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胜国的愚行

为消灭战争而战——法国血已流干——以莱茵河为界——凡尔赛和约中的经济条款——奥匈帝国因《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而覆灭——美国拒绝履行英美对法国的承诺——克雷孟梭下台——彭加勒进占德国鲁尔——德国马克的崩溃——美国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宣告结束——英美裁减海军——一个可靠的和平承诺

1918年，一战结束了，人们普遍希望战争就此结束，相信世界终将迎来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义的信念，根据常理审慎地处理各种事情，实现世界人民的这个热望本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为结束战争而战”的呼声高涨，为此人们采取了各种措施。被认为手握美国大权的威尔逊总统，曾使国际联盟的设想深入人心。而英国代表团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这个概念铸造成型，成立了国际联盟，这无疑是人类艰苦前进历史上永久的里程碑。胜利一方的协约国，至少在外敌看来，强大无比，无可匹敌。事实上，他们不得不面对国家内部的严峻挑战，还有许多他们也不知道答案的谜一样的难题。此时，在中欧挑起一战动乱的日耳曼政权已经蛰伏在他们面前；因受德国连番打击而支离破碎的俄国，在内战的炮火中政权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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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夏天，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畔，其阵地已经深入到缴械投降后羸弱不堪的德国境内。在巴黎，战胜国的首脑们就未来形势展开了激烈争论，任意分割放在他们面前的欧洲版图。在五十二个月的殊死搏斗之后，战败的同盟国最终只能任他们摆布，绝对服从，无法抵抗。德国是这场浩劫的根源，被所有人看作是这场殃及世界的灾难的始作俑者，现在已完全落入战胜国手中，而战胜国经过这场浩劫之后自己也疲惫不堪。再者，这已经不是一场政府之间的战争了，而是民族间的战争。这些最伟大国家的生命力、战斗力都已经倾注在这场无休止的愤怒与杀戮中了。在巴黎聚首的大国首脑们，正承受着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压力。《乌德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的美好时代已经过去，那时的贵族、政治家、外交家，上至胜者，下至败寇，都有礼有节，尽量在已经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上修改体系，不像如今民主政体下的政客那样争执不休。如今的人民，因饱受战争之苦和大量宣传教育的洗礼，发生了改变。亿万人站在同一立场上，要求血债血偿。首脑们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假如他们在会议桌上白白浪费了士兵们在战场上无畏奋战、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那他们就遭殃了。

