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定府的土官承袭与改土归流情况

武定彝族土司的先祖最早可追溯到阿普笃慕，唐时武定“罗婺部”是一支重要的地方势力。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凤氏先祖阿而由于能服其众，被大理段氏选为罗婺部长。矣袜子承父业，使罗婺部发展成“雄冠三十七部”的地方豪族。矣格统治时期，时值蒙古势力崛起，其率众归附后，被任命为罗婺万户侯。此后的继任者安慈、弄积成为元朝统治者极为倚重的官。安慈功授武德将军，赐龙虎符金牌，兼管云南行中书省参政；弄积身兼八百司元帅，中亚大夫。弄积之后，其妻胜袭替夫职，成为权倾一时的女土官。

洪武十四年（1481），明军进入云南后，商胜首先归附。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商胜将元朝所授金牌印信，“缴于千户徐某，自运米千石，开通道路，至金马山接济大军，乃回本府诏谕人民”⁽¹¹⁾。《明史》亦载：“十五年改为武定军民府，以胜署府事。十六年，胜遣人来朝，贡马，诏赐胜诰命、朝服及锦币、钞锭。”⁽¹²⁾《明太祖实录》称赞商胜“质虽柔淑，志尚刚贞，万里来归，诚可嘉尚”，因而“特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知府”。⁽¹³⁾与滇东北、滇东等地土官不断与明军对峙相比，商胜迅速维护了武定局面，并且在治理武定府期间颇有政绩。清人檀萃说：“商胜虽蛮婺，而识天命所在，首先归附，又善于抚蛮，质直宽恤，夷民安业，地方宁谧，可不谓贤呼！”⁽¹⁴⁾

承袭是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明廷虽然规定“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壻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¹⁵⁾，但是必须经过批准。表2-1列示了商胜之后袭职者的主要情况。

表2-1　明代武定府土知府承袭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何耀华：《武定凤氏本末笺证》，收入《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整理。

商胜为武定府首任土知府，至隆庆初改土归流，袭武定知府者共有12人，其中父死子继者5人，妻继夫职者3人，母死子继者、兄终弟及者、子死母继者、族属相袭者各1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阿英执政，由于其“正己爱民，勤于政务”，受到当地民众的拥戴。弘治三年（1490），朝廷“奉例赐姓凤”，从此改姓凤氏；授予“中宪大夫”名号，又“赠其母索则、妻索国俱为恭人”。⁽¹⁶⁾凤英死，其子凤朝明袭职。朝明死，凤诏继。此时武定府已设流官同知掌印，“土知府职专巡捕、征粮而已”⁽¹⁷⁾。因此之故，康熙时武定知府王清贤即称“若武故，固彝区也，改土设流，甫二百余年矣”⁽¹⁸⁾。

实际上，正德年间开始的流官掌印，持续时间并不为长。嘉靖七年（1528），凤朝明弟因争袭而“作乱。杀同知以下官吏，劫州印”⁽¹⁹⁾。嘉靖十六年（1537），凤诏其母瞿氏恢复掌印。⁽²⁰⁾《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二》记载了武定府改土归流的背景及经过：

四十二年，瞿氏老，举凤诏妻索林自代。比索林袭，遂失事姑礼。瞿氏大恚，乃收异姓儿继祖入凤氏宗，挟其甥婿贵州水西土舍安国亨、四川建昌土官凤氏兵力，欲废索林，以继祖嗣。不克，乃具疏自称为索林囚禁，令继祖诣阙告之。继祖归，诈称受朝命袭职，驱目兵逼夺府印。索林抱印奔会城，抚按官谕解之。索林归武定，视事如故，而复听继祖留瞿氏所，于是妇姑嫌隙益甚。索林谋诛继祖，事泄，继祖遂大发兵围府，行劫和曲、禄劝等州县，杀伤调至土官王心一等兵。索林复抱印走云南，巡抚曹忭下令收印，逮其左右郑竤系狱，令瞿氏暂理府事；贷继祖，责其自新。

