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宏观经济控制的微观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府宏观经济控制出现了“宏观控制微观化”的趋势。其政策变化的本意是要加强微观刺激，提高经济供给水平。但从宏观经济控制的角度来看，理顺微观渠道，不单能增加供给水平，更重要的是它能保证宏观经济控制的顺利贯彻和充分发挥作用。
宏观经济控制是对经济总量的控制。这种控制不管如何设计，最终都要通过经济中各个经济人的积极反应，才能收到效果。比如，宏观经济控制中的减税政策，在于刺激人们更多地工作。但假如人们受到的各种制约因素相当大，即使减税后，人们的工作热情也高涨不起来，如受到每周最高工作时数立法限制，以及假如人们失业得到的福利比减税得到的更多，则宏观经济控制设计得再好，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人们在经济发展中，经常会遇到这种宏观政策“不灵”的情况。这种“不灵”，有的是对经济形势估计的错误；有的则是对微观中的种种制约因素没有进行充分估计，造成微观不能充分“响应”宏观政策的状况；有的则是过去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与新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相矛盾，妨碍了后者的作用。所以，宏观经济控制不是简单地通过各种立法程序后就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它存在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微观经济因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效力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有着完美的经济调节作用。凯恩斯则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得出必须从宏观上对总需求进行管理，用宏观调节的方式弥补经济中需求总量的不足的结论。只是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的滞胀打击，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经济控制实践中，美国和英国政府才逐渐认识到，光有宏观控制不行，光有市场机制也不行；光有宏观控制中的需求管理不行，光是刺激微观因素中的供给因素效果也不显著。宏观和微观必须有机地结合，换言之，宏观经济控制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才能既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又不影响市场机制的发挥，并刺激市场机制更多、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宏微结合”的宏观经济控制方法，可以说是宏观经济控制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发展、新特点。它非但不是政府宏观经济控制的减弱，而是它的加强。
一、作用于微观领域的宏观经济控制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时，都是以宣扬自由市场理论著称的。他们的一个共同思想是要尽可能地让市场力量决定私人部门的产出，减少政府在这种日常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减少直接控制、国有化工业、政府规章和立法对经济中各种微观因素的束缚，让市场机制的效率促使经济更加迅速的发展。在这种“供给主义”思想指导下，两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都采取了一些旨在促进微观供给水平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不但对增加经济总供给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还理顺了微观基础，取消了原有的与新宏观控制思想相矛盾的经济政策，为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顺利贯彻创造了条件。
在英国，强化市场力量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私有化、减少政府的规章制度、改变劳动立法和工会立法和缩小经济中的“福利”范围。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私有化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英国撒切尔政府改善微观环境的标志。虽然撒切尔夫人刚上台时，私有化并不是其政策的主要部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私有化才在英国大规模展开，但其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大部分英国原来的国有经济都通过出卖小额股票的方式转换成了私人所有。在其他三个方面中，包括出售福利性质的公共住房，解除对城市间公共汽车运输业的限制，以及降低工会在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作用。比如，撒切尔政府在1980年、1982年和1984年，通过对立法的修改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会作用的法律环境。当工会成员与雇主之间在工资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不准罢工，只有经过秘密投票，大部分工人都同意后，罢工才能举行。(1)这些立法虽然不能保证英国工人不举行罢工，但却极大地限制了工会的行动，这使在20世纪70年代经常出现的“同情”性罢工等政治性工会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近乎绝迹。
在美国，其强化市场力量的政策和实践都不如英国显著。重要原因是美国一直是一个市场力量很强的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特别是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较英国政府要小得多。例如，美国工业的国有化程度比英国低得多，没有多少公共企业可以出卖，所以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而且，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也不算大，基本处于低限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美国政府曾对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支出做了削减，随即招致大量的抨击。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在教育、健康、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支出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末占GDP的12%左右，高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2)
