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认知发展

在20世纪20年代，皮亚杰的早期出版物在欧洲和美国发动了一场对认知发展的现代研究热潮。在美国，这种热潮迅速消退了，因为行为主义此时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后继者对这种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将之看成是在心理主义的旧瓶里装新酒。但在20世纪60年代，当认知主义再次受到欢迎时，皮亚杰立即得到重新发掘，以他的方式所进行的智力发育研究再次成为热门项目。

然而，皮亚杰理论的清晰轮廓很快就变得模糊了，因为大批准博士生和心理学家在进行数以百计的皮亚杰式研究后，得到的发现不仅大大修改了原来的理论，且向其提出了挑战。在过去50年内，认知发展这一领域尽管仍受皮亚杰的影响，但已成长为一个过于繁茂、杂草丛生的花园，在花园外，文化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这两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正在迅速成长，研究成果十分丰厚，且以显著区别于皮亚杰的方式拓展和修正了发展心理学。不过，我们权且把这两个领域放在一边，先来看看基于皮亚杰研究之上的花园里都发生了什么。这块杂草丛生的花园里生长着无数美好的东西：一些发现给人以启迪，使人愉悦，另一些则使观赏者大吃一惊。在这里，我们并不想追求完美，甚至不想找出代表性。我们只想随手采摘一些这几十年来研究所开出的鲜花和结出的硕果。

记忆力：一个不能说话的婴儿，譬如说新生儿，甚至连通过表情或手势表达认知都不可能，我们如何来研究他的记忆力呢？研究者想出许多聪明的办法。在195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他们对不到1月大的婴儿进行训练，使其在听到某种特定声音时转动自己的头（他们在被碰触面部时转头，并得到奶瓶奖励）。一天之后，他们听到响声后仍转过头来。这种方法在不同年龄的婴儿身上试过之后，即可得出记忆力成长的数据。

在几个月大的婴儿中，用得最多的方法是观察他们的眼部运动。婴儿平躺着直视前方，在他的上方是一个展示区，实验者在这里放着两张大卡片，每张卡片上画着一个符号，比如一个圆圈、一只牛眼睛或者一张脸的速写。研究者记录下婴儿的目光会在两张卡片上各停留多久。由于婴儿观察新事物时用时要长于观察旧事物的时间，此方法可直接显示婴儿对所看到物体的记忆。

另一方法可见于1979年的一项实验。此方法需要将一个活动物吊在婴儿床上，受试者2—4个月不等。当婴儿踢腿时，研究者就让活动物自己动起来，婴儿很快学会踢东西，以便让活动物动起来。接着，在一周内不使其看到该活动物。结果是，他一看到活动物就开始踢腿。但如果间隔沿长至两周，他就不踢了。这个办法使记忆力的成长得到了准确的测量。

这样的记忆力（识别力）与婴儿寻找遮掩物时更积极地得到利用的记忆力大不一样。如果8或9个月大的婴儿两次从两种类似的覆盖物下找回一个玩具，如果研究者再将玩具放在另一个覆盖物下——在婴儿看着时——除非允许他在几秒钟内寻找玩具，否则，婴儿会在原来找到玩具的地方翻找。他的记忆力仍在原始水平上发挥作用。可是几个月后，他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种进步是大脑中某些回路的成熟所致。大脑前皮质中某个特定区域受到破坏的猴子总是学不会在正确的覆盖物下寻找东西。

到5岁时，儿童可毫不费力地记住几千个单词，但他们听读后所能记住的最长数字却只有四位。到6岁或7岁时，他们可记住五位数字。到9—12岁时，他们可记住六位数字。这种能力的增加与其说来自成熟，不如说来自关于如何记忆数字的知识。到上学之前，孩子们还不会“排练”（重复或复习）信息，也不会使用相关的技巧。一年级孩子的父母常感奇怪的是，他们的孩子记不住当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但在学校里，孩子们慢慢学会了记忆技巧，很快就会知道如何想象在学校一天开始时自己在班上的情形，或回忆起学校里所发生事情的先后顺序。

自我感、竞争感：小孩子对自己世界的探索，是衡量其不断灵敏的自我感和不断成熟的竞争感的尺度。9个月大时，孩子们会用嘴咬物件，或把东西砸得砰砰直响，或毫无目的地一次又一次转动物件。但在将满1岁时，他们开始探索这些物体的实际用途：试着从一个玩具杯里喝水，对玩具电话“说话”等。他们对探索新的领地产生兴趣，有时也喜欢爬到母亲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见到旋钮就拧，抓到转盘就拨；他们打开衣柜和壁柜，把所有的东西都拖出来。这些行为显示的是被许多发展心理学家叫做“能力获取”的东西。探索行为与行为主义的理论完全相反，不是受奖励行为的结果，而是自发和自我启动的结果。婴儿和孩子有调查自身对物件施加影响、干涉事件发展和扩大视野的能力的需要。

