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台阁文学思想之又一特点：提倡和平温厚之文风

与诗文有益于政教、应该鸣国家之盛的主张相一致的，是他们追求一种和平温厚的文风。此一种之文风，首要是表现性情之正。“正”，是合于忠义，不偏激，温厚和平。

自永乐至正统，倡导和平温厚文风为文坛之一普遍现象，几乎是人人言和平温厚。他们也讲诗之抒情，但所抒之情有一明确之约定，就是“性情之正”。杨士奇对此一问题有如下论述：

古今以诗名者多矣，然三百篇后得风人之旨者，独推陶靖节，由其冲和雅澹，得性情之正，若无意于诗，而千古能诗者卒莫过焉。⁽⁴⁵⁾

古诗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何有所谓法律哉！……律诗始盛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如王、孟、岑、韦诸作者，犹皆雍容萧散，有余味可讽咏也。若雄深浑厚，有行云流水之势、冠冕佩玉之风，流出胸次，从容自然，而皆由乎性情之正，不局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为诗之圣者，其杜少陵乎！厥后作者代出……皆无复性情之正矣。⁽⁴⁶⁾

他是从杜的忠君观念来理解性情之正的。

他为虞谦的文集作序说：

今大理卿京口虞公……其《玉雪斋集》古近体总若干首，皆思致清远，而典丽婉约，一尘不滓，如玉井芙蕖，天然奇质，神采高洁；又如行吴越间名山秀水，而天光云影使人应接不暇者，而皆得夫性情之正。⁽⁴⁷⁾

他论杜甫，也称“其学博而识高，才大而思远，雄深闳伟，浑涵精诣，天机妙用，而一由于性情之正”⁽⁴⁸⁾。他论金幼孜，称“其学该博，文章和平宽厚，类其德性”⁽⁴⁹⁾。他评沈度，称：“为文章尚兴致，平淡雅则，不为浮靡。”⁽⁵⁰⁾“雅则”也是正。平淡雅则，犹言平和雅正。

杨荣也有相似论述：

君子之于诗，贵适性情之正而已。盖人生穹壤间，喜愉忧郁，安佚困穷，其事非一也，凡有感于其中，往往于诗焉发之。苟非出于性情之正，其得谓之善于诗者哉！⁽⁵¹⁾

王直（1379—1462）⁽⁵²⁾序梁潜《泊庵先生文集》，谓：“盖先生之文，温厚和平，而豪壮迭宕之势寓焉。”⁽⁵³⁾《跋文会录后》亦称：

士君子遭文明之世，处清华之地，当闲暇之日，而成会合之娱，宜也；会而形于言，以歌太平，咏圣德，明意气之谐畅，发性情之淳和，又宜也。⁽⁵⁴⁾

他们聚会赋诗，凡所追求，皆为和平之音。《题对雨诗后》：“右《对雨》诗并序，皆当时之杰作也。文明之盛，贤才之多，意气之谐合，情性之和平，于此可见矣。”⁽⁵⁵⁾他在《虞邵庵注杜工部律诗序》中论杜诗，谓其：“粹然出于性情之正。”⁽⁵⁶⁾其序萧宗鲁三体诗，称：“夫言者心之声，而诗则声之成文者也。心所感有邪正，则言之发者有是非，非涵养之正，学问之充，才识之超卓，有未易能也。”⁽⁵⁷⁾这是说，心有邪正，性情亦有邪正。而性情之正出于涵养。

永乐七年姚广孝（1335—1418）⁽⁵⁸⁾在为韩奕的诗集作序时说：

文之至精者为诗。诗之作，虽不用经书语，不读经书，不知义理者，弗能作也。苟作之，则空疏肤近，鄙陋恶俗，不足入于大人先生宗工秀士之目矣。故凡作诗者，必读经书为然，何哉？诗乃吟咏性情，其意止乎礼义，不读经书，昧于义理，必不合乎其作也。……虽才气不同，志趣有异，至其乐于吟咏，皆出乎自然而得其性情之正者也。⁽⁵⁹⁾

梁潜（1366—1418）也有这方面的论述⁽⁶⁰⁾，《雅南集序》称：

诗以道性情，而得乎性情之正者，尝少也？三百篇风雅之盛，足以见王者之泽。及其变也，王泽微矣。然其忧悲欢娱哀怨之发，咏歌之际，犹能使人动荡感激，岂非其泽入人之深者，久犹未泯耶？⁽⁶¹⁾

