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辨体
此处所称之文体，一指体制，如诗之五言、七言、古体、律体之类；一指体貌，包括不同时段声律兴象文词理致所构成之共同趋向与不同之个人艺术风貌。从诗文的创作实践与总集的编纂中，我人可以感知洪武一朝之文体观念。
对于体裁的探讨，先有徐一夔的若干零碎论述。一夔在《倡酬禅偈序》中对“偈”这种文体给出解释：
偈者，诗之类也。佛说诸经，必有重偈以申其义。观于吾书，《春秋》列国大夫交聘中国，既修词令以达事情，末复举诗明之，盖亦此类。偈或五言七言，惟便于读诵而不协以音韵；诗多四言而以音韵协之，盖被之弦歌故也。诗自汉变为五言，唐变为七言，颇严声律。为释氏者，出言成偈，大略亦近于诗。(251)
刘勰《文心雕龙》论文体，未及偈。一夔提出偈为诗之类，并指出其与诗之同与异。一夔还论及哀颂、尺牍和乘。《哀颂序》称：
哀颂之作，其始于秦人所赋《黄鸟》者乎！魏晋而降，《七哀》、《八哀》之赋，盖皆权舆于此。然不徒作也，必其人节谊之高，文学之懿，政治之美，有足以起人知慕之心而后作也。(252)
刘勰论文体，颂与哀是不同的两种文体。他认为，“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而且，他认为颂之为体，始于帝喾之世，“自商颂已下，文理允备”(253)。他释“哀”：“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伤痛，而辞穷夫爱惜。”(254)自刘勰看来，颂与哀这两种文体之写作目的是不同的，一为颂美，一为哀悼。一夔把二者结合为一体，从他此文之写作目的看，他指的其实是哀之一体，是指哀悼已死之人而称颂其功业(255)。所以他将此种之体，追溯至《黄鸟》与《七哀》、《八哀》。一夔还论及尺牍一体。事实上他已接触到文体发展过程中的变体问题。《名人尺牍题辞》称：“尺牍之设，古者以通音问之具。其制用版三尺，髹其肤而书之以代纸。后世以纸易牍，而犹云尺牍者，仍旧也。”(256)此处之尺牍，也就是刘勰所论“书”之一体。刘勰释“书”：“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详总书体，本在尽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257)刘勰论及“书”之称名由来与书之写作要点。他论“书”，亦及此一体之发展过程，言及它与后来的“奏”的关系(258)。而一夔则只是解释尺牍称名之由来而已。他忽略了与尺牍有关之“表奏”、“奏书”、“奏笺”。这也反映了文体发展过程中称名的规范化。一夔还论及“乘”。“乘”此种称名，刘勰未曾论及。一夔为“乘”释名，称：
乘之云者，其意以晋之史曰乘，以载田赋为名，故后世亦以郡所藏故物为郡乘，家所藏故物为家乘。(259)
他是由《陈氏文乘》一书之书名而引发，对“乘”做出解释的。而《陈氏文乘》所编，包括碑、记、序、诗等不同文体。因此，“乘”作为一种文体，也就难以成立。他虽然将“乘”与史联系起来，但亦终非史之一体。这也说明，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体之间边界之不确定性，因之产生观念的混乱。
洪武朝文体论的代表作，是高棅的《唐诗品汇》。《唐诗品汇》九十卷，始撰于洪武十七年，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编入唐诗人620人，诗作5769首。洪武三十一年又编成《唐诗拾遗》十卷，收诗人61，诗954首。
编《唐诗品汇》之目的，与其时之复古思潮有关。高棅在是书之《总叙》中说之所以编此书，是“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洪武一朝，诗歌复古思潮之主要倾向是宗唐，但是宗唐宗谁？宗何时段何人？在创作实践中其实并未解决。有人宗李、杜，有人宗韩愈、李贺，有人宗王维、孟浩然，有人宗白居易，有人宗晚唐的贾岛、姚合、韩翃，有人甚至由唐而上宗南朝，如何逊、阴铿等等。高棅承继他的福建先辈林鸿的思想，明确提出宗尚盛唐的主张。但是如何宗的问题，其实也没有解决，如上一节所言，其时之复古者，对于自己所宗尚的对象的艺术体貌，并没有确切的理解，他们模拟，但宗什么不像什么，他们的宗唐之作，如吴乔所说，是“瞎盛唐诗”。所谓“瞎盛唐诗”，是指外形像而神情意态不像。问题就在于首先必须对所宗对象之艺术体貌有真切之感悟，是对体貌的理解能力问题。
《唐诗品汇总叙》就此一点，说了如下的一段话：
观者苟非穷精阐微，超神入化，玲珑透彻之悟，则莫能得其门而臻其壸奥矣。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又何者为王、杨、卢、骆，又何者为沈、宋，又何者为陈拾遗，又何为李、杜，又何为孟，为储，为二王，为高、岑，为常、刘、韦、柳，为韩、李、张、王、元、白、郊、岛之制。辩尽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
他用自己的经验说明，要解决此一问题，就要悟：
余夙耽于诗，恒欲窥唐人之藩篱。首踵其域，如堕终南万叠间，茫然不知其所往，然后左攀右涉，晨跻夕览，下上陟顿，进退周旋历十数年，厥中僻蹊通庄，高门邃室，历历可指数。
悟，就是经过一个长久体味的过程。就此一点言，《唐诗品汇》之编纂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辨体，提出宗唐的正确门径。
《唐诗品汇》之编写体例，据此一目的而设计。全书九十卷，分体式编次，五言古诗二十四卷，七言古诗十三卷（长短句附），五言绝句八卷（六言附），七言绝句十卷，五言律诗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诗九卷（排律附）。每一体式之内分立品目，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诸品。分品既反映各体之发展过程，也反映品第之高下。他说分品的目的，“不过因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别诸卷，使学者知所趋向，庶不惑乱也”(260)。
自发展过程言，他把唐诗划分为初、盛、中、晚四段：
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261)
不同之品目归入此四时段之中：
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
他说这种分法只是大略，也有个别例外：“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262)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分辨不同时段诗作之不同体貌，一是分辨同一时段内不同诗人诗作之体貌。
此初、盛、中、晚四时段，实际是分成六段。他在《总叙》中说：
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开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叙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
初唐分为始制与渐盛，可以理解为初唐与盛唐之间，有一个过渡期（所谓“渐盛”）。而晚唐分为变与变之极，也可以理解为中唐与晚唐之间，也有一个过渡期（此处“变”可理解为始变，相对于“变之极”而言）。应该说，高棅对唐诗发展过程的认识，比他之前的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元末杨士宏在《唐音》中，明初王行在《唐律诗选序》中对唐诗的分期，都更为精密且亦更切合唐诗发展之实际(263)。
