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论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托马斯·奥尼尔（Thomas P.O'Neill）

1.1　问题的提出

2008年夏，经朋友介绍，本书作者去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访谈。在和其中一位干部进行交谈的过程中，我问他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政府对于私营个体企业的政策。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位干部反而反问我们：“你们研究这个？这个问题有点过时了。现在浙江绝大部分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我们现在的重点是研究如何扶持中小企业，没有专门的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政策。”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强调说：“所有制已经不是问题了。”

这位干部的话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所在。无论当初中国领导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改革一经发动，就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不管你喜不喜欢，改革客观上使中国的民营经济[1]有了长足的发展。据有关报道，截至2005年底，整个民营经济部门已经拥有近3000万家企业、超过2亿多的员工，生产了近一半的GDP。[2]截至2014年4月底，全国实有各类企业1927.6万户，注册资本金136.3万亿元，其中私营企业1653.8万户（占85.8%），注册资金69.3万亿元（占50.8%）。[3]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的壮大，改革开放的辉煌业绩无疑会黯淡许多。

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根据这些辉煌的宏观数字，就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后的制度环境改善和国家政策对路所导致的直接结果，那么这一结论就显得过于草率了。对改革后的政治经济史加以详细考察后会发现，这一期间民营经济所处的政治和政策环境，虽然从历史的大方向上来看的确是在不断改善的，但这一过程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伴随着不断的反复、停顿和挫折。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甚至直到90年代初的很多时间里，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们——同时包括很多对他们报以同情的政府官员——都必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制度环境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风险，甚至很可能会成为各种政治运动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直接打击对象。直至今日，无论是民营经济所处的政策环境还是其实际政治地位，也远远还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自2004年以来开始升温并引起很大关注的“国进民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营经济的弱势，表明其总体所处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还存在着巨大的改革空间。有鉴于此，对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民营经济仍然能够获得很大发展的现象进行深度分析和解释，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同时，另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在不同地区间差异极大。例如，在2005—2006年期间，50%以上的民营工业企业投资（超过500万元以上的投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而西部地区的民营工业企业投资的比重则不到20%，仅广东和浙江两省的民营企业出口就占全部民营企业出口的近50%（黄孟复，2007）。根据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名单，其中近28%集中在浙江、18%在江苏、11%在山东、8%在广东，其他的则分布在剩余的省和直辖市中。[4]实际上，正如本书所将要分析的那样，即使在同一个省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民营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对这些现象进行的思考和回答，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在本书中，我们力图回答如下问题：

●在一个制度不完善、政府对保护私有产权没有可置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的环境下，民营经济如何能够从小到大，不断发展起来？

●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地区差异？是政策、地理、文化因素，还是其他因素所致？

●民营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是改革后才出现的新现象，还是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于后者，前者究竟是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还是援助之手（helping hand）？原因何在？

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那些导致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内在机制的理解。在本书中，我们将给出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重点研究政治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我们强调了最大化自己的政治利益是地方政治精英进行一切经济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动机。而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不同地方政治精英在这一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是决定地方政治精英政治利益所在的根本原因，从而也决定了他们对发展民营经济的不同态度和方式。