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的研究范围，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上起建安，下迄隋朝建立前夕，共三百八十余年。探讨这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它各个发展段落的特点，它在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种种理论问题，了解它史的发展面貌，当然，也评论它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一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非常不幸的时期。它从那个产生了慷慨悲凉不朽诗歌的建安开始。这开始就弥漫在战火、饥荒和疫疠之中。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统一了全国，但不久八王乱起，继之永嘉南渡，统一的局面只维持了不到三十年，又开始了不断的征战和割据。在北方先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的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后来是后魏（公元534年又分裂为东西魏）、北齐、周。在南方，是东晋、宋、齐、梁、陈。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这种更迭与割据，当然给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自从东汉末年儒学一尊的地位动摇，经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繁琐注疏到义理化的改造之后，各种思想便也纷纷出现。玄风虽然消磨了一代士人的意志，使他们从他们前辈的军旅情怀摆脱出来，进入谈座，但玄学却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令人神往的辉煌。它把理论思维水平极大地推进了，深远地影响着思想史的发展进程。这是一个出思想家的时代。读这个时期的思想史料，你会惊叹像王弼这样一位只活了二十四年，从人世间匆匆走过的青年，何以会有那样不可思议的严密的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能力，何以会有那样深奥的理论创造。佛学也在这时得到极大的发展，它是那样自然、那样从容地融入中国的思想发展之流中，参与了理论的创造。这时的一些佛学大师，如道安、慧远等人，在思想史上可以毫无愧色地占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这也是一个艺术得到了高度繁荣的时期。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艺术成为我们国家的无价之宝，直至今天，也仍然是一座不易超越的高峰。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不朽的书法家。仅王氏一门，自王览以迄于王籍，著名书法家就有十二人。可以说，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家族，留下了如此多的书法名家。绘画、特别是人物画这时也得到迅速发展，绘画理论的成就，可谓空前。谢赫的六法论影响着我国绘画的发展历一千五百年而不衰，例如，“气韵生动”，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画家们遵奉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
文学的成就同样的惊人。我国的纯粹的美文学骈体文，就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代表着我国诗歌体式的基本特征的格律诗，就是在这时构拟了它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期为我国诗歌发展设计了一个大致的模式。也是在这个时期，文学的各种表现手段、各种表现技巧纷纷出现，可谓斑驳缤纷。审视历史，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对此一时期的一些作者推崇备至，景仰不已，李白之于谢朓，杜甫之于何逊、阴铿，苏轼之于陶渊明，王夫之之于鲍照都如此。他们必定有他们推崇与景仰的理由。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对此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趋势持否定的态度。最早持此种否定态度的，似是隋人李谔。他给隋文帝上书，说：“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辞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隋书·李谔传》引）他是从建安到齐梁一概否定了。这种观点，后来有了发展，论定齐梁为淫靡文风之渊薮。近数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曾经继承了这种观点，不过换了一种说法，称之为“形式主义”。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八十余年文学思想发展的背景，一个丰富多样、处于巨大转变中、因之也就让人议论纷纷的背景。如何来认识这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它的真实的面貌究竟是什么？应该给以怎样的估价？既涉及考察问题的角度，也涉及价值标准。而最终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总体判断。
二
我想在考察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发展时，努力遵循这样几条原则：
一是努力描述出文学思想发展的真实面貌。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历史的还原上，所谓历史的还原，就是弄清一种文学思想从萌生到发展的种种表现形态，弄清它产生和发展的前因后果。在这样的时候，我特别注意文学思想在创作实践中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理论批评十分发达的时期，但是如果离开当时的创作实际，不惟无法了解其时文学思想发展的真实面貌，即使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很难作出符合于历史真实的解释。如果我们站得远一些，俯视这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发展的全貌，那我们就会发现，它的主体，是由创作反映出来的，理论形态只不过是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文学观念的升华而已，虽然它往往更明确也更深刻。在历史还原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士人心态的变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变化，当然和社会环境有种种之关系，如政局、社会思潮、学术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等等。但是，我以为，这些都不是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是士人心态。政局、社会思潮等等，是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思想发生作用的，士人心态是中间环节。考察士人心态的变化，可以对文学思想演变的种种现象作出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当然，在历史还原的过程中，认真对待史料的甄别和解释，是不言自明的事。
