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2020年后相对贫困与乡村振兴战略学术研讨会”主旨演讲观点摘要
在“贫困地区2020年后相对贫困与乡村振兴战略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张琦教授、四川农业大学庄天慧教授、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和四川省扶贫与移民工作局马长友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张丽君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王军辉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成艾华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单德朋博士等专家、学者发表了主旨演讲，根据会议录音，整理了这些专家的主要观点。
张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的主旨演讲题目为“2020年后绿色减贫的理念和制度框架”：
2020年后，我国扶贫脱贫将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从农村扶贫向统筹城乡转变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实现以上两个转变离不开绿色减贫方式。因为绿色发展处于五大发展理念核心的位置将会长期不变，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既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也是中国2020后减贫的新使命。毋庸置疑，无论从完成和推进我国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三大攻坚战的新责任，还是完成新时代我国战略目标来看，绿色减贫都将是2020年后我国减贫战略的必然选择。扶贫改革实践证明，绿色减贫既是提升巩固脱贫攻坚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贫困地区发展转型的战略需要，还是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趋势和深化国际减贫合作与交流的有效方式。那么，绿色减贫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怎样评价近年来我国绿色减贫实践和政策的实施效果？2020年后绿色减贫可能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2020年后我国绿色减贫战略的目标、任务、重点和难点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提早进行研究，对此，我们想提出一点思考和建议，供大家研究参考。
第一，绿色减贫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为：我们将“绿色减贫”概括为通过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为导向的扶贫减贫的理念、行动和政策制度体系。将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减贫相融合，可将绿色减贫归纳为以下四种方式，即绿色产业发展扶贫、生态保护与补偿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和绿色资源开发扶贫。
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减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为：在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过程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围绕绿色减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因地制宜地探索出各式各样的绿色减贫实践，绿色减贫政策及制度体系得以不断完善。主要表现在：
生态保护与补偿方面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一方面，生态补偿类的政策不断完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补助标准逐年提高；建立了相应的激励、考核、奖励制度，并向西部贫困地区倾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生态补偿类型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以工代赈、公益岗位等间接性生态工程补偿政策稳步实施。以工代赈、公益性岗位等间接性生态工程对贫困人口脱贫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积极开展了生态补偿综合试点，创新了资金使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贫的作用。
在绿色产业扶贫政策方面，形成了绿色农业和旅游扶贫两大主要扶贫模式。首先，绿色农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绿色农业。其次，旅游扶贫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扶贫体系不断完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迅速，生态产业融合加快。再次，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成效显著，无论是搬迁还是后续扶持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效果。最后，在环境资源开发政策方面，形成了以“三变改革”为主要模式的资产收益模式，以光伏扶贫为代表的资源开发新扶贫模式，扶贫脱贫效果明显。
总体来看，通过近几年的实践，我国绿色减贫理念得到进一步发展，绿色发展已经成为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绿色减贫逐渐成为我国扶贫开发的有效方式，特别是构成当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元素。生态补偿有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增加贫困人口政策性收入；生态资源开发改善贫困人口生计模式，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易地扶贫减轻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压力，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转化生态环境资源效益，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新方式。
