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佛教是宗教，不是科学。但佛教研究却是一门科学。现代佛教学（或简称佛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它还可以分为一般佛教学、佛教史、佛教哲学、佛家逻辑（因明）、佛教伦理、佛教文学研究、佛教艺术研究等许多分支，并且是比较宗教学、宗教现象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宗教科学的重要内容。这都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佛教在中国虽然流传久远，但把它当作一门科学的对象来研究还是近代的事。我们要把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一个门类的佛学与历史上的佛教研究区别开来，可以把后者叫做旧佛学。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阐扬佛教教义的论著，以及僧史、僧传、佛典目录、佛教类书、辞书之类的著作。它们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那主要是附属于佛教本身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是佛教信徒进行的。自隋、唐以来，中国的旧佛学又多从属于某一宗派的观点，这就更限制了它的客观性。把佛教作为社会科学对象来研究，是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下开始进行的，成绩卓著的有梁启超（1873—1929，论文集《佛学研究十八篇》等）、胡适（1891—1962，《论禅宗史的纲领》、《神会和尚遗集》的校勘等）、陈垣（1880—1971，《释氏遗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熊十力（1885—1968，《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等）、陈寅恪（1890—1969，收入《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二编中的论文）、汤用彤（1893—1964，《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等）、吕澂（1896—1989，《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等人。佛教界的杨文会居士（1837—1911，《杨仁山居士遗著》）、欧阳竟无居士（1871—1943，《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丁福保居士（1874—1952，编有《佛学大辞典》等）、韩清净居士（1884—1949，《唯识三十颂诠句》、《因明入正理论科释》等）、圆瑛法师（1878—1953，《楞严经讲义》、《一吼堂文集》等）、太虚法师（1890—1947，《太虚法师全书》）等人在继续旧佛学的研究上亦有所贡献。
近代欧洲学者通过对巴利文和梵文佛典的研究，在佛教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世纪初，法国学者尤金·鲍诺夫（Eugène Burnouf, 1801—1852，著《印度佛教史序说》）开创了研究印度佛教的新领域。接着，有德国学者弗里德利赫·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主编《东方圣书》五十一卷）、英国学者爱德华·考威尔（Edward Byles Cowell, 1826—1903，英译《佛所行赞》、《本生经》，校勘梵文原典《奥义书》等）、俄国学者伊万·米那耶夫（Ивaн Mинaeв，1840—1890，刊行巴利文原典《波罗提木叉》、《菩提行经》等）、英国学者李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 1843—1922，著有《巴利语佛经》、《印度佛教》等）、德国学者海曼·奥登堡（Hermann Oldenberg, 1852—1920，英译《波罗提木叉》，著有《佛陀》等）等人，他们都是卓越的语言学者，广泛利用巴利文或梵文文献，为揭示佛教本来面貌的科学研究开辟了道路，作出了巨大成绩。20世纪初，又有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校勘佛经原典并译为法文，编辑法文《法宝义林》）进行梵、藏佛典的比较研究，苏联学者谢尔巴茨柯伊（Φёдop Ипполитович Щербатской，1866—1942）校勘多种梵、藏文原典，结合认识论、逻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开创所谓“列宁格勒学派”。日本的佛教是中国传入的汉传佛教，依据的是汉文经典，它传入了中国的宗派佛教并创立一些新宗派。日本的旧佛学研究局限在宗派框子里。“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西方学术传入日本，学术界开始接受西方佛学，从而打破了依据汉文经典进行宗派研究的旧格局。这一事业的先驱者是与我国学者有交谊的南条文雄（1849—1927，著有《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等）；后来有高楠顺次郎（1866—1945，《大正新修大藏经》主编者之一，并主编《南传大藏经》），他们均曾从缪勒学梵文，为其门下高足。又有木村贤泰（1881—1930）曾从戴维斯研习印度哲学，特别是原始佛教；宇井伯寿（1882—1953）则是高楠顺次郎的弟子，亦曾留学德国，他们都对早期佛教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现仍健在的中村元是原始佛教研究方面成就突出的人物。另有一批佛教学者主要研究汉传佛教与汉译佛典。其中贡献巨大的有望月信亨（1869—1948），主要研究净土宗，并编有著名的《望月佛教大辞典》；常盘大定（1870—1945）、境野黄洋（1871—1933）、冢本善隆（1898—1980）等人进行中国佛教史研究，著述都相当丰富；小野玄妙（1883—1939）进行了有关佛教学术的多方面研究，编著有十二卷本《佛书解说大辞典》等。直到今天，日本仍有一批学有素养的佛教学者，有众多的佛教学府与佛教学研究机构，在世界佛教研究中的许多方面居领先地位，其成果值得借鉴。
另外，自19世纪末叶以来，印度次大陆与中亚考古成绩斐然，给佛教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早在1356年，在印度就发现了著名的阿育王石刻铭文，到1837年终于被首次解读。此后在印度、尼泊尔、阿富汗各地陆续有发现，为研究早期佛教的历史提供了信实可靠的实物资料。在南亚、中亚各地还发现了许多佛教史迹和梵文经典。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瑞典、英、德、法、日、美各国探险队和我国学者对我国西北和中亚进行了十几次考察，发现了许多石窟、壁画、雕刻和汉、藏文写卷及佛具等，以及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库车语、和阗语和阿尔泰语系的维吾尔语古写本。1899年我国敦煌莫高窟的发现更是中亚考古的伟大发现。有了这些材料，经过各国学者的广泛努力，佛教研究的许多方面又有所突破。
我国自1949年以来，在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配合之下，佛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受到过极“左”路线的干扰，仍有一批学者坚持进行认真的研究工作。这其中，已经卓有成就的老年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吕澂等继续有所建树；任继愈、石峻等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面，季羡林、金克木等在中印文化交流史和佛教史方面，都做出了成绩；佛教内部的法尊法师在汉、藏佛典的对译方面也做出了新成果。“新时期”以来，宗教研究包括佛教学术研究出现了崭新局面：一批佛教研究的学术新秀在成长起来，全国已形成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准的研究队伍；在科研机关和大学里已经建立起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中包括佛教内部的教学、研究机构；整理和出版了一批有关佛教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正在编纂、出版的《中华大藏经》和敦煌写卷中的佛教资料；在文物、考古工作中，涉及佛教更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包括敦煌石窟及有关文献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出版了一批宗教研究杂志和具有一定水平的佛教学术研究著作；举行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在佛教研究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中、日、韩三国间的交流，如此等等，我国的佛教学术研究正在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藏语系佛教的研究同样得到重视，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宗教学术研究基础薄弱，许多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从对于宗教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到对于具体宗教现象的分析，从资料、文献的整理到对历史、现状诸方面的考察，都还存在许多问题，还不适应科学事业发展的要求，有待于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限于作为知识性读物的性质与作者的水平，本书只能对佛教概貌及其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作简单的描述。佛教义理艰深，名相繁复，加之学派、宗派不同，教理、概念更是歧义纷出，本书只能提纲举要，作一般的说明。在说明中表达力求准确、简洁和通俗。读者在读完本书后，如有意进行深入研究，可参照书后所附书目，进一步阅读有关论著。本书中错误与不足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1)这里所谓“印度”，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包括今印度共和国、尼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印度次大陆地区。
(2)《大智度论》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