至于四唐之不同体貌特点是什么，他未加以明确之说明。他说各体“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划分不同段落之标准，是“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但是何种之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属于初、盛、中、晚，他并没有说。从他论各体的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的特点中，似乎各体之初盛中晚的特点并不完全相同。兹例举以明此种之差异：
五言古诗。
正始：他说五言兴于汉，混浊于齐梁，至唐重新振兴起来，“神龙以还，品格渐高，颇通远调。前论沈、宋比肩，后称燕、许手笔；又如薛少保之《郊陕篇》，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264)。这是说，正始是五古重新振兴之后的发展阶段，具有向着盛唐发展的特点，这特点便是品格渐高，颇通远调，雅正冲淡、体合风骚，渐近盛唐。
正宗：以陈子昂、李白为代表。陈“始变雅正……观其音响冲和，词旨幽邃，浑浑然有正大之意”。李代表的是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的风貌。在此书的《凡例》中，陈子昂是归入初唐的，七言古诗，陈子昂也归入正始，此处则归入盛唐，理由大概是子昂五古之雅正风貌。
大家：以杜甫为代表，特点是集大成。
名家：孟浩然、王维、王昌龄、储光羲、李颀、常建、高适、岑参、刘长卿、钱起、韦应物、柳宗元，论各人之特点，未言此一群体之总特点，只称“各鸣其所长”。
羽翼：崔颢、陶翰、刘昚虚、薛据、崔曙、李嶷、綦毋潜、王湾、崔国辅、张谓、卢象、祖咏、王季友、贺兰进明、阎防、萧华、崔宗之、魏万、张潮、裴迪、丘为、张子容、万楚、包融、蔡希寂、沈颂、韦镒、贾至、萧颖士、李华、颜真卿、王缙、奚贾、赵微明、沈徽、沈千运、于逖、张彪、孟云卿、元结、独孤及、丁仙芝、沈如筠、吴象之、杨谏、林琨、谈戬、刘复、杨俊、戴休珽、宋昱。对此一群落，他有一段话：“余于是编正宗既定，名家载列，根本立矣，奈何羽翼未成。”于是据朱熹所言“择其诗之近于古者以为羽翼”，取殷璠“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以为准则，采摘诸家。
自正宗至羽翼属盛唐。这些人的艺术风貌差别很大，他把他们归入盛唐，并未说出他们共同趋向之所在。而且，在凡例中，大历贞元以下如韦应物、刘长卿、钱起、郎士元诸人，是列入中唐的，此处归入盛唐。在《凡例》中，元和以后的柳宗元列入晚唐之变，此处亦列入盛唐。他也没有说明理由。
接武：德宗皇帝、郎士元、皇甫冉、李端、卢纶、司空曙、令狐峘、朱长文、余延寿、顾况、刘太真、朱倣、窦参、姚係、刘湾、李希仲、苏涣、戎昱、李益、于鹄、戴叙伦、长孙佐辅、杨凌、崔元翰、刘商、杨衡、武元衡、羊士谔、权德舆、刘禹锡、李观、杨巨元、孟简。对此一群体，他说：“其篇章讽咏，不减盛时。然而近体颇繁，古声渐远，不过略见一二与时唱和而已。虽然，继述前列，提挟风骚，尚有望于斯人之徒欤！”接武是中唐，特点是古声渐远，但尚能继述前列，提挟风骚。
正变：韩愈、孟郊。韩愈“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孟郊“其诗穷而有理，苦调凄凉，一发于胸中而无吝色……此变中之正也”。
余响：王建、张籍、陈羽、杨贲、陆长源、李涉、白居易、欧阳詹、鲍溶、吕温、李贺、贾岛、姚合、杜牧、许浑、李商隐、马戴、陈陶、温庭筠、刘驾、储嗣宗、李群玉、司马礼、于
、邵谒、陆龟蒙、朱景云、张乔、曹邺、罗隐、韩偓、王贞白、李建勋。关于余响，他说：“元和再盛之后，体制始散，正派不传，人趋下学，古声愈微。”“虽然，时有废兴，道有隆替，文章与时高下，与代终始，向之君子，岂可泯然其不称乎！”
五古在初、盛、中、晚四个时段的体貌特点是什么，他并没有概括的表述。我们根据上述言论，似可作如下之归纳：初唐品格渐高，颇通远调。盛唐雅正冲和、神秀声律大备，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中唐古声渐远，但还能继述前列，提挟风霜。晚唐则新声不类，古声愈微，然唐音之盛，沨沨不绝，虽非阳春白雪，引商泛徵，而属和者不多，殆与下里巴人淫哇之声，则有间矣。
我们再来看他对五言律诗各个时段体貌之论述。
正始：“律体之兴，虽自唐始……唐初工之者众，王、杨、卢、骆四君子以俪句相尚，美丽相矜，终未脱陈、隋之气习。神龙以后……此体始盛。”这是初唐五律的风貌特点。
正宗：“盛唐律句之妙者，李翰林气象雄逸，孟襄阳兴致清远，王右丞词意雅秀，岑嘉州造语奇峻，高常侍骨格浑厚。”
大家：“杜公律法变化犹高，难以句摘……余于欲离欲近而取之矣。”
羽翼：“其神秀声律与前数公实相羽翼。”
以上是盛唐五律的风貌特点。神秀声律与盛唐五古同，而此处特别提到“欲离欲近”，强调了似实非实的风神韵味。
接武：“大历诸贤，声律犹近。”贞元以后，“遗韵尚在，犹可继述盛时”。这是中唐五律。
正变：“元和以还，律体多变。贾岛……数子者，意义格律，犹有取焉。”“开成后作者愈多，而声律愈微。”这是晚唐五律。
从各个时段之总体特点看，与五古没有大的差别，只是提出了“渐近渐远”的问题。但是诗人品目之归属，五律与五古却出现了巨大之差别。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在五律中他们与李白并列正宗，而在五古中他们均列入名家。储光羲、李颀、王昌龄、常建在五律中列入羽翼，而在五古中，他们均列入名家。刘长卿、钱起、韦应物、柳宗元在五律中他们被列入属于中唐的接武，而在五古中，他们却列入属于盛唐的名家。韩愈在五律中列入属于中唐的接武，而在五古中则列入属于晚唐的正变。张籍、王建、白居易在五律中列入中唐的接武，而在五古中他们列入晚唐的余响。在五古中列入余响的贾岛、姚合、许浑、李商隐，在五律中列入正变。七言古诗与七言律诗的品目归类，同样存在此一类问题。
高棅将同一诗人之不同体式诗作列入不同品目，甚至归入不同之时段。此一种之归类，似可作出不同之解释。一是同一诗人不同体裁诗作之艺术体貌并不相同，因之可以归入不同之品目，甚至归入不同之时段。一是高棅的个人的审美趣味决定取舍以定品目之高下，因之将同一诗人不同诗体之作归入不同品目甚至不同时段。以所处时段言，柳宗元是高棅认为属于晚唐的元和以后人物，他却将柳的五古列入盛唐的名家；韩愈活动的时段是高棅定为晚唐的元和以后，而他的五律高棅却列入属于中唐的接武，等等。此一种之现象，说明高棅在辨体中注意到不同体裁对于诗人个人艺术体貌之制约，也注意到诗人不同之擅长，有的长于古体，有的长于律体，等等。
从《唐诗品汇》入选诗作之数量看，高棅重视盛唐诗。下列一组数字可以说明。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这七种体式入选诗共5285首，初唐684首，盛唐2121首，中唐1411首，晚唐969首。
从体式看，古体1976首，绝句1210首，五、七律、五排2099首。古体中五古多于七古，律体中五律多于七律。他似更看重五言诗。
从入选诗人看，五七古、五七律、五七绝、五排七种体式入选最多的十人是李白385首，以下依次是杜甫213首，刘长卿167首，王维151首，钱起147首，韦应物142首，岑参130首，高适102首，孟浩然87首，韩愈77首。从入选数量看，他重盛唐，李、杜、王、孟、高、岑在十人中占六人。从体貌的审美情趣看，他重视淡远闲适的体貌，刘长卿、韦应物、钱起、王维、孟浩然入选数量之多说明这一点。