显示能力成长的另一项实验是，接近2岁的孩子在成功地搭起一座塔后，将最后一片积木插到正确位置，或给玩具娃娃穿好最后一件衣服时会发出微笑，即使没有他人在场。同时，孩子开始意识到失败及它对自己的意义。杰罗姆·凯根及其同事注意到，在15个月到24个月大的孩子中，如果成人展示了某种高级的游戏，然后告诉他们说该他们玩了。此时，婴儿往往显示出一种焦虑感。譬如说，让一个玩具娃娃用锅做菜，然后让两个玩具娃娃吃饭，或让三只动物散步，然后把它们藏在一块布下躲雨。面对这样一种遵守相对复杂的游戏规则的挑战，孩子们会烦躁，大哭，或者抱住母亲。凯根解释说，这种现象证明，孩子对不能记忆或不能当着成人的面完成游戏感到害怕；如果没有旁观者，孩子常会尝试着照示范进行游戏，或完成游戏的某一部分。

语言及思维：皮亚杰相信，语言在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只起有限的作用，逻辑思维基本上是非语言的，是从行动中派生出来的——首先，做事的对象是身边的世界，而后，做事的对象是事物在脑海中的表象。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找到了相反的证据。尽管有些思维是非语言的，但语言是一套符号，可让孩子们得到超凡的自由来通过心理控制这个世界，并按相应方式对新的刺激产生行为，而不需要直接体验（很烫——别碰）。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语言是孩子的符号系统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一种方法，不仅用以指代经验，而且用以转变经验”。

下面是一些研究证据，可以证明语言在思维中所起的作用：给幼儿园预备班的孩子们观看三个黑色方框，然后让他们选一个。如果选中最大的一个，就对他们实施奖励。等他们学会选择最大的时，再让他们观看新的方框，其中最小的一个与前面三个方框中最大的那个一样大。然后，又是选择最大的方框者得到奖励。由于孩子们没有心理符号来告诉他们“总是选择最大的”，所以他们不断选择前面得到奖励的那一块，当然也根本得不到奖励。然而，幼儿园里更大的孩子们却很快能选择“最大的一个”，不管其实际的尺寸有多大。

如果用语言来指导思想，则更复杂和更高级的问题也能解决。告诉一组9—10岁的孩子，他们可以一边解决复杂问题，一边说话；另一组孩子则没有得到这样的指令。这些复杂的难题涉及以最少的步骤将一些圆片从一个圈子里移至另一些圈子里。边做边说的那组孩子很快就有效地解决了问题，没有得到指令的一组则慢许多。有目的地使用语言使他们找到尝试一种或另一种方法的全新理由，因而有助于他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语言获取：发展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对语言获取和利用感兴趣的心理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花费很多时间听孩子们讲话，以揣摩他们学习新词的速度有多快，寻找他们所犯的错误和纠正类型，等等。其中一项发现是，孩子们以相对一致的顺序发展或获取（词尾、动词形式、介词等的）新形式。在2—4岁时，他们的词汇量从几百个增至平均2600个（每月获取50多个新词）。他们先模仿听到的动词形式，然后对动词词根进行总结，合理地（但错误地）假设，语言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符合规则和一致的（“I taked a cookie.”“I seed the birdie.”注意，这里的问题是taked与seed。前者应为took，后者应为saw），只是后来才慢慢学会使用不规则动词形式。他们顽固地执着于他们的语法错误，如下面这段由心理语言学家记录的对话。

 

孩子：Nobody don't like me.（没有人不喜欢我。）

母亲：No, say，“Nobody likes me.”（不，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Nobody don't like me.（没有人不喜欢我。）

（这样的交流重复8次）

母亲：No, now listen carefully; say，“Nobody likes me.”

