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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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发展的本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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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在红尘俗世的人,生活和思想也变得理性起来,他们摒弃了对社会发展的玄思空想,转而尝试经验性地思考该主题这里借用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提法。读者将会发现,即便“理性”和“经验”不能算是同义词,也是两个同源词。这两个词不同于、更是对立于“形而上学”这个词。“形而上学”这个词指的是“理性”和“事实”以外的范畴,也就是科学以外的范畴。有些人已经习惯于用理性这个词表达很多概念,在我们看来,这些概念都属于“形而上学”范畴。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提醒读者,不可误解“理性”这个词的内涵。。但是,只在研究发展这个现象时处处小心,这还不够,对于用来理解发展的那些概念,我们也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但最要留心的,还是“社会发展”这个概念,因为稍不留意,我们就会被它的各种关联引入歧途。即使社会发展这个概念不是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凡是致力于寻找历史“真谛”的人,即使本身不带有这种形而上学的偏见,多半也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受到一些观念的影响。这些观念之所以也变为偏见,是因为人们硬是要用这些源自形而上学的观念,来做经验科学才能做的事,却忘了这两者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凡是认为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乃至全人类,一定可以证明是始终如一地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人,也是如此。持这个观点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在少数,上至维科(Vico),下至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甚至像罗雪尔这样洞察世情的大学问家,在这件事上也不免灵台蒙垢。围绕达尔文学说的各种进化论思想——至少这只不过意味着以类比的方式来推理——还有各种心理学的偏见,相信人的动机及行动除了是对社会过程的被动反应,还另有玄机,它们也都如出一脉。就算进化观在学术圈已经名声扫地,历史学家和人种学者更嗤之以鼻,却是另有原因。他们不仅批判“进化”的观念是不科学的、超乎科学的神秘主义,还认为其失之浅薄。人们对任何带“进化”字眼的草率归纳都失去了耐心。

我们当然不会像他们这样看待社会发展。但还有两个事实是研究社会发展所回避不了的。第一个事实是,历史并非一成不变。既然历史在变化,社会条件也变成世易时移的东西。历史既不是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也不是围绕一个中心来回摆动的钟摆运动。有了这两个结论,再加上另外一个事实,社会发展的概念也就呼之欲出了。这第二个事实就是:但凡发现,事情给定的历史状态不能完全从先前的状态得到解释,此时我们就会承认,我们遇到了一个尚未解决却又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一点首先对个案成立。比如,根据我们的理解,德国在1919年的政治史,就是先前战争的诸多结果之一,但它对普遍问题也成立。

经济发展一向只是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而经济史不过是通史的一部分,单列出来只是出于研究的需要。既然事物的经济属性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其他一切事情,试问又如何能仅从先前的经济条件来解释经济上的变化呢?就拿个人来说,他的经济状况不是仅从先前的经济条件演变而来,而只能从先前的全部条件演变而来。按理说,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会相当棘手,但好在有一些有利的事实在一旁协助,使我们的工作难度锐减,正因为有这些事实,我们才能够从经济角度来解释历史。第一个有利的事实是,无论赞成与否,我们都能说,经济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王国,因为经济乃是一国之根本,民生之大计;这样说来,在史家的刀笔之下,经济史当迥异于其他历史,比如说军事史。还有一个事实也有利于我们单独描述经济部门的任何事情。一个社会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可以说像一个个的小圈子,圈子里的人自成一体。圈子外的因素,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到圈子里的各种活动,而是通过这个圈子的数据及圈内人的行动施加影响,这不像一枚引爆的炸弹,对那些不幸身在现场的人来说,这枚炸弹的“影响”是直接的、毁灭性的;即使真有什么事件像引爆的炸弹那样发生了,其影响对圈内人来说,也只不过是吹皱一池春水罢了。即使我们描述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外界引起的,我们说的仍然是经济史的事情,这就好比说,即使我们描述的是反宗教改革运动对意大利及西班牙两国绘画造成的影响,我们说的仍然是艺术史的事情。

