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改土归流到汉僰同风

第一节　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

一、明初的改土归流与流官治理情况

洪武十五年（1382），明廷刚平定云南，即将元云南行中书省，改置为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并设云南都指挥使司，其下设大理、永昌、姚安、楚雄、武定、临安等52府；63个州，包括楚雄府的南安州、镇南州，姚安府的姚州；54个县，其中楚雄、定远、嘉三县直属楚雄府，定边县属镇南州，广通县属南安州；2个千户所；6个“蛮部”。⁽¹⁾“大理、临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孟艮、孟定等处则为司，新化、北胜等处则为州，或设流官，或仍土职。”⁽²⁾亦即以昆明为中心的腹心地带，设府直接控制；而在云南的西、南、北部边境地区，则在元代的基础上，通过设立宣慰司、宣抚司、“御夷府”等机构，实行间接统治。

今天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在明代大体相当于楚雄府、姚安府和武定府管辖的范围，三府均为洪武十五年（1382）所设。设置初期，楚雄府和姚安府均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改土归流和土流兼治，两府均以流官为主（知府），土官为辅（同知、通判）；而武定府明初仍是土司治理，未设流官。直到正德年间，朝廷才在武定府设流官同知，并由其掌府印，正如《明史》所言，“盖滇省所属，多蛮夷杂处，即正印为流官，亦必以土司佐之”⁽³⁾。为了削弱和限制土官权力，明廷在土司地区普遍推行流官辅佐，或者在土官之外增设同一职务的流官掌印。所辖州县亦基本按此原则，如楚雄府，其州县知州、知县均为流官，其副职为土官。

流官主政，其治边方略果然与土司不同。流官朱守仁对楚雄府的治理，体现了与前代所不同，与中原相类似，又与边疆民族聚集区相适应的财经政策。在府州县同城而治的体制下，朱守仁任职楚雄府13年，“推诚布公，抚民勤政，立邮驿，葺公廨，招集流移，授以田里，量民贫富，均赋役，建学育才，兴贤下士，除强去暴，养老济贫，民心欢悦，境内乂安”。因而其“去之日，百姓咸涕泣送之……至今父老犹能道其善”⁽⁴⁾。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守仁因治理楚雄有方，以秩满至京，升任太仆寺卿。⁽⁵⁾

楚雄首任知府朱守仁采取的诸多措施，如“立邮驿”“招集流移，授以田里”“量民贫富，均赋役”“建学育才”“养老济贫”，对明廷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云南的实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且在洪武年间，建立在里甲组织基础之上的赋役制度亦在楚雄府得以落实。而上述所有措施，与中原广大地区官员采取的措施并无二致。朱守仁通过实施上述政策，不仅促进了中原文化或者说汉族文化在楚雄的传播，维护了边疆稳定，也为之后进一步的改土归流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朱守仁离职后，谁接替了他的知府职务？目前尚不可知。但可以推知的是，继任者仍然是流官，直到永乐七年（1409）。土官底簿》中有如下记载：

楚雄府同知

高政，僰人，本府楚雄县民。由前元祖父授威楚开南等路军民总管，洪武十五年归附，十六年总兵官拟任本府同知，十七年实授。故并无子姪族人，高纳的斤系正妻，应袭夫职。永乐元年正月奉圣旨：“还着高纳的斤做同知。钦此。”布政司咨呈备属申据，耆民陈子安等告称：“高纳的斤承袭夫职以来，人民皆听所言，石粮有增，深知夷民厚薄，本府别无除授知府，如蒙将高纳的斤，照依鹤庆军民府土官高兴，一体升除本府知府。”及高纳的斤备马赴京朝觐到部，为因首先来朝，本部议拟不准，永乐七年正月奉令旨：“是。他又亲自来朝，升他做知府，只不世袭，还著流官掌印，以后有当袭的人，仍著做同知。敬此。”故，无子，庶长女高冬梅，宣徳五年六月奉圣旨：“照依仁宗皇帝圣旨，还著做同知。钦此。”正统元年三司奏：“女土官高冬梅故，絶，乞流官管事。”本年十一月题准改除流官。⁽⁶⁾

