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下西洋

其实，在东厂设立前，锦衣卫与宦官的合作早已开始。

前文已经提到，在洪武年间，锦衣卫由于具有仪仗职能，与礼部的关系十分密切，再加上他们时常陪伴在太祖的身边，因而不时会临时受命，代表太祖去处理一些民族与外交事务。到了永乐年间，他们的外交职能变得更为重要。在相关事件中，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郑和下西洋。

在《明史·宦官列传》中，郑和是排名第一的人物，但这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他的重要性，因为他只是作为明代第一位最重要的宦官而被加载史册。换句话说，他的宦官身份限制了他得到应有的历史地位。西方学者更愿意将注意力投注到他的航海壮举上，而非他的身体缺陷。因此，在国际航海史、宗教史、经济史，乃至全球史上，郑和已经享有崇高的声誉。例如，20世纪印度尼西亚著名政治家、杰出的伊斯兰教学者哈姆卡（Hamka）认为，郑和对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家理查德·冯·葛兰（Richard von Glahn）则认为，郑和重塑了亚洲。

郑和家族原是效忠元朝的回民，世居云南。燕王远征云南期间，其家族成员几乎全部死于战事，年幼的郑和被俘，后净身当了宦官，在燕王身边听用。因参与靖难有功，成祖即位后，将其擢为太监（正四品）。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成祖命35岁的郑和以及宦官王景弘等人“通使西洋”。

《明通鉴》记载，成祖之所以通使西洋，是因为听说建文帝逃亡海外，故派郑和寻觅其踪迹（“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同时，还想借此向邻国展示国威（“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于是，郑和、王景弘等率领将士37000多人（《明史》的数据是27800多人），分乘长44丈、宽18丈的大船62艘，满载金币，先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又自福州五虎门扬帆起航，首达占城，依次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

随行将士不乏来自锦衣卫的武官及校尉，其中包括王复亨、李满、刘海、马贵等四名锦衣卫指挥佥事（正四品）。如果《明太宗实录》记载无误，王复亨等四人原本分别只是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总旗（管领军士50人）和小旗（管领军士10人），但在通使西洋的使团乘船下海前，全部被火速擢为锦衣卫指挥佥事。

此后，郑和又率使团六下西洋，时间分别是永乐六年（1407年）九月、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一月、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以及宣德五年（1430年）十二月。

这几次出使活动都有锦衣卫官校随行。他们有不少人回国后都因为出使有功而晋升官职。例如，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马贵再一次晋升，当上了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录其使西洋古里等处劳绩也”。但不幸者也大有人在，锦衣卫千户杨真即是一例；他跟着郑和出使至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后去世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九月，成祖念其功劳，将他的儿子杨荣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佥事。

出使西洋的过程确实危机重重，除了难以控制的天灾，还有不可预料的人祸。史书记载了郑和等人在苏门答剌国遇到的惊险一幕：

某年某月，明朝使团抵达苏门答剌国。郑和将钱币、绢帛等物赐给国王宰奴里阿必丁。前“伪王”的兄弟苏干剌因为痛恨宰奴里阿必丁夺其王位，加之没有得到使臣的赏赐而心怀怨恨，于是领兵数万造反，与支持国王的军队激战。郑和率领随行明朝将士支援国王宰奴里阿必丁，最终俘虏了苏干剌及其党羽，并将他们带回国。成祖听取了兵部尚书方宾的建议，命刑部按“大逆不道”之罪处死了贼首苏干剌等人。

永乐十三年（1415年）九月，苏门答剌国王遣使朝贡，成祖命人将苏干剌等贼首的人头交给了对方。在这起事件中有功的将士都受到褒奖，例如，世袭锦衣卫正千户陆通、张通等人都被擢为流官锦衣卫指挥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