《唐诗品汇》别体制之终始，审音律之正变。通过选诗辨体提倡宗尚盛唐，通过选诗，在辨体中处理不同体式的时代体貌与个人体貌的关系，个人不同体式的诗作可以归入不同时段之中。他的审音辨体思想，原于声音之道与政通、与时高下的传统观念，并以此一基本思想区别正、变。同时，他的审音辨体思想又吸收诗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艺术经验，提出以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区别品格之高下。在评论过程中，他还使用神秀声律、声调格律、兴象声律等词，虽未做具体之阐释，但其用意，似亦在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之辨析。所谓审音，其实就是审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就是体貌之审察。
《唐诗品汇》之选诗辨体，对后来的复古思潮与格调说有深刻之影响。
(1) 洪武元年五月，他与侍臣论创业之艰难，谓：“朕赖诸将帅之力扫荡祸乱，以成大业。今四海渐平，朕岂不欲休息以自娱，然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此，心中惕然。”（《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页572）
(2) 朱元璋《三教论》，《全明文》卷十，页1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 朱元璋《〈道德经〉序》，《全明文》卷十三，页188—189。
(4) 《明太祖宝训》卷二，页89。
(5) 他写有《鬼神有无论》，论鬼神之实有，见《全明文》卷十，页150。
(6) 朱元璋《释道论》，《全明文》卷十，页144。
(7) 谈迁《国榷》卷一，页282。
(8) 《明太祖宝训》卷一，页2—3。
(9)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七，页1410。
(10)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一，页2489。
(11)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页3035。此条《明太祖宝训》卷一，记于洪武二十二年三月。
(12)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页1165—1166。又如，洪武九年五月，他对侍臣说：“澹泊可以养心，俭素可以养德；纵欲败度，奢侈移性。故奇伎哇淫，游幸畋猎，皆役心损德之具。是以高台深池，庸主攸亡；卑宫陋室，圣主所兴。”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页1767。
(13)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二，页2635。
(14) 朱元璋《拟问心》，《全明文》卷十四，页242。
(15)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五，页1076。
(16)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页1337。
(17)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一，页1462—1464。
(18)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页3529—3530。
(19) 关于此事，记载不一。《明史》卷二十六《礼志》四“至圣先师孔子庙记”条称：“（洪武）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这是说，罢祀在洪武五年，复祀在洪武六年。容肇祖先生《明太祖的〈孟子节文〉》一文，据明人李之藻的《頖宫礼乐疏》，认为罢孟子配享应在洪武三年。《頖宫礼乐疏》卷二：“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黜孟子祀。逾年，又奉圣旨：‘我听得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先圣之道，今后依还祭祀。’”这是说，洪武三年罢祀，四年复祀。李之藻万历二十六年进士，《頖宫礼乐疏》或作于万历年间，未知其此一记载之史料来源。谈迁《国榷》卷五洪武五年十二月条，据《南京太常寺志》、翰林院故牍，称：“命仍祀孟子。是年，国子监请释奠，命罢祀孟子。至是上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这是说，罢祀在洪武五年，复祀也在五年。此罢祀说与《明史·礼志》说同。谈迁《国榷》初稿于泰昌朝，而完成于天启六年。如果此说出自他所看到的“翰林院故牍”，那么可信度当更大。朱元璋要罢祀孟子，究竟在洪武三年还是五年，尚难论定。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据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称罢祀在洪武二年。查黄《志》卷四，并无二年罢祀之说，《志》卷四《钱唐传》称：“时修《孟子节文》并议其配享，（钱唐）尤切论之。”容肇祖先生以为定在三年较合理，然亦未有史料之确证。本文采五年说。罢祀说之起因，据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引《典故辑遗》称：“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也。’命复之。”据《明太祖实录》，文星见在洪武三年，是则罢祀当在洪武三年。然《典故辑遗》之记载存在是否有据之问题。该书不著撰人，有嘉靖三十二年序，当为嘉靖间之作。四库馆臣称其言多不经，或为传闻之辞。提及修《孟子节文》除《宁波府简要志》钱唐传之外，最早的似是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十七《孟子节文》条，但他没有提及朱元璋的话。接着是正德年间的祝允明。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五称：“祝允明曰：‘圣祖以孟子当战国之世，辞气或抑扬太过。今天下一统，学者不得其本意而概以见之言行，则学非所学，用非所用。命刘三吾删其过者为《孟子节文》，不以命题取士。”所引祝允明此段话，其实是刘三吾《孟子节文序》中文字。今存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一记此事，仅谓：“孟轲纵横者流，不可谓贤人。太祖高皇帝亦尝病之，命儒臣节其书以教人，序言所去者，士不业习，试不命题。”他在《怀星堂集》卷十一《贡举私议》中亦提及此事，谓：“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均未提及朱元璋在废祀孟子与修《节文》时所说的话。提及朱元璋在废祀孟子时所说的话的，是《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钱唐传》：“帝尝览《孟子》，至‘土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五钱唐传、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十五所引同此。罢祀之后又复祀，到洪武二十七年修《节文》前后相隔二十余年，可以说明朱元璋对于孟子反感之深。而此种之反感，要在孟子的许多思想，对于他的强化王权大有妨碍。因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而罢祀孟子，是可信的。
(20) 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据明初刻本缩印，经部第一册，页955—956，书目文献出版社。