二是努力寻找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各个段落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只有放到主要发展线索上，作总体的考察，才有可能了解它的真实含义，才有可能对它作出较为确切的判断。对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倾向的种种非议，究其原因，除了价值准则的因素之外，就在于对文学思想的发展主线缺乏了解。某一种文学思想倾向，如果孤立地看，它可能是不好的；但如果把它看作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便可能是积极的、好的。对于这时期文学思想发展主线的把握，当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时期之内，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它之前和它之后，考虑整个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从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看，这三百八十余年，也不过是它的一个环节而已。离开了整个史的发展脉络，同样不易对这个环节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三是在考察这三百八十余年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时，我更多的是从文学自身着眼。对于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认识与评价，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视角与标准。从不同的视角与标准出发，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我更重视文学的艺术特质，因之在描述文学思想发展的风貌时，也就更多地从这个方面着眼，尽量地不去涉及或少涉及非文学的东西，力图在清理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时，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
这样三个基本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是否已经做到，很难说；能说的是已经尽力了而已。
三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是沿着重文学的艺术特质展开的，重抒情，重形式的美的探讨，重表现手段、表现方法。似存在着一种把文学与非文学分离开来的发展趋势。
两汉文论主要倾向是重功利的，儒家思想起着决定的作用，大抵从政教之角度着眼，多主讽谏，崇实录，尚雅正；而较少从文学自身之特点着想。我以为，两汉论文，实兼及学术，司马迁、班固、扬雄以至王充、郑玄，莫不皆然。独立的文学思想潮流似未形成。我想把汉人的诗、文观念称为前文学思想。
这种情形，汉末有了明显的变化，强烈抒情的诗（如古诗十九首）、抒情小赋的出现，意味着文学的抒情特征、它的非功利的性质正在被逐渐发现，同时，当然也就意味着由前文学思想向着文学思想转变的缓慢的开始。
魏晋南北朝当然继承了两汉论文的功利说（不仅魏晋南北朝如此，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莫不如此），但这主要的是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里，而在创作实践上，功利说的影响却甚为微弱。在创作实践里，继承的主要是汉末开始出现的重抒发个人情怀的、非功利的倾向。自建安以迄陈朝的终结，其中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大趋势是由功利走向非功利，是重文学的艺术特质。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学不断发现自身特征的过程。
随着经学束缚的解除，正统观念的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有如士人意识到了独立人格的存在一般，文学亦不知不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立存在。
正始玄学把哲理引入文学，它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开始在文学中表现老、庄的人生境界。它其实是把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带到文学中来了。刘勰所说的“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是不确的，老、庄之人生境界进入文学，乃是山水进入文学的前奏。山水意识是建立在老、庄人生情趣之上的。正始哲思进入文学，从其特质说，是建安重感情、重个性、重欲望的思潮的理性发展，乃是文学思潮非功利方向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建安以情，正始以哲思，西晋文学思想发展的走向则在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没有激情的一代士人，创造了缺乏激情的华美的文学。而由于对文学的特质的逐步认识，也由于玄学培养了高度思辨的思维方法，才使对于创作过程的思维活动和艺术技巧的研究成为可能。这就是陆机《文赋》之所以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曹丕的气说的提出是重个性、重独立人格的思潮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开了文学重其自身特质的先声的话，那么《文赋》就是文学重自身特质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产物。
永嘉南渡之后，文学思想的发展分成了两个不同步的进程。南方继续沿着重文学的艺术特质的方向迅速发展，理论建树卓著；而北方却是缓慢的、多少带着复归的意味，而且几乎没有理论上的建树。南北文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步进程，深刻地说明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当然，也提出了南北文风交融、渗透的诸多问题。
江左初期，玄学和佛学的交融促使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哲理化的倾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偏安的生活环境、明瑟的江南山水，玄、佛信仰的人生境界等种种因素，形成了一种崇尚潇散明秀、高雅脱俗之美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在以后的士文化传统里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刘宋以后，高门世族逐渐退出权力中心。门第虽仍高华而权力已不再无可争议时，人生的种种感慨也就随之而来了。这或者是刘宋之初文学创作倾向又从玄思回归到抒情上来的动因。谢灵运首先表现了这一点，他是从山水题材开始的。后来这种山水情怀使中国士人对山水的美产生了如醉如痴的向往，不是以玄对山水，而是以情对山水了。抒情的倾向很快扩及整个文坛，至鲍照而完全消弭尽玄风的影响。
元嘉的主要成就是使文学复归于抒情，使它成为一种纯情的文学。永明以后，则从抒情进而发展到装饰与娱乐，文学成为宫廷的文化装饰与士人的娱乐需要。文学思想的核心于是转向艺术形式之探讨。至此，文学在它离开功利目的、发现和探讨自己的艺术特质的路上已经走得很远。它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积累了许多艺术经验，需要总结；提出了许多问题，需要反思。于是此时便出现了我国古代文论史上最光辉的创造，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命题。而它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刘勰与钟嵘。当然，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文学思想的多元发展。这种多元发展或者跟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程度与反思有关。
至于北朝的文学思想的倾向，则主要是重实用，尚真实，求朴野。它为以后南北的融合，为唐代文学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又一个方面的借鉴。
这个时期也是志怪小说的繁荣期，但从文学思想的角度考察，诚如鲁迅之所言，“亦非有意为小说”，与诗文所反映之文学之自觉并不同步，视之为小说之萌芽则可，考其文学思想则暧而不明。是故不拟专章论述，拟放到唐代小说观中一并叙说。
自总趋势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文学的艺术特质逐步被发现和发挥的过程。对于这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的种种形态的是非功过的评价，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历史事实。这个过程发展到文、笔问题的讨论，本来有可能出现一种纯文学的概念，但是后来夭折了。这夭折，有中国文化的极为深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