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从前，在我们生活的国家里，有一个博学的漫画家，他总是在幻想台球、字谜游戏、小提琴、被洗白的衣服还有门前的脚垫，它们都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但现在，我更想知道那些奉命操纵大型攻城炮的士兵们的心理状态——毕竟那是战争期间诸多工作任务中最奇怪的。其他士兵多多少少都会清楚自己正在执行的任务以及努力的成果：飞行员可以从腾空而起的红光中判断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潜艇指挥员可以在持续两三个小时的激战后，通过海面上的残骸审视战绩；战壕里的步兵只要继续待在那里，就算是守住了阵地；普通炮兵击打时虽然也看不见目标，但好歹可以拿起电话，询问藏在几里外枯树上的同伴，目标是已中弹被毁，还是要调整角度再攻击一次。可操纵大型攻城炮的炮手们不一样，他们就像是活在一个虚假而孤独的自我世界里，即使有经验老到的弹道学专家从旁协助，也无法预见发射出去的炮弹最终会落到哪里——也许真的击中了目标，炸毁了兵工厂或战略要塞；也许不幸击中了教堂或孤儿院；也许变成了一颗哑弹，安静地扎入了河底或墓穴里。

与大型攻城炮的炮兵相似，文学作者们也在操纵着一门重型火炮。他们以文字为炮弹，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动乱。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哑弹，只能无声无息地静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作废铁，制成花盆和雨伞架。

曾几何时，地球上的纸浆消耗量史无前例地突飞猛进，我们把那个时代称为“文艺复兴”。意大利半岛上每一个稍有些墨水的文人、罗马平原上每一个博学之士都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著作印刷成12开的书籍，更别提那些模仿希腊人写下的动人诗句，以及充满罗马复古韵律的颂曲。当时还有无数人热衷于收藏古币、雕塑、偶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他们花了整整300年不辞劳苦地把刚刚从历史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再配上最美丽的铜版画和最精致的木雕，制成卷帙浩繁的集子。

当时，强烈的求知欲使出版商及印刷公司有机会利用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大发横财。可惜，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并没能在作家们所处的15、16世纪得到应有的重视，且只有少数几个笔杆子英雄为社会贡献了新思想。也许他们跟大型攻城炮的炮兵一样，终其一生都无法看到自己的作品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带来了多深远的影响，但他们的作品却从根本上铲除了人类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值得我们心怀感激——若不是有他们彻底清理了堆积如山的历史垃圾，我们今天还会被困在老旧思想的囹圄里。

严格来说，文艺复兴起初不是一个“向前看”的运动。它对刚刚过去的时代遗留下来的著作十分鄙夷，称之为“哥特式的野蛮”。文艺复兴的主要针对对象是艺术作品，因为人们相信那里面蕴藏着“古典精神”。虽然运动领导者们的本意并非如此，但文艺复兴确实大大地促进了理性的解放，宣扬了宽容的精神，让人向往更美好的世界。

很早以前就有人质疑，罗马教皇究竟有何权力，能强行规定波希米亚或英国的农民应该用什么语言祈祷，必须以何种精神接受耶稣的教诲，可以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花多少钱，需要读什么样的书以及应当如何教育自己的小孩。不服气的农民们曾试图反抗这种压倒性的力量，也曾高举民族进步的大旗发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却不幸只能以失败告终。

作为对全世界的警告，伟人约翰·胡司的骨灰还未烧尽，便被弃于莱茵河，让人不得不心惊于教皇无边的统治权力；而威克里夫的尸体也被挖了出来焚烧，让莱斯特郡的下层农民知道，得罪了枢密院和教皇的人甚至无法入土为安。种种迹象表明，想跟教廷正面交锋是不现实的，尤其是那座名为“传统”的坚实堡垒，在历经了15个世纪缓慢而精心地建成后，根本无法单靠外力摧毁。堡垒高墙里的丑事更是骇人听闻：三个敌对的教皇为了“圣彼得唯一继承人”的身份争得面红耳赤；罗马与阿维尼翁教廷决疣溃痈；法律条文再多，也抵不过一句“有钱使得鬼推磨”；修道院的僧侣们道德败坏；贪赃枉法之人通过夸大炼狱的恐怖，要挟可怜的父母，让他们为过世的孩子花钱“消灾”。这桩桩件件皆是众所周知，却丝毫不会威胁到教会的安全。奇怪的是，有些人明明对基督教事务毫不上心，对教皇和教区主教们也不曾心存怨恨，但他们胡乱发射出去的炮弹，却最终把这座陈旧的大厦毁于一旦。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继承了布拉格百姓所向往的基督教崇高的美德，希望活着时能多做善事，老死后便回到天堂圣母的膝下承欢。他们来自欧洲各地，代表着各行各业。当时的他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对未来有什么影响，但若是听了后世史学家对他们的评价，说不定还会被吓得目瞪口呆。