(21) 刘三吾在《序》中称删去85章，今人秦燕《〈孟子节文〉与朱元璋的专制思想》（《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6期）一文，称删去者实88章。杨海文《〈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称删去者实89章。关桐《从明初的〈孟子节文〉看孟子思想》（收入氏著《古代社会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称，删去者共107章。我据朱熹《孟子集注》与《孟子节文》逐一认真对照，删去者实91章。所删章数之不同统计，可能缘于所据不同注本所致。
(22) 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五，《钱牧斋全集》第三册《初学集》卷一百五，页2145—2146。
(23)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页2301—2302。
(24) 依次《全明文》卷二十九，页621；卷三十，页622；卷三十，页676；卷三十一，页728。
(25)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一十四，页3158、3159。
(26) 《国榷》卷九，页724。
(27)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一，页2736。《国榷》卷八，页670。
(28)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一，页2731。
(29) 《谕翰林修撰刘泰》，《全明文》卷七，页82。
(30) 《召兴化府儒学教授吴源敕》，《全明文》卷二十三，页444；《召儒士王本等敕》，《全明文》卷二十三，页444。
(31) 《召儒士李延龄李干敕》、《召儒士杨良卿王成季敕》、《召儒士石器等制》、《召儒士吕慎明敕》、《召儒士刘仲海敕》、《召儒士邹鲁狂敕》、《召儒士宋季子敕》，均见《全明文》卷二十三，页445—447。
(32) 《全明文》卷二十三，页463。
(33)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
(34)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页2330。
(35) 秀才李原明、詹徽等为都察院监察都御史，吴荃等五人为试监察御史，木通甫等三人为监察御史，杨振宗等二人为国子监助教。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九。
(36)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一，页1185。
(37) 宋濂《恭题御和诗后》，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銮坡后集》卷九，页753，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8) 宋濂《恭跋御赐诗后》，《宋濂全集·翰苑别集》卷四，页1021。
(39) 宋濂《宋濂全集·翰苑续集》卷八，页926。
(40) 宋濂《宋濂全集·芝园续集》卷五，页1553。
(41) 《赐应奉陈溥归闽中》、《钟山赓吴沉韵》、《又赓戴安韵》、《又赓答禄与权韵》、《赓僧韵》、《赓僧锡杖歌》、《长江潦水诗赓吴宗伯韵》、《新春赓王釐韵》、《又赓刘仲质韵》、《又赓周衡韵》、《赐都督佥事杨文广征南》、《雨坠应落花赓徐瑛韵》、《又赓吴喆韵》、《又赓马从韵》、《又赓宋璲韵》、《又赓朱孟辨韵》、《又赓桂慎韵》、《又赓刘仲质韵》、《雨后晴云赓马懿韵》、《又赓易毅韵》、《又赓卢均泰韵》、《秋日钟山赓裴植韵》、《雪诗赓韩文辉韵》、《又赓李睿韵》、《又赓曹文寿韵》、《又赓张翼韵》、《又赓马懿韵》、《又赓吴沉韵》、《钟山僧寺赓单仲右韵》、《赓玘太朴韵》、《示僧谦牧》、《不惹庵示僧》、《赠刘伯温》。
(42) 《全明诗》卷十三，页195。
(43)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十二，页741，“明初文人多不仕”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
(44) 陆容《菽园杂记》卷二，《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45) 《国榷》卷四，页431。
(46) 《国榷》卷四，页422。
(47)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卷一百三十九《李仕鲁传》。
(48)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杨靖传》。
(49)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严德珉传》。
(50)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陶凯传》。
(51) 《明史》卷一百四十《魏观传》，卷二百八十五《王彝传》、《高启传》。关于魏观、王彝、高启等被杀之原因，研究者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魏观之扩建府治，只是朱元璋借故诛杀士人之一口实而已。
(52)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徐贲传》。
(53)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十二，页740，“明初文字之祸”条。有学者提出儒学教官以上章表诖误文字而获罪之说极为可疑，然亦无旁证可证其误记。
(54) 瞿佑《归田诗话》卷下“观灯句”条：“洪武间……鲁珍后为官陕西，被罪，退居独山村中，不复入城……然竟以《题松石轩诗卷》被累，死狱中。”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55) 《全明文》卷十八，页341。
(56)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二。
(57)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条引《殿阁词林记》：“圣祖时，凡观经史中有句读字义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质之……洪武末，侍讲方希直有诗云：‘风暖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即其事也。”中华书局1981年版。
(58) 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文章，当然不一定都是他所亲作。他的一些制、诰、敕文，为侍臣所执笔。《玉堂丛语》卷一“文学”条引《东皋杂记》：“翰林朱学士允升，歙县人，国初名儒也，一时制诰多出其手。如于李韩公则曰：‘汉廷命相，萧何在曹参之前；唐室记功，玄龄居李靖之上。’于徐魏公则曰：‘翳自起兵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兹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于常鄂公则曰：‘冯异功比下于邓禹，潘美义无忝于曹彬。’于诚意伯刘公则曰：‘学贯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其实。”此处所说赐徐达诰，即《赐徐达进信国公诰》（《全明文》卷二十五）；所说赐刘基诰，即《授刘基御史中丞诰》（《全明文》卷三十四）。可证今存朱元璋文集中之一部分，皆出侍臣之手。又，《玉堂丛语》卷一“文学”引《剪胜旧闻》称，朱元璋亲草封十王册文，急召唐之淳至殿前为其润饰。他曾说过，《阅江楼记》与《皇陵碑》臣下先作，他不满意，才自己动手的。然今存朱元璋诗文，何者为其亲自执笔，何者为臣下代作，难以一一判定。大体说来，较近口语者当为其所亲作。如《大诰》四编，用口语；在一定场合联句诗与赓和诗，他人代做的可能性也不大。即使为臣下所执笔，表述的也应视之为他的思想。