法国凭借其勇猛作战和无畏牺牲的精神，理所当然处于领导地位。为了抗击侵略者，保卫自己的领土，几乎一百五十万法国人死于这场国土保卫战。一百年来，法国遭受德国入侵五次（分别为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巴黎圣母院的高塔见证了普鲁士军队的枪林弹雨、隆隆炮声。这次，法国十三个省在普鲁士军队的残酷统治之下度过了长达四年的可怕光阴。大片土地一步步沦陷，要么被敌军掠夺破坏，要么在两军混战中被夷为平地。从凡尔登到土伦，几乎没有一间完好的房舍，也没有一个家庭不在哀悼死者或照顾伤员。那些经历过1870年战争的法国人，许多如今已是显要人物了。在他们看来，在这场刚刚结束的残酷战争中，法国竟然能够取得胜利，这简直创造了奇迹！法国人一生都生活在德意志帝国的恐怖阴影下。他们还记得1875年俾斯麦想发动的防卫战，也记得1905年迫使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辞职的冷酷威胁，还有190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和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这些都让法国人心有余悸。德皇的“铁甲钢拳”和“明盔亮甲”的演讲或许对英美来说是个笑话，但是在法国人心中却如同打开了现实生活中可怕的潘多拉魔盒。五十年来，法国人民一直生活在德国的武力威胁下。现在，他们以鲜血为代价，终于赶走了长期以来缭绕在他们身边的噩梦，终于可以和平安心地生活了。法国人民欢欣鼓舞，呐喊道：“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关于未来，前程未卜。法国人口还不足德国的三分之二，并且未见增长，而德国人口却呈上升趋势。再过十年甚至不用十年，德国每年都将有大批的年轻人应征入伍，其人数肯定会是法国的两倍。要知道，德国曾经几乎以一国之力抗衡整个世界，并且差点得逞。对一战了解颇多的人知道：有好几次，大战胜负仅在一线之间，都是因为一些意外和偶然事件，才使胜利垂青协约国。万一以后风波再起，强大的协约国能否再派遣几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战场呢？目前的形势是：俄国正处在分裂动乱中，和过去截然不同；意大利可能加入对立阵营；英美两国与欧洲隔海遥望，鞭长莫及。帝国内部，似乎是基于某种纽带而紧密团结着，但这纽带除了帝国公民，外人无法理解。那么，时势如何发展才能使曾经的英联邦军团再度齐集法国和佛兰德斯呢？什么情况下才能再有像维米岭战役中势如破竹的加拿大军队，维莱布勒托讷战役中光荣的澳洲军队，在帕斯尚尔战役中英勇作战的新西兰军队，还有在1914年严酷的冬天死守阿尔芒蒂耶尔的坚毅的印度军团呢？崇尚和平、无所顾忌、反军国主义的英国，什么时候会再次派遣两三百万人的军队踏上阿图瓦和皮卡第的平原呢？什么时候两百万阳光刚毅的美国军队会再次远渡重洋，来到香巴尼和阿尔贡？当时的法国，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主人，但已疲惫不堪、损失惨重。整个国家放眼未来的时候，既心怀感恩，又深感恐惧。安全的保障何在？没有安全，得到的一切似乎毫无意义。没有安全，即使是在胜利的欢呼声中，生活也无法忍受。人类需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和平安全的保障，不管这条路是多么艰辛，手段是何等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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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战那天，德国军队井然有序地撤退回国。“他们打得不错，”协约国的总司令福煦元帅带着赞赏的神情，颇具军人威严地说，“让他们留着武器吧”，但他却下令将法国的边境线推进到莱茵河。是的，德国或许会被解除武装，其军事体系会被瓦解，战争要塞会被拆除，或许会变得贫困潦倒，背上不可计数的繁重债务，也或许会受困于内部纷争。但即便如此，十年或二十年后，这一切都会过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无法摧毁的威力将会卷土重来，好战的普鲁士精神将会死灰复燃，燃成熊熊烈火。但是又宽又深又湍急的莱茵河，一旦为法国军队所用，就会成为一道天然屏障，世世代代保护法国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但英语国家的人们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没有英语国家的援助，法国定会被征服。根据《凡尔赛和约》的领土条款，德国事实上完好无缺地保留了自己的领土，依旧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国家。当福煦元帅听闻《凡尔赛和约》签署的消息时，非常准确地预言道：“这哪里是和平，不过是二十年的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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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和约的经济条款非常苛刻和愚蠢，显然不可能实现。德国被要求偿还难以置信的巨额赔款，数额相当于现代战争所需的费用，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或战败国联盟能够支付得起如此巨额的赔偿。这个条款不过是给了胜利者们一个愤怒的宣泄口，也只是给了人民一个所谓的交代。

多数民众一直不了解这个最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他们的领导人，为了获得选票，不敢告诉人民真相。报纸媒体也追随着领导人的步伐，报道宣传最受人们欢迎的一面。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向民众解释，赔款只能通过劳役和机械化的物资运输，比如陆运和海运，将物资运送到要求赔偿的国家来实现。因为只有这样做，德国的工业秩序才会被打乱，当然这不适合非常原始的社会，因为他们没有工业，也不适合受到严格控制的社会。实际上，甚至连俄国都已经学会，抢夺战败国唯一的方法就是搬走他们所有能够用得着和搬得走的东西，并迫使一部分青壮年成为永久或临时劳动力。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仍旧无法与战争费用相比。领导人中没有人大智大勇，能够抛开无知的舆论，告诉选民这一根本而又残酷的现实；但即便告诉他们，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于是，得意扬扬的协约国继续宣扬他们会压榨德国，“直到把他们榨干为止”。这些所作所为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

实际情况是，这些条款并未真正执行过。相反，尽管德国近十亿英镑的资产被战胜国夺走，但没过几年却获得了超过十五亿英镑的贷款，主要来自英美两国。有了这些贷款，德国得以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显然，痛苦不幸的战胜国认为这种做法太慷慨了，不约而同地发起了指责。于是，他们的政治家又立下军令状，要求德国“拿出最后一分钱”也要偿还贷款。难怪德国会不高兴了，又怎能奢望德国会对此感激涕零。