他是说，只有性情之正，才能感人深，也才能具深远之影响，即使世道衰败，具性情之正的诗，也能感人深。他称赞陈子威的诗：“端重衍裕，其旨远，其情深，沨沨乎和平之音也，何其美哉！……要之，得其气之和平，惟夫杰然豪达之士、举天下之物不足以累其中者能之也。”⁽⁶²⁾永乐七年，他与胡广等人于中秋之夜聚于北京城南，分韵赋诗，他为序。在序中他说他们的诗：“讽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乐，谂其劲正高迈之气，有以明夫培植养育之功，是皆平时蓄之于中，随所感而发之于此也，岂非盛哉！”⁽⁶³⁾也是作于永乐七年的《春闱倡和诗序》也说到他们的倡和诗皆和平温厚：“相与倡和，为诗凡三百余首。蔼乎欢悦之情，发于樽俎笑谈之末，而冲乎和平温厚之气，动于典则仪度之中……外事不胶其心而内怀自畅，则虽片时之暇，情之所适，不得不于诗焉发之，以其思之深，趣之远，有以然也。”⁽⁶⁴⁾他们这群人，有大量的倡和活动，倡和诗均如此处所说和平温厚。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金幼孜（1368—1431）⁽⁶⁵⁾在《吟室记》中论性情之正，称：

大抵诗发乎情，止乎礼义，古之人于吟咏，必皆本于性情之正，沛然出乎肺腑。故其哀乐悲愤之形于辞者，不求其工，而自然天真呈露，意趣深到，虽千载而下，犹能使人感发而兴起，何其至哉……吟室，盖俊民所居……有园池鱼鸟之闲适，触目兴怀，即物起兴，皆可发而为诗。其必有得于性情之正，而非世之流连光景、徒事于风花雪月为藻绘涂抹者之比矣。⁽⁶⁶⁾

在吟室所赋诗，明言是因烟霞泉石之萧爽、园池鱼鸟之闲适而发，本来就是流连光景，而要求在此类流连光景的题材中不要徒事风月，而要有得于性情之正，总把一切抒情加进了道德内容，使感情得到道德的约束。在《书南雅集后》中，他更把抒情与政治联系起来：

余观天下文章，莫难于诗。诗发乎情，止乎礼义。其辞气雍容而意趣深长者，必太平治世之音。……《南雅》，乃三山陈仲进甫因其所作以为号也。仲进力学好古，而尤工于诗，所为古今体、五七言，各臻其妙。辞气之间，雍容不迫而悠然有深远之趣，其太平治世之音与！且诗于政治之得失，所关甚大。仲进常为宜阳、韩城二县丞，复知江山，皆有善政以及于人。察其音之平和，则其施于政者可得而知矣。⁽⁶⁷⁾

性情之正、平和之趣，被看作行善政之一种反映。

王英（1376—1450）⁽⁶⁸⁾也讲诗应该出于性情之正：

诗本于性情，发为声音而形于咨嗟咏叹焉，有美恶邪正，以示劝诫。敦彝伦，兴孝敬，厚风俗，莫先乎诗。是故孝子之于亲也，《南陔》、《白华》，其辞虽亡；而蓼莪、屺岵之章，犹可讽咏，言约而明，肆而深，悲而不怨，可以观感兴起，诗之谓乎！后世不然，亡风雅之音，失性情之正，肆靡丽之辞，忧思之至，则噍杀愤怨；喜乐之至，则放逸淫辟，于风何助焉！⁽⁶⁹⁾

他对于后世之诗的贬抑，就是因为“失性情之正”。在《李绍白诀别诗序》中也有类似的言说：“后世作者虽多，乐则放，哀则伤惨，贫贱则怨怒，至死则呼号怨愤，其言非出于正，辞虽工丽，其何足以感动于人哉！”⁽⁷⁰⁾

黄淮（1367—1449）⁽⁷¹⁾论杜甫，称“其铺叙时政，发人之所难言，使当时风俗世故瞭然如指诸掌；忠君爱国之意，常拳拳于声嗟气叹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盖合乎三百篇之遗意也”⁽⁷²⁾。在《清华集序》中，他也提到诗的性情之正：“诗原夫本心之正而充之以气，资之以学，济之以才，斯可谓之能赋者矣。”⁽⁷³⁾本心之正，亦指性情之正而言，不过他在性情之正上又要求充之以气。