有关经济部门的观点及研究,虽说浩如烟海,但可以按研究覆盖范围的大小——也可以说观点适用范围的大小——逐一排列。小到对13世纪尼德拉尔泰西(Niederaltaich)修道院经济本质的研究,大到桑巴特(Sombart)对西欧经济生活演变的研究,以及两者之间的无数研究,其实有一条连续不断、逻辑一致的主线贯穿其中。像桑巴特这样的研究还算理论,甚至还是经济发展理论,如果“经济发展”这个词只是眼下这个意思的话。但按照李嘉图一直以来对“经济理论”一词的一般理解,本书第一章的内容称得上是经济理论,但桑巴特的研究就不能算了。在桑巴特这一类的理论中,李嘉图们认定的经济理论诚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完全居于从属地位。换言之,如果有待研究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复杂,只能用到那种常人理解不了的分析方法,但凡在这些场合,研究思路也得用那种分析方法提供的形式。但如果有待研究的问题只不过是搞清楚发展及其历史结果是怎么回事,找出某个经济状况或某个特定问题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但凡在这些场合,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理论的作用几近于无如果说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话要说,那只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严格地将自己限定在经济理论的范畴以内,而是将其研究扩大至社会史,或者对经济未来做出假设,并想当然地将之当成一项原则。劳动分工、土地私有产权的起源、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经济自由、法律保护,这些因素在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因素显然属于经济事件的社会框架,却不是后者固有的、自发形成的东西。人们也可以这么来看李嘉图的发展理论——比如布彻(Bucher)就是这么认为的——因其发展理论所用的思路,李嘉图被冠以“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假设”,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地力逐渐耗竭,人类社会最终会抵达某个静止位置——在李嘉图看来,生产的进步只会暂时迟滞这个进程——这个位置不同于现代理论理想的均衡状态所对应的位置,其典型的特征是地租高得离谱。这样的发展理论不仅异于上述发展理论所揭示的内容,更不同于我们将在本书中将要表达的内容。穆勒的研究思路并无不同,只不过更加谨慎,而且区分孰主孰次。但从本质说,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章《社会发展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李嘉图并无二致。穆勒甚至在这一节讨论了,多大的发展应该看成是经济范畴以外,多大的发展源于某些仅影响生产和分配的已知数据。严格说来,他对改良生产技艺的研究完全属于“静态”范畴。在这样一种传统观点看来,既然生产技艺改良是新出现的现象,当然需要考察由此带来的影响,但是,对于这种改良本身的出现,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穆勒将本书致力于研究的主题一笔带过,也将构建发展问题的基石随手丢弃。克拉克对经济学做出的一项贡献(《经济理论的本质》),就是明确将“静态”和“动态”区分开来,在他看来,动态均衡的扰动归因于动态因素。我们也持同样的观点。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考察扰动的结果,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均衡。不过,和穆勒的动态视角一样,克拉克的动态观就此止步。而我们认为,首先应该为这些动态因素专门创立一套理论,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扰动因素,更是引出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经济现象。具体来说,在克拉克列举的扰动因素中,资本和人口的增长也许如文中表明的那样,是其他研究关心的重要“变化因素”,但对我们和对克拉克来说,它们只不过是扰动因素。克拉克提到的第三个扰动因素是消费者品味的变化,并在后文大书特书。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仍不过是扰动因素。克拉克提到的最后两个扰动因素是技术变化和生产组织的变化,在我们看来,这两个因素需要予以特别分析,由此引发的结论绝非理论意义上的扰动可以相提并论的。我们对经济理论感到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后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随后会发现,从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地方,孕育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这个观念克服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困难,因而证明了关于发展问题的这个全新表述是合理的。这个问题的新表述更接近于马克思的表述。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有其内生性,而不仅仅是根据变化的数据调整经济生活。但我们只研究他这个立论的其中一小部分。

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个意义上的发展理论。我们不会提及任何历史进化的因素,小到美洲开采的黄金涌向欧洲这样的具体事件,大到一些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如商业人士的茅塞顿开,文明世界的疆域拓展,社会组织的兴衰更迭,政治人物的星流云散,生产技术的推陈出新。无论是单个事例,还是一组事例,我们也不会描述这些因素的各种影响本书第一版最让人误解的地方是,除了企业家个性,我们的发展理论一概不提其他历史因素的变化。如果有人认为我是有意为之,那他就错了。事实是,我们根本不关心任何具体的变化因素,而只关心变化的方式,以及变化的机制。“企业家”只不过是变化机制的载体。我不是只关心一个历史变化因素,而是一个都不关心。在这一版中,我们仍然不会考虑那些具体因素,那些可以用来解释经济组织、经济惯例的因素,因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这些研究方式有相融之处,然而,如果不将它们分离开来,任其自行其是,那么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将因此受损。。相反,我们只对经济理论本身——其本质在第一章已有充分阐述——加以改进,具体做法是在原有基础上构建新事物。即使我们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经济理论比以前更好地服务于其他发展理论,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两种方法可不是一回事。

兹将我们的问题表述如下。依照第一章的理论,经济是在特定渠道中周而复始流动的“循环之流”,就像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但这条循环之流及其渠道确会因时而变,我们在这里也就不拿它们和血液循环作类比了。因为血液循环当然会随着机体的生老病死而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只会是连续的——或者说以肉眼难以觉察的幅度变化——而且始终处在同一个渠道中。经济中当然有像血液循环那样的变化,但也有另外一些变化,一看它们就不是连续的,而且突破既有框架,也就是传统路径本身。虽说这些变化依属于经济范畴的事情,经济理论也有义务将它们解释清楚,但针对循环之流所做的分析,一条也解释不了这些变化的原委。这样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现象,却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但我们既不关心,其中哪些变化,是使现代经济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实际原因;我们也不关心这些变化的诸般条件。我们唯一关心的问题是——事实上也是经济理论一直关心的问题——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它们会带来怎样的经济现象?