德国只赔偿了被逼偿还的那部分，德国只有这个能力，这还多亏了美国给予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大量贷款援助。事实上，从1926—1929年这三年，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美国从各方回收了德国大约五分之一的还款。其实，这些钱美国在借的时候就没指望德国还。不管怎样，大家好像都很高兴，似乎认为可以永远这样继续下去。

随着时间推移，历史会给这些交易贴上疯狂的标签。这些交易既帮助培养了战争的祸根，又造就了“经济风暴”（这些后面还会提及）。德国现在四处借款，贪婪地吞噬着提供给它的每一笔巨额贷款。而另一边，一些英国投资者在援助战败国的误导下，在借款的可观利润的诱惑下，也被吸引进来，尽管与美国相比，他们的规模小得多。就这样，德国获得了二十亿英镑的贷款，相比之下，赔款只有十亿英镑。并且德国支付赔款的花样也是层出不穷：或交出国外的固定资产和外汇抵偿；或利用美国的巨额贷款糊弄大家。一切就是一个复杂又愚蠢的悲惨故事，可惜在谱写的过程当中，花费了多少气力，虚掷了多少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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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共同生效，标志着奥匈帝国彻底解体，这是第二个严重的悲剧。几个世纪以来，奥匈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未死的化身，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在这里过着一体化的生活，在贸易和国土安全上互惠互利。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对抗复兴的德国或俄国。这些民族因受自由主义政策的鼓舞，渴望脱离联邦及帝国体制，独立生存。于是东南欧急速解体，分裂成几个小国，这导致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领土相对扩大。尽管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在战争中疲乏不堪，伤痕累累，但领土的完整使其掌握着当地绝大部分的主动权。从哈布斯堡帝国解体获得独立的民族和省份，果然都没有逃过古代诗人和神学家所描绘的地狱般的折磨。高贵的首都维也纳，是文化与传统的圣地，在此，绚烂的文化一直受到珍视与保护。同样，维也纳也曾是众多公路、河道、铁路的交通枢纽，但如今却是一派荒凉凄寂，仿佛一座错置于破落无人街区的大型购物广场，更显冷清突兀。

同时，战胜国生硬地将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多年来摸索的理想化制度强加于德国，德国自此从强制性服兵役的负担中解脱了出来，无须再维持繁重的军备。尽管德国信用度不高，但美国的巨额贷款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在魏玛，依照最后的修改意见，一部民主宪法诞生了。德皇被废除，平民获得了选举权。在刚成立不久的脆弱政体之下，咆哮着的是德国人民的狂热，他们虽被打败，但士气仍在。美国向来对君主制有偏见，劳合·乔治也并未试图从中调和，这显然是在对打了败仗的德国君主宣称，共和制比君主制对你们更有好处。然而，恰到好处的做法应该是改魏玛共和国政体为君主立宪制，立德皇之幼孙为君主，设立摄政院执政。但可惜并没有这样做，这就给德国民众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阴影。那些掌权的实力派，如军队势力和封建势力，原本可以团结在君主立宪制下，尊重并支持新的议会民主制度，现今却如一盘散沙。改朝换代的魏玛共和国，虽披上了自由的外衣，得到了自由的祝福，但因无法得到德国民众的衷心拥护，因此都被视作是外敌强加的结果。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病急乱投医，寄希望于年迈的兴登堡元帅。从那以后，民众心中这股强大的力量滞结于此，在彷徨无主之际，一个契机出现了。不久，这个契机被一个天性凶残的狂热分子抓住利用，这是一个内心充满仇恨、本性残暴的狂人，是个一心想要侵蚀人类灵魂的魔鬼——希特勒下士。

战争已经拖垮了法国。自1870年以来，法国人民一直想打一场复仇战，现在这场战争终于胜利了，但法国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国家以伤痕累累的姿态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尽管取得了璀璨夺目的胜利，整个法国还是弥漫在对德国的恐惧之中。也正是这种恐惧，促使福煦元帅要求将法国边境线推至莱茵河，以便能够对抗强大的邻国，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但英美两国的政治家们却认为，将居住着德国居民的区域划入法国领土，违背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依据的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驳回了福煦元帅和法国的要求。但英美两国承诺：首先，英美联合共同保护法国安全；其次，设立一个非军事管制区域；最后，要求德国全面永久地解除武装。对此，福煦坚决反对，但克雷孟梭表示接受。于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一起签订了这个保证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承认此条约，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的签字，这使我们十分震惊。我方一直十分尊重威尔逊总统的观点和他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可最后却被毫不客气地通知说：我们应该多多了解美国宪法。

