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实务综述

相对于西方企业，政府公共资金的投入只占科技资金的很小一部分，国内科技资金的投入总量中，政府的财政科技专项资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邓向荣等，2005），而不同国家的政府科技资金投入可能与企业科技创新动力、国家制度背景是相关的。无法否认的是，我国政府非常看重科技创新的发展，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肯定了财政科技资金对于科技事业而乃至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都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不同区域间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对科技资金绩效评价的研究正从“国家”层面向“地方”层面转移，我国许多省市都加大了对财政科技资金绩效问题的关注。国内很多学者以不同省市、不同类型专项资金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积极进行财政科技资金绩效评价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财政支出对象的复杂性，以前很多研究均停留在宏观层面（Kim，2003），针对具体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郑方辉，2011）；第二，由于研究的理论前提与评价目标的差异，选取的财政科技资金绩效评价的具体指标的不同，以及应用上存在的差异，导致绩效评价结果的解释也存在差异；第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差异，无法为其他地区、其他类型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价提供借鉴意义，仍旧需要针对具体类别项目绩效的特殊性而设计新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谷俊涛，2011）。

2.2.1　财政科技资金与其他科技投入

财政科技资金属于政府科技投入的一部分，政府科技投入还包括科技人力资源与其他科技资源；而企业的研发经费除了财政科技资金，还有企业自身的研发资金与其他研发资金。因此，政府对科技的拨款可能与非政府部门科技活动的投入相互促进，有利于各项科技资金的投入与研发活动的进行；但也可能导致互相排斥，影响非政府部门科技资金的投入，使财政科技资金的效果无法充分发挥。许治和师萍（2005）检验了我国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企业委托高校研发支出和企业自身研发支出与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呈正相关关系。但杨洵和师萍（2006）扩大样本范围后，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他们收集了我国近13年间财政科技的投入和产出数据，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研发进行直接资助和向高校提供研发资助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即当政府向企业或者高校资助研发经费时，企业会减少自身的研发支出。

另外，石忆邵和汪伟（2006）对上海市科技经费和研发经费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其相关性分析表明，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入与选取的专利授权数量、科技论文数量、高新技术产值、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成交技术合同金额和科技论文篇数六个科技产出指标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进一步加大财政科技的拨款力度能够对企业的研发活动带来积极影响。张玉斌和张华（2006）在研究了江苏省的科技投入数据后，发现江苏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与社会科技投入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当江苏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每增加1个单位时，全省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会增加10.718个单位，说明江苏省政府科技投入对社会科技投入具有很好的带动作用。彭华涛（2007）分析了湖北省政府、企业的科技经费投入和各种收入情况，认为武汉市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产出乘数为0.284，即政府财政投入1个单位，科技产出就可以增加0.284倍，武汉市政府财政科技资金对企业科技投入能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随着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也有很多研究是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得出的结论也更为复杂。王俊（2011）收集了我国28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对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产出弹性进行了研究。企业研发投入与政府研发资助产出弹性不仅在全样本中具有差异，而且还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认为政府研发资助的重点应该放在规模较小发展前景较好的高科技企业上。肖丁丁等（2013）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看，政府对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资助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杠杆效应，而对企业的研发资助则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从经济区域来看，政府对中西部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资助均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杠杆效应，但仅对东部企业的研发资助表现为杠杆效应。于一洋（2017）根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研发资助对不同类型高技术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均为负；对大型企业研发效率的负效应低于中小型企业，但二者差异不显著。

2.2.2　财政科技资金与其他经济因素

财政科技资金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GDP增长等状况都有很紧密的关系。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可能会使政府增加对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入也能够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对财政科技资金进行绩效评价时，其中就需要对财政科技资金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评估。

对不同区域的研究表明，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GDP增长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朱春奎（2004）采用协整分析模型，运用时间序列动态均衡关系分析方法，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与因果关系检验，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借此着重分析了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的关系。张玉斌和张华（2006）以江苏省科技投入数据为样本，选择“全省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全省研发活动内部支出”这2个关键性的指标来代表科技投入，以全省GDP、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代表经济增长，发现江苏省科技资金投入与其GDP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青和王桂强（2007）选取上海市财政科技资金投入的数据，通过建立灰色关联矩阵，综合评价财政科技资金对上海市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综合发展态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的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有极为重要的带动作用。赵立雨和师萍（2010）运用协整方法研究我国政府财政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和科技活动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政府对研发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但对同一个区域进行跟踪研究，发现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与经济增长、GDP规模的增长关系并不一致。陈冬生和魏建国（2003）等根据武汉市统计数据，对该市研发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结论表明财政科技资金效率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作用。倪一东（2010）以湖北省“科教兴鄂”战略为背景，发现湖北省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持续增长，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7.7%，甚至高于全国同期的年均增长率17.27%，但对应的GDP年均增长率只有15.8%。黄晓玲等（2015）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虽然湖北省财政科技投入总量呈不断增长趋势，整体上财政科技支出规模与全省财政总支出和GDP规模都呈现较强的增长趋势，但财政科技支出规模增长与全省财政总支出规模和GDP规模的增长相关性不强。

2.2.3　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有效性

有些研究根据针对某一具体区域建立的绩效评价体系，对所在区域的财政科技绩效情况进行了评价，发现财政科技资金的绩效情况较好。罗卫平和陈志坚（2007）以广东省的21地市为样本，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广州、珠海、佛山、中山等城市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较佳。袁金星（2013）探索建立了适合河南省省情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从时间层面选择相应的指标对河南省近十年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进行评价，认为河南省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相对有效，而且在大多数年份内表现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有效。朱翠林（2013）以广西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为例，选取了项目资金投入、项目资金使用及监督、项目的组织实施、项目产出及效益四类指标，验证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路征和吕鹏（2015）以四川省21地市的财政支出效率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分析，发现四川省整体财政支出效率较低，且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较高，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相对较低。

但有些研究也发现当前财政科技的绩效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郭兵（2012）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上海市14个年份的财政科技投入进行绩效评价，研究表明，近年来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系统的总体效率不高，财政科技产出的增长速度低于投入的增长速度，专利等创新性科技研究成果的产出还有待提高。王磊和李倩倩（2017）以山东省17地市2014年度科技数据，选取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的科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分析科技绩效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山东省约一半城市科技投入偏低可能是由于效率低下造成的，山东省整体科技绩效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安华轩等（2018）根据统计数据，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云南省财政科技投入状况，并通过与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比较分析，剖析了制约云南省财政科技投入的三大主要因素。孙颖和王婷（2018）在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对福建省9地市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外部环境与随机误差对绩效影响显著，其中规模效率不足是综合效率水平虚高的主要原因；同时还存在政府科技投入的地区差异明显、科技成果转换不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