第三，未来中国绿色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有：2020年后，中国绿色减贫政策面临的挑战主要是随着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脱贫，绿色减贫的政策对象面临重新确定的问题；2020年后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进一步向西部环境脆弱区聚集，绿色减贫压力仍然很大；主体功能区政策对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限制将长期存在，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的生态保护与减贫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会逐渐突出；绿色发展和减贫对中央财政的压力将持续增加；绿色减贫还存在其他几个长期难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
第四，2020年后我国绿色减贫的思考和几点建议：根据新时代中国扶贫脱贫新使命，结合我国未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走向，我们认为，2020年后的绿色减贫，国家应从战略层面上推动“绿色减贫工程”，可尝试部署和制定《绿色减贫十年规划》。在绿色减贫的总体原则上，一方面，考虑区域瞄准，兼顾保护与开发。即开发与保护并重、分区域实施，宜开发则开发、宜保护则保护，突破“开发与保护”的两难境地。另一方面，以“三个面向”为重点，分类实施绿色减贫战略。即面向深度贫困地区，面向生态脆弱地区，面向绿色资源富集地区。
从时序推进来看，2020年后绿色扶贫可考虑分为三个阶段（至2035年，以乡村振兴第二个阶段完成为时间节点）：2020年至2025年，完成绿色减贫的体制机制建设，完成生态扶贫搬迁；2025年至2030年，绿色资源开发形成规模，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绿色产业；2030至2035年，绿色产业基本实现现代化，欠发达地区农民就业质量大幅提升，相对贫困问题得到一定缓解。
从区域推进战略来看，2020年后绿色减贫要按照区域间差异分类实施，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功能区规划》，可以按以下不同功能进行战略功能定位：①生态脆弱地区。主要是面临较大生态、环境风险的地区，区域范围主要包括主体功能区中禁止开发区的全部、限制开发区中生态功能区的大部分欠发达地区、低收入人口。这类地区的发展以减少人对生态的扰动为主，策略上以整体性的生态扶贫搬迁为主。②农产品提供地区。区域范围主要是生态环境较好、资源富集地区以及为城市提供服务的地区，主要是《主体功能区规划》限制开发区中农产品主产区以及《生态功能区规划》中产品提供地区。政策方向主要是在尽可能减少对环境扰动的基础上，利用绿色资源，以绿色资源开发、现代农业为主，承接部分生态扶贫搬迁。③边境地区。区域范围主要是靠近边境的欠发达地区，以服务国家领土安全、恢复和保护生态为主，策略上以生态补偿、公益性岗位为主。④深度贫困地区。区域范围以目前三区三州为主，策略上以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综合开展绿色减贫工程。⑤其他欠发达地区。区域范围是除以上区域之外的欠发达地区，策略上以绿色资源开发为主，实施综合性绿色减贫战略。
从政策保障体系来看。2020年后绿色减贫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和综合性工程，我们认为搭建一套整体性的政策保障架构是非常必要的。该政策保障架构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①赋予绿色减贫明确的国家减贫战略定位，积极实施绿色减贫工程。②明确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定位，即重点解决好处于限制开发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功能区范围内的欠发达地区在发展规划与保护规划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制度上重新明确，建立面向重点生态功能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瞄准机制。③建立绿色减贫综合性保障机制。主要包括绿色减贫的财政金融支持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益贫瞄准机制、产业引导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加快推动和完善绿色资产核算，积极尝试和建立绿色产品资产化和资本化的市场机制。④建立科学全面系统的绿色减贫监督考核机制，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完善绿色减贫考核指标体系，积极推进并实施绿色减贫考核制度。⑤不断探索、完善绿色减贫的模式。从生态补偿、绿色产业、生态扶贫搬迁和绿色资源开发等绿色减贫模式入手，不断放大绿色减贫的效果。
庄天慧教授（四川农业大学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在题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现实路径”
的主旨演讲中讲到，首先要从国家战略层面、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界定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的基础上讨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两者的目标、内容和路径的包容性，她认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都是“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从时序维度、空间维度、对象维度、质量维度和战略维度五个维度分析了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认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是相互联系、互为支撑、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我国“三农”工作的总体战略布局。关于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的现实路径，她指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从体制机制、战略思维、战术路径和组织体系等方面实现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马长有博士（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四川省移民扶贫局）的主旨演讲题目为“严格目标标准坚持精锐出战高质量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论述及脱贫攻坚取得的决定性进展；当前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新时代精准脱贫攻坚的工作思路和主攻重点；坚持精准施策提高质量，全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正确处理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张丽君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主旨演讲题目为“中国西部地区生态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贫困的内涵不仅是物质收入的低下，还包括生态环境、精神文化、个人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弱势与不足，生态贫困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有关生态贫困的研究极易将生态贫困归因于脆弱性的生态环境，而忽视人为因素对生态状况和生存条件的负效应。因此，重点分析人为因素引致的生态贫困属性，探讨中国西部地区生态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反思近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质量和效益，为合理引导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也为加快地区生态贫困等总体脱贫进程提供政策参考。
