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可否认在文学创作之中有许多小说家是完全按照他们预先设定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的，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尤为如此，这些思想或者来自作家先验的假设，或者受到某种政治化或功利化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有许多的小说家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他们头脑之中固定的小说模式或小说结构的影响而进行文体化小说的创作，固定的思想与固定的小说模式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这并非一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不过通过叙事的方式、结构、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这确是小说的功能所在。评论家胡颜说：“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叙事是对人类的一种文明经验的模仿、复制与解说。它是理性的、文化的、逻辑的、可理喻的。”从胡颜对叙事理性的、逻辑的、可理喻的言说来看，很显然，他的叙事指向的是小说的文体化倾向。事实上在小说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小说家笔下的故事走向与自己原来所要反映的社会现实的构想或固定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如托尔斯泰对他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局处理就与原来反映社会现实的构想迥然不同，这一人物命运的变化就充分地表现了托尔斯泰个人化的情感对于故事的参与。他要反映的不仅是社会普遍的现实，而更多的是来自个人情感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于家庭、婚姻、爱情等一系列有悖于初衷的见解。由此可以看出，作者预先的构想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小说文本的存在，由于创作主体对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逐渐产生了深层次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情感的变化，使作家更加希望在小说之中揭示自己的心灵历程和情感历程，希望在描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加入自己的个性化的思索。

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上，自蒙者的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冲突所引发的启蒙话语和个人话语的矛盾，使我们看到了“五四”统一的小说文本之中的一系列不和谐音。“五四”时强烈的个性意识虽遭压抑，但仍然是从意识的最深层爆发了出来，而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则很容易引起作家非文体化的写作。因为小说文体的文体化要求是要通过叙事反映社会生活的，而个人意识和小说的非文体化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虽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所要表达的个人情感态度常常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正如启蒙的社会思潮和个性解放的意识是不可分的一样。但是两者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而矛盾的结果在实践中便容易导致小说创作的非文体化。

俄国文论家巴赫金曾经说过：“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无法生存，仅仅为了他人，通过他人，在他人的帮助下我才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保持自我。最重要的构成自我意识的行为是确定对他人意识的关系。”巴赫金在这里的“他人”更多的是指向深广的社会的内容，虽然这里他强调个人意识要通过他人来实现，但他首先强调的则是个人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个巴赫金提出了“两重视野”理论，他认为，在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几乎所有的伟大小说家都是具有“两重视野”的。其一，小说家的视野一方面要对于重大社会现实的本质进行十分必要的关照，因为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外在的生存方式与结构，必然要对小说家的文学创作给予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小说文体构成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因素。其二，小说家视野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也要关照他作为一个生存个体自身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自己的生存意义和生存目的等问题，并以此透视整个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目的。就具体的文学创作而言，“第二重视野”所描述的事实，在绝大多数小说家的笔下是断断续续存在的，相对于小说家反映的“第一重视野”，“第二重视野”有时给人的感觉是次要的或者是陪衬的，其实未必如此。它往往因缺乏因果性的或者逻辑性的联系，反映在具体的文本之上便是部分地或者是全部地打破既定的叙述方式，或者更多地在文本中使用抒情描写等写作方式。由此表现出一种非文体化的写作。在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都为作家探寻“第二重视野”提供了诸多的范例，使非文体化的写作成了一种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是对现实的发现，人们更加渴望对于存在的探询。存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实现的现实，它更多地指向为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从一定意义上看，现实作为一种存在，在这个世界中是合理的、中心的，而存在则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现实是完整的，是可以被理解和说明的，如社会现实；而存在则是零散的、断裂的，不是很容易把握的，如人类精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小说家各种各样的艺术体验。在19世纪之前，小说家除了对自身的存在进行思考之外，他们更多的是对世界和对社会的关注，他们是“现实的发言人”。而20世纪之后小说家除了接替充当他们“现实的发言人”的角色之外，他们更多的是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这就为小说的非文体化写作提供了现实和作者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一部具有独创性的小说家的作品才会同传统、固定的文体模式产生偏离，达到非文体化的效果，才会形成新的文体实践和旧的文体模式的冲突，这样小说文体的审美张力才会产生。

正如上文所言，一种文体之所以存在，其主要原因是此种文体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有其独到的特殊性，并且其特殊性有种种存在的理由。而小说的独到之处与其他三种文体（诗歌、散文、戏剧）相比便是其叙述故事的功能和反映现实的深广度，这也正是文体化小说的特点。但就这些特点而言，小说也存在它几乎难以超越的局限，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与其他借助20世纪飞速发展的高科技而产生的影视艺术相比而得出的结论。影视艺术可以利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物质手段全方位地调动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将叙述故事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深广度及清晰度，更非小说之可比，并且比起小说影视艺术又超越了文字的障碍，使接受主体能够更直接地接受，也因此拥有着更为广大的接受主体。所以，纯粹的文体化小说终归有些力不从心。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可以说当小说面临着巨大挑战的同时，小说也在寻找着自己走出困境的方式，而这方式之一便是小说的非文体化，事实上正是非文体化才使小说走出了困境。

小说的非文体化重要方面主要反映在它对于巴赫金所谓的“第二重视野”的表现上，实际上20世纪小说巨匠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其对“第一重视野”的深入挖掘上。日益发展的影视艺术，虽然也可以通过人物的外部动作，人物的语言和内心独白再加上特殊的技术处理表现人物的心灵状态和“第二重视野”，但事实上，它们的表现还是过于直观。对于人类潜意识的某些东西，对于人类广阔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它们往往缺乏表现力，而小说则可以通过语言为媒介更复杂地表现人类感性、模糊的“第二重视野”。在这里不是说通过语言所描写的世界比通过视觉直接观察的世界更准确，恰恰是语言的模糊性对应了“第二重视野”反映在作品之中的非因果性和非逻辑性以及由此所造成的非文体化，使小说得以进一步地生存和发展。当然，对于“第二重视野”的表现，也许诗歌、散文等艺术更为直接，但在叙事的功能上，两者却远远不及小说。如上文所言，叙事是小说赖以存在的基础，小说失去了叙事就失去了它自身，而仅仅依靠叙事，小说也难以发展，非文体化使小说处于叙事与非叙事之间，得以展现其独具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第二重视野”的表现，它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对于类型化的人物的“第二重视野”的表现和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人的表现就有所区别，而20世纪成名的小说家所表现的大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的“第二重视野”。作家吾尔夫明确地指出：“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通的一天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上的印象。”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小说家的创作是绝对不可能模式化的。吾尔夫还说，“如果作家是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随心所欲而不是墨守成规，如果他能够以个人的感受而不是以因袭的传统作为他工作的依据，那么，他不会有约定俗成的那种情节喜剧、悲剧、爱情的欢乐或灾难。”⁽¹⁾

20世纪以来，人对于自身存在的发展以及各种感受方式的变化，不仅使传统的小说形式难以表达，而且随着个人化和个性化感觉的深入，小说越来越转向非文体化。“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种模式，不论从表面看来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协调。”⁽²⁾这是作家发自内心的呼唤，也是小说非文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