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格心理学家
第一节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人格的本质和起源一直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对他们来说，理解人性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和行为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对外行来说，这个问题也饶有趣味。他们最关注的、在日常生活中极具重要性的问题是：如何对他人的人格作出最优判断，如何知道该对他人有什么样的期望？
显然，言辞并不是可靠的信息源。在所有现存物种中，人类最善于撒谎，也常撒谎。我们也不能根据他人的姿态或表情作出判断，因为人们可以弄虚作假，某些人还伪装得挺像。甚至他人的行为也不总能显露真情，因为人类可以行骗，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暴露真正的自我。然而，不管他人是谁——是我们打算托付终身者，是可能买下我们房屋的人——能够很好地判断他或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又倾向于怎样为人处世，是最有价值的。
鉴于这些原因，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中，人格研究一直是哲学家和普通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过去70年中现代心理学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已知最早的人格评价活动依靠的是伪科学——占星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巴比伦的占星士已可根据行星位置来预测战争和自然灾害。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占星士们能够依据这些数据解释人格并预测客户的未来。在科学的幼稚年代，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人出生时行星所处的位置将影响他的人格和命运。奇怪的是，即使现在，这种观点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现代天文学和行为科学已证明这种观点纯属无稽之谈。
早先提及的相面术是另外一种号称可以侦察人格中的隐秘地带的假把戏。跟占星术不一样的是，面部特质反映人的内心这一说法，在心理学上并非无稽之谈。我们的表情当然能够反映我们的真实感受。但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及其他相面师均没有意识到这层关系，相反，他们只是在特定的面相特质与性格特征之间编纂出一长串不真实的关系。甚至伟大的亚里士多德也断言：“天庭（前额）巨大者愚笨呆滞，天庭偏小者用情不专；天庭宽阔者易于激动，天庭突出者心直口快。”
和占星术一样，相面术也持续过相当长的时间。老于世故的古罗马人非常相信相面术。西塞罗曾断言：“面相乃心灵的图像。”尤利乌斯·恺撒也说过：“我并不太害怕那些肥头大耳、油光满面的家伙，但面色苍白的瘦猴子就不得不防。”（恺撒的观点被莎士比亚表现得再明白不过：“让我的身边围满肥仔/天庭滑润的男人让我安眠/那个卡修斯身若瘦猴，表情贪婪/定是心计多端/这样的人危险难缠。”）耶稣的真容一直无人知晓（古罗马陵墓里出现的最早“画像”，是在他死后两三百年才画出来的），但从公元2世纪到现在，他展示给人的面相一直是优雅的、清秀的。相面术的传统代代延续，我们当中许多人在遇到陌生人时，总喜欢根据面相猜测其人格。
根据可见特质来推测人格的另一种方法是颅相学，就是解读头骨形状的伪科学，在19世纪曾风行一时。虽然颅相学在20世纪已销声匿迹，但许多人仍相信，前额饱满突出者肯定有智谋且敏感，前额扁平窄小者多半愚蠢而寡情。
将人格与生理特征联系起来的最有名理论，是盖伦的气质体液说。他认为，黏液过多者冷静镇定，黄胆过多者性急易躁，黑胆过多者沉于抑郁，多血者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延续至18世纪，其后继者用营养潮流、螯合作用、蒸汽浴和其他准科学的把戏修正体内的化学结构，达到强健身心的目的。
与此相对的是一种听起来非常现代的方法，由3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哲学家兼法学家，哈雷大学奠基人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1655—1728）提出。托马修斯想出一个办法，即给不同的人格特质打分，以测量人格。他的方法虽然粗糙，但明显预示了目前被称作“评定量表”的人格评估技术的出现。他为自己的书所取的名字也值得注意——《严谨科学的新发现：对于群体，对于从日常谈话中洞悉他人内心秘密（不管其是否乐意）来说都极端重要》。照现代人的口味来说，书名毫无疑问是长了点儿，但就刷新认知而言，它与现代教人如何成功的畅销书是一样的。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人格的讨论经常围绕心理学中最基本、争辩也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人性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呢，还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究竟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导致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出生前就已存在，因而只需记住即可；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则反驳说，所有的知识均源于知觉。一场争论由此而起，并于17世纪和18世纪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尔和其他理性主义者认为，大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儿的头脑形同一张白板，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后，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等——都拿出调查数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行为主义者——巴甫洛夫、华生、斯金纳等——则提供实验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本性论者”（用当代术语叫“先天论者”）用内在的（本性的）力量来解释人格与行为，“情境论者”或“环境论者”则用个人经历的情境对人格与行为进行解释。
两种观点在儿童养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针对少数群体的公众政策、对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以及许多其他个体与社会议题上，均得出相反结论。相应地，最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在人格心理学中处于支配的地位。人们渴求一个决定性的科学答案。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两大阵营的研究者和理论家们都悟到了什么，他们是否得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