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海上丝绸之路缘起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它由“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组成，并不断延伸、拓展，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网络。就其内涵而言，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被视为中外之间通过海洋通道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与融通。西汉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之时。中国原始航海活动始于新石器时期，尤其是岭南地区，由于其濒临南海和太平洋，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以及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核心区域。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岭南先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从事海上渔业生产。距今五千年至三千年期间，东江北岸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通过对出土陶器海船路线，以及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⁸⁾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岭南地区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先秦和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经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海上丝绸之路。西汉张骞通使西域后，往返于“丝绸之路”的中外商人络绎不绝。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初现雏形。《汉书·地理志》记载，从徐闻（今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而吴雄踞江东，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三国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在三国之后的其他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也一直与北方对峙，不但促使了海洋、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达15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6—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代，伴随着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北航线在元明时期达到最大程度的交融。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元丰市舶条”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但是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政府于嘉定十二年（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⁹⁾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沿线国家也开始以陶瓷代称中国。自Seres（丝）到China（陶瓷）的称谓变化，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陶瓷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主导地位。那时，海上航行的大多是中国的商船，船中大多是瓷器商品。

明朝中期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远洋航海的新时代。清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鸦片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掠夺中国资源和垄断中国丝、瓷、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从此，海上丝绸之路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整个民国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事业蓬勃发展，海上交通、海洋资源的利用以及海防建设等方面成果显著，正在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