(59)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页810—811。
(60)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七，页1258。
(61)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五，页1512—1513。
(62)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一十，页1829—1830；《全明文》卷十三，页193；《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国榷》卷六，页545。
(63)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九，页2354。
(64)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六，页3576—3577。
(65) 《明太祖宝训》卷二，页141。
(66) 《明太祖宝训》卷四，页271。
(67)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二，页2521。
(68)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五，页1079。
(69)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页1440。
(70) 《全明文》卷十一，页165。
(71) 《全明文》卷七，页93。
(72) 杨基，字孟载，吴县人，生卒年不详，与徐贲、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王行、王彝、僧道行为高启北郭十友（《高太史大全集》卷三《春日怀十友》），以曾为张士诚参军饶介客，朱元璋平吴，杨基被安置临濠。洪武二年放归。旋被征召赴京，起为荥阳知县，谪居钟离（《梦绿轩·序》）。洪武五年，被荐为江西行省幕官，因事下狱，出狱后寓居句曲（《千叶桃花·序》、《壬子清明看花有感·序》、《出台狱复还洪都》、《句曲闲居春暮·序》）。洪武六年，起官奉使湖广（《明史》卷二百八十五《高启传》附本传、《洪武癸丑腊月十一日夜抵武昌，是夜风雪交作，向晓雪深二尺，因登楼赋此》）。召还，授兵部员外郎（本传、《重到京》、《省垣对雨》二首、《奉先殿早朝》二首、《新正试笔》、《新春左掖简方员外》）。迁山西按察副使，进按察使（本传、《水云居为刘文丙赋，时予有山西按察司副使之命，故末语及之》、《太原春日郊行》、《春日山西寄王允原知司》），被谗夺官，谪输作，死于工所。
(73) 《眉庵集》卷八。
(74) 《眉庵集》卷八。
(75) 《眉庵集》卷八。
(76) 都穆《南濠诗话》称：“孟载诗律尤精。”“杨孟载诗律精切，其追次李义山《无题》五首，词意具到，真义山之勍敌也。”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一册，页510、525，齐鲁书社2005年版。
(77)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全明诗话》第三册，页1940。
(7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页66，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79) 《全明文》卷十三，页193。
(80) 《全明文》卷十四，页251。
(81) 如《钦和御制思亲怀古律诗》二首、《钦和御制大将征回朔漠空虚》二首、《钦和御制江东桥诗》、《钦和御制山居诗赐灵谷寺住持》，僧宗泐《全室外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2) 《全室外集》卷六。
(83) 《刘基集》卷二十三，页485，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84) 《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明诗》卷六十九。魏观，初名己孙，字杞山，蒲圻人。朱元璋下武昌，聘授国子助教。吴元年，入为起居注，奉命求贤四方。洪武初，入侍太子，为讲书，并授诸王经。三年正月升太常卿；七月转翰林侍读学士；十二月，拜国子祭酒。四年坐祭礼迟滞，贬龙南知县，未至召还，为礼部主事。五年三月，为苏州知府，七年，被诬陷，与高启等同被杀。（《明史》卷一百四十本传；《礼部志稿》卷五十七；《弇山堂别集》卷十、四十六、六十三；《殿阁词林记》卷四、二十一；《翰林记》卷五）魏观类似的诗还有《早朝奉天殿》、《大本堂》二首、《旧大本堂》、《大将军徐丞相平定中原，振旅还朝，上御龙江亭，命儒臣赋诗迎之。应制一首》等。
(85) 吴伯宗《荣进集》卷二。伯宗名佑，以字行，金谿人。洪武四年举进士第一，授礼部员外郎。八年，坐事谪凤阳。上疏论时政，为朱元璋所赏识，召还，奉使安南。还，改国子助教。十二年奉命进讲东宫。十三年，改翰林典籍。十四年迁太常寺丞，不拜；十五年除国子司业，复不拜，忤旨，贬陕西金县教谕，未至，召还，除翰林检讨。未几，拜武英殿大学士。十六年冬，因时任三河县令之弟荐举不实，受累，复降检讨。十七年卒。（《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一，页2518；《明史》卷一百三十七本传；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一）
(86) 《荣进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7) 《入京五首》之一，《荣进集》卷三。
(88) 《入京五首》之二，《荣进集》卷三。
(89) 《荣进集》卷三。
(90) 《四库全书总目·荣进集》提要。
(91) 《独醉亭集》卷中。史谨，字公谨，号吴门野樵，昆山人。洪武初因事谪云南。后因荐为应天府推官；左迁湘阴县丞，罢归，寓居金陵以终。有《独醉亭集》三卷。（《苏州志》卷五十六；朱谋垔《画史汇要》卷四）
(92) 《中丞集》卷下。练子宁，名安，以字行，号松月居士，新淦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二十八年，为工部右侍郎；建文元年，副都御史，二年，吏部左侍郎。四年死于靖难。
(93) 童冀《尚
斋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童冀，字中州，金华人。洪武九年被征入京，入书馆。旋授永州府教授（参见《明诗综》卷八；《尚斋集》卷三《丙辰立春日留钱塘》、《江上雨晴晓望》、《永庠三子字说》、《寄永庠士友》）。洪武十二年复被召入京（参见《丁巳晦日立春》、《戊午生旦次丁巳生旦诗韵》、《承召入京朝退偶成》），后授湖州府教授（有《霅川集》）。洪武二十二年，改授北平教授（参见《发龙江己巳十月》、《庚午立春日偶成》、《庚午贡院述怀》、《中秋述怀》）。后卒于北平。
