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体解构：先锋文本的存在状态

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很难涵盖后现代的先锋文本，因为这些先锋文本对传统的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解构”一词的引入源于西方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一种有悖于传统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学思潮，无论在20世纪50—60年代至今的西方还是在中国的后新时期，都被一些学者们传诵和运用着。解构主义的伟力，不仅在于它对西方从古希腊至尼采的整个形而上学传统进行的怀疑和超越，还在于它为我们考察各种现象和本质（包括文学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方式，由此我们尝试着将解构主义引入文体领域，期待着以文体为本位对后现代先锋文本（实验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解读。

解构，是一种客体的存在状态（客体自身的存在包含着自身的分解和毁灭），也是认识主体观照客体的一种方法论。从词源学的角度观之，“解构”一词直接出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六节的“摧毁”（destrution）的概念，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于1967年所撰的三部奠基性著作《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和《声音与现象》都能体现出解构主义对西方传统模式的基本的批判态度。解构主义者承认，所有的语言意义及文本意义都是境域性和差异性的，并且境域性和差异性处于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中，因而使语言和文本在本质上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既然文本是文体的具体呈现，文本又是由语言构成，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文体同样具有境域性和差异性，文体意义也同样存在一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解构状态。因此，文体意义与语言意义和文本意义一样都时常难以通过可信的解读来加以准确地描绘，一种文本之所以不能准确唯一地划入某种文体之中，这就说明文体与语言和文本一样具有不可化约和不断增生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动态的、差异的、非稳定性的文体解构不同于静态的、共时的和稳定的文体模式更能解释这一多样性现象。文体解构就其本质意义来说，就是指文体早已在无论是否知道的情况下消解了它的基础，以此使文体赖以屹立的基础化为消解状态。文体解构不是拆散文体结构，而是指它本身早已自行拆除了文体结构。

后新时期先锋文本的文体解构特征尤为明显，下面我们以孙甘露的文本《信使之函》为例加以具体的阐释。《信使之函》中上帝因为听力有问题，耳语城对他来说，可能不存在，也可能存在，叙述只是成了一种先决的条件，一种能指的游戏，到头来只是一场意义和叙事的虚无。文本中的人物也是叙述人，仅仅具有转换视角的作用，文本不是以叙述人为中心建立话语秩序，而是打破话语的习惯中心，扰乱了话语可能构成的秩序。不仅如此，作为叙述被表现之物的“耳语城”与叙事的本身也构成了尖锐的矛盾，耳语城在叙事起源意义上的语言匮乏，使文本意义具有不定性。因此使文本所反映的文体特征呈现一片模糊的形式，文本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文体模式而成为一种文体解构状态。在孙甘露的其他文本如《话问梦境》《清女人猜谜》等文体的解构状态也较为明显，其他先锋作家文本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呈现这一状态，为了解读这一状态，陈晓明也不得不承认：“当代理论也不约而同在进行一场拆除（深度换式）的工作⁽³⁾。”因此，文体解构无疑已构成了先锋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先锋文本的一种存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