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宏论与妄谈

“目标宏大，但在处理细节时又过于琐碎，”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说，“这是一门科学在发展早期的通病。”

发展心理学也不例外。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该领域最显著的理论全都缺少具体的内容和确凿的数据，因而无法支持其武断和不切实际的概念。英国人乔治·罗马尼斯、俄国人伊万·谢切诺夫、美国人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和G．斯坦利·霍尔都以不同方式将儿童期的发展变化和从低等动物向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看上去非常聪明的比喻却只是自作聪明，绝不是实验结果。在这种理论之内，人们根本无法找到任何研究数据，它很快就被蓬勃兴起的数据大潮席卷而去。（只有精神分析理论从这一时期中存活了下来，但它跟这种进化式的理论完全不同的是，它不想包罗万象，它只研究性格结构和人格，至于智力和社会技能的成长过程，它要么涉猎甚少，要么只字不提。）

然而，霍尔却对发展心理学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因为他将当时的“儿童研究运动”导向了实验和数据收集。他本人也是勤奋的研究者，多年来专门进行针对学童思维的问卷调查与研究并公布了他的研究数据。他这些工作，而不是鸿篇大论，为儿童心理学这一初生领域指明了发展方向。

到了20世纪20年代，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一词30年后才开始流行——完全处于研究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形成理论。这也符合当时流行全美国的心理测试狂潮。比奈和特曼只是一味测量儿童每一岁的智力成就，并不解释心理如何以及为何变化。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发展心理学家将精力集中于确定标准，即婴儿的行为及心理能力每周应如何表现，儿童每月又应如何表现。在耶鲁大学，阿诺德·格塞尔编出许多精确的文字以描述儿童的人生阶段中每一个关键时刻的标准行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大学里，研究工作者发起了较大规模的纵向研究行动，对人们进行从婴儿到成人期的反复测试，以确定哪些因素对婴儿的日后发展起决定作用。

人们对发展理论缺乏兴趣的部分原因应归于行为主义者的统治地位。他们对后天学习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主要包括确定刺激和反应的相关性。如果行为主义发展理论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可用斯金纳的话进行表达：

行为的后果可“反馈”进有机体里。这么做时，它们可改变一种可能性，即产生后果的行为也许将再次发生……当行为的变化时间延长至更久时，我们就将这一独立的变量称为有机体的年龄。这种可能性的增加是年龄的一种功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成熟。

值得欣慰的是，一种更为精妙复杂的通往发展心理学研究的路径，以及一个相应的更为深邃的理论行将改变整个领域。所有这些都来源于那个向5岁男孩讨教如何玩石子游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