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世界经济基础理论研究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界、学术界的许多同志，根据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对资本主义的现况、特点、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有益的探索。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自觉执行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涉及的方面很广，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理论问题不能回避：

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问题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了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存在停滞腐朽和迅速发展两种趋势的重要论断。但这两种趋势中，哪一种趋势是基本趋势或总趋势，学术界持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垄断必然引起停滞腐朽，而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因而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运动过程来看，停滞腐朽是主要的、基本的趋势。另一种意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种趋势，时而这种趋势占上风，时而那种趋势占上风，不存在基本趋势问题。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和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事实。“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但迅速发展是基本趋势。这是因为：第一，生产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我们不仅要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还要看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要看到生产力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生产力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生产力总是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第二，资本主义任何时候都不会形成绝对垄断，与垄断并存的是竞争，只要竞争存在就会推动资本家去努力改进技术，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完善，如个人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国家垄断逐步转变为国际垄断等。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重大调整后，又会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

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并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即最后阶段。列宁、斯大林关于“垂死性”的论述都是有确定意义的，都认为帝国主义很快就要灭亡。列宁这一论断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形势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的。当时，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由于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影响都大大激化了。目前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其他收入调节政策，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已有明显改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所缓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虽然依然存在，但由于世界经济国际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协调也在不断发展，那种认为三大矛盾只能不断激化不能缓和的观点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既然一方面资本主义还具有相当的生命力，还能应付各种矛盾和危机；另一方面世界革命形势又尚未出现，资本主义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和发展，就没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阶段，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关系到无产阶级对时代的估计和制定自己的战略原则，必须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

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作用的估计，传统的说法是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而垄断制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全面反动

与此相联系，在对资产阶级作用的估计上，不少同志认为在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进入垄断阶段后，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专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因而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阶级了。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通过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大力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教育事业，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秩序的建立。对待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和资产阶级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四、关于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两重性

凡是社会化大生产，就必须有管理，这种管理职能表现为对生产活动进行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是持否定态度的。人们只看到资本主义“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的一面，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同样存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另一面。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管理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和完善。以企业管理方法为例，就先后出现过“泰罗制”“法约尔制”“行为科学理论”“系统理论”“决策理论”等。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出现过“通货学派”（银行学派）、“需求管理”“供给管理”“货币主义”等不同流派。在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广泛运用了股份制、联合制和参与制，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劳动市场、商品市场、资金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还完善了货币银行制度、财政税收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劳动工资制度等。为了开拓国际市场，资本主义国家还制定了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政策，大力推行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积极组织国际金融市场。所有这些经济管理的方法和形式，都具有两重性，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对其中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积极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当加以借鉴。

五、关于“趋同论”

“趋同论”首先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他们根据某些表面现象，否定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存在本质的差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在克服各自的缺点而逐步走向趋同，这种观点模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区别，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当我们在批判“趋同论”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都是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脱胎出来的，它们之间有着许多联系，甚至还存在某些“趋同”现象，如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地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用计划调节来补充市场调节的不足；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用市场调节来补充计划调节的不足。这种“趋同”现象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存在某些“趋同”现象并没有什么坏处，它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原文载于《世界经济》198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