（不，现在仔细听我说；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Oh！Nobody don't likes me.（哦！没有人不喜欢我。）

 

他们在只有在发育到一定程度后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显然，他们获取了很多自己并不使用的语法元素，直到某个时候，他们在心里把自己说的话与某种存储的知识进行比较，然后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

 

吉米（快7岁）:I figured something you might like out.（我想您可能喜欢某事到了。）

母亲：What did you say？（你说什么？）

吉米：I figured out something you might like.（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某事。）

 

对语言获取研究的最重大进步是孩子理解句法的方法。句法是词汇在句子里的排列顺序，主要表明词汇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决定句子的意义。1957年，B.F．斯金纳出版了一本名叫《言语行为》的书，其中他完全以操作性条件反射解释孩子的语言获取情况，当孩子正确使用词或句子时，父母或其他人会表示赞许，这种奖励会激励孩子下次也正确使用它。

然而，就在同一年，一个极其聪明的年轻心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一书中提出了极为不同的分析。他强调说，“一定有一些基本过程在起作用，这些过程相当独立地来自从环境中得到的‘反馈’”，大脑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可以使语言产生意义。作为证据他提出，孩子们会造出无数个他们从未听过的句子，这使通过条件制约进行模仿的说法难以对句法的形成进行解释。再说，孩子努力造出的句子虽然常常不合语法，但从未严重违反语法规则（从未造出反向的句子）。最重要的是，就算句子的意思模糊不清，孩子们仍能理解真正的意思；他们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来感受句子的“深层结构”，不管其“表层结构”如何表现。乔姆斯基举出一例：

 

John is easy to please.（约翰易于逗乐）

John is eager to please.（约翰急于逗乐）

 

两个句子的表层结构一样，但若你想以同样的句式解释这个句子，就只有一种具有意义：

 

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逗乐约翰是容易的）

It is eager to please John.（无意义）

 

没有哪个孩子会犯这样的错误，每个孩子都能理解深层结构。第一句里面的“约翰”是“逗乐”的“深层次宾语”，因此，解释的句子说得通。但第二句中的“约翰”是“逗乐”的“深层次主语”，因此，任何解释都只能采取“John is eager to please（somebody）”的形式。对深层次结构的理解不是从表层结构或单凭经验取得的，感受深层次结构的能力是天生的。（但乔姆斯基本人或任何心理语言学家都不曾说过语言本身也是天生的，只是说，孩子具有一种天生的资质，可辨认并解释句子的深层次结构。）

在最近对克里奥尔语——指现存的多种语言混合在一起演化而来的各种语言——的研究中，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发现，在语法结构方面，形成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种克里奥尔语相互之间的相似程度，要甚于和历史悠久的语言之间的相似程度。他还宣称，当生于皮钦语——一种非正式的初代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缺乏一致的语法规则——家庭的孩子说皮钦语时，这种语言会变得更加成熟和符合语法。比克顿认为，这两个证据都证明了人脑具有内置的语法意识。

智力发育：研究者设计出许多实验方法，它们远好于皮亚杰的实验方法，虽大多单调乏味，却也不乏创造性。如前所述，这些方法的确对皮亚杰的方法进行了重大修正，有的甚至还推翻了他的部分研究。例如：

——4个月婴儿的心率在某个物体消失或重现时会加快，这表明他已产生了惊讶感。这件事说明，与皮亚杰理论正好相反的是，婴儿期望物体继续存在。（但也可解释为，婴儿在物体消失后立即将其遗忘。）

——皮亚杰曾就“数字恒常”问题（即认识能力，比如，6个排得很近的物体跟排得很开的物体的数目是一样的）测试过孩子，结论是，除非孩子们达到约7岁时的具体运算阶段，否则将不能获得这一认识。但最近一些研究者利用不同的实验方法对之进行了修正，如罗切尔·格尔曼的“魔术”游戏。其方法是，实验人员把一块木板上的一组玩具老鼠偷偷拿走一只，或偷偷增加一只，这些动作都在用布盖着木板的时候进行。5岁甚或更小的孩子都能分辨出多少，而且还会说，增加或减少了一只。

——某些研究者就孩子们采纳他人观点这一问题发明出远比皮亚杰大山实验更自然的方法。他们不问物体从不同角度上看是什么样，而让孩子们与不同的人谈话，讲出他们对玩具原理的理解。令人吃惊的是，4岁的小孩会使用较短的简单句子与2岁的孩子谈话，而与成人谈话时却使用较长和较复杂的句子。的确，最近有关“心理理论”的研究——孩子会基于自己的视角和经验意识到别人做事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显示，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能意识到这一点：在生命的第一年，他们开始理解其他人的意图，到了快满2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熟练地做到这一点了。显然，学龄前儿童并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能替他人着想，这一点和皮亚杰认定的有所不同。这个结论的证据不仅来自对儿童行为的观察，也有生理学方面的证据：根据200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对大脑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 brain scans，我们会在第16章讨论到）表明，大脑左右颞顶的交界区和扣带回后部区域早在生命初期就能得到发育，使得孩子能够思考他人的想法和认识。