何以在永乐之后的近五十年间那么多人提倡性情之正，提倡和平温厚的文风，这与其时奉程朱理学为立身处世之准则有关。修持道德，约束自然情性，使之合于纲常名教之规范，此一种之风尚与修《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为一完整之文化政策之产物。此时之文学思想观念，都可以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中找到来源。《四书大全·大学或问》讲正心，是指收其放心。放心，就是心起邪思妄念。正心，就是要去掉情欲利害之私，去掉邪思妄念，以回归其本然之正。杨士奇们提倡性情之正，思想源头在此。《四书大全·中庸或问》：“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释“中和”称，中，是未发之时，此心虚明；和，是此心已发，喜怒哀乐各有所当。就是说，人心应物而动，动之则应节，感情的发抒应有度，不能过分，这才合于理。《性理大全》卷二十九论性理，引朱子说：“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引程子论性情说：“情者，性之动也，要归之于正而已。”归之于正，也是去私欲，情有所感，要有节制，不要过度。杨士奇们提倡的性情之正，也是这个意思，感情要有节制，要合于理，要受道德的约束。

这个时期的文风当然也受到朝廷倡导的影响。永乐十八年，杨士奇等随侍皇太子过滁州，遂登琅琊山，寻欧阳修醉翁亭旧址。皇太子对杨等说：“欧阳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爱其文，而知其忠者鲜矣。”他非常喜欢欧阳修的文章，以为三代以下，只有欧阳修有雍容和平气象⁽⁷⁴⁾。

我们看这个时期主要的诗文创作倾向，除了以理为主，讲政教之用，就是用理学观念约束感情，使之不温不火，和平温厚；少有激昂慷慨，少有大喜大悲，少有深情缠绵。文大体明白晓畅，直叙其事，间发议论，少有辞采修饰，甚少抒情性，也少语言之美。诗除应制之外，还有数量不少的倡和诗。此一时段永乐、洪熙、宣德三位皇帝都喜欢作诗，也都作不好诗，而喜欢词臣们应和。词臣们之间聚会不少，倡和也多，此类倡和诗是“作”出来的，而非确实有情要抒，大多也就平淡无味。这里要说的是他们那些在“性情之正”引导下的大量诗作，感情似乎总是淡化下来再写。永乐十二年九月，杨士奇因事下狱，在狱中有《非所秋夕寄示康甥》诗：“五十无闻将六十，不才孤负宠恩深。惟应一片清秋月，解照平生报主心。”⁽⁷⁵⁾此次下狱，本非他的过错。皇太子派他与黄淮等迎接自北京归来的永乐皇帝，迎接迟延，他是替皇太子受过。诗的感情却表述得平和雅正，丝毫没有怨屈之意。曾棨（1372—1432）⁽⁷⁶⁾是一位文思敏捷，很有才气的人，很得永乐皇帝的赏识，曾奉制写梅花百咏，从不同角度说梅花，大底无甚深意，为凑成九十九首，亦不无牵强处。最后一首《纸帐梅》：

试裁云茧护冬温，梦入罗浮欲断魂。别意每怀山下路，归心犹恋水边村。鸳鸯每睡花香透，翡翠幽栖墨迹存。淡影疏枝长是伴，几看梁月照黄昏。⁽⁷⁷⁾

从纸帐之画梅转入罗浮之梅，又回到月照纸帐，如是而已，无甚感情波浪。他又写有《香奁十咏》，原是仿效香奁体，但又不敢将男女之情大胆写出。他明确说此组诗的写作准则是：“以写夫绿窗深院之中，矜其容色，寓其情思。”“盖庶几思而不失其正，感而不至于淫。”⁽⁷⁸⁾想写而不敢大胆写，终回归于正。其实，曾棨是一位有浓烈感情的人，当他抑制不住感情时，他也能写得十分动情，《过殇男伟孙墓》：

