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　沛

曾祖父赵尔丰共生四子一女（女儿名瑛，终身未嫁，逝于上世纪30年代中。按照旗人的习惯，父亲呼之为“大爸爸”），除了小儿子（世磐）夭折外，其他三子一直都带在身边。大伯祖赵世愚（曾祖父的长子，字梅岑），大排行四，称四爷。二伯祖赵世基（字穗生，号介卿），大排行七，称七爷。祖父赵世泽最小，大排行九，称九爷，也就是后来启功先生的口述史里，经常提到的“赵九先生”。早年，赵尔震和赵尔巽都是膝下无子（赵尔巽晚年六十岁才得子），于是七伯祖赵世基就过继给了赵尔巽（因此，辛亥四川路政风波时，只有四伯祖和祖父在曾祖身边），而祖父则过继给了赵尔震，一子兼祧两房。后因赵尔震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去世，祖父赵世泽才又回到了曾祖父膝下。

祖父赵世泽，字叔彦，号拙存，别号小鸥波馆主人，又署听松阁主人，三十岁后以字行。他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当时的京师贵胄学堂。曾历经清末皇朝的倾覆、民国的肇始、北洋政府时期，以及抗日战争与内战的动荡岁月，一生坎坷。

1906年，祖父世泽和四伯祖世愚随曾祖父赵尔丰前往四川成都上任。1911年，由于四川路权风波，曾祖父殉难于成都。而祖父一行兄弟二人在危急时刻化装逃出了成都。至此，便开始了一段四处颠沛的生活。

祖父回到北京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1860-1930，字纯如，四川云阳人，辛亥后任江苏都督，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宣布江苏独立，祖父应召南下，往苏州做了程德全的幕僚（类似机要秘书，当时江苏巡抚驻节在苏州），负责程德全内外往来的各种公文草拟、电发等事务。至今我仍保存有祖父当时为程德全草拟的公务电文，如发给当时的安徽都督朱家宝、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给倪嗣冲、孙宝琦等人的电文原件。

祖父赵世泽在苏州跟随程德全期间，迎娶了苏州名门顾姓人家的女儿，即是祖父的元配夫人。同年，顾氏便因产褥热而去世，留下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名守儁，字思柔）。自顾氏去世以后，祖父后来续纳的继室都不曾扶正，皆是侧室的名分。

祖父在苏州一年多，后因程德全卸任，随后不久也离开了江苏。期间续纳了孙氏，生有一子，名守倞，不久孙氏也因病去世。当时，清王朝刚倾覆不久，许多清朝的旧臣遗老多在天津、青岛、大连、上海四地退隐寓居。因此，祖父赵世泽再次北上，前往青岛投奔曾伯祖赵尔巽。在青岛期间，祖父再次续纳了老祖母初氏。老祖母名初婉，字静瑜，山东诸城人。嫁给我祖父后，随了夫姓，称赵初婉。她因身体缘故（曾患子宫肌瘤，摘除了子宫），一生无出。不过，老祖母对我的父亲和我一直都非常好，视如己出。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都承她百般疼爱和呵护，所以我一直叫她“老奶奶”。而很多旧时的见闻和家族中的往事，也多是从小在她身边耳濡目染，才不至于到了我这一辈，“断”了这些过往的记闻。

我年少时常听老祖母说起他们在青岛的那一段日子。当时曾伯祖赵尔巽年逾七十，以清朝遗老自居，他常讲这样的几句话：“我是清朝人，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官，我修清朝史。”他此生最后的夙愿便是领修清史。

由于曾伯祖和袁世凯在清末来往较多，袁对他一直很尊重。以至于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仿照汉高祖时“商山四皓”的典故，封了个“嵩山四友”，俨然以帝王自居。“嵩山四友”的第一位便是曾伯祖赵尔巽，第二位是徐世昌，第三位是李经羲，第四位就是张謇。不过，这四个人谁都没有接受这个封号。

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批准了北洋政府国务院关于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的呈请，并聘请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当年9月正式成立。这也算了却赵尔巽此生最后一个夙愿。同年，袁世凯为了曾伯祖主持清史馆事务的便利，特地派了专列前往青岛，将他们接至北京，而进京的路线就是胶济铁路转京浦铁路。据彼时随行的老祖母说，他们坐的专列被称为“花车”——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老祖母晚年总是对这段往事津津乐道，我也常听不厌。所谓的“花车”，就是有豪华内饰的高级专列，也是当时北洋政府远程接送贵宾的最高礼遇。“花车”由三节车厢组成，有卧铺车厢、起居车厢和豪华餐车，所有的内部设施都是西洋款式，如红丝绒的沙发和座椅，挂着流苏的幔帐和窗帘，几乎与那时的西洋高等车厢无异。（蓝钢车组成的花车，是因临时需要组成的，而花车本身并不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