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从文学研究到文化传媒产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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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方式主体与感受

因为在理论层面上,趋向于同构的文本解读与文体的解构式解读存在不同,所以实践层面上二者也必须存在差异。由于传统的文本解读以文本为本位,为了弄清楚文本的确切含义,它往往侧重采取一种分析式的解读方式。而文体的解构式解读以解读本身为目的,更多地体现了接受主体在文学作品的完成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它往往侧重于采取一种感受式的解读方式。分析式的文本解读方式是指在传统的文本解读过程中,接受主体要想对文本加以正确地把握,必然要充分调动自己的解读积极性,以及头脑中积淀的各种信息。要求接受者进行细致的观察,重视每一个精细的情节,搞清每一个人物、事件、情节如何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甚至读懂每一个标题、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虽然这种分析式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接受主体的能动过程,但这种分析的结果最终是不可能超越文本本身的。从解读的开始到最终的结束,自始至终都被控制在文本的范围之内,而文本本身既提供了解读对象又成为限制创造力的巨大障碍。而用这种分析式的文本解读方式来解释先锋文本则只能是一种虚妄。对于感受式的文体解读来说,文本只是提供了一种解读的契机。它从最初就以接受主体为基本出发点。因为感受毕竟是接受主体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完全脱离文本的制约,它充分体现了接受主体作为主体的存在价值。在这种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接受主体将表现出无限的创造性,虽然有时这些创造性也可能被漫不经心地一带而过或心不在焉的一目十行所埋没。确切地说,感受式的文体解读是指接受主体在解读中抛弃了以往文本的神圣化观念,把接受主体的自我放在第一位,完全凭自己的兴趣进行解读,对作品文本中的人物命运和事件采取随感式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解构与延伸。比如,对于格非的《褐色鸟群》的解读就可以体现那种随感式的特点。在文本开始解读中你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篇性诱惑的小说,却又感觉到似乎是在逃避诱惑,而逃避的方式可以是叙述人的方式,又可以不是。随着阅读的深入,又可感受到一种关于生存论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蕴含在里面。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又能够引申为关于时间、回忆的重复。顺着这样的思路又可以往下延伸。这种感受式的解读就是这样,往往通过对文本中的某一个文体因子进行感受和联想,然后逐渐升发开来。有时升发的结果完全脱离文体的本身,甚至与文本的本身截然相反;有时这种升发也不需要有什么结果和答案。感受式的文体解读时断时续、时快时慢,完全受解读的情绪支配。在这种解读方式中,由于文本及文体意义的非确定性,不同的解读者在解读中可以获得不同的感受,更可以赋予其不同的确定的或非确定的意义。甚至相同的读者由于解读情绪和环境的不同,每一次解读都可能获得或赋予原文本以不同的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也可以是不确定的。因此,每一次解读都可以称为第一次解读。有的论者甚至称为一次性解读。上述列举的几位评论家对先锋文本的解读有的便是如此。

其实,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传统的文本解读与文体的解构式解读并不存在谁高谁下的问题。接受者在进行文学作品的解读过程中所采取的解读策略与方法时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多样的。然而对于不同的文学作品侧重采取不同的解读策略和方式也是必然的。对于先锋文本的解读,相应地侧重采取文体解构式的解读策略便是如此。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奖励基金资助,发表于《社会科学探索》1996年第1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


(1) 陈晓明:《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载《文艺广角》1993年第4期。

(2) 陈晓明:《拆除深度模式》,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

(3) 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3页。

(4) 《中心空虚的文化》载《读书》1994年第2期。

(5) 盛宁:《当代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

(6) 《中心空虚的文化》载《读书》1994年第2期。

(7) 伊瑟尔:《阅读行为》转引自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8)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