多北方官式建筑的手法呢？因为明初征南匠，营造南北二京宫殿，朱祁镇即位时，北京三殿尚未竣工。据《英宗实录》：“正统五年三月戊申，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初太宗皇帝营建宫阙，尚多未备，三殿成而复灾，以奉天为正朝，至是修造之，发是役工匠操练军七万人兴工。”复：“据明会典所载轮班匠人数。凡十二万九千九百八十三名，此乃各色人匠之总数（轮班匠凡六十色），分一年以至五年，轮班一次，其中木匠人数最多，有三万三千九百二十八名，系五年一班……”，则营建此阁的匠人，必有轮班后而返吴中的，可能无形中带了若干北方的手法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周忱建阁于明朱祁镇（英宗）正统八年（1443），竣工于正统十年（1445），到正统十二年（1447）才由住持道清立碑，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王一宁撰记。其后据《寺志》：“崇祯（朱由检思宗）七年（1634）甲成十一月住持法藏重修上层，清顺治（福临世祖）十三年（1656）冬住持弘壁又修下层。”1921年至1928年又重修，其主要部分当系上层梁架与屋面装修等。上层佛像虽成于明朱翊钧（神宗）万历七年（1579）及十二年（1584），但经后世重修。下层所供自在观音像亦明塑，经清重修。

1954年2月调查

1956年3月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