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强化市场力量比较突出的宏观政策是解除政府的规章制度。虽然很多这方面政策的实行开始于卡特政府时期，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银行金融业中开展的解除政府规章制度运动，更是被认为对活跃微观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上面这些，两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同实行的一项恢复微观机制作用的政策是减税和税制改革。减税有扩大消费、刺激需求总量的作用；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减税也有促进供给水平、疏通微观供给渠道、改善微观基础等一系列有利于宏观经济控制发挥作用的功能。由此可见，尽管减税暂时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但其收益远不止于此。如果没有减税以及其他理顺微观渠道的政策，很难说两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经济控制是否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二、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是经济控制的历史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在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中，美国和英国政府也不完全是采取“放开”的政策。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保护主义的兴起。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仍存在政府的作用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之间有着什么样关系的问题。这个从亚当·斯密时代起就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有其生命力。
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各国都兴起了国有化运动。除了许多重要工业和服务性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外，还设置了市场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政府行政性管理机构，对国民经济进行各种管理。但实践证明，国有化造成的效率低下不但浪费了资源，而且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应有增长。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滞胀”，其实是对这种政府“万能”做法的否定。也正因如此，在美国和英国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经济控制中，才会出现强调市场机制的种种政策措施。
那么，这些现象是否说明在美、英两国正出现经济完全市场化的倾向呢？在20世纪80年代初，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在其《自由选择》(3)一书中强调，19世纪是美国和英国的黄金时代，因为在19世纪，两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很少，市场机制的完美作用造成了经济大发展的良好环境。这个观点的含义是说，必须将各种现存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和立法方案全部去掉，重新恢复19世纪那种理想的状况，经济发展的新黄金时代才会到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从19世纪发展到现在，即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宏观经济控制，并不是某个人的意愿，它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19世纪的确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但19世纪的人们好像并不满足于这个“黄金时代”。随着19世纪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金融信用的不断膨胀和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现使经济逐渐脱离了完全市场化的轨道，经济在进入20世纪的同时也进入了经济垄断阶段。随后，最低工资法、管理价格、工业国有化、福利国家等，各种涉及国家政府的经济法规和政策层出不穷，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状况。所以，即使现在完全恢复到19世纪那种市场经济去（如果可能的话），历史也只能在那里作短暂的停留，同样的过程又会重复，直至重新回到类似今天的状况。这里面，除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不断使市场处于紊乱失败的宏观不稳定状态外，还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垄断因素。即使是经济中每个人都同意竞争市场制度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最好的经济活动环境，但在这种制度中并不存在一种刺激每一个经济人都坚持这种竞争原则的机制。任何一家公司都希望成为其产品领域的垄断者，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因此，市场经济的每一个参加者都在试图逃离其产品所在的市场，都希望由一个“价格接受者”变成一个“价格制订者”。在很大程度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历史就是这些人在这二者之间挣扎的历史。从垄断的角度来看，假如没有国家制定反托拉斯法等鼓励竞争的政策对垄断行为进行干预，恐怕市场制度本身现在是否还存在都很成问题，更不用说利用它来发展经济了。
其次，竞争的残酷性。市场制度是一种竞争的体制，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对于在市场中失败的人来讲，没有任何刺激机制强迫他一定要服从这种市场的裁决。相反，他有着强烈的动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手段，特别是通过政治的渠道，对市场的裁决进行修改。比如，谁都会承认自由贸易不但对某个国家有很大好处，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但对于某个工业部门来讲，如果外国商品的进入意味着本部门生产的衰落，那么他们从本位利益出发肯定会反对自由贸易，提倡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的结果，虽然国家会失去更多利益，全世界也会失去更多利益，但这个工业部门却会得到更多利益。仅仅用经济理论是不能说服他们放弃保护主义的。除非发现一种将市场收益在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进行再分配的机制。换句话讲，市场制度必须要有一种社会契约作为补充，即需要国家政府以宏观的角度对收入和利益在社会各阶层中实行某种再分配，从而使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人得到一些补偿和满足。否则，这些人的不满汇聚起来，就会用政治手段推翻这个制度。
