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景泰至成化末、弘治初的文学思想

台阁体的主要人物胡广死于永乐十六年（1418），金幼孜死于宣德六年（1431），黄淮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作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重臣的杨荣、杨士奇、杨溥于正统五年（1440）、九年（1444）、十一年（1446）相继去世。台阁文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相继退出文坛。而此时，政治局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统六年宦官王振开始弄权，三杨死后，大权完全落到王振手里。正统十四年，在王振的耸动下，正统皇帝朱祁镇亲征瓦剌，兵败土木堡，全军覆没，二十四岁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皇帝被俘，国之大辱。之后郕王朱祁钰即帝位，但景泰只维持了七年，被瓦剌放回的朱祁镇不久就复辟。帝位更迭，大批重要廷臣的更换与被杀，政局处于动荡之中。朱祁镇复辟，天顺也只维持了八年。他儿子朱见深即帝位，成化又是宦官汪直弄权，廷臣多依附于他的门下，“堂堂翰林，相率拜内竖之门”⁽¹⁾。而且，廷臣中又党分南北，进退任情，相互争斗。成化多败政，贪谀成风。成化九年八月，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谢铎上书，称：“臣窃观今日之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²⁾所谓无太平之实，就是说天下并不太平。从景泰到成化末弘治初，四十余年间，从政治局面到社会环境，都不可能为文学提供颂美的条件，已经不存在“鸣国家之盛”的社会基础，不存在雍容典则、温厚和平文风所需要的平和心境。台阁文学思想所依存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文学思想的变化也就在所必然了。

台阁文学思想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支撑，是政权的力量，是政局的安定。我们前面提到洪武、永乐朝对于思想文化进行约束与导引的诸多政策；提到洪武、永乐皇帝对文风的导引。景泰以后，那些政策已失去约束力。政权的权威下降，程、朱思想的实际影响力也削弱了。宣德朝政尚宽，但宽而有则。景泰以降，则宽严均无法度，无是非。例不胜举。例如，土木堡之役，王振实为罪魁祸首。他在兵败中为部将所杀，本罪有应得。而天顺复辟之后，朱祁镇反以之为忠臣，在智化寺为他招魂塑像，立旌忠祠。而对于“土木之变”后清算过王振之朝臣，则加杀害与贬谪⁽³⁾。这样一个大的是非全被颠倒了。又如，正一真人残暴欺凌百姓，设私刑，致死者四十余人。成化五年被揭发，依律当斩、藉其家、去封号。但成化六年定案时，宪宗皇帝特免其死，保存其封号，谪戍肃州。仅此两例，即可见其时邪正混淆之政局。

台阁文学思想潮流之得以发展，与三杨们巨大的影响力有关。景泰以后，这批领袖人物早已退出文坛，这一思想潮流失去了它的有力的领导核心，形不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队伍。

政局的变化失去台阁文学思潮的基础，领袖人物的退出失去台阁文学思潮的领导核心，此后虽然台阁文风还余音袅袅，但文学思想潮流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思想变化之一表现，是从鸣国家之盛转向写个人日常生活。文学思想转变之又一表现，是审美趣味从追求典则雅正、温厚平和转向追求自然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