(94) 《鸣盛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5) 《鸣盛集》卷四。
(96) 《〈汪右丞诗集〉序》，《宋濂全集·銮坡前集》卷七，页481。
(97) 《宋濂全集》卷五，页650。
(98) 练子宁《中丞集》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9) 王彝《王常宗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彝，字常宗，自号妫蜼子，蜀人，居吴。洪武三年重开史局，续修元史，王彝以布衣被征召为纂修官。书成，赐还；又荐入翰林，以母老乞归养，筑归养堂于苏州。洪武七年，牵连入魏观案，与高启同时被杀。（参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五赵壎传附彝传；娄坚《学古绪言》卷四《王常宗先生小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二《王彝传》）
(100) 钱宰《临安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钱宰，字子予，会稽人。洪武二年八月，征修礼乐书，寻以病还。六年，授国子监助教；十年三月，以老告归，许之，特授文林郎、国子博士致仕。二十三年，召为会试考官。二十七年，奉召与刘三吾等修《书传会选》，书成归里。年九十六乃卒。（参见《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页875；《明史》卷一百三十七赵俶传附宰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三《钱宰传》）
(101) 他又号龙门子、仙华生、元贞子、南山樵者等。原为金华潜溪人，后移居浦江。少曾师事闻人梦吉，后又师事著名理学家吴莱、柳贯与黄溍，受到金华学派思想的深刻影响。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兵下婺州，置中书分省。十九年正月，聘宋濂为婺州郡学五经师，时已五十岁。至正二十年，与刘基、章溢、叶琛同被征至建康，甚受朱元璋之礼遇，授江南等处儒学提举。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即吴王位，以宋濂为起居注。二十六年回潜溪养病服父丧。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宋濂被召还，为《元史》总裁。六月，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八月《元史》成。三年，续修《元史》，宋濂仍为总裁，七月书成。坐失朝，降编修。十二月，迁奉议大夫、国子司业。四年八月，以考孔子祭礼不即上，贬安远知县。五年二月，召还为礼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赞善大夫。六年七月，升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仍兼赞善大夫。八月，奉旨修《大明日历》。九年六月，特授翰林学士承旨。十一月，以老致仕。十年二月，辞行；六月，归浦江。十三年正月，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被杀。宋濂受连坐，举家谪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病卒（一说自杀）。
(102) 《〈讷斋集〉序》，《宋濂全集·黄誉刻辑补》卷四，页2031。
(103) 《文原》，《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五，页1403—1404。
(104) 《文心雕龙》卷一《原道》在论述日月山川之文以后，说：“人文之原，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由天文而及人文，而及圣人之文。
(105) 《宋濂全集·銮坡前集》卷八，页494。
(106) 如刘勰《原道》所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107) 宋濂《徐教授文集序》，《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一，页1351。
(108) 《宋濂全集·朝京稿》卷二，页1674。
(109) 《宋濂全集·芝园续集》卷六，页1568。
(110) 《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五，页1406。
(111) 《宋濂全集·朝京稿》卷二，页1670—1671。
(112) 《〈华夷仲文集〉序》，《宋濂全集·翰苑别集》卷四，页1028。
(113) 王祎《文训》，《王忠文集》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4) 王祎《朱元会文集序》，《王忠文集》卷五。
(115) 《宋濂全集·郑济刻辑本》，页1909。
(116) 《曾助教文集序》，《宋濂全集·芝园前集》卷一，页1167。
(117) 《徐教授文集序》，《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一，页1351—1352。
(118) 《徐教授文集序》，《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一，页1351。
(119) 《题许先生古诗后》，《宋濂全集·黄誉刻辑补》，页2086。宋濂在文中还提到陈众仲与他论诗，众仲言及世间论诗者有儒者、诗人之分。
(120) 《题金德原和王子充诗后》，《宋濂全集·黄誉刻辑补》，页2087。
(121) 《吕氏孝感诗序》，《宋濂全集·芝园续集》卷七，页1584。
(122) 《六经论》，《宋濂全集·潜溪前集》卷六，页72。
(123) 《松风阁记》，《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一，页1354。
(124) 《宋濂全集·翰苑续集》卷一，页786。
(125) 《宋濂全集·芝园续集》卷七，页1585—1586。
(126) 《宋濂全集·芝园续集》卷六，页1569。
(127) 《宋濂全集·朝京稿》卷四，页1721。
(128) 《林伯恭诗集序》，《宋濂全集·翰苑别集》卷三，页1008。
(129) 上引均见《文原》，《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五，页1404—1405。
(130) 《秋夜与子充论文，退而赋诗一首，因简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宋濂全集·胡刻辑补》，页2210。
(131) 《宋濂全集·黄誉刻辑补》，页2026。
(132) 《宋濂全集·銮波前集》卷七，页490。
(133) 《文原》，《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五，页1406。
(134)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七，页1554。
(135)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三，页2525。
(136) 《答章秀才论诗书》，《宋濂全集·潜溪后集》卷四，页209。
(137) 《宋濂全集·銮坡后集》卷六，页693。
(138) 《〈苏平仲文集〉序》，《宋濂全集·芝园续集》卷六，页1576。