壬午年中哭汝时，至今回首转堪悲。探环往事谁能问，埋玉重泉恨永遗。涧里云寒松寂寂，墙阴露白草离离。伤心千里南归客，泣向西风泪两垂。

《经故妻娄氏墓》：

宿草寒烟一径微，孤坟三尺对斜晖。多情已逐行云断，薄命先随落叶飞。燕寝香消人未老，龙门选罢客初归，塚头多是无花树，纵有香魂何处依。⁽⁷⁹⁾

两诗都流露出无限哀伤，没有任何节制，没有理会平和温厚的问题。但这样表达感情的诗，曾棨集中仅此两首。本来他是一位有情之人，也有才情可以把诗写得很好，何以浓郁深情之诗却寥寥，就是因为理性约束了感情。但妻子与儿子的死亡引发不可抑制的感情冲动时，他忘了抑以“性情之正”，忘了约之以理性，而一任情之所至，因之也就带着更多的伤感。魏骥诗亦多为理性思索、温厚平和之作，大体表现一种升平满足之感。《新凉独坐》：“为爱新凉好，焚兰坐夜深。圣贤千古友，义理一生心。爱月凝眸玩，耽诗着意吟。翻思候朝日，玉漏正沉沉。”⁽⁸⁰⁾这是他致仕居乡后之作，他一生无论在朝还是在野，近百年间，都生活在理学的念想之中。他的753首诗所抒发的情思，都未脱离此种念想。他有51首以述怀、感怀、写怀、书怀为题的诗，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如：“不是皇恩赐优诏，如何今日老林泉！”“凶荒正忆疲民困，宽恤殊知圣主心。”“明日又逢新岁月，白头惟知颂雍熙。”“太平又喜从天顺，日日嵩呼向紫微。”“圣恩欲报嗟予老，一寸丹心只自知。”“九重圣主恩殊洽，四海疲民病欲疗。忧国忧家男子事，此心虽老不曾休。”“沐浴升平坚晚节，不辞衰飒保冰霜。”“此外尘纷俱屏却，嵩呼惟祝圣明君。”“感激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几人同！”“惟念天恩无以报，不胜竞惕仰蓬莱。”“纷纷白发从教落，耿耿丹心未肯灰。”“愿尔一生图报国，私情毋但学慈乌。”“老臣只候晨钟动，谨効嵩呼祝圣君。”⁽⁸¹⁾感恩之心、守持节操，他就生活在这样的感情世界里。

由于感情的自制，由于追求平和温厚，这时的不少诗作，既无情思，又无词采之美，淡如清水。金幼孜的诗，如大白话，《早朝书怀》：

宵分睡正浓，忽闻鸡喔喔；强起整衣冠，明星在屋角。

《风雨入朝》：

长衢浩漫漫，水深泥没膝。京城五六月，强半风雨日。

《即事》：

五月西湖上，荷花开正浓。花开能几日，又见摘莲蓬。⁽⁸²⁾

黄福诗亦质木无文，《书怀》：

不种桑麻不养蚕，不将实学附空谈。王侯斤两无多少，有志男儿一柤担。⁽⁸³⁾

《漫兴》：

我年七十七，一生有四子：长者蠢如牛，但解桑麻理；次者名读书，全不通经史；三子方六岁，尚未解纸笔；四子甫三龄，日惟觅果实。生子皆如此，门户待谁起？济济两孙儿，足为目前喜。大者方十岁，在学顽无比；小者甫岁余，尚在襁褓里。大者已如此，小者难预拟。积善有余庆，前典有明纪。天道岂我欺，努力省诸己。⁽⁸⁴⁾

此时也有写得流畅、略有文采的诗作，但深情则欠缺。四库馆臣评孙瑀的诗：“韩愈所谓‘此诗有何好？有何恶？’也。”此一评语用来评论这一时段的诗文，可称恰当。说它是好诗，它未能使人感动，实在不能称之为好诗；说它是坏诗，则它又还写得明白晓畅。不好不坏，没有生命的冲动，没有大喜大悲，没有大爱大恨，没有心灵深处的震荡；写作的技巧虽亦熟练，但未能达到圆融流转，未能达到无迹可求。文以序、记为主，语言虽简洁，但叙事议论多而感情内涵少。无论是诗还是文，这一个时段都是平庸的。根由就在程朱理学思想观念对于文学创作的约束上。而此一种之约束，是从内心深处开始的，约束于无形。所以他们虽也说诗以道性情，出于情之自然，而这个情因了理在其中，也就不温不火，归之于平庸。

