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席勒游戏说看素质教育舞蹈

蔡博

在我们接触素质教育舞蹈时，经常在课例中遇到“游戏导入”问题，接触到“游戏”概念。这让人想起18世纪德国诗人、艺术哲学家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是他在那部至今仍灼灼闪光的审美著作里提出了“游戏”概念。在重温席勒游戏说的过程中，让我们对素质教育舞蹈课中的“游戏导入”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一

席勒认为，人有几个层次的冲动。“感性冲动”“形式冲动”和“游戏冲动”。“感性冲动”注重的是质料、实在和感觉，“形式冲动”注重的是形式、意志和道德，而“游戏冲动”则是从“质料”通往“形式”，从“感觉”通往“意志”，从“肉体”通往“道德”的一个中间环节。唯有通过“游戏冲动”才能把野蛮的人变成道德的人；唯有通过审美的人，才能让人自觉地从“肉体”走上通往道德的路，而不仅是受国家、社会和法律制度强制管理而被迫屈服的、表面上的道德的人。“感性冲动”作用于“纯粹的生活”，“理性冲动”作用于“纯粹的形象”，而只有“游戏冲动”作用于“活的形象”。也只有“游戏”“美”才能给人们提供“绝对的形式性”和“绝对的实在性”的“双重法则”。

席勒所指的“游戏”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游戏，它不能与生活中的游戏画等号。显然，它的意义远远超越游戏本身，转而指向的是通往“自由”“完整”的人所必经的审美教育。“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感性的人是野蛮、粗鲁的，而理性的人是有道德、有尊严的；两者互相排斥、不能相容，感性的人与理性的人之间永远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那么，如何让感性与理性相互协调而使人达到真正的自由，而不再是强制下才刻意遵循“道德”的人？“美把感觉和思维这两种对立状态联结起来，然而在这两者之间绝对没有中介。前者是由经验确定，后者是由理性直接确定的”，“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这就是席勒美育思想的核心意义所在，也是素质教育舞蹈课的理论来源之一。

在席勒看来，每个人生来都只能是“感性的人”，如果以强制的手段进行灌输、教育，所能达到的效果也只能是徒有“道德”外表的“肉体”的人。诚然，我们期待每个人都能向着“理智”“道德”的方向发展，但其过程并非易事。“是什么现象宣告野蛮人进入人性的呢？无论我们对历史探究到多么遥远，在摆脱了动物状态奴役生活的一切民族中，这种现象都是一样的：对外观的喜爱，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游戏”，将原本分离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结合，以使人的内在与外在的自由达到高度的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心灵的真正的自由，而这种心灵的自由是野蛮人“进入人性”的最终结果。通过“游戏”人类挣脱了束缚，从自我的心灵深处获得最彻底的自由，从而引导人们走向“抽象力、意志力”。“审美外观的高尚概念”使人回归“美的灵魂和人性”。显然，美给人们带来了和谐的社会，使人类的感性情感“高尚化”。

二

上世纪初，当中国社会摆脱了最后的封建统治，人的精神获得解放的初期，中国一批先驱人物首先提出审美教育。他们所以能敏感地接受西方如席勒美育观的影响，也因为它符合人类文明教育的规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相似的教育观。

中国古代影响颇大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无不在这个领域有过重要贡献。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教育家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美学家宗白华、朱光潜等在提倡美感之教育时，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与席勒理论结合运用的结果。

近现代的中国，因其战争和自然灾害深深影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民素质严重下降，因此审美教育的提出有着拯救国民与拯救社会的意义。历代先驱提出这一问题不是遇到“礼崩乐坏”，就是遇到道德下滑，这与席勒提出面对资本主义早期工业革命后的异化现状这一问题是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民国初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这一出于教育救国的主张，实质是期盼人们对于“人性”的回归。他认为美育“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之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是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知识，而源于美育”。他提出德智体美四育的观点，主张四育的平等地位而万不可偏废。教育不能只传授知识，更要启迪心灵。科学知识与道德美育是相互补充的，任何对于德育、美育的忽视都将给教育埋下不良的种子，从而阻碍人性的健全发展，最终将导致中国人的“人性”缺失。“美术家得科学家的助力，技术愈能进步；科学家得美术家的助力，研究愈能增兴趣”。因而他认为美育应当成为教育中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形式。

在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中国在恢复与发展国民生产力方面，已经取得瞩目于世的发展，经济开始重新振兴。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反作用力，由于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又出现了精神世界的新震荡，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道德问题，再度引起一代精英的高度重视，美育的问题又重返理论视野。这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