——皮亚杰认为，孩子在几年内慢慢获得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但研究者认为，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曾请孩子们解释过风和雨的成因、机器的工作原理等其他一些超出其理解能力范围的问题。如果请他们回答一些他们所熟悉的问题，其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在一次实验中，孩子们看着一个球顺着坡滚进一个大盒子里，不见了。此时，盒子里藏着的玩具娃娃突然跳出来。然后，人们拉开这只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的盒子，看到原先滚落进其中一部分的球显然不可能滚到盒子的另一部分里去，而另一部分的玩具娃娃却从里面跳了出来。这时，4—5岁的孩子开始大笑起来，咿呀叫着，身体扭动着，大叫着说：“这是在玩把戏，是吧？”显然，他们感到，这种事情照理是不可能发生的。

——若干心理学家以大量实验为基础，认为人类智力的成长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即不像皮亚杰所描述的样子。这些心理学家指出，智力的成长是重叠或逐渐变化的。有证据表明，有时孩子能在完全掌握其所在阶段的能力之前完成——或经过训练后完成——某些较高级的心理任务。心理发展步骤的顺序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孩子经过训练后，有时可思考超过其所处阶段的问题。

——当心理学家利用皮亚杰设计的任务去研究其他文化中孩子智力的发展时，他们往往找不到形式运算阶段的任何迹象。晚年时皮亚杰开始思考，他所谓的“形式关系”过多地依赖于儿童所接受的科学教育，而非其自然的心理成长过程。这多少透着文化心理学的味道。这也是心理学新的领域之一，它修正和丰富了皮亚杰的发展理论。

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又叫跨文化心理学，尽管是一个小的分支，却给发展心理学理论带来了更广更深的视角。众所周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可能差别不大，也可能有天壤之别。然而，尽管我们都知道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大部分心理学方面的研究都是美国大学本科生做的，代表性不是很强。所得出的结论可能适用于受试者，但不一定适用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相比而言，没有多少心理学家致力于这个新学科的研究，但它对发展心理学的贡献不可小觑。请看下列例证：

——研究表明，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取决于其所在社会的价值取向。皮亚杰让儿童完成的任务，在他本人看来，是合适的，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让同一批孩子去织布，那么，他们在危地马拉的玛雅儿童面前将相形见绌，显得力不从心。

——很多美国人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做过的梦，除非是在接受治疗时或就读于心理学系。然而，在许多美国以外的文化中，解梦是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厄瓜多尔的印第安男人每天早上要坐在一起，分享前一晚的梦。“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一位研究人员这样写道，“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梦都不是为自己做的，而是为整个部落做的。”

下面几个例子说明了文化心理学对人类发展研究的影响：

——语言不同，思维就不同吗？显然不是。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

——文化是否影响自我意识的形成？显然是的。有证据表明，在一个像我们自己一样注重自我的文化中，成长和成熟中的个体会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由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所指引。相反，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当中（全球3/4的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把集体的权利和义务看得高于个人，往往会形成集体性的自我意识，受他人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影响。

——仅有4.1%的中国儿童和10.3%的日本儿童同普通的美国儿童一样不擅长数学，这是否与基因有关？抑或与文化有关？当研究人员询问亚洲和美国的学生、教师和父母用功重要还是聪明重要时，前者回答是用功，而后者回答则是聪明。显而易见，这是不同的文化造成的。

——即便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经济情况困难的人和经济情况正常的人的文化也不一样。研究表明，物质困难加上文化的影响会使人的工作记忆能力下降，在青春期，认知控制能力也相对较差。

阿兰娜·康纳·史奈博在接受美国心理科学协会的《观察家》采访时说：“文化心理学家经过努力，发现了很多心理过程中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很有意思，同时又引起很大争议，其中包括思考方式，动机，对时间、空间和色彩的看法，处事方式，情感经历，克己自律以及自我表达。”

进化心理学：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进化心理学界的著名人物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戴维·M．巴斯这样说道：“它绝对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学科，是当代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原则的真正结合。”它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当然，此前威廉·詹姆斯和其他功能主义者早就提出了这个理论。早期倡导者认为自然选择将某些行为植入人们的大脑。然而，新的进化心理学者则认为，自然选择植入人脑的是一些认知策略，使人的行为能很好地适应周边的环境。