选取为2008年、2012年、2016年三个时间节点，以西部十二省区135个地级市为空间单元，构造了生态贫困的测度指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是：
人为因素引致生态贫困水平较高的地区包括新疆、内蒙古、青海的大部以及广西、贵州和云南的部分地区。
生态贫困水平的总体分布特点是：北方高于南方；2012年分布最为集中（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政策密集出台时期）。
生态贫困的分布趋势是：2016年高值分布的集中程度有所下降，南北方差异减小，普遍呈现生态环境的“亚健康”水平。
全局莫兰指数在所有年份均为正值，并且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存在总体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局部莫兰指数分析表明，北方和南方是生态贫困水平高低值分布的两极，2012年的集聚程度最为明显，2016年生态贫困的高低极化效应明显减小，印证了上述生态贫困指数的总体分布特征。
将生态贫困综合指数作为因变量，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人口密度（D）、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I）、全市污水处理总量（T）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P）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2008—2012年，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增长水平显著拉升了总体生态贫困程度，说明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为代价的。除人口密度之外，市政设施投资、污水治理和废物综合利用等指标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生态贫困的发展，尤其是污水处理类指标具有较为长久的生态效益。
在地级市的研究尺度上，进一步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探讨各类影响因素的生态效益程度和空间异质性变化，结果发现：人均GDP回归系数为正值的地区，由北方逐渐转向南方，即以牺牲生存条件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2008—2012年由北向南转移。2012—2016年回归系数有所减小，表示经济增长的生态负效应有所缓解。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的生态效益分布表现为由西向东转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2012年是废物利用生态效益的分布拐点：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逐渐向重工业化地区转变，废物利用逐渐同高污染、高排放地区相匹配，表示生态建设和环保治理政策的生态效益开始显现。
总之，中国西部地区人为因素引致的生态贫困总体分布特点是北方高于南方；2012年经济增长的生态负效应和高低极化分布最为明显；此后，生态贫困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
王军辉博士（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主旨演讲题目为“激励相容的反贫困政策实验”，首先对当前扶贫工作中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包括：脱贫内生动力不足、脱贫的意愿不足、激励的问题；脱贫的能力不足、人力资本的问题；扶贫干部一头热、养懒汉问题、福利依赖、意识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这些表明，扶贫工作中的激励机制出现了问题。因此，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扶志就是增强发展的动力，解决贫困户的激励问题。扶智就是增强发展的能力，解决人力资本积累的问题。其次，王博士介绍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中心近几年开展的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和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这两项计划在实验地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中，劳动收入奖励计划的基本思想是对贫困家庭的劳动所得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劳动生产，促进主动脱贫。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是通过适当的经济激励来鼓励家长增加教育投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目标在于提高贫困家庭教育水平和质量，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以奖励的方式鼓励学生、家长和学校教师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时间和精力）。
成艾华（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的主旨演讲题目为“以乡村振兴助推，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湖北省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评估”，演讲提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无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全面部署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明确提出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为决胜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因此，在如何对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难点及薄弱环节，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助推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根据成艾华教授团队的评估，2017年，湖北全省农村全面小康社会总体实现程度为84.60%。五个一级指标中，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教育、人民生活、资源环境分别为79.87%、87.41%、86.31%、93.31%、76.97%。按此推算，到2020年，全省农村全面小康社会总体实现程度为94.32%，五个一级指标分别为86.26%、90.44%、99.78%、100.00%、79.70%。由此可见，经济发展、资源环境是全省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