于是在法国民众骚动的恐惧、愤怒和混乱之中，克雷孟梭，这个重量级的大人物，尽管享有世界权威的声誉，充当着法国与英美沟通的桥梁，但还是被法国人民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留给后人一句箴言：“对他们的伟人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但在法国这种可悲的弱势情形下，人民还这样行事，未免过于轻率了。自此，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日趋频繁，更换幕僚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家常便饭，要想找到强有力的制衡却是难上加难。主谋者要么为了从中获利，要么只是为了寻求刺激。

彭加勒是继克雷孟梭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企图使莱茵兰地区独立并归入法国的统领和控制之下，但这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他还毫不犹豫地入侵鲁尔地区，目的是迫使德国遵守和约，偿还赔款，但却遭到了英美两国的强烈谴责。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府都处于无秩序状态，加上1919—1923年交付的赔款，导致德国货币马克迅速崩盘。法国占领鲁尔区，激起了德国人民极大的愤怒，由此，德国开始不计后果地大量印发纸币，旨在有计划地毁掉整个货币体系基础。在最后的阶段，通货膨胀甚至严重到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英镑的程度。这次通货膨胀给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影响是致命的，也是深远的。中产阶级的积蓄被抽空了，这顺理成章地给纳粹主义的萌芽提供了土壤。信托业急速发展，打乱且破坏了整个德国的工业结构，整个国家的全部流动资本化为乌有。那些国内债务和以固定资产赔付或抵押赔付的工业债务，当然也顺势清偿或者赖掉，但这都远远不能弥补失去营运资本带来的损失。这一切直接导致一个破产的国家在国外大规模借贷，在之后的几年里，德国就和现在一样痛苦煎熬、民不聊生。

英国对德国的态度原本是非常严厉的，但很快就转向相反的方向，而且走得过了头。劳合·乔治和彭加勒之间开始产生隔阂，彭加勒暴躁的性格已成为实现他坚定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这两个国家在思想和行动上彼此渐行渐远，而英国人对德国的同情甚至敬慕，已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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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遭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彻底抛弃了威尔逊总统的理念，总统本人决心为坚持理念而战，却在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患了中风。在之后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他卧床不起，无法工作，直到最后，在1920年，共和党赢得了大选，威尔逊总统的政党和政见才被摒弃在一边。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共和党胜利之后紧接着是孤立主义思想的盛行，他们认为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必须偿还，同时要提高关税以阻止货物进口。但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债务又只能靠货物来赔偿。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海军裁军提案，于是英美政府颇有兴致地着手于凿沉他们的战舰，解散他们的军事机构。他们本着一个奇怪的逻辑，即战胜国不解除武装而让战败国解除是不道德的。英美其实是将谴责的矛头直指法国，只因法国保留了已经大规模缩减的、以普通服役为基础的军队，却无视法国同时失去了推至莱茵河的边境线的安全条约保证。

美国向英国明确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和日本结盟，就会成为英美关系的绊脚石。日本对于与英国的结盟是忠贞的，但由于美国的介入，英日结盟破裂，这引起日本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是在随意将一个亚洲国家踢开，许多联系本可以证实是取得和平的决定性因素，但都被切断了。不过至少日本还是有所欣慰的，德俄两国的垮台，使日本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英美两国排名日本之前），这无疑使日本排名提升到了最高。尽管《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日本主力舰的比例应比英国和美国少（比例为五比五比三），但这个配额也已大大超出了日本的现状，就日本的造舰能力和经济实力而言，还要奋斗好些年才能达到。因此，日本默默地注视着英美这两个海军强国互相削弱彼此的实力，也默默地等待着，直到英美两国的实力削弱到了已根本无法承担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水平。这样，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和平的名义下，为自己的对手创造了迅速崛起的条件，也为下一场新的战争扫平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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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着。德国被解除了武装，他们所有的武器大炮都被摧毁，舰艇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庞大军队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为了维持国内秩序，德国只允许有一支人数不得超过十万人的军队，并不能在此基础上增加人数。同时，每年招收的新兵不再进行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军官已被遣散。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削减后备军团，将其人数限制在原来人数的十分之一。除此之外，德国不被允许任何形式的空军部队存在，潜艇被禁止，海军也被削减，数量限定在了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艇之内。中欧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挺起了腰杆昂首独立；匈牙利也从贝拉·库恩的打击中恢复了过来；法国陆军借着胜利的荣誉桂冠，理所当然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甚至法国空军也被看作是世界一流水平的。

