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构主义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解构主义自诞生以来，作为一种反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激进的方法论，其对同一性、确定性、中心性的解构，在欧美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它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既成传统和理论，还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给予人们重要的影响。如果说20世纪的西方是一个理论的世纪，那么正是解构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使这一理论的世纪变得波澜壮阔而富有勃勃生机。在文学领域，解构主义不仅彻底实现并完成了文学理论的语言转型，而且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它还深刻地影响和重塑着文学评论的品格，并开拓了文学批评中一个全新的关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阐释领域。⁽²⁾

第一，解构主义是文学批评观念的一场变革。它消除了传统文学批评模式中如作者批评、文本批评或读者批评中所遗留下来的“中心论”思想，即以作者为中心的批评思想，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思想和以读者为中心的思想，消解了人们关于中心习惯的思维模式。由于传统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交互作用，便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传统认识论系统，人们内心深处由传统逐渐渗透而形成的传统意识便是这种认识论系统在人们心灵中的反映。这种由传统意识而形成的认识论系统固定着人们的思想，限制着人们的思维。因而人们观察事物或解读文本时，总是拘泥在这个固定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模式之中，得出的结论也试图符合这一系统结构中的内在规则。比如，历来争论不休的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观念是现实主义，它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每当出现一种新的理论与创作方法时，人们总爱往现实主义这个中心靠拢，仿佛不是现实主义就站不住脚。于是就有了批判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实用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叙述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中间的现实主义、全息的现实主义等15种之多，长此下去，现实主义的筐再大，迟早也会被撑破的。

而解构主义的认识论恰恰与此相反。它不受固定的中心与模式的束缚，力图突破现成的理论框架，并将其从细微处逐一分解，最终证明文学批评观念的多元性、无中心性。它给人们的启示是人们的思维不应依赖于一个固定的模式，从事理论探讨和文学批评也不可强求一种结论。解释可以是互相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理论的探讨最终只是一个“分延”的过程。

第二，解构主义是对传统阅读理论的突破。与作者的创作心理一般追求立异、力图脱出前人的窠臼不同，传统的文本阅读一般心理趋向于求同，即力图准确地把握作品的真实内涵，力图使自己的理解符合文本的原意。在传统的文本阅读中接受主体，尽可能地消除文本中的不确定因素，因为不确定的东西往往无定形、无定质，读者难以认同，而对于头脑中原来并不存在的新鲜因素，读者往往不得不从自己的经验库存中搜寻与之相近或相通的经验加以改造和重组，使它与文本中的经验大体对应。而解构式阅读则一反传统的文本阅读的求同心理，不仅在思维层面上表现出一种求异的特性，面对不同的文本，解构式阅读的含义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讲，它的含义大致有二：（1）它试图拆解确切的或非确切的文本本意；（2）它试图填充或赋予原文本以新鲜的确定或非确定的文本内涵。显然对于追求确切意义的传统文本，它的具体操作则侧重于意义（1），相反对于追求非确切意义的先锋文本，它的具体操作则侧重于意义（2）。当然，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意义（1）与意义（2）往往是并置的，在这当中，接受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将得到充分地张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解构阅读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解构式阅读在解构主义理论上的基本内容是找到话语的表现形态，即文本中相互对立的确定或非确定的话语因子，通过颠覆固有的等级关系，使接受主体不停留在任何一个单一的话语因子上，并以此达到一种文本的解构状态。传统的文本解读是以探寻文本的中心意义以及语言的确切含义与特征为最终目的的，更确切地说它所探寻的这种固定含义是要求与文本的真实含义相一致的，它自始至终追求着确定的文本意义与语言意义，带有鲜明的人文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色彩。而解构式阅读并不注重最后的终极意义，而只注重阅读过程本身，甚至完全忽视确定的或非确定的文本意义，更不用说这种文本意义与作品文本的真实含义是否一致了。重要的不是意义，而是接受主体阅读本身。解构主义认为这种解构式阅读不再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话语因子的解码活动，或能指与所指的表达关系，而是在文本的差异中显示出一种互文，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增殖，甚至可以说是程度不同的、漫不经心的误读。它把确定的文本意义变成了历史神话，使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阐释的循环状态”，这对传统的阅读理论无疑是一种挑战。

第三，解构主义打开了哲学与文学的通道。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的立足点历来都是逻辑的而非修辞的，理性的而非感性的，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因而哲学被视为逻辑严密，推理严谨，涵盖一切的科学，被认为是对真理最为真实的阐述。虽然如此，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也同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一样，充满着否定与被否定，正如罗蒂所论：“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都在竞争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反柏拉图者的地位。”⁽³⁾但在德里达之前的哲学家，远没有德里达所具有的彻底的否定精神。德里达的否定是在肯定西方哲学中的隐喻概念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更进一步地把它引向深入，进行“重新铭写”。但德里达的这种“铭写”远非是记录一种真实的意义，而是使其自身具有自主的生成能力，这种生成由于能指词的无限转换，而没有开端和终结，最终达到否定的目的。另一位解构主义大师保罗·德·曼，继承了德里达的衣钵，并运用尼采的修辞学理论，大胆地将具有严密科学性和以逻辑推论作为基础的哲学进行了解构，暴露了哲学的矛盾性、虚构性及不可阅读性特征。在《阅读的寓言》中，保罗·德·曼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卢梭的论著《信仰自由》中的“判断”与《在新哀绿绮思》中的“爱情”的隐喻模式，被类似的文本系统所替代。在此，保罗·德·曼还揭示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的自我解构状态，他以尼采的“修辞性是语言最为本质的特征”的观点，解构了尼采的文本，从而发现了隐藏在一切哲学文本之中的文学性和修辞性的特征，从根本上打开了文学与哲学的通道，使诗化哲学具有了最为基本的理论依据。另外，由于解构主义的崛起，20世纪高度工具理性化的僵化哲学思维被打破，使20世纪哲学的发展因获得了文学精神而具有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