2015年至2016年，湖北省各市州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综合指数平均提高了2.88个百分点。据此推算，到2020年，如不采取特殊措施，绝大部分市州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的难度较大，特别是大别山片区、武陵山片区、幕埠山片区、秦巴山片区四大片区实现难度更大。
该研究认为，湖北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薄弱环节在于：资源环境是短板，经济发展是弱项，四大片区是重难点，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指标是硬伤，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较低。据此提出：推动湖北从农业增产导向型向质效导向型转变，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做大做强湖北农村优势特色产业，实施品牌化经营战略；加快三产融合发展，创新和激发湖北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实施“化肥农药减量行动”，补齐农村生态环境短板；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聚力打造“616”对口支援工程升级版。
单德朋（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的主旨演讲题目为“金融素养与城市贫困”，论述了以下几点：
第一，为什么要研究城市贫困？随着农村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贫和贫困人口的乡城流动，城市贫困份额不断增加，贫困的城市化现象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城镇化伴生的贫困人口农转非；离土又离乡导致的贫困乡城转移；技能不匹配导致的城市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贫困。受生计来源、社会网络和生活成本的影响，贫困给城市贫困主体带来的主观伤害可能比农村贫困更为严重。
第二，城市贫困致贫原因有哪些特性？城市资产贫困比收入贫困更为严重，城市贫困主体在资产配置、社会保障和风险控制上有更多的自主选择，但同时也面临着更高的犯错率和致贫风险。即农村贫困主要源于收入“开源”能力导致的贫困，而城市贫困则是由收入提升“开源”和资产配置“节流”共同导致。但目前少有研究关注城市贫困主体的资产配置“节流”问题，即如何通过更有效的资产配置，实现贫困人口跨期可持续减贫。
第三，为什么基于金融素养研究城市贫困问题？①与农村贫困相比，城市贫困主体面临着更多的资产配置选择和更大的个体决策责任；②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育，金融产品和资产配置决策更为复杂，对个人的选择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③既往研究已经表明，金融素养是影响行为主体资产配置选择的重要因素，缺乏金融素养容易导致行为主体做出错误的金融决策，因此，金融素养作为影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能够对城市贫困产生影响。
第四，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从收入和资产两个方面测度了城市贫困指数，资产作为存量指标，是收入和收入回报的跨期积累，区别收入贫困和资产贫困能够细分金融素养对城市贫困人口收入“开源”和资产配置“节流”的异质影响，从而更好地刻画金融素养影响城市贫困的内在机制。更为完备和可比的金融素养测度指标区别了复利、通货膨胀、时间价值等基本金融素养以及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的理解等高级金融知识。同时，为了约束不同问题内在关联所带来的测度偏误，本文还使用因子分析法对金融素养得分进行了拟合。根据我们的有限观察，目前尚无研究从金融素养角度研究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本文研究为城市贫困的致贫原因和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
第五，本研究的理论机制在于：金融素养导致行为主体更愿意进行教育投资，从而使作为人力资本的金融素养跨期增加；金融素养导致资产配置多样化，从而使行为主体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更高；金融素养导致更低的金融服务成本，并带来更高的金融市场参与度，从而更好地分享金融市场发展红利；行为主体也会因为金融素养而增加风险资产投资，从而提升其风险暴露程度。
第六，本研究的结语和政策建议为：本文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对城市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并且金融素养对资产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要大于收入贫困，这表明金融素养不仅能够体现贫困人口的收入“开源”，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影响资产配置行为实现财富积累并提升收入稳健性。金融素养是实现城市贫困减缓的重要手段，而且具备较大的施政空间。
本文发现，金融素养并非仅仅通过一般的认知能力影响城市贫困，更有其金融知识的特性。这意味着要在金融教育项目设计中体现金融知识属性和金融决策内涵，不能将金融素养简单等同为认知能力。
金融素养的减贫效应还受同伴效应的影响，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家庭与外部关系密切主体的行为交互，能够显著影响城市贫困状况。因此，在依托金融教育项目实现贫困减缓的政策设计中，要充分发挥社区标杆家庭的示范作用，实现社会网络的自我传播，而非简单依靠自上而下的宣传推介。
本文细分贫困深度的扩展研究还表明，金融素养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显著大于对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影响，这意味着距离贫困线越近，贫困深度更浅的贫困主体从金融素养提升中获得的相对收益越高，金融素养对城市减贫更多体现为收入加成或者催化作用，是收入提升政策的有效补充，单独依靠金融教育并不能实现深度贫困群体的持续减贫。
(1) 详细内容见论文“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