四十四年添设府通判一员。四十五年筑武定新城成，巡抚吕光洵遣郑竤回府复业。郑竤者，前为索林谋杀继祖者也。继祖执而杀之，纠众攻新城。临安通判胡文显督百户李鳌、土舍王德隆往援，至鸡溪子隘，遇伏，鳌及德隆俱死。佥事张泽督寻甸兵二千余驰救，亦败，泽及千户刘裕被执。镇巡官促诸道兵并进，逼继祖东山寨，围之。继祖惧，携泽及索林走照姑。已，复杀泽。官军追之急，由直勒渡过江，趋四川，依东川妇家阿科等。巡按刘思问以状闻，敕云南、四川会兵讨贼。

初，继祖之走东川也，土官凤氏与之通。已而见滇、蜀官军与土舍禄绍先等兵皆会，乃背继祖，发卒七千人来援，继祖益穷。贼帅者色赴绍先营降，斩继祖以献。姚县土官高继先复擒其余党，姚安府同知高钦及弟钧，谋主赵士杰等皆伏诛。守臣议改设流官，犹不欲绝凤氏，授索林支属凤历子思尧经历，给庄百余。凤历以不得知府怨望，阴结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国亨谋作乱。流官知府刘宗寅遣谕之，不听，遂聚众称思尧知府，夜袭府城。城中严备不能入，退屯鲁墟。宗寅夜出兵，砍其营，贼溃，追至马刺山，擒凤历，伏诛。

万历三十五年，继祖侄阿克久徙金沙江外，贼党郑举等诱阿克作乱，阴结江外会川诸蛮，直陷武定，大肆劫掠。连破元谋、罗次诸城，索府印。会流官知府携印会城，不能得。贼以无印难号召，劫推官，请冠带、印信。镇抚以兵未集，惧，差人以府印授之。贼退入武定，立阿克为知府。镇抚调集土兵，分五路进剿，克复武定、元谋、罗次、禄丰、嵩明等州县，擒阿克及其党至京师，磔于市。武定平，遂悉置流官。⁽²¹⁾

按照《明史》记载，武定府“悉置流官”的时间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而设流官同知掌印的时间在正德年间（1506—1521）。实际上，明廷在“悉置流官”前的100年前后，即有削弱武定土官知府权力的意图。武定府的改土归流，即是在凤氏封建领主的强烈反抗中进行的。当然从表面上看，武定彝族土司作乱的起因多是争权夺利，尤其是争夺“府印”。实际上，上述《明史》所记明廷平叛和改流的过程，遗漏了隆庆初年诛杀凤继祖叛乱后，设流官知府、建武定府城之重大事项。武定府隆庆三年（1569）以前，凤氏世为土官知府，至凤继祖既平，巡抚吕光洵题设流官。⁽²²⁾江西籍人刘宗寅成为改土归流后的第一任流官知府，在位期间进一步平息叛乱，并建武定府城于狮子山麓。因此隆庆三年是武定府改土归流成功的标志性年份。

当然，武定凤氏土司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甚至恢复和保持凤氏在武定的统治，从明嘉靖年间开始，凤氏曾先后发动了7次反叛。这些反叛分别是嘉靖七年（1528）凤朝文之反、嘉靖四十四年（1565）凤继祖之反、隆庆三年（1569）凤历之反、万历三十五年（1607）凤阿克及郑举之反、天启二年（1622）凤阿歹及张世臣之反、康熙四年（1665）凤阿歹妻奢卓之反及康熙五十四年（1715）奢卓女凤阿爱与其夫常应运之反。上述叛乱均被中央王朝平定，这也表明在武定府改土归流已是大势所趋，再也不可能回到土官治理的模式了。

在凤氏被改土归流的同时，那氏土司兴起了。“天朝威仪”的明王朝在凤氏领主统治区改土归流，并非一味地“剿”，而是与“抚”相结合。“剿”“抚”结合的结果，使得凤氏的一支后裔，为与反改土归流的叛逆者划清界限，而改称那氏。⁽²³⁾不过自隆庆初改土归流后，武定府虽有土职，但也不复有较大势力，充其量不过是土司、寨长、火头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