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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夏天，我因为写作专长得到自主招生加分，考入了北京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头几夜，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宿舍里，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浑身的毛孔里，除了汗液，还分泌着无尽的焦躁。如此，初入大学本该有的新鲜和愉快便荡然无存，加上思念着远在香港求学的初恋女友关睿，我感到一种近乎绝望的孤单。

几天后，关睿打来电话向我提出分手。事情毫无妥协的余地，摆明了是一场宣判。她说，她和班里的一位男生去了趟新加坡，住在一起了。我们结束了。

从初二到高三，我们在一起五年。这五年里，我对她别无二心，单方面轰轰烈烈。我来北京、她去香港以前，我争取到了和她的第一次。我激动不已，但毛毛躁躁的，还把避孕套弄破了。关睿则像吃了个大亏，郁郁不乐，好几天没有理我——她一向对我十分不耐烦，也从不掩饰对我的不在乎。

实话说，那时我什么都不懂，搞不懂女孩子到底在想些什么，更别说爱情了，以为毫无保留的投入总可以换取些什么，哪怕只是占有和同情。同情果然是廉价的，占有也只能是暂时的。去香港念书还不到一个月，她便移情别恋。我拿出四分之一的人生，耗尽了所有心力，拼命维持这段关系。可到头来，五年的努力连一个月都抵不过。

那些日子，我像个死去了但不自知的人，循规蹈矩地做着生前的事，亿万年地沉寂。但凡瞥见过去，剧痛便涌上心头。可过去如同影子一样无法摆脱，直到我将自己藏进了一个黑暗无光的场所。我在走投无路中疯狂地写作，如此，避免了一蹶不振的结局，抓住了属于我自己的那根稻草。

两年后，我的小说处女作《成倍焦灼》出版了。第三年，它爆发式地畅销起来，为我带来了不菲的版税收入。我用这笔钱置了房子和车，在北京安了家。没多久，小说的影视改编权也卖出去了，加上不断增印的版税，我手头现金充足，未来许多年都将衣食无忧。

一切逐渐顺利起来，我志得意满，安然接受奖赏。我不恨关睿，也不恨那个男生了。对我来说，她已由最难割舍的存在，化为了一串不再使用却永远熟记于心的电话号码。

这些年，我足够辛苦也压抑到了头。为使今后活得洒脱和轻巧一些，我必须重建自己。眼下，至少要给大学生活一个高调的收尾，以彻底同过去道别。大四时，我追上一个女孩儿，当晚我们就确立了关系。

和程夏冬的故事必须从我最动荡的那个时候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