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扬州

唐代互市港中，贸易最盛，蕃客最多者，首推广州，扬州次之。

隋朝开通运河之后，长江船舶可以循大运河北上，在陆路运输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运河沿岸商业迅速繁盛起来。扬州，因地处要冲，居长江与运河之交叉点，成为唐朝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的中枢，由唐朝和外商运来的商品都要在扬州中转；同时，扬州是陆路与海路丝绸之路的连接点，是南北之枢纽，为北上开封、长安的必经之地，所以扬州成为重要商品的集散地和蕃客胡商云集之地。明人谢肇淛也指出：“唐时扬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广记》往往称之。”(31)《新唐书·田神功传》载：“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贾胡死者数千人，从这个侧面，可以想见蕃客在华者之多了。

《太平广记》中蕃客的记述虽然是一种文学镜像，但通过不胜枚举的蕃客珠宝、商胡市药近乎神奇的故事，却可以曲折地透视出唐代阿拉伯、波斯商人在扬州从事珠宝香料买卖和医药活动的影子，窥见历史生活之一斑。以下举一例说明：

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任荫，皆异不劳而获护焉。”勉哀之，因命登舻，仍给饘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屏人告勉曰：“吾国内倾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衒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吾惧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矣。感公恩义，敬以相奉。”即抽刀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衾，瘗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语言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叙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瘗其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32)

这位波斯人“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可见，扬州是他的“坐庄”之地，而行商于各地，旗亭一地，而有群胡，不难看出唐时扬州蕃客之众了。

扬州作为中唐之后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吸引蕃客的关键之处与经商谋利相关。首先，蕃客胡商能够在扬州这样的商业大都会中破土生根，如鱼得水，不仅需要熟悉商海规则和地方风情，更需要对于扬州的物产名器谙熟于心，对商品的行价品第了如指掌，而所有这一切并非一日之功。《太平广记》中所描写的胡商显然是长期盘桓于扬州地区，并逐渐成了特定领域的行家和专家。其次，扬州商业经济的繁荣又给在扬州从事商业活动的蕃客胡商们带来了无限商机和高额回报。虽然《太平广记》中所叙之事出于小说家言，夸张修饰之辞在所难免，原不足以全信。然而，蕃客胡商在唐时扬州涉足珠宝行业从中获取暴利则属无疑。另外，蕃客胡商的珠宝生意也不限于扬州，北到长安，南至广州，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

扬州港的对外交往在唐朝就达到鼎盛，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其重要地位渐渐让位于其他沿海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