最后，即使对于那些在市场竞争中成功了的人或公司，其成功用其他标准衡量也许就是不成功。比如，大量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乡村城市化造成的生态平衡破坏等。这些问题，只靠市场机制是不能解决的，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市场力量的机构（国家政府）进行统一协调，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由于以上因素以及其他同类因素的存在，国家政府对经济实行宏观控制和调节就成为必要。里根和撒切尔政府虽然大力鼓吹市场机制的作用，也确实推行了很多宏观政策刺激市场作用的发挥，但在我们前面分析到的涉及总量控制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却当仁不让、充分地使用了政府权力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他们之所以在这样做的同时只是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确实太多，不这样反复宣传不足以去掉多余的国家控制，属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
实际上，我们从美国和英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的实际做法中完全可以找到“宏观与微观之争”的现成答案：国家太多的干预不行，完全市场机制也不行，必须将宏观和微观有机地通过经济控制的纽带结合起来，现代西方经济才有可能顺利地发展。市场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经济的调节促进作用，而国家政府则可以通过宏观控制掌握经济的发展方向和速度，避免市场机制容易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
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两国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时候，在总体宏观经济控制的政策制定上，宏观与微观之间甚至出现了很不匹配的状况。比如，80年代初的高利率政策就与市场中人们所期望的低利率相矛盾；造成汇率高估、贸易困难以及保护主义的政策，就与市场扩展相矛盾等。这些矛盾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说明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重要性，说明了政府在努力使宏观经济稳定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二者之间，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三、西方宏观经济控制趋向于现实主义
宏观经济控制不但要把握宏观总量，而且还要设法让微观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控制中形成的趋势，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倾向。它意味着两国政府在实际经济操作中，已不太拘泥于某种“主义”或理论的束缚。“务实”正成为制订经济政策的主要标准。这种倾向的产生，与各种新宏观经济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有关，也与经济的实际发展趋势有关。
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特别是80年代初货币主义实验趋于失败后，两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采取现实主义的经济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为目的，而不是死守经济理论的限制。现在，回头对两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所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观察，会发现它们同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前的同类政策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完全不像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刚上台时雄心勃勃要与凯恩斯主义彻底决裂的架势。而且，20世纪80年代末两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也几乎与10年前相似：通货膨胀问题重新出现，又重新需要用紧缩货币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这个“经济怪物”。政府这时同样采取了经济衰退的办法，通过增加失业率、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来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这种历史的重复至少说明，那种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非常值得，认为它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观点，完全是一种错误。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古典经济学家曾认为，保守主义革命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最重要特点，是强调政策的简单性和连贯性，而不是随时对某种经济现象进行随便处理，建立货币供应控制目标和英国政府的“中期金融战略”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各种经济现象和困难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强大压力，却使美、英两国的保守主义政府无法坚持其树立的所谓一贯原则，不得不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货币控制目标的废除，货币政策中利率工具和汇率工具的重新受到重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开始（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中央银行对股票市场危机的迅速及时反应，都表明了这种现实主义的趋势。也许有人会指出，英国政府倒是坚持了政策的一贯性，没有对财政政策进行“微调”，直到在1988年中消灭了赤字。不错，英国政府确实在财政政策上坚持了政策的一贯性，但仅仅是在财政政策这一方面。而且，这种坚持恰恰造成了其经济恢复迟缓和高失业率，实际上是一种不明智的坚持。1989年，英国制定预算时，由于其需求总量已被认为超过正常水平，经济过热，而没敢在预算中继续进行大规模减税。这说明，即使在英国，政府也开始变得清醒、现实起来。
（原文载于《世界经济》1992年第10期，合作者：章星）
(1)肯特·马休庇，帕特里克·明福特．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1979—1987［J］．经济政策，1987（10）：65．
(2)罗伯特·索洛．保守主义经济学：一种回旋式的讨论［J］．经济政策，1987（10）：182-183；黑尔伯特·斯泰因．管理5万亿美元经济［M］．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9-10，29．
(3)M．弗里德曼，R．弗里德曼．自由选择［M］．纽约：Avon Book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