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人文性与文化性

一般而言，我们常常因为研究对象和研究途径或者研究目标的不同把科学分为两大类，一为自然科学，一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无疑是研究自然界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而社会科学则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它重在社会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又离不开是“人类”的社会，于是有的人又把以研究人类精神以及人类价值或者包括人的情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称为人文的社会科学，或者叫人文科学。因此，社会科学似乎可以分为社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的社会科学，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人文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的社会科学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命名。

文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门类，具体来说是人文的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门类。文学的本质和社会科学的本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的联系是很明确的。毋庸置疑，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颇具人文性和文化性的社会现象，而二者的区别也正在于此。文学是人学，这是它的人文性，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则又是一种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和表征。语言和文化像血和肉一样不可分，这充分表现出了文学的文化性。不可否认，社会科学自身也具有人文性与文化性，但是它远不如文学的人文性与文化性那么直接。一个民族没有成型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它可以有文化，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学和语言它就很难说有文化。

自然现象千变万化，但是有规律可循，于是产生了自然科学。而社会现象可能比自然现象更为复杂，所以其产生的社会科学未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现象和准确地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这是有目共睹的，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是由人及其活动构成的，而人则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人的感性是随意的、不可知的，有时你只能描述它却很难定义它，而且人的意志和情感还常常受到外界环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对于人的情感和意志的把握很难说有唯一且恒定的标准。而对于人的这些本质的描述，正是文学的任务。有人因此说人的本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文学的本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这里对人的本质和文学的本质的概括有些极端，但确很能说明问题。因为情感的东西往往很难定性和定量，经济指数可以定量和定性，当你把文学文本和文学文本中的语言、词汇等，按照等差和等比数列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时候，文学还是文学吗？人们大都极为强烈地要求社会科学依照其科学性能够解决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而每当社会科学不能及时地解决问题或者解决问题有误的时候，不满便产生了，以至于对其科学的手段性产生怀疑，其实这是人们的一种奢求。有些人文性极强的社会科学如文学，很难说它能够解决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为它本身目的性较强，而缺乏手段性，它可以维护一种终极目的，一种终极价值，而不具有可操作性，用人文性较强的社会科学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和忽视社会科学的人文性，必然带来对于社会科学的失望。由此一些学者积极提倡那些实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事实上，凡是社会科学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人文性，抛开人文精神和忽视人文精神，而片面追求社会科学的实用性，对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现阶段重视社会科学短期的实用性，而忽视长期的人文性，所造成的道德滑坡和人文精神的失落应该引起重视。其实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尤其是从事人文科学的学者，他们对人文精神的提倡便是最好的明证。

人们常常讲，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主要指的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为什么没有国界？因为它一般不具有所产生的国家和地域的文化特征，所以用不着移植，可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其实从绝对意义上说，自然科学也带有某种文化性，只是同工具性和实用性比起来，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罢了。而社会科学则不同，正如社会科学或多或少地具有人文性一样，它也同样或多或少地具有文化性。文化好比土壤，社会科学好比大树，抛开文化谈论社会科学等于抛开土壤谈论大树一样，只不过社会科学中有的学科离文化远一些，犹如树叶之于土壤；有的学科则近些，犹如树干之于土壤；还有的学科则深深地埋在文化之中，与之融为一体，文学学科便是如此。

一提起文化，人们就会马上与传统联系在一起。而文化传统最重要的载体则是语言，在语言中，往往蕴含着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恒久生命力，并成为该民族文化精神结晶的东西，它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个性的表征，充分地表现着这个民族独特的思维活动和行为规范。一个真正的民族，什么都可以不拥有，它必须拥有自己的语言，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可见文学本身就是文化。为什么从事文学的人张口言文化闭口言文化，而从事其他社会科学的人谈论文化则相对较少呢，从中可见一斑。中国的市场经济学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可能相同，而中国的文学和西方的文学绝对不同。中国的感悟性和描述性的古代文论和古诗词，用西方语言就很难翻译，而英语文学中的十四行诗翻译成汉语就失去了其原有的艺术韵味。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传承着文化传统最本质、最基本部分的那种东西。

不仅如此，包括文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的产生发展都是与其产生的国家和地域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只不过文学更甚，所以当我们对他者的某种社会科学体系和思想进行移植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它赖以产生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土壤，有些是可以不带土壤移植的；有些是必须带土壤移植的；有些则是不能移植，只能借鉴的；而有些则必须在移植前加以严格检验，并且适当地予以修正，这些一定要分别对待。香港中文大学的杜祖贻先生曾就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移植与应用，提出了八项需要慎重研究的内容，其中第一项就是要研究理论创建者的社会、文化与教育背景（参见杜祖贻《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这一颇具见地的见解，就充分注重了社会科学的文化性特质。

但是应该承认各民族的文化，既具有个性的东西，同时更具有全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共性，社会科学所具有的文化性也莫不如此，而这种文化的共性正是我们进行有效移植的基础，也是我们有效移植后的本土化的基础，而随着科技通信和交流事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日趋密切，文化的共性会越来越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近似，进行社会科学的移植，为我所学，学以致用将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是以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作为强大后盾，在某种程度上被普遍认同的西方的社会科学话语，移植的道路还很漫长也更艰难，回顾历史，我们有成功移植的经验可以吸取。比如，中古时期对于佛学的移植，使儒、释、道融为一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盛唐之音以及宋明理学的东方心性之学，那是因为佛学的移植，是我们遵循文化共性的结果，以不伤害文化母体学用为代价的结果。而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学之初，我们在对西方的强势话语义无反顾地移植中却失去了自己，这同样有教训需要吸取。总之，在寻找文化的共性并进行移植的过程中，更要注意在这种话语中不要失去了自己的本真，求同存异则是我们的最佳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