(139) 《〈南征录〉序》，《宋濂全集·銮坡前集》卷六，页467。
(140) 《〈田氏哀慕诗集〉引》，《宋濂全集·銮坡前集》卷八，页498。
(141) 《书刘生铙歌后》，《宋濂全集·芝园续集》卷五，页1554—1555。
(142) 《题李易安所书〈琵琶行〉后》，《宋濂全集·芝园续集》卷十，页1623。
(143) 现存他六岁写的一首诗《题山水隐者》：“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
(144) 《释统》下，《逊志斋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5) 明·卢演、翁明英编《方正学先生年谱》，《明代名人年谱》第一册，页258，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146) 《与王修德》八首之四，《逊志斋集》卷九。
(147) 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页1，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8) 《谢太史公书》，《逊志斋集》卷九。
(149) 《宗仪》九首之六《务学》，《逊志斋集》卷一。
(150) 《与郑叔度》八首之二，《逊志斋集》卷十。
(151) 《与苏先生》二首之一，《逊志斋集》卷九。
(152) 《答林公辅》，《逊志斋集》卷九。
(153) 《与郑叔度》八首之二，《逊志斋集》卷十。
(154) 《逊志斋集》卷十一。
(155) 《逊志斋集》卷十二。
(156) 《张彦辉文集序》，《逊志斋集》卷十二。
(157) 《答王秀才》，《逊志斋集》卷十一。
(158) 《逊志斋集》卷十二。
(159) 《与郑叔度》八首之二，《逊志斋集》卷十。
(160) 《时习斋诗集序》，《逊志斋集》卷十二。
(161) 《逊志斋集》卷十二。
(162) 《答张廷壁》，《逊志斋集》卷十一。
(163) 《读朱子〈感兴诗〉》，《逊志斋集》卷四。
(164) 《谈诗》五首，《逊志斋集》卷二十四。
(165) 《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集释》卷七下，页733。
(166) 《逊志斋集》卷一。
(167) 《逊志斋集》卷十四。
(168) 《逊志斋集》卷十二。
(169) 《逊志斋集》卷十九。
(170) 《赠郭士渊序》，《逊志斋集》卷十四。
(171) 《逊志斋集》卷十九。
(172) 在《答王秀才》中，他说他曾经想编一部文集，“取文之关乎道德政教者为书，谓之《文统》，使学者喜焉。……庶几人人得见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于佹常可喜之论，祛千载之积蠹，为六经之羽翼，作仁义之气，摈浮华之习，以自进于圣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远且大者”。他之要求于气的，就是这仁义之气。
(173) 《答钱罗二秀才》，《逊志斋集》卷十。
(174) 《与郑叔度》八首之三，《逊志斋集》卷十。
(175) 《答王仲搢》五首之二，《逊志斋集》卷十。
(176) 刘廌，字士瑞，青田人。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袭封诚意伯；明年，坐事贬秩归里；洪武三十年，坐事戍甘肃，越三月，赦还；卒于永乐中。有《盘谷集》十卷，《盘谷倡和集》二卷。
(177) 刘廌《盘谷集》卷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1册页81，书目文献出版社版。
(178) 《盘谷集》卷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1册页79。
(179) 《诗薮》续编卷一，页342，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180) 《跋东皋唱和卷》，《半轩集》卷八。王行，字止仲，长洲人，生于元至顺二年（1331），因曾被蓝玉聘为家塾师以课子，牵连进蓝玉案，于洪武二十八年被杀，享年六十五。
(181) 顾瑛在一次宴集中说：“今而丧乱未平，今日之集，又焉知明日为何如也！愿诸君各尽欢。”（《玉山逸稿》卷四附录于立《金粟冢中秋日燕集后序》）顾瑛此语可为此一种心态之说明。
(182) 陈谟（1297—1388），字一德，号心吾，江西泰和人。元时曾试于有司，不遇，即弃去。至正十二年乱起，避难四方。至正二十六年旅居韶州。洪武元年因荐入京，引疾归家。洪武三年，曾典广东乡试。又曾主泰和清节书院；卒于洪武二十一年，享年九十二。有《海桑集》。
(183) 陈谟《真率论》，《海桑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4) 《缙云应仲张西溪诗集序》，《海桑集》卷六。
(185) 《鲍参军集序》，《海桑集》卷五。
(186) 《书刘子卿诗稿》，《海桑集》卷九。
(187) 《书王伯允诗稿》，《海桑集》卷九。
(188) 参见《郭生诗序》，《海桑集》卷六。
(189) 凌云翰（1323—1388），字彦翀，号柘轩，钱塘人。元至正十九年举乡试，授绍兴路兰亭书院山长，不赴。洪武十四年以荐举，召授四川成都教授，坐贡举乏人，谪南荒。洪武二十一年卒。
(190) 凌云翰《柘轩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1) 《贾岛推敲图》，《柘轩集》卷一。
(192) 《柘轩集》卷二。
(193) 《柘轩集》卷一。
(194) 均见《柘轩集》卷一。
(195) 《柘轩集》卷二。
(196) 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杜甫《醉时歌》：“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马致远《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197) 《半轩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 《半轩集》卷六。
(199) 《半轩集》卷二。
(200) 可参见其《庄生说》、《杂说四则》等文，《半轩集》卷七。
(201) 赵
谦（1351—1395），原名古则，更名谦，余姚人。幼孤贫，寄食山寺，与学佛者同学；长游四方。他长于音韵之学，洪武初，预修《洪武正韵》，因议论不协，出为中都国子监典簿；被谗，罢归（见其《鸠山读书处后记》），筑考古台，隐居著书。后因荐为琼山教谕，洪武二十八年卒于官。
谦著述甚丰。焦竑《焦氏笔乘》称其著书三百余卷，而行世者惟《六书本义》、《学范六篇》。今存《六书本义》及《赵考古文集》二卷。
(202) 《赵考古文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3) 《赵考古文集》卷一。
(204) 《赵考古文集》卷一。
(205) 《赵考古文集》卷一。
(206) 王达（1343—1407），字达善，晚号耐轩，又号天游道者。无锡人。曾教授乡校，改大同府学训导。永乐初，以荐入为国子助教。以姚广孝荐，入翰林，预修《永乐大典》，为总裁之一。永乐三年与四年，两主贡举。永乐五年六月卒于官，享年六十五。
(207) 《著存堂诗序》，《翰林学士耐轩王先生天游杂稿》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08) 《翰林学士耐轩王先生天游杂稿》卷九。
(209) 《翰林学士耐轩王先生天游杂稿》卷六。
(210) 参见其《跋画后》、《戏题庄周书后》、《杂说》等文，《翰林学士耐轩王先生天游杂稿》卷六、卷八。