人们不能不看到，九年义务教育中，不仅只有小学六年的教育才有美术、音乐课，而艺术中的戏剧、舞蹈、戏曲、电影等均未出现在义务教育的课程中，而且即使现有的教育，也并非真正意义的审美教育，事实上仅是一种灌输模式下的工具，最终甚至沦为“应试教育”下的“门面”。审美教育面临着新时代的考验。

舞蹈，是在教育部提出“素质教育”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提到日程上来的。这种本来在国民教育中已经出现的教育形式，后因强调专业舞蹈教育而受到忽略，始终没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进入课堂，虽曾有过校园舞蹈活动，也限于少数爱好者。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出现在校园，虽也是限于少数爱好者，但其影响超越了历史任何时候，而且大有继续扩展的趋势。

长时期以来，舞蹈界和教育界都有一种错觉，认为舞蹈教育只是少数天才所享有的，它不必面对全体学生，这就是说，绝大部分学生仍无进入舞蹈教育的权利。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舞蹈与舞蹈教育的实际影响，也由于国际舞蹈教育的影响，原来固有的观念开始发生动摇。“每个人都有接受舞蹈教育的权利”的声音已在舞蹈界、教育界响起。事实上，中国舞蹈教育界正在经历着艰难的转型期，即由以往只关注舞蹈精英的教育模式，向“面向全体学生”的转变，专业舞蹈教育也从面向精英教育的单一模式走向专业教育与普及教育两条腿并行的模式。特别是素质教育舞蹈的出现，已为这一转型奠定了教材与师资培养的良好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素质教育舞蹈课将会带给整个民族、国家异常的惊喜。素质教育舞蹈课并不是对传统舞蹈精英教育的否定，而是对它最有力的补充。它不仅仅对孩子们进行舞蹈的教育，更是一种健全人格的教育。缺乏身体训练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培养不出身心健全的人才。而它的理论基础，正是来自席勒的美育论，也来自于自古以来中国的美育传统和当代美学家们的理论。其中，素质教育舞蹈课关于游戏的介入，恰是在充分理解席勒关于游戏说的基础上给予具体处理的。虽然作为一种理论常说，并非是某种实践的具体、直接的指导，但对于舞蹈教育实践来说，它竟然是如此贴切，不能说只是一种巧合吧！

素质教育舞蹈课是吕艺生教授提出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审美教育缺失的问题。素质教育舞蹈课特指普通学校的舞蹈教育，有别于专业的舞蹈教育。素质教育舞蹈课是素质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笔者在跟随吕艺生教授进行该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他经常强调此课必须要摆脱灌输的教育惯习，要改换一个面孔，其针对性是显然的，也是明确的。我坚信，素质教育舞蹈课是走向审美教育的必由之路。近年来，素质教育舞蹈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相继开展了教学实验工作，甚至在有些中小学已经被正式纳入了普通学生的课程中。作为该课题的成员之一，笔者见证了素质教育舞蹈课的成长历程。

素质教育舞蹈课贯彻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素质、让学生成为主体三大理念，以培养学生观察与模仿、即兴与表现、交流与合作、创造与求新、综合与融化的能力为标准。首先素质教育舞蹈课不是针对少数精英的教育，它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一改以往重分数、轻素质的评判准则。在素质教育舞蹈课的课堂上，不再是灌输式的授课模式，转而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进行自己的创作。教师的任务是进行引导，而非以往教育模式中规则的制定者。在素质教育舞蹈课的课堂上，学生通过分组编创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培养了观察、模仿、即兴、表现、交流、合作、创造、求新、综合、融化等各方面的能力。这种教育模式可谓一举多得，至今在中国还未有人主张过类似的教学模式，它开启了素质教育舞蹈课新模式之先河。

三

席勒在《论美》（又名《致克尔纳的信》）的第七封信中说：“当艺术作品自由地表现自然产品时，艺术作品就是美的。”他说的艺术作品，是指在能够自由表现自然、而非人为地做作地进行创作时，其作品必然会是美的。因为它减少或根本没有了灌输的意味，接受的人也是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教育。这就是席勒说的自由境界。

素质教育舞蹈课作为艺术教育的一种形式，区别于灌输的传统舞蹈教学方法，不走整齐划一、程式化的教学之路，而在自由、无拘无束的启发式环境中进行富有个性特点的教学，使每个学生自觉自愿地投入到艺术创造中，从而获得创造力的培养。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展示课中，我们看到了教师给予学生充分发挥其想象力的自由空间。教师作为主导，没有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学生，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以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作用。从全体学生围圈的活动开始，同学们就在进行创造，教师没有给予任何的限制，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能力创造自己所想要的舞蹈形式。