同样是经济这件事,前面是从循环之流的角度来看的,现在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按第一章理论的说法,我们现在可以说,经济总是会趋向某个均衡位置,正是靠这个趋势,我们有办法确定货物的价格和数量;我们也可以说,任何一刻的经济,都是对已有数据适应的结果。不同于循环之流的诸般条件保持不变,这个趋势本身并不意味着,经济中年复一年发生的都是些“相同的”事情,而只意味着,我们将经济中的若干过程看成趋向某个均衡位置的局部现象,但我们没有说一定趋向同一个均衡位置。理想的均衡位置一直在变,因为数据一直在变,所以,尽管经济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接近”(当然不是有意识的)这个位置,但永远不会臻达。面对这些数据的变化,经济理论倒也不至于束手无策。构建理论的目的不就是能研究这些变化的后果吗?这方面的专门工具当然也不会缺少,如准租金就是。如果只是社会以外的数据(比如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或者只是经济以外的社会数据发生变化(比如,战争的影响,商业政策、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更改),或者只是消费品味变了,那么似乎没有必要对这些理论工具大动手脚。这些工具只在一种情况下才用不了:经济自行改变其数据,而且是时断时续地改变——这就和前面的血液循环说呼应起来了。铁路建设就属于这样的变化。只要是连续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下,一间小杂货铺最终也有可能成长为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只是要经过数不清的微小改进,为的是连续地适应这些变化——都属于“静态分析”的范畴。但若是传统生产方式出现不连续的变化,“静态”分析法就不能预测这种变化的结果了;不仅如此,这种方法既不能解释这种生产革命发生的原因,也不能解释随之而来的现象。“静态”分析法唯一能考察的对象,是在这些变化发生后,经济达到的新均衡位置。正是这种“颠覆式”变化的出现,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也就是经济发展问题,这里的经济发展,指的是这个词最狭义的同时也是最正式的含义。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说这个问题,而弃传统理论不用,固然是因为经济变化,尤其是——如果不能说是唯一的话——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变化,就是颠覆式发生的,而非以连续适应的方式发生的,但这个原因倒在其次,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这种经济变化造成的结果正是在资本、信用、企业家利润、资本利息、危机(或者经济周期)这些问题中,这一成果将会在此得到证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成果,职业经济学家会遇到回报、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并不唯一及时间因素等,就算睿智如马歇尔者,也未能解决这些难题。

这样,我们所理解的“发展”,应该只是经济中的这样一类变化:这类变化不是外界强加给经济的,而是经济自行产生的,是内生的变化。假使经济不会自行产生这类变化,人们称作经济发展的现象,其实只不过是数据发生变化,经济连续调节以适应这些变化的结果,那么我们必须说,经济发展不存在。这倒不是说,经济发展只能从经济角度才能讲得通;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没有内生发展的经济,其实是被外界的变化牵着鼻子走的,这样,无论是发展的原因,还是发展形成的机理,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那组事实中是找不到的,而只能跳出这些事实去找。

单纯的经济增长,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也不算是发展的过程,因为没有新的现象随之而来,有的只是和自然数据变化时一样的适应过程。既然我们关心的是那些新现象,那么此种增长应该和数据的变化归为一类我们之所以这样处理,原因在于,如果按年度折算,这类变化的比率微不足道,因此不会影响我们采用“静态方法”。不过,这些变化往往构成了我们所定义的发展的一项条件。当然,就算这些变化使得发展成为可能,它们并没有从中创造出发展。

严格来说,任何一个发展都取决于先前的发展。但为了洞察发展的本质,我们要放宽这个条件,假设当前的发展是从无到有的。每一个发展创造了后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任何一个发展的先决条件,本来是由先前的发展提供的。但根据现在的假设,任何一个发展首先要给自己创造条件,这样,后一个发展的形式就变得不同,事情也变得和原来不一样了。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想要追本溯源,就不能倒果为因。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的理论就和现实不符,有可能给读者的理解带来困难。

如果说本书的第二版较之第一版的改进在于浓笔重墨于关键要点,以及力求减少误解,那么,再花时间解释“静态”和“动态”这两个词,及其多得数不清的含义,就没多大必要了。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循环之流或者经济趋向均衡过程中观察到的那些现象。我们所说的发展,是在循环之流的渠道中出现了自发而间断的变化,并对均衡造成扰动,这些变化和扰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先前的均衡状态,并代之以新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致力于研究的,正是这种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经济过程在本书的第一版,我称之为“动态”。但在这一版,我们最好不要使用这个术语,原因在于,这个术语的内涵过于庞杂,容易将我们引入歧途。我们最好以简单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意思,这就是,经济生活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外部数据,部分原因是经济生活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的外部数据。不过,这并非唯一的经济生活变化,还有一种经济生活的变化,它不来自外部数据的影响,而是来自经济体系内部,这种变化是许多重要经济现象的原因,有必要为此构建一个理论,为了构建这样的理论,我们有必要将这种变化从其他变化因素里分离出来。作者希望引入另一个更精确的定义,这就是,我们将要考察的是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源自经济体系内部,由于这种变化,经济体系原有的均衡被打破,新的均衡得以建立,新的均衡不是来自旧有均衡无数微小进步的累积。作者本人也正在慢慢习惯这个定义。无论你添加多少辆邮车,你永不可能从中得到一条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