提倡政教之用，崇尚和平敦厚的诗文风貌，此时的作者们，也以此衡量古代诗文，以此一标准评价古代的作家作品。刘球在谈到他游杜甫草堂时的感受说：

然徘徊沧浪之涘、桤林笼竹之间，阅景物而诵其诗，玩其雅淡之音，而得其类伯夷者，亦足以劝己廉；沉潜其忧愤感激之词，而得其类屈原者，亦足以隆君敬；探其陈古讽今之意，而得其类箕子者，亦足以资民治。一行而三得者，谒草堂之谓也。⁽⁸⁵⁾

这是说杜的雅淡之音、忧愤之词和规讽之意引发他内心的思索。杜甫的动地歌吟，杜甫的沉郁激越，被他以“性情之正”的标准，解读为伯夷、箕子。

魏骥论诗史，称：

夫诗自三百篇后，历汉魏数千年来以至于今，其体裁节奏盖不知其几变矣，中间求其如三百篇之作，有美有刺，有劝有惩者，能几人哉？且古人之诗，贵平易而不贵奇怪，惟在发乎情性而归乎理义。⁽⁸⁶⁾

《讲余集序》论诗：

夫诗人之诗，贵乎平易而不贵奇怪，必在本之以性情，充之以问学，发之以士气，扩之以思致，此之谓诗。观之三百篇与汉魏而下诸大家之作，可见已。⁽⁸⁷⁾

他之称颂三百篇，除赞其美刺之外，就是崇尚它的平易。

陈敬宗论及诗史，亦以冲淡典则为标准，称：

诗自三百篇以后，苏、李变为五言，而建安曹、刘诸子继之，辞气高古，足以羽翼六义。至晋之陶，唐之韦、柳，冲淡典则，得温柔敦厚之遗意焉，亦足以与卫风雅无忝矣。然自苏、李以后，千有余年之间，作者固多，而或失绮靡，或失之巧密，无复唱叹之遗音，可慨也！后宋晦庵朱先生以道统之学，上承先圣，下开后人，于训释经传之余，时时发诸咏歌，众体悉备，而尤粹于五言。盖出入汉、魏、陶、韦之间，而兴致高远则或过之；蕴淡薄之味于太羹元酒之中，扬淳古之音于朱弦疏越之外，诚旷代之希声也。⁽⁸⁸⁾

他之所以肯定苏、李、曹、刘、陶、韦、柳，因为他们的诗有冲淡典则、敦厚温柔之遗意；肯定朱熹，是因为他的诗有淡薄的至味。他论唐诗，也推崇太羹玄酒之味，《唐诗正声序》：

自贞观迄于龙纪三百余年，得作者陈子昂以下若干人，五七言古律排绝若干首，其声之舂容，有黄钟大吕之音；体之高古，有商敦周彝之制，而其淡泊也，则又有太羹玄酒之味焉。⁽⁸⁹⁾

永乐朝文坛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欧阳修的受到特别的重视。这缘于其时的太子朱高炽的提倡。此事发生在永乐十八年，朱高炽过滁州，登琅琊山，寻欧阳修遗迹醉翁亭。其时杨士奇陪同。朱对士奇说：“此醉翁亭旧址也。欧阳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爱其文，而知其忠者鲜矣。”朱高炽平时爱欧阳修文，“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独修有雍容和平气象。’尤爱其奏议切直，尝命刊修文以赐群臣，且谕之曰：‘修之贤非止于文，卿等当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⁹⁰⁾他还让臣下校雠欧阳修文集，刊刻行世，并亲赐三四近臣。杨士奇的文风，就学欧阳修。六年后，当醉翁亭重修，他为作《滁州重建醉翁亭记》，还重提此事，可见他对朱高炽崇尚欧阳修的见解的重视程度。

重视欧阳修，只是此时崇古理念之一表现。他们重视诗三百，重视汉魏六朝诗，普遍地推崇盛唐诗人。杨士奇对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韦应物极赞赏，称：“诸君子清粹典则，天趣自然。读其诗者，有以见唐之治盛。于此而后之言诗道者，亦曰莫盛于此也。”⁽⁹¹⁾

重政教之用，崇尚平和温厚，在论及文体的演变与文学的发展时就分正变。这方面的代表是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彭时为《文章辨体序说》作序，称：