直到1934年，战胜国在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依旧所向披靡。在这十六年中，只要三个前协约国，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欧洲的同伴一起，随时都可以以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力量为后盾，即可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他们都没有这样做。相反，各战胜国，特别是美国，集中力量采取棘手的外交手段，迫使德国偿还每年的赔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实际情况是，德国所欠赔款只能通过贷款来偿还，而为数最多的贷款又恰好来自美国，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可笑，到头来只能是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另一方面，如果在1934年之前就能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不要武力，不需流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但事实是：当德国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时，谁都不去重视；而当违约情况严重时，又没人及时制止，于是，为保障长久和平做出的最后努力徒劳无功。战败者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犯罪的温床和理由。如果不是战胜者的这些荒唐行为，战败者既没有犯罪的条件，也没有犯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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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试着描述了一些事件和自己的感想，它们在我脑中变成了故事，告诉大家在喧嚣的人类史上，这个空前的悲剧是如何酿成的。这场战争不仅仅是生命财产的毁灭，这只是战争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人遭到残忍的屠杀，各国长期积累的财富也在战争中消耗殆尽。战争结束时，欧洲文明的脊梁还依旧矗立。当风暴消散，尘埃落定，炮声骤停，国家之间虽然充满仇恨，但依旧会承认对方的历史、种族和特点。整体上看，战争的规则得到了尊重。交战双方的军人之间也都有着共同的作战原则。不论胜者还是败者，都同样保持着文明之邦的气度。人们建立起庄严和平的秩序，除了在经济方面无法施展外，这种秩序成了十九世纪的基本原则。各个文明国家之间的相处都越来越离不开这些原则。人们宣扬依法统治，国际机构应运而生，以保护我们大家，特别是保护欧洲，防止人们再次遭受战争的威胁。

而如今的二战，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化为云烟。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其规模之大、性质之恶毒，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了人类史上一笔最黑暗的记载。仅在德国集中营里，就有六七百万男女老幼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残忍杀害了。在东部战场上，德国和苏联都曾蓄意推行人口灭绝政策，在不设防城市进行空袭轰炸。空袭最初由德国发起，但日益强大的同盟国以二十倍的力度予以还击，最终以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而告终。原子弹的使用导致两个城市被摧毁，也把战争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现在，我们终于从这场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浩劫中挣脱了出来，这种黑暗是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无法想象的。但是，在遭遇了所有的艰难险阻终于获得战争胜利后，我们发现面前的路依旧关隘重重；在历经千辛万苦从战争中走过来时，发现面前的挑战仍旧只增不减。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作为曾经在那段日子里工作过生活过的人，我想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无底线的仁慈是何等软弱，助长了邪恶之人的凶狠。在书中，我们将看到除非联合为更大的组织，否则民主国家就会缺少一种坚韧性和可信度，无法给老百姓带来安全感；甚至在自卫问题上，如果没有联合组织，在一连长达十年或十五年中都没有政策可言。在书中，我们也将看到谨慎而克制的决议如何演变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在渴望安全和平静的生活中，折中妥协的办法是如何正中灾难的靶心。在书中，我们还将看到在这些年中，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是何等必要。

要想避免战争再次爆发，最简单的政策就是在三十年内废除德国的军备，而战胜国则一定要保持充足的军事力量。同时，就算无法与德国达成和解，也一定要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联盟，有能力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联盟中若对条约有异议，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方可进行修改。既然在一战中，已有三到四个强国政府要求他们的人民做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最终也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在这个长久愿望最终达成之时，我们有理由共同协作，至少为了永不抛弃的最根本的信念和原则而努力奋斗。尽管战胜国拥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先进的文明、高超的学问、渊博的知识和发达的科学，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却不能予以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从一场选举到下一场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在此，为那些在战场上战斗和牺牲的儿女们，我们只能奉献这样的描写：

他们肩，并着伤痛的肩；步伐，跟着沉重的步伐。

疲惫跋涉，走远，远离生命之光的辽阔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