利用欺骗达到某个目的就是“认知策略”的一个例子。包括巴斯和史蒂文·平克在内的很多理论家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欺骗，是因为会欺骗的祖先与当时不会欺骗的人相比具有很多优势，他们生存下来、传宗接代的概率更高。他们的子女遗传了这种能力，会欺骗的人的数量远远超出不会欺骗的人，最终，欺骗成了人类的共性。不过，请注意，欺骗不是遗传行为，而是一种认知策略，它可以以多种行为方式出现，包括撒谎。无论哪种形式都极富欺骗性，而且，因文化差异及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且慢！”读者诸君可能会这样说，“进化的证据源自化石。可是，你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史前人类的心理是如何运转的？你又拿什么来证明进化选择了认知能力，如欺骗的能力？”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文化共性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证明。如果世界各地的人都表现出某种趋向或某种行为，这不大可能与文化传递有关，这极有可能是遗传所致。文化共性除了欺骗以外，还包括讲故事，饶舌，使用专有名词，通过相同的面部表情表达情感，跳舞，送礼，制药，等等。

另一个证据源自对进化心理学理论的实际验证。请看下面这个实验。首先，从人们早已认可的观察开始，如男性在择偶时，相比女性更注重外表长相。其次，做一个有关进化的假设，即女性的长相对男性祖先而言代表了她们的生育能力。最后，对这一假设加以证明。给男性一大堆腰臀比各异的女性的照片，让其从中挑选。结果证明，男性普遍青睐低腰臀比的女性。我们已经知道这种体型生育能力很强。男性的这种倾向极有可能是进化的选择。

再看一个例子：性嫉妒。尽管性嫉妒对男女来说都很普遍，但是，一旦发现对方肉体出轨，男性的反应要比女性强烈。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与古代男性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有关，而古代女性则不存在这方面的担忧。

还有一种证明的途径，即对恐惧的验证。实验中，让一些受试者从鲜花和蘑菇等毫无威胁的画面中找出可怕的东西，如蜘蛛、蛇等，让另一些人从可怕的画面中找出不可怕的东西。第一组人很快便找到了蜘蛛和蛇，而第二组人找到鲜花和蘑菇的速度明显很慢。这种测试屡试不爽，即便画面再复杂，环境再嘈杂，干扰再多，也不会改变。正如巴斯所说的：“似乎蜘蛛和蛇自己从画面中蹦了出来，跃入受试者的眼帘。”然而，当代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和蛇一样危险（如插座），可是，我们并不会对其产生恐惧感，这是因为插座是新近的发明，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对恐惧的先天反应。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类的谨慎和恐惧心理远比大胆和勇敢心理更普遍？根据进化心理学家的看法，这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谨慎的祖先比大胆的祖先更容易幸存下来，并传宗接代。

为什么人类的行为要符合所在群体的信仰和规范？这是因为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稳定。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即便是在注重个体的文化当中，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群体中的一员。

为什么男性的空间能力要比女性强？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里男性要出去打猎，空间能力出众的人生存能力强，传宗接代的机会自然就增加了，而女性则不受这种选择力的影响。

为什么人类打心眼里需要自尊？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原因很多。首先，自尊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人对自己的尊重。因此，能把人与集体紧密相连，从而提高集体生存能力的行为便成为进化的选择，并成为人类的特质。另外，自尊可以确保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安全感。过高或过低地评价自己都会减少其在社会中生存的机会。最后，自尊是择偶过程中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机制，有了自尊就能确保自己的基因代代相传。没有自尊的人最终必然会遭到进化的淘汰。

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进化的。有时，进化心理学家的话会让人觉得，该领域不仅可以让人对进化有个基本概念，同时，还可以了解传统心理学的方方面面。例如，戴维·巴斯就认为，“进化心理学是一场科学革命，为新千年的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它是一个元理论，为了解心理机制提供了统一的方法”。哈佛大学的史蒂文·平克这样说道：“在对人类的研究中，在人类经验的主要领域，如美、母爱、亲属关系、道德、合作、性爱、暴力等，只有进化心理学才能提供一整套连贯的理论。”

诚然，还有其他一些理论有望成为统一的精神科学的元理论。这个在后面章节中将详细讨论。目前，我们离发展心理学有点远了。最后，在介绍完皮亚杰之后，让我们马上回到正题。

关于皮亚杰：很多发展心理学家虽然接受其有关智力发展的总体理论，但却认为他所提出的几个阶段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具有局限性，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存在偏见。因而，出现了很多新理论，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知道哪种理论能流行开来。然而，无论哪种理论最终能站得住脚，它必将在包容皮亚杰的基本概念的同时，远远超出皮亚杰理论的涵盖范围，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包含且远远超过牛顿的物理学定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