天地以精英之气赋于人，而人钟是气也，养之全，充之盛，至于彪炳闳肆而不可遏，往往因感而发，以宣造化之机，述人情物理之宜，达礼乐刑政之具，而文章兴焉。三代以下，名能文章者众矣。其有补于世教，可与天地同悠久者，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可不精择而慎传之欤！……海虞吴先生有见于此，谓文辞宜以体制为先。因录古今之文入正体者，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厘为五十卷；其有变体者若四六、律诗、词曲者，别为外集五卷附其后；名曰《文章辨体》。辨体云者，每体自为一类，每类各著序题，原制作之意而辨析精确，一本于先儒成说，使数千载文体之正变高下，一览可以具见，是盖有以备《正宗》之所未备而益加精焉者也。⁽⁹²⁾

彭时的序只是说吴讷将文学史上的文体分正变，是看其是否有补于世教。吴讷在此书的《凡例》中把他分正变的标准说得更为明确，主要是两条。他说：

作文以关世教为主。上虞刘氏有云：“《诗》三百篇，有美有刺，圣人固已垂戒于前矣。后人纂辑，当本《二南》、《雅》、《颂》为则。”今依其言。凡文辞必择辞理兼备、切于世用者取之；其有可为法戒而辞未精，或辞甚工而理未莹，然无害于世教者，间亦收入；至若悖理伤教及涉淫放怪僻者，虽工弗录。

但虽有关世教，而类于经训场屋之说也不录。他说：“命辞固以明理为本。然自濂洛关闽诸子阐明理学之后，凡性命道德之言，虽孔门弟子所未闻者，后生学子，皆得诵习；若不顾文辞题意，概以场屋经训性理之说，施诸诗赋及赠送杂作之中，是岂谓之善学也哉？故西山真氏前后《文章正宗》，凡《太极图说》及《易传序》、《东西铭》、《击壤诗》等作，皆不复录。今亦遵其意云。”他在《凡例》里，说明他是如何分正变的：

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

他说他之所以辑录变体，是“以备众体，且以著文辞世变云”。他的正变之说，在分体中有进一步的论述。他分文体为59种，每一种文体的前面，都有一小序，在小序中论各体的特点⁽⁹³⁾。他的分体承继传统文体论的一些分法，而更为琐碎；也继承了传统文体论对于文体辨析缺乏明确义界的弱点。关于他辨体的问题，我们且不去论说。我们要论说的，是他在小序中有关正变的论述。

他的正变理论并不明晰。在编写体例上他把律诗（也包括词曲与四六）称为变体，而将古体称为正体。但在各体的小序里，他区别正变还有如下的标准：

在编写体例中纳入正体的，在具体论述中他又从正体中分出变体，如“古诗”，他说符合诗六义的只是三百篇和汉魏的苏、李、曹、刘；“晋宋以下，世道日变，而诗道亦从而变矣”。“传”体在体例中亦列入正体，但他认为正体中也有变体：“若退之《毛颖传》，迂斋谓其以文滑稽，而又变体之变者乎。”“记”体在体例中也列入正体，但他认为其中也包含有变体：

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游山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论议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⁹⁴⁾

这段话有些绕弯，他的意思是说：“记”的正体，是记事而略发议论；如果专尚议论，那就是变体。但是变体如果其言具有教化的意义，那也无害其为变体。

与上一点相联系，他归入变体的文体中，有合于六义的，他也认为是体之正。“律诗”在体例中归入变体，但其中也有正变：“大抵律诗拘于定体，固弗若古体之高远，然对偶音律，亦文辞之不可废者。故学之者当以子美为宗。其命辞用事，联对声律，须取温厚和平不失六义之正者为矜式。若换句拗体、粗豪险怪者，斯皆律体之变，非学者所先也。”⁽⁹⁵⁾这是说，虽为变体，但具温厚和平之风貌、且合于六义者，也是体之正。反之，则是变体中之变者。

从他的这些辨析中，我们知道了他的辨体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他以是否讲求声律区分正变。一个层面，是正变中又分正变。正体中有变体，如上面所引古诗、传体、记体的例子。变体中有正体，合于六义，具温厚和平风貌的为变中之正；反之，则为变中之变，如上举律诗的例子。

吴讷的文章辨体，概念较为模糊，没有高棅以声律兴象文辞理致辨体的理论全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辨体理论与其时重政教之用、重温厚和平文风的文学思想潮流的关系。他的理论是其时文学思想潮流在文体论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