不排除有些学生在刚进入素质教育舞蹈课的时候认为：舞蹈，那是女孩子们无聊才会做的事情，我们一堆男子汉们学这些干什么？怪不好意思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那些本来带有抵触情绪的学生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在舞蹈课堂上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完全地做自己。

从素质教育舞蹈课，看到了席勒主张的通过“审美教育”而达到人性自由的最终目的。作为艺术教育手段之一的舞蹈课应当是自由的，充满生机。学习环境轻松自如，才能让学生敢于想象、敢于创造。在“自由”的环境中，通过“游戏”，学生的人性才能得到最完善的发展，而最终成为身心完整的人。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就已经提出了要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该提案在某些领域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中国的“素质教育”其实在很大层面上只是停留在形式上，而未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是舞蹈作为一门艺术还没有进入普通中小学的课堂。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的思想，目前已经明显看得出中国与美国艺术教育水平上的差距。素质教育对于整体国民素质、修养的提高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席勒在《美育书简》的第二十七封信中说：“在力量的可怕王国的中间以及在法则的神圣王国的中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观的快乐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强制是身体的，还是道德的。”通过审美教育来培养、逐步提升人们的价值观是有效的、必要的。“第三个王国”使人们摆脱了强制的束缚，不管这种束缚是对于身体的还是道德的，只有“第三个王国”才使得“自由”的世界成为可能。在这种“自由”的王国中，人们才能主动地创造和谐的社会，最终获得人性的提升。

在素质教育舞蹈课的课堂上，当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某学生时，必定会在无形中提升了学生的自信心。这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会发现，西方国家的孩子更愿意表达自己，他们不惧怕任何人多的场合，他们可以宽容地接受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中国的孩子更多的是谦虚的、不外露的、缺乏自信的。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如何立足于这个社会，如何让老板相信你的能力。这不得不说是当前中国教育方式下产生的结果。西方的孩子更趋向于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而中国的孩子大多缺乏主见，喜欢跟风。这就是文化的差异，而笔者认为它起因于教育的差异。表达自己对于一个健全的人格是至关重要的，人不可以没有独特的想法，不可以没有区别于别人的属于自己的观点，这些独特观点才是每个人立足于世界的根本。素质教育让每个孩子在积极、主动的环境中自如地表达自己、组织他人，这无疑对他们人格的健全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身体训练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合作能力，促进相互间的友谊，从而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体训练同样可以培养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创造力是艺术的根本，但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的是富有创造力的人，而不是一个个复制的机器。我们当前的教育模式限制了学生的开拓、创新思维，从而使得他们不自觉地为了完成功课而更偏重于模仿、复制和跟风。这也可能就是“应试教育”下的必然结果。在舞蹈教育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舞蹈创作越来越归于整齐划一的风格，而没有独特的想法、思考。这样下去，中国的舞蹈艺术如何发展？中国的教育将会走向何种境地？或许素质教育舞蹈课可以或多或少解答这些疑惑。

席勒认为，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归“人性”，而这种充满“自由”的“完整”人也只有在艺术教育中才能实现。感性冲动只关注于实在性，形式冲动只关注于形式性，而只有通过审美教育才能弥补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才能将两者彻底地统一。只有通过审美教育，才能最终使人们在充分享有“自由”的前提下达到灵魂和人性的“高尚化”。素质教育舞蹈课通过艺术教育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学生的完整人格，引导学生走向审美的世界，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感。这正是审美教育的目的所在。

综上所述，席勒提出的“游戏说”为素质教育舞蹈课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席勒的“游戏冲动”旨在呼吁人们对于审美教育的重视。素质教育舞蹈课是审美教育形式的新尝试，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观察与模仿、即兴与表现、交流与合作、创造与求新、综合与融化的能力。它以标新立异的方法开创了素质教育的新模式，对于现行教育模式是一种有力的、必要的补充。只有坚持贯彻素质教育舞蹈课才能让舞蹈教育走出困境，提高国民素质。只有重视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才能提高国家的软实力，让中国在世界强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素质教育舞蹈课任重而道远，它肩负着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重任，也承载着众多舞蹈人心中的舞蹈梦。我们坚信，素质教育舞蹈课一定会走进每一个孩子、每一个课堂、每一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