(211) 《锦峰诗集序》，《翰林学士耐轩王先生天游杂稿》卷五。
(212) 林右，字公辅，临海人。洪武中官中书舍人；奉玺书行边有功，进春坊大学士，命辅导皇太孙。后因事谪中都教授，挂冠归里。永乐六年因不愿入仕，被杀。
(213) 《静学斋文集序》，《天台林公辅先生文集》；四库存目丛书本。
(214) 《天台林公辅先生文集》。
(215) 《天台林公辅先生文集》。
(216) 《全室文集序》，《天台林公辅先生文集》。
(217) 《全室文集序》，《天台林公辅先生文集》。
(218) 许恕，字如心，江阴人，元至正中曾荐授澄江书院山长，因乱弃去，隐于海上，卒于洪武七年（1374），有《北郭集》六卷，补遗一卷。
(219) 《北郭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0) 《北郭集》卷六。
(221) 《送陈子高兵后马沙复业》，《北郭集》卷六。此诗作于洪武三年。
(222) 《北郭集》卷首。
(223) 参见李剑国《古稗斗筲录》页363—376，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4) 柯潜《归田诗话序》，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页1233，中华书局1983年版。
(225) 乔光辉校注《瞿佑全集校注》页854，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26) 《瞿佑全集校注》页220。
(227) 《金凤钗记》、《联芳楼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渭塘奇遇记》、《爱卿传》、《翠翠传》、《绿衣人传》；附录《秋香亭记》、《寄梅记》。
(228) 此一点已为多数研究者所指出。
(229) 瞿佑《一剪梅·舟次渭塘书所见》，《全明词》第一册，页167，中华书局2004年版。
(230) 瞿佑《南乡子·嘉兴客馆听陶氏歌》，《全明词》第一册，页167。
(231) 钱谦益《列朝诗集》第一册，页370，中华书局2007年版。
(232) 贝琼《乾坤清气集序》，《清江贝先生集》卷一，四部丛刊景印明初刻本。
(233) 《唐宋六家文衡序》，《清江贝先生集》卷二十八。
(234) 《陇上白云诗稿序》，《清江贝先生集》卷二十九《中都集》。
(235) 高棅《唐诗品汇·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6) 林鸿《寄蔡殷》，《鸣盛集》卷二。
(237) 《熊太古诗集序》，《林登州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8) 李昱字宗表，号草阁，钱塘人，元末避兵金华。与杨维祯、魏观等有诗文往来。洪武中以荐补国子监助教。未几，以病免，卜筑永康，开馆授徒。
(239) 《屏诗神文》，《草阁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0) 《草阁诗集》卷一。
(241) “齿牙半脱落，头发尽已霜。况兼左耳聋，两目俱茫茫。”脱胎于杜甫《复阴》“牙齿半落左耳聋”。“藜藿供我餐”，脱胎于杜甫《甘林》“试问甘藜藿”。“扶病送出门，东风为凄凉。吞声竟呜咽，气尽语不长”之意象，与杜甫《醉歌行》“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泣零”有某些联系。而“所怜三小孙，路远不得将”则来自宋人宋祁《示儿子》“最怜小儿女，路远不得将”。李昱对古诗极熟悉，故运用起来可以说得心应手，随口而出。这也是拟古者必备之一条件。
(242)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鸣盛集》提要。
(243) 张适（1330—1394），字子宜，长洲人。元末隐居不仕。洪武二年以宋濂荐，预修元史，授水部郎中。洪武三年以病免。洪武十八年复以明经荐，十九年授广西布政司理问所提控案牍。在广西两年，调滇池鱼课司大使，考满，改宣课司大使，二十七年卒于官。
(244) 王恭，字安中，号皆山樵者，闽县人；隐居七岩山。年六十余，于永乐四年荐起，预修《永乐大典》，成，授翰林典籍。不久归田。
(245) 《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一。
(246) 王恭《草泽狂歌》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7) 王维撰，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
(248) 张羽《静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9) 均见《王常宗集》卷四。
(250) 《文妖》，《王常宗集》卷三。
(251) 徐一夔《始丰稿》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2) 《始丰稿》卷五。
(253)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颂赞》，页156—1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254) 《文心雕龙·哀吊》。
(255) 他在此文中说，仁和县吴姓县令卒于官，因其有功于民，“故其殁也，人皆思慕之，而哀颂之所由作欤！”
(256) 《始丰稿》卷八。
(257) 《文心雕龙·书记》。
(258) 《文心雕龙·书记》：“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
(259) 《陈氏文乘序》，《始丰稿》卷十一。
(260) 《唐诗品汇·凡例》。
(261) 《唐诗品汇·叙目·五言古诗·正变》。
(262) 《唐诗品汇·凡例》。
(263)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诗体，称：“以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在盛唐与晚唐之间，介有大历体与元和体，大历体指大历十才子；元和体指元、白诸人。此两群体，显然不能代表中唐诗歌之全貌。《诗体》以时论诗，体例并不统一，如论唐前诗，既称有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又称有南北朝体，时段重叠，概念并不明晰。成书于元至正四年的《唐音》，则分为初盛唐诗，中唐诗，晚唐诗三段，对各体唐诗又分始音、正音、遗响。此三部分与三时段并不吻合。始音只收初唐四杰。主要部分是正音。正音所收，五古起自陈子昂，终于柳宗元；七古起自王维，终于柳宗元；五律起自陈子昂，止于张籍；五排起于沈云卿，止于李贺；七律起于苏颋，止于李商隐；五绝起于宋之问，止于张籍；七绝起于贺知章，止于李商隐。遗响则起自王绩，至终唐之世。从中可看出，他对于时段的划分并无真确之断限。王行《唐律诗选序》仅就律诗言，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明确提出四唐说。而且提出“有盛唐人而语偶近乎晚唐者，晚唐人而语有似乎盛唐者”。认识到诗歌时段之体貌与个人之体貌存在复杂之交叉现象。但由于此一选本我们今日无法见到，他的四唐说之具体划分及其划分之理由已不得而知。
(264) 这几句仿自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高棅把标格渐高从贞观末推迟五十余年至神龙以还，而把颇通远调自景云中提前五年至神龙。高、殷二人把此一时段看作渐近盛唐，则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