以马可·波罗为例，他是一个杰出的旅行家，看过许多壮丽的风景。他告诉国人远方有金色王座高如宝塔，有大理石城墙长过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距离。可那些看惯了西方城市建筑的人只当这是信口妄言，还将他谑称为“百万先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干瘪的小老头，扮演了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角色。由于和同阶层同时代的人一样，对文学怀有偏见，马可·波罗的文笔一般。尽管威尼斯人对复式记账本都不陌生，但他总觉得身为男人就应该舞刀弄剑，而非舞文弄墨，因此，他对写作之事兴味索然。无奈战争使他被投入热那亚的监狱，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生涯，他向跟他关在一起的三流作家讲述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并用这种迂回的方式，使西方人第一次接触到闻所未闻的新世界。

马可·波罗是一个心思单纯的人，他很容易相信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如：为了向异教徒证明信仰的力量，虔诚的基督教徒把小亚细亚的一座山挪开了几公里；还有像无头人、三脚怪鸡等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经历看似无稽，却胜过古人在过去1200年间的努力，一口气推翻了教会对地理学的认定。马可·波罗自始至终追随教会，所以不明白为何后世会有人拿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罗杰·培根相提并论——后者明明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甚至付出了十年不得写作以及十四年狱中折磨的代价。

权衡之下，还是马可·波罗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十万人中可能只有一个愿伴培根左右，一起追逐天边的彩虹，一起抽丝剥茧地研究足以颠覆当时神圣观点的进化论；但任何一个平民，哪怕只认得几个字，都听得懂马可·波罗娓娓道来的故事，并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大，充满了《旧约》作者从未谈及的东西。当然，在世界取得最基本的思想自由之前，单靠马可·波罗出版的一本游记是不可能对抗《圣经》的权威的。大规模的启蒙开化需要历时数世纪的艰苦准备，这有赖于当时的冒险家、航海家、旅行家以及因他们妙趣横生的经历而催生的怀疑精神。文艺复兴后期，怀疑精神成为了主流思想，它促使人们开始热衷于讨论很多不同的话题，甚至包括那些早年一说起就会被宗教裁判所盯上的禁忌。例如，薄伽丘的朋友在第一天离开佛罗伦萨远去的路上听到一段奇特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众所周知，所有的宗教体系都既有好的、对的一面，也有坏的、错的一面，若这个前提是对的，那各执己见的人们又何必相煎太急呢？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一次神奇的历史探秘也同样叫人啧啧称奇。洛伦佐生前是深受罗马教会器重的核心成员，他在钻研拉丁语时发现并证实，所谓“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意大利及所有西方行省赠与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一事完全是无稽之谈。那不过是教皇属下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官在皇帝陛下驾崩逾百年后编造出来的拙劣谎言，目的是让历任教皇有借口成为整个欧洲的主宰。让我们回到现实一点的话题。圣奥古斯丁曾教育虔诚的基督徒，说地球另一端净是些亵渎神灵的异教追随者，这些可怜的人们无法盼来基督的再次降临，因此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可当瓦斯科·达·伽马于1499年自印度首航归来，并向人们描述那个地广人多的国度时，这些善男信女们又该如何看待一直以来坚信的教义呢？罗马教廷一直向纯朴的百姓们灌输说世界是一个平面的圆盘，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可“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的成功却表明《旧约》中的地理描述含有严重的谬误。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到底应该信谁？

最后，我想再重申一下之前提过的，即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自主研究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人们难免缺乏真正的志趣。可以说，这300年里所有的发展，都是以美好和享乐为主导的，就算是叛教之人，只要稍懂印刷术或建筑学且巧舌如簧，一样能被恨异端邪说入骨的教皇奉为坐上宾。像萨沃纳罗拉那样积极宣扬美德的人和不可知论者虽然也是教会的眼中钉，但他们很聪明，懂得利用诗歌和散文，强烈抨击基督信仰的根本。纵观这一切，除了有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还潜藏着一股无法忽视的不满情绪，即反对眼下的社会秩序以及权力至上的教会对人类理性发展的限制。从薄伽丘到伊拉斯谟，在这中间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抄写匠和印刷商从未清闲过。除了教会出版的刊物外，所有重要的著作里几乎都在控诉一个悲惨的现状：野蛮入侵所带来的混乱取代了希腊和罗马曾经的文明，西方社会受制于教会僧人的无知与傲慢。同时代的马基亚维利和洛伦佐·德·美第奇对伦理学并不感兴趣，他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也善于利用现实世界。因为十分清楚教会的能耐，也十分明白得罪教会的下场，所以他们表面上对教会俯首贴耳，不参与宗教改革运动，也不质疑教会对民众的管辖制度，实际上却在求知欲的促使下不断思考，不断从过去的事情中找寻真相。他们的努力让一直认为“我们知道”的百姓开始了有意识地反思——我们真的知道吗？

对后世而言，这种反思可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和拉斐尔的画集更值得庆贺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