洪武十七年（1384）正月，朱元璋诏令高政为楚雄府第一任土官同知⁽⁷⁾，其任职期限从洪武十七年至建文四年（1402）；其妻高纳的斤袭同知职，期限自永乐元年（1403）至永乐六年（1408）。而自永乐七年（1409）始，高纳的斤任知府，直到宣德五年（1430）。任知府期间，因为由流官掌印，土知府的权限受到进一步抑制。此后，高政与高纳的斤之女高冬梅仍为同知。正统元年（1436）十一月，高冬梅故，因无后人继承同知位而彻底改土官为流官。正统以后，楚雄府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等主要官员均由流官担任，且来自云南省外。据《土官底簿》记载，楚雄县县丞、主簿、巡检，定远县主簿、县丞，黑盐井巡检司巡检、广通县主簿、回蹬关巡检司巡检，定边县县丞，镇南州同知、判官、巡检仍由土官袭任⁽⁸⁾，但也须经过中央批准。如楚雄县杨益家族的升职和承袭：

杨益，僰人。由前威楚路广通县主簿，洪武十五年归附，十六年朝觐，十七年除吕合巡检司土官巡检，三十二年裁革，改调广通县舍资巡检司巡检。永乐二年，复任吕合巡检。老病，嫡长男杨俊备马赴京朝贺，告袭。永乐四年正月奉圣旨：“且着他回去办事，行文书照勘合，等回来定夺。钦此。”布政司勘明白，本月奉圣旨：“他文书既来了，着他替做巡检，只不世袭，也不为例，不守法度时换了。钦此。”故，嫡长男杨洙。故，嫡孙杨芳岁半，杨正次男借职。宣徳五年六月奉圣旨：“且着他做，等他姪杨芳大时，还着杨芳做。钦此。”正统四年纳米，升本县土官主簿，累征麓川有功，升本县土官县丞。正统十三年，姪杨芳长成，告袭。查得杨正原借巡检职事，纳米，升主簿，后征进有功，升本县实授土官县丞。杨正情愿令侄杨芳袭替，正统十四年十月奉钦依：“既征进有功，准袭。钦此。”故，男杨永义弘治七年六月奉圣旨：“准他袭。钦此。”故，正徳六年八月嫡长男杨感未出幼，比上舍左祯那靖事体乞袭，但祖来不曾开有世袭字样，奉圣旨：“准他袭。钦此。”⁽⁹⁾

尽管楚雄府为“蛮夷之地”，在明代之前长期为高氏土司辖地，但在明初洪武十五年（1382）至正统元年（1436），基本完成了改土归流。其原因固然与高氏绝嗣关系甚大，但更重要的是明廷既果断而又不失灵活性的改流之策。姚安高氏与楚雄高氏同出一宗，与楚雄府类似，姚安高氏先为土同知，洪熙元年（1425）至正统十三年（1448）为土官知府，其后复为流官知府，土官同知。《土官底簿》载：

高寿，僰人。前元任云南行省左丞。故，男高保袭职，洪武十五年归附，十七年正月袭职。故，男高贤年幼，有弟高胜代袭原职，候高贤出幼，仍还承袭。永乐六年奉圣旨：“是。着他署同知事。钦此。”续该生员，老人偰思忠等告称：“高胜别无冠带。”永乐七年四月奉令旨：“着他冠带。钦此。”永乐十六年高贤告系高保庶长男，先因年幼，有叔高胜借职，今已出幼，备马进贡，告袭。本年三月奉圣旨：“准他袭，那借职的革了冠带，闲住。钦此。”后告照楚雄府女土官知府高纳的斤例，升做知府。洪熙元年三月奉圣旨：“着他做知府，只不世袭，那流官知府取回来。钦此。”故，男高嵩袭职，为照高贤知府，不系世袭。宣徳二年四月奉圣旨：“将高嵩发回查勘。”病故，奉清远伯王骥准令高贤次男高贵袭土官知府，参照高贤隠下祖高保原系世袭土官同知，伊父高贤保升知府，不系世袭情由，妄行告袭知府，三司委官明承前号勘合，隠匿不行回报，欲行都察院转行巡按，将高贵革去知府职名，仍袭土官同知，及查问前项违错官吏。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奉圣旨：“是。钦此。”患风症，男高翔成化十六年六月替职。故，男高凤弘治九年二月奉圣旨：“准他袭。钦此。”嘉靖九年十二月高凤患病，亲男高齐斗奉钦依：“准令冠带，就彼到任管事。”⁽¹⁰⁾

明朝在楚雄府、姚安府设立的以流官为主的体制，其原则是对副职同知可以经批准承袭，而对于正职知府一般情况下由流官担任。虽然亦有土官因有政声而担任知府的情况，但都规定“只不世袭”，因